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因为作者实力不强而无法成为竞赛小说的作品，就算数量再多也不值一提。不过也有实力派作者虽然写不出让读者与之进行竞赛的侦探小说，但由于仍符合笔者提出的侦探小说的定义，所以当然不能从侦探小说中剔除。我之所以无法赞同“竞赛”专一主义的考察标准，也是因为该风格自侦探小说初始就已存在，其分量甚至占据了侦探小说总数量的一半。

在这类非竞赛侦探小说中，有号召力的风格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用来推理的资料（线索），尤其是足以锁定罪犯的重大线索，作者一直到小说中途都不提示给读者，直到结尾处才提出，接着就破案了，这使得读者没有余裕享受挑战的乐趣；又或者因为故意将侦探塑造成普通人，让读者经常误解了线索，令读者无法信任作品提出的线索是正确的，因此享受不到竞赛的乐趣；这种类型的侦探小说，几乎不把“竞赛”、“挑战”、“公平竞争”当一回事。

这一类的代表作家应属弗莱彻与克劳夫兹。相对于竞赛派大都是天才的侦探，这类非竞赛派的侦探都是平常人。克劳夫兹等人优秀作品中的侦探都是“脚踏实地的侦探”，都是十分努力的侦探，破案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容易让人生出现实中的侦探就该是这种面貌的亲切感。因为这个特点，有时候会被称为写实主义的侦探小说，但这种写实只限于侦探一方，罪犯多半准备了非常出人意料的魔术式诡计。我认为克劳夫兹的魅力在于描写罪犯时的非写实性。

此外，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这种类型的作品与其谈诡计的独创性，不如说是情节构成出类拔萃。虽然克劳夫兹也有独创的诡计，但弗莱彻等人的风格，主要还是以情节的曲折妙味引人入胜。从这一点，我认为侦探小说可以大致分为诡计型与情节型两类。诡计型的鼻祖是爱伦·坡，但情节型的作家则承袭了狄更斯、韦尔斯·柯林斯、A.K.格林[87]等作家的系谱。切斯特顿的风格几乎都是诡计型的，柯南·道尔的作品有一半以上属于情节型。柯南·道尔作品大部分都有过往的因缘际会造成的犯罪动机，这也是情节型使然。诡计型最符合解谜小说的条件，但难以避免魔术性格带来的不自然以及稚气；而情节型则少有不自然，也符合成年读者的爱好，但缺少了解谜的逻辑乐趣。

非竞赛侦探小说的另一种类型，是切斯特顿、梅尔维尔·戴维森·卜斯特[88]、贝利等人的风格。他们虽然并非不提示线索，但不会一一详细地分析线索，而是跳跃式地作出结论。这也是英美评论家笔下所谓的“直觉侦探”，但说是直觉，也绝非不合逻辑。像切斯特顿的作品，在“逻辑游戏”的乐趣营造上，无人能出其右。对于这种类型的侦探小说，读者必须放弃竞赛。尽管如此，布朗神父的故事还是能让人感受到属于侦探小说精髓的乐趣，由此可以知道“竞赛”绝非侦探小说的必要条件。

第三，倒叙侦探小说。

这相当于昭和十年我发表于杂志《档案》的《侦探小说的四种形式》中的第四种形式。当时还没出现艾尔斯等人的长篇倒叙侦探小说，只有弗里曼的中篇集《歌唱的白骨》而已。而我也写过属于这种类型的《心理测验》，因此我想将它独立成侦探小说的一种形式。尽管这类作品不多，仍为它设立了第四种形式。不过现在西方也有“倒叙侦探小说”，还受到热烈的讨论，成为侦探小说的一种流派，所以我毫不客气地将它独立成一个类别。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倒叙侦探小说”以及“同再说”中详细讨论，请参考。

以上是有关侦探小说的类别，就像我在文章开头写的，此外还有广义的侦探小说。我在昭和十年的《档案》这篇文章中也探讨过所谓的“广义的侦探小说”。可是当时与现在，英美侦探小说界的状况也大为不同了，因此我重新在最近的《改造》上写了一篇《比较英美与日本广义侦探小说》的短文，后来收录到《两种比较论》中，前半篇即是。

