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诺布冈，找到了霍尔斯特德给我的地址。我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电话总机的值班人员，请他通知一下菲茨斯蒂芬。我印象中的菲茨斯蒂芬还是个三十二岁的瘦高个儿，头发是栗色的，灰色的眼睛总是眼皮耷拉，一张大嘴显得很滑稽，衣着打扮随随便便，故意做出一副懒相，最爱谈天说地，不管扯上什么话题，只要这话题有点不寻常之处，他一谈起来似乎可靠的消息就总是特多，独到的见解也总是特多。

我还是五年以前在纽约跟他见的面，当时有几家滑头传媒串通一气骗了一个钻石商人的遗孀十万块钱，我正在纽约调查他们的骗局。菲茨斯蒂芬也在这方面进行查访，他要的是创作素材。我们成了相识，彼此通力合作。在合作中我得到的要比他多，因为他对这套鬼把戏真是熟悉到极点。靠了他的帮助，我两三个星期就完成了调查任务。此后我们一直相当要好，不过一两个月以后我就离开了纽约。

“菲茨斯蒂芬先生说请你直接上去，”电话总机的那个值班人员说。

他的房间在六楼。我走出电梯的时候，他已经在房门口站着了。

“哎呀，”他伸出一只瘦瘦的手来说，“会是你呀。”

“正是在下。”

他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们走进一个房间，房里五六只书橱、四张桌子一摆，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容纳其他东西了。好几种文字的书刊，还有报纸、剪报资料、校样等等，乱糟糟堆得到处都是——跟他当年在纽约的住处完全一个样。

我们坐了下来，脚也总算在桌子腿中间找到了插足之地，于是就各自约略诉说了自己别后的经历。他住在旧金山已经有一年多一点——不过他说他周末总是不在的，有一次为了要把一部小说一口气写完，还到乡下去“隐居”了两个月。我在旧金山可是已经住了快五年了。他说他喜欢旧金山，不过真要是有人发起运动，主张把西部还给印第安人，他也不会反对。

“那你写作的‘买卖’干得怎么样了？”我问。

他目光一下子尖利了起来，望着我反问：“你没有看我的书吧？”

“给你说对了。怪了，你怎么知道的？”

“听你的口气呀，你的口气好大，活像个大老板，花了两个钱，买了个写书的人似的。这种口气我是难得听到的，所以很听不惯。啊呀，对了！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还硬是要把我写的书送你一套来着？”他说话一向总是喜欢用这种腔调。

“记得。可我一点都没有怪你。你那时喝醉了。”

“是喝雪莉酒喝醉的——在埃尔莎·多恩家喝雪莉酒喝醉的。还记得埃尔莎吗？她拿出刚画好的一幅作品来给我们看，你说画得不错。哎呀老天乖乖，当时她那个气啊！你这句话其实倒是出于一片诚心，却说得太平淡了，好像只要这么一说她就包管会喜欢似的。还记得吗？她当下就把我们撵了出去，不过我们两个这时早已灌饱了雪莉酒，都醉醺醺了。可你还没有醉糊涂，所以就没有肯要我的书。”

我给他解释：“我是担心看了你的书，懂了你的书，会让你觉得掉了身价呀。”

一个华人男仆给我们送来了冰镇白葡萄酒。

菲茨斯蒂芬说：“你大概还在专门追逐那班为非作歹的倒霉蛋吧？”

“对。所以我才碰上了这样的巧事，打听到了你住在这儿。霍尔斯特德告诉我，说你认识埃德加·莱格特。”

他那双睡意蒙眬的灰眼睛陡地透出了一丝亮光，身子也随即在椅子里坐了坐直，一边问：“莱格特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

“你这么说该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吧？”

“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问问罢了。”他身子又往椅子里埋下去了，可是眼睛里的亮光却并没有消失。“来，说给我听听嘛。跟我可别来耍这套滑头，老弟；你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你要耍滑头咱们就拉倒。快说给我听听：莱格特犯了什么事了？”

“这可不合我们这一行的规矩，”我说，“你是写小说的。我要是先告诉了你的话，谁保得定你不会就根据我说的天花乱坠编上一通？我且不说我的，等你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我再告诉你，这样你要说什么还会说什么，就不会因为要对上我的话茬儿而改口了。你跟他认识有多长久了？”

“我来本地不久就认识他了。我总觉得这人很有意思。论人，可真有点令人费解，叫人捉摸不透，可又耐人寻味。比方说吧，从物质享受上来说，他简直是苦行僧一个——不抽烟也不喝酒，吃的是粗茶淡饭，睡觉听说每晚也只睡上三四个小时，可是从精神上来说，从内心世界来说，他却又纵欲无度到了堕落的地步——你是不是觉得这有点意思？你以前总说我喜欢结交怪人，不大正常。你真应该认识认识他呢。他的朋友——不，他是没有朋友的，只能说是他找来跟他作伴的人吧——那都是些想出主意来千奇百怪的人：比如马夸德，是专门制作怪诞不经的塑像的，那算是什么塑像呀，只能说是像塑像那样，在空间占了个体积，有那么个轮廓罢了；比如登巴尔·柯特，搞了个叫什么‘代数主义’；比如霍尔东夫妇，搞了个叫什么‘圣杯会’的教派；比如劳拉·儒安纳斯，简直是疯婆娘一个；又比如法纳姆……”

“又比如你，”我不客气抢嘴说，“讲了一大通，说了一大堆，却等于啥也没讲，啥也没说。你别想蒙我，你说了这些，我可半点名堂也没有听出来。”

