我们就去隔壁棚屋。隔壁屋里早已有个穿灰色长罩衫的老婆子来到门口，一边拿着只黄碗在碗里搅拌什么，一边瞧着我们。

“玛丽在哪儿？”治安助理问。

那老婆子回过头去，朝屋里说了句什么，自己就退到一边，让另一个女人过来挡在门道里。过来的这个女人长得矮小而结实，年纪大概三十才出头，脸盘儿大而平坦，乌黑的眼睛一股灵气。她披着条深色的毯子，拉住了两头紧扣在脖子下。毯子直拖到地上，把她全身围得丝毫不露。

“你好啊，玛丽，”罗利招呼她说，“你怎么没到卡特家去啊？”

“我病了，罗利先生。”她说话不带一点土腔，“着了凉啦——所以今天待在家里没去。”

“啧！啧！啧！真是！真是！你看过医生了吗？”

她说没有。罗利说她应该去看一看。她说她用不着看医生：她着凉是稀松平常的事。罗利说，话虽这么说，可正因为她常常着凉，所以就更应该去看医生：凡事还是把细点儿的好，这种事是大意不得的。她说，话是很对，可看医生要好多钱，生了病已经够苦恼了，还要掏腰包去看病，怎么吃得消呵。他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看医生付出的代价恐怕要比看医生更大。我想他们这样扯下去扯到天黑也不会有个完，正暗暗感到不耐烦呢，罗利却把话头终于又转到了卡特两口子的身上。他问那女人在那边都干些什么活儿。

她告诉我们说，她是两个星期前他们租下那座宅子的时候给他们雇去做佣人的。她每天早上九点钟去他们家——他们不到十点钟是不会起床的——替他们做饭、料理家务，到晚上吃过晚饭把碗碟洗好了这才回家——通常是在七点半左右吧。一听说科林森——她只知道他叫卡特——已经遭害，太太又跑了，她似乎吃了一惊。她告诉我们说，昨天晚上一吃罢晚饭，科林森就一个人出去了，据他自己说是去散散步的。那时大约是六点半，当天的晚饭比平时提早了点，却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她是七点稍过一点回家的，那时卡特太太正在二楼的前间看书。

我本来希望能从她嘴里探听出一些情况，好对科林森所以要向我求救的原因作出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可是玛丽·努涅斯却没能给我们提供一丝半点有用的线索，也可能是她知道而不肯说。她一口咬定他们的事她啥也不了解，只是感觉到卡特太太似乎心境不大好——不，简直就是很不好。据她——玛丽·努涅斯——揣测，相信很可能是这么回事：卡特太太心里爱的是另外一个人，可是她父母却逼她嫁给了卡特，所以说，卡特肯定是给那个男人害死的，卡特太太如今肯定就跟那个男人逃跑了。我问她这个看法有什么根据，她也说不出有什么实在的根据，无非都是凭她女人的直觉而已，因此我就转而问她卡特家里有些什么客人。

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有什么客人。

罗利问她卡特两口子吵过架没有。她起先说“没有”，却又马上改口说吵过，还是常吵的，小两口的关系从来就不好。卡特太太不喜欢她先生来接近她，有几次还对他说得很不客气，让玛丽都听见了，说是他要再不走开，离得远远的，小心可别死在她的手里。我要玛丽说得再详细点、明确点，问她当时太太是由于怎样的起因说出了这种威胁的话的，话具体又是怎样说的，可是她却怎么也不肯把话说死。她只是对我们说，别的她都记不真切了，她只明明白白记得：卡特太太曾经扬言，要是卡特先生不走开，他就要死在她的手里。

“这一下就全清楚了。”后来我们又往回过了小溪，爬上土坡，去德布罗家，在路上罗利心满意足地吐出了这么一句。

“什么全清楚了？”

“是他老婆杀了他。”

“你认为是她干的？”

“可不是跟你所见略同吗？”

我说：“我可不是这样的看法。”

罗利停下了脚步，对我看看，眼睛里隐隐然有些恼火的神气。

“你怎么又这样说了呢？”他不客气对我当面抢白起来，“她不是个吸毒鬼吗？而且按照你自己的说法，不是神经还有毛病吗？她不是逃走了吗？她撂下的那些衣物，不是都沾着泥、染着血，有的还撕破了吗？她不是恐吓说要杀死他，弄得他害怕了，打电报来向你求救吗？”

“玛丽听到的不能算是恐吓，”我说，“那是警告——叫他小心别中了祸祟。嘉波莉·科林森是真信了那一套的，她怜惜自己的丈夫，不想叫他为此而送了命。我跟她打过交道，以前有过这方面的体会。这也正是她所以不愿意跟他结婚的原因所在，要不是她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被他乘机弄到了里诺去，本来她是不想跟他结婚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她就是结婚以后，也还是没少担心。”

“你这一套高论有谁相信……？”