（收录于《幻影城》）

论日本侦探小说的多样性

日本人有种倾向，认为严肃地探讨、评论侦探小说是幼稚之举，叫人羞于启齿。但爱好侦探小说的英语国家国民绝不如此认为。无论是切斯特顿、阿诺德·本内涅[89]、美国的亨廷顿·莱特（即范达因），文艺界人士总是无比严肃地发表有关侦探小说的评论及研究成果。此外，不同于日本文坛的作者们，即便写了侦探小说类的作品也不愿将其归入侦探小说范畴的现状，在英国，前文的切斯特顿不必说，本内涅也写了《巴比伦大饭店》（The Grand Babylon Hotel）等类似侦探小说的作品。而伊登·菲尔伯茨、A.A.米尔恩也极为严肃地撰写本格长篇侦探小说。我认为他们并非全为版税，而是出于真心的热爱，才出版了这些作品。自鼻祖爱伦·坡以来，狄更斯未完的侦探小说也是如此，英语国家国民爱好侦探小说的程度，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然而我最近出于一些理由，必须全面了解新近的英美侦探小说，因此匆促读了几十部战后知名的长篇侦探小说。或许也是因为选择的对象全是所谓的本格作品，我不由得佩服英美国家竟然能不停地生产、消化相同的东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随意挑出十部考察作品的中心诡计，十部里头的中心诡计全都是一人两角也不稀奇。而且明明是长篇侦探小说，若是三百页的作品，至少直到一百五十页都是枯燥的审讯证人的场面描述，就连我这种天生的侦探小说爱好者都大喊吃不消。我深刻感受到英语国家民族的耐性以及对逻辑的爱好，实在远远超出了日本人的理解范围。

在我阅读这些近代英美侦探小说时，也是因为迫于需要，必须一本本重读这十年来的日本侦探小说，一读之下，我有全新的感受，日本的侦探小说看起来似乎不怎么兴盛，然而这十年之间，光是《新青年》一本杂志，就有超过五十位作家发表过至少四五篇侦探小说。若将它们全数列出，那真是丰富极了，更重要的是，比起相对单调的英美侦探小说，日本的侦探小说更加多彩多姿，这让我振奋无比。

有人说，大多数日本侦探小说都不算真正的侦探小说，我也同意这个观点。既然是侦探小说，就必须注重侦探式的乐趣，也就是尽可能着眼于逻辑推理，抽丝剥茧地揭开秘密，在这分析的过程中获得乐趣。除此之外的所谓侦探小说，像是描写异常犯罪过程的作品、将主轴放在犯罪及其他异常细节的恐怖作品、描写某种怪奇人生的作品、描写精神病患或变态生活的作品、着重于比斯顿风格的“意外”快感的作品，都分别属于犯罪小说、怪奇小说、恐怖小说，不能算是侦探小说。

乍看之下这清清楚楚，实则暧昧模糊。我认为原因出在出版人士身上，他们习惯将侦探作家创作的作品，无论是犯罪小说还是怪奇小说，清一色称其为侦探小说；把出道于侦探杂志《新青年》上的作家全部当成侦探小说家，刊登在上面的犯罪、怪奇、幻想作品全部视为侦探小说，使得这样的错误观点横行于世。

我上面说的其实无关紧要，即使侦探作家随兴所至写下了犯罪文学，或者创作了怪奇、幻想故事，当然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不，不仅如此，在没有明确区分出犯罪小说家、怪奇小说家的日本小说界，侦探小说出身的作家能自如跨界进入相邻的领域，是值得高兴的事。我认为这当中才有侦探小说该有的成长、扩张，也可以看出日本侦探小说界令人可喜的多样性。

日本侦探小说的多样性，并非只因为当中掺杂了犯罪与怪奇文学。侦探小说也是，在作家多样性方面，我们才短短十多年历史的侦探小说界，与拥有数十年历史的英美侦探小说界相较起来，也可以说绝不逊色。

说到侦探小说的诡计，无论是国外还是日本，和物理、化学相关的诡计都占了大多数，这方面的专家有专攻应用化学的甲贺三郎、大下宇陀儿；有专攻电学的海野十三、延原谦；小栗虫太郎除了心理性诡计，还专精物理、化学诡计；大阪圭吉[90]则是机械诡计的名家。此外，在心理性侦探小说方面，木木高太郎精神分析式的侦探小说的水平之高，是侦探起源地的英美也无法匹敌的；还有水上吕理[91]，也是精神分析式的侦探小说作家；此外也有许多作家创作利用心理学主题（心理测验、错觉、色盲等）作为诡计的侦探小说。