“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向来就是这么个脾气。”他咧开了嘴朝我笑笑，瘦细的指头在栗色的头发里扒了两下。“你且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呢，也动动脑筋好用最简单的话讲给你听。”

我问他是不是认识埃里克·科林森。他说认识，可也说不出多少有用的情况，只知道他是跟嘉波莉·莱格特订了婚的，他父亲就是做木材生意有名的那个科林森。另外还知道埃里克是普林斯顿大学出身，专门跟股票债券打交道，爱好是打手球，小伙子人还是挺不错的。

“也许是吧，”我说，“可他在我面前却撒了谎。”

“你听听，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大侦探口吻么？”菲茨斯蒂芬摇摇头，做了个苦笑。“你一定弄错人了——说不定那是个冒名顶替的呢。拜亚尔骑士怎么会撒谎呢，再说，撒谎是需要些想象力的。你准是……不，等等！你说的这件事，是不是跟女人有关？”

我点点头。

“那就没错了，”菲茨斯蒂芬一下子又说得那么肯定了。“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只要事情跟女人有关，拜亚尔骑士是没有不撒谎的，其实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撒谎的必要，撒了谎反倒会给他惹麻烦。拜亚尔骑士的行为准则中可是有这么一条的，这种事都跟捍卫妇女的声誉名节之类有关。那女方又是谁呢？”

“是嘉波莉·莱格特，”我说，随即就把莱格特家的事、钻石的事、金门大街那个死人的事都尽我所知告诉了他。他听我一路往下说，脸上失望的神气也愈来愈浓了。

“小事一桩，味同嚼蜡，”他听我讲完以后就抱怨说，“我还以为莱格特的行事一定是大仲马的手笔，谁知你给我看的竟是欧·亨利淡而无味的小文一篇。大不了是几颗蹩脚的钻石罢了，你说的这些真叫我听得大失所望。不过”——他的眼睛又亮了起来——“从你这些话里却可以推断出一点，就是：莱格特是罪犯也罢，不是罪犯也罢，反正为了贪图区区几个保险金而行骗的事，他才不屑一干呢。”

我就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是个大奸巨恶？这么一看你倒是经常看报的？那么你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私酒帮的老大？国际犯罪团伙的魁首？买卖白奴的大亨？贩毒集团的头子？还是造假钞票黑帮的女大王扮了男装？”

“别这么傻话一大堆，”他说，“总之他这个人是很有些头脑的，可内心却又有些什么隐痛。他心上总有些什么事，自己不愿意去多想，却又万万不能忘记。我刚才跟你说了，在思想上他对一切至奇至怪的东西都爱得如饥似渴，可是论为人，他又简直是个冷血动物，冷冰冰得直冷到骨头里。他简直是个神经病，一方面用疯狂的念头麻醉自己的脑子，一方面却又要使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保持灵敏，以便随时可以——谁知道他是防着什么呢？反正他为人是冷静而清醒的。一个人如果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想要忘却，他要麻醉自己的脑子不让去回想，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先麻醉自己的肉体，即使不靠吸毒，至少也要纵情酒色，荒唐一下吧。不过是不是还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那段经历并没有完全火灭灰冷，这个人还得保持好一副健壮的体格，以防万一死灰复燃，就可以去对付。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他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麻醉自己的脑子，让自己的身子能保持健壮，可以做到常备不懈。”

“这段经历你有点数？”

菲茨斯蒂芬摇了摇头，说：“这事我不知道的话你是不能怪我的——事实上我也真是不知道。反正不消到你破案，你就会发现要从这家子人嘴里掏出些情况来有多难了。”

“你想法探听过？”

“那还用说。我是写小说的。我的本职就是跟人的精神世界打交道，探索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活动。他的精神世界很吸引我，我一直认为他不肯向我痛痛快快吐露心曲实在是跟我不够交情。你知道，我连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姓莱格特都很怀疑。他是法国人。他有一次告诉我他是亚特兰大土生土长的，可是他的外貌，他的气质，他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他是个法国人，只是自己没有承认而已。”

“他家里的其他人又怎么样？”我问，“嘉波莉是疯疯癫癫的吧？”

“我看未必。”菲茨斯蒂芬瞅着我的那副目光好古怪。“你这话是随便说说的呢，还是真认为她不大正常？”

“我也说不出个究竟。她挺怪的，跟这种人在一起总让人感到不自在。还有，她的耳朵长得跟动物耳朵似的，前额低得简直像压根儿没有，眼睛会从绿幽幽变成棕褐色，又会从棕褐色变回到绿幽幽，一直变来变去，始终没有个固定的颜色。你东打听西打听的，她的风流韵事你发掘出了多少？”

“你呀，自己是靠东打听西打听吃饭的，反倒来讥笑我？我不过是对世人感到好奇，想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罢了。”

“我们不一样，”我说，“我干这档子事，目的是要把人关进牢里，我干这个是拿报酬的，尽管报酬总是少于我应得的。”

“不能说不一样，”他说，“我干这档子事，目的是要把人写进书里，我干这个也是拿报酬的，尽管报酬也总是少于我应得的。”

“对，可你干那个，有什么用呢？”

“天晓得。可你把人家关进牢里，又有什么用呢？”

“可以减少拥挤呀，”我说，“多关些人在牢里，城市里就不会闹交通堵塞了。这个嘉波莉，你了解她多少情况？”

“她恨她爸爸。她爸爸倒很敬重她。”

“怎么会恨她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