“我也不要求谁一定要相信什么，”我嗓门也大了起来，一迈腿又往前走我的。“我不过是给你说说我是怎么个想法。既然我是在调查这个案子，那我倒很想告诉你，我认为玛丽·努涅斯说她今天早上没到科林森家去，那是撒谎。也许她跟科林森的死其实根本没有一点关系。也许她只是去了那儿，一看科林森两口子都不在，见到了那些血迹斑斑的东西和那支手枪——无意之间还把地上的弹壳踢出了老远——她就赶紧一溜烟逃回家来，为了避免牵连，就编造了这么个着了凉、生了病的故事，也难怪，男人给抓去坐了牢，这种麻烦事儿她遇到的还少吗？不过也可能不是这样。反正，像她那样的女人，处在她那样的境地，十之八九是会来这么一手的。我一定要看到了更充分的证据，才能相信她可巧就是在今天早上着了凉、生了病。”

“那我倒要请问，”治安助理说，“既然她跟这件案子根本不相干，那她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听他问出这样的话来，我真想好好回他两句，不过那是脏话，而且又是伤人的。所以我还是把话都咽了下去。

回到德布罗家，我们借了一辆旅游车。这车少说也有三种不同牌号的配件，都快散架了。我们顺着东边的那条路去，打算去循迹寻访那个开克莱斯勒车的姑娘。我们所到的第一站是一户人家，家主叫克劳德·贝克。这人瘦高个儿，一张病黄脸七棱八角，胡子有三四天没刮了。他老婆大概要比他小几岁，可是看上去反倒比他还老——一个疲惫憔悴的瘦女人，当年可也许是很漂亮的。他们有六个孩子，最大的是个十岁的小丫头，罗圈腿，雀斑脸，最小的是个爱吵闹的胖娃娃，还不满周岁。中间的四个有男也有女，却个个都挂着两行鼻涕。他们全家出动，都到门廊上来迎接我们。他们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位太太：七点钟，他们从来没有起得这么早的。他们跟卡特小两口只是面熟，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他们问这问那，远比罗利和我问得多。

过了贝克家走不多远，砂砾路就变成了沥青路。克莱斯勒车的车轮印子还依稀可辨，从车轮印子看，克莱斯勒车该是这条路上最后驶过的一辆车子。从贝克家算起又走了两英里，我们到一座小房子的门前停了下来，绿得亮艳艳的屋子四周围满了一丛丛玫瑰。罗利一到就大声嚷嚷：

“哈夫！嗨，哈夫！”

一个年约三十五六、生得骨架奇大的男子来到门口，说了声：“哈啰，本，”便穿过玫瑰花丛，走到我们车前。这人不但嗓音深沉，人也长得粗眉大眼，走路、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他姓惠登。罗利问他看到过克莱斯勒车没有。

“看到啦，本，我看到他们的，”他说，“他们是今天早上七点一刻左右从这儿过的，车子开得可快了。”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他们？”罗利也不约而同提出了疑问：“看到他们？”

“车子上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也可能只是个姑娘吧。我没有看仔细——只看见他们呼的一下就过去了。是那个女的开的车，从这儿看去似乎人很瘦小，是褐色的头发。”

“那男的是怎么个模样？”

“喔，男的大概有四十来岁，看上去好像也不是个子很大。面色略带点淡红，上衣、帽子都是灰色的。”

“你以前见过卡特太太吗？”我问他。

“就是住在小海湾那边的那个新娘子？没有见过。男的倒见过。车上的是她？”

我说据我们看是她。

“车上那个男的可不是她先生，”他说，“这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你要是看见了他，还能认得出来？”

“我想该认得出来吧——要是我还看见他这样从面前经过的话。”

离开惠登家又走过了四英里地，我们发现了那辆克莱斯勒。车子已经冲到了左边的路外一两英尺处，车头的散热器卡住在一棵桉树上，车子也就趴在那儿动不了了。车窗玻璃全打碎了，车身铁壳的前三分之一撞得都瘪塌塌了。车里没有人。也没有血迹。看样子附近一带除了治安助理和我，也不像还有什么人了。

我们转东跑西，忙了好一阵，把眼睛睁得大到不能再大，对着地上瞧了又瞧，可是查看完了得出的还是原先的那句话：那克莱斯勒车撞上一棵桉树了——别的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路上固然有轮胎印子，在汽车旁边的地上还有些痕迹，很可能是脚印，但是这样的轮印脚印在这条路上哪儿不能找到？在其他的路上又哪儿不能找到？我们只好又跳上借来的车，继续往前开，逢人便问，回答也一律都是：没有，我们没有看见这么个女人，或者我们没有看见这么两个人。

“贝克这人怎么样？”我们调过车头准备回去了，这时我向罗利提了这么个问题。“德布罗看见她是一个人。她经过惠登家的门前时车上又有了一个男人。贝克一家子却说什么也没看见，不过按道理推测那个男人应该是在他们家那一带坐上她的车的。”

“嗯，”他完全是用一种推理论证的口吻说这句话的，“这种情况倒是很可能的，你说呢？”

“是啊，不过我看我们要是再去跟他们谈谈，倒也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你要去就去好了，”他同意是同意了，却没有一点热情。“可别硬拉着我去跟他们争论。他是我大舅子。”

这倒不是无所谓的了。我就问：

“他为人怎么样呢？”

“克劳德为人确实有点不成器。正如老爸说的，他种了那么一片庄稼地，却没有种出多少庄稼来，倒是养了那么一堆小子丫头，不过我倒从来没有听说他干过什么损人害人的事。”

“既然你说他不是坏人，有你这句话也就够了，”我说了句违心话。“那我们就别去打搅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