在可以命名为医学侦探小说的部分，有已故小酒井不木及新进木木高太郎两位医学博士，米田三星[92]、南泽十七[93]也是医学作家；虽然领域不同，但正木不如丘[94]及高田义一郎[95]两位医学博士也各自写过几部医学式的侦探小说。此外，法律部分有曾担任过检察官、现任律师的滨尾四郎、山本禾太郎[96]，甲贺三郎也开始写起与法律密切相关的《状况证据》、《谁来审判》等法律侦探小说；“法庭侦探小说”的形式，则有代表作葛山二郎的《买红漆的女人》这类优秀作品。

此外，如果把融入了爱情及其他情感要素的称为浪漫主义侦探小说，那么大下宇陀儿、横沟正史、水谷准、梦野久作[97]、已故的渡边温[98]、小栗虫太郎等人，分别在不同的层面上称得上是这方面的杰出作家。

若离开侦探小说，将眼光转向犯罪、怪奇、幻想文学领域的话，我们可以找到更胜于侦探小说的作品。有许多让读惯了英美侦探小说的读者耳目一新的、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作品，比如梦野久作的《贴画的奇迹》、渡边温的《可怜的姐姐》、横沟正史的《面影双纸》、大下宇陀儿的《魔法街》、水谷准的《在天空歌唱的男子》、城昌幸的《牙买加氏的实验》、地味井平造[99]的《烟囱奇谈》、葛山二郎的《自胯下窥看》、濑下耽[100]的《柘榴病》、渡边启助的《义眼的美女》、妹尾韶夫[101]的《本牧的维纳斯》、小栗虫太郎的《白蚁》等，这些作品当然不是侦探小说，却使人禁不住想祝福使这些非侦探小说的作品得以问世的日本侦探小说文坛。我国的侦探长篇小说并不发达，在逻辑文学方面远远不及英美，但这些非侦探小说的作品岂不是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而且还绰绰有余吗？这些作品其实是鲜艳地绽放在日本侦探小说文坛上的变种异花。

在出版圈里，日本的侦探小说绝对称不上是兴盛的品类。能够以侦探小说为业的作家，一只手就数完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称不上兴盛、大部分侦探小说家都不是职业作家的状况，对日本侦探小说界来说或许也是一种幸运。他们不受其他杂念支配，只是因为热爱侦探、热爱怪奇文学，只在真正想写的时候写作。此外，我认为他们的创作态度也并非为了迎合读者，而是沉溺于作者自身的热情。

《新青年》的编辑老是开口闭口悲叹侦探作品难寻，可是换个角度看，可以说再也没有比《新青年》更奢侈的杂志了。《新青年》可以独占这些非职业作家亲手创作的作品，在其中再三精挑细选，只在想刊登的时候刊登。虽然这精挑细选的过程可能会让一些创作者因挫折而丧失了对侦探小说的热情，但作家与作品的水准都被提升到了前所未见的境界，作品的丰富性也空前增加了。然后，小栗虫太郎来了，木木高太郎来了。可以说这两人带着过往的侦探小说从来没有过的珍奇礼物出场，而这样的作家每增加一位，日本侦探小说也就更增添了一份美好的多样性。

逻辑侦探小说，那就继续穷究逻辑吧。犯罪、怪奇、幻想文学只要以作者的个性作为天马行空的路线，无论离开侦探小说多远都无妨。因为这里有日本侦探小说界异于英美、值得夸耀的多样性！

（昭和十年十月号《改造》）

侦探小说的界限

一个月前，本栏（东日文艺栏）刊登了甲贺、大下两君近乎笔战[102]的文章，引起了侦探小说爱好者的注意。有人询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尽管迟了些我还是写下本文。

对于纯粹侦探小说的界限，我的意见与甲贺三郎相同。我想没有人能否认侦探小说从根本上应着眼于通过逻辑推理以获得解谜的乐趣。卡罗琳·韦尔斯[103]的《侦探小说入门》也提出了相同的意见，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论述，用词虽然不同，但毫无例外，意见都与甲贺相同。事到如今，也没有必要再高声疾呼了。（不过使用“谜团”比喻的时候，因为“谜团”能单纯靠智力破解，但侦探小说除了机智以外还有科学的逻辑推理，这是决不可忽略的。侦探小说于文学，犹如学问与艺术的混血儿，必须赋予特别地位的理由就在这里。）纯粹侦探小说的这种概念，是根本的，应该是永恒不变的。大下宇陀儿主张“打破侦探小说的框架”，并非否定这种本质的观念，应该解读为提升表现方法，使其更具艺术性、别开生面。若非如此，就纯粹侦探小说而言，就是大下的谬误了。

前面我使用了“纯粹侦探小说”这样的说法，为什么侦探小说上头不冠上“纯粹”（或本格）两个字，就无法恰到好处地显示出其贴切的意义呢？其中潜藏着侦探小说复杂微妙的问题。

今天被称为侦探小说的作品，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犯罪推理的纯粹侦探小说（如柯南·道尔、切斯特顿、范达因）。

二、缺少推理乐趣的犯罪研究小说（如弗莱彻、韦尔斯·克劳夫兹）。

三、着眼于描写罪犯心理、犯罪过程的犯罪小说（现在我想不出适当的代表作家，但我们熟悉的作家，爱伦·坡及雷见尔即是）。

四、只着眼于“意外性”的大逆转小说（如比斯顿）。

五、以罪犯或侦探为主角的谐谑小说（如《地铁萨姆》[104]）。

六、以犯罪为主题的科学小说（如韦尔斯的某部作品）。

七、以犯罪或侦探为主题的通俗冒险怪奇小说（如勒布朗、华莱士[105]、鲁鸠[106]、奥本海姆[107]）。

其他就连纯粹的怪奇小说、恐怖小说、怪谈等，只要稍涉及犯罪就被当成侦探小说。甚至连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某些作品，也被命名为侦探小说。这种难以置信的混乱究竟从何而来？我能想得到的有如下原因：

一、在日本，侦探小说与犯罪小说没有从根本上明确区分。

二、为了让侦探小说这个名称流行起来，姑且将近似侦探小说的其他类型小说（犯罪小说、探讨犯罪的科学小说，还有怪奇小说、冒险小说、怪谈等）都归入侦探小说的范畴。

三、侦探小说爱好者以及侦探小说相关出版界人士贪婪地想尽可能开疆辟土。

四、被出版界打上侦探小说作家标签的作者，只要写出类似侦探小说的作品就会被当成侦探小说。而作者本身多半也出于立场，无可奈何地将其当成侦探小说发表。

五、有时候算不得侦探小说的作品，也会有读者无视于作者的意愿，只一味放大作品中的侦探乐趣，将之称为侦探小说。

可以举出诸如此类的原因。

话说回来，如果甲贺无视现状，就主张侦探作家不该发表纯粹侦探小说以外的作品，那就不免单纯、偏狭了。

况且被称为侦探作家的这群人，也没有人不醉心于纯粹侦探小说的。但想发表大量的纯粹侦探小说，只要作者对相类似的诡计越敏感就越困难。

事实上不仅甲贺所举例的范达因感叹“一个作家要创作六篇以上的纯粹侦探小说太困难了”。爱伦·坡也只写了三篇纯粹侦探小说。就连柯南·道尔也不止一次想让福尔摩斯退休，无奈一直被绊在出版界里，一共写下了六十几篇，但后期的作品完全失了神采。还有切斯特顿，也没办法写出更多的布朗神父系列。从这些状况都可以看出要持续大量生产出色的纯粹侦探小说有多么困难。

一方面肯定范达因的说法，一方面又责怪侦探作家的作品跳脱纯粹侦探小说的框架，这种立场本身就是矛盾的。再说，就连本格派的甲贺自己也不是只发表纯粹侦探小说而已。

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像范达因那样，写完几篇纯粹侦探小说之后就封笔。厌倦了纯粹侦探小说的侦探作家任凭天分发挥，更进一步开拓其他领域，也无可厚非。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写出精彩的作品始终是作家最大的课题。

的确，大下的《魔人》并非纯粹侦探小说。但他的其他作品，比如《蛭川博士》，我认为不折不扣就是篇敲响长篇侦探小说晨钟的作品。

然而诚如甲贺所言，“侦探小说才正要起步”。日本侦探小说无法脱离短篇故事之域，或许也是我们自身必须承认的事。我们侦探小说界总是鼓励既有作家努力，敦促新人奋发。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写出让甲贺满意的真正的长篇侦探小说。

（昭和六年九月《东京日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