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后，我用作接待室的那半个办公室门外响起了门铃。我又听见了门关上的声音。接着，便是一片寂静。那扇门半掩着。我仔细倾听，觉得有人刚才向另一间办公室里探头张望，没进门就离开了。紧接着木板上又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而后，出于同样的目的，又发出了那种咳嗽声。我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向外望去。她就在那里。她无需张口，我就能知道她的身份。她看上去比任何人都像麦克白夫人。她是一个小巧玲珑、打扮得干干净净，又显娇气的女孩，一头精心梳理过的棕色秀发，还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她身上的衣服很合身，肩上背着那种看起来很别扭的方形包包，让人想起慈光会的修女带着急救箱奔赴伤员。柔顺的棕色秀发上的帽子仿佛是过早从她母亲头上摘下来的。她素面朝天，既没涂唇膏，也没有珠宝装饰。无框眼镜让她看起来像是个图书管理员。

“电话上是没办法交谈的，”她犀利地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我只是太自负了，不善表达，”我说，“进来吧。”我为她开着门，随后搬了把椅子给她。

她坐在了椅子边缘两英寸处，说：“要是我跟扎格史密斯医生的一个病人这么说话，就别想保住饭碗了。他非常挑剔我跟病人说话的方式——哪怕是最难缠的病人。”

“那老小子怎么样了？自从上次我从车库顶上摔下来后就没见过他了。”

她看起来很惊讶，一脸严肃地说：“当然，你肯定认识扎格史密斯医生。”她的舌头无精打采，舌尖从双唇间探出，徒劳地搜索着什么东西，结果一无所获。

“我认识一位乔治·扎格史密斯医生，”我说，“在圣罗莎。”

“哦，不。这位是阿尔弗雷德·扎格史密斯医生，在曼哈顿。堪萨斯的曼哈顿，你知道的，不是纽约的曼哈顿。”

“那肯定是另外一个扎格史密斯医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确定我愿意告诉你。”

“那你只是在浏览橱窗吗，嗯？”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要是我必须向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倾诉我的家庭事务，至少我也得有权决定他是不是我可以信任的人。”

“有人告诉过你，你是个可爱的小妖精吗？”

无框眼镜后的双眸不停地闪烁。“我希望没有。”

我伸手抓来一只烟斗，填上烟草。“‘希望’这个词并不准确，”我说，“摘掉帽子，给自己找一副那种彩色边框的时髦眼镜。你知道，就是那种斜框的，颇具东方色彩的——”

“扎格史密斯医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她快速插话道。接着她又问：“你真的这么觉得吗？”面色微微泛红。

我划着一根火柴凑近烟斗，向着对面喷出一口烟。她不由得向后一缩。

“要是你雇我，”我说，“我就是你雇用的人。是我，就是我。假如你想在这件事上找些门外汉，那你就是疯了。我挂了你的电话，可你还是跑来了。所以，你需要帮助。你叫什么名字？出了什么事？”

她只是瞪着我。

“看，”我说，“你来自堪萨斯的曼哈顿。上次我背诵《世界年鉴》时，那里还是个离托皮卡[1]不远的小城。人口大约一万两千。你在阿尔弗雷德·扎格史密斯医生手下干活，正在寻找一个叫奥林的人。曼哈顿是个小城。没错。堪萨斯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那样。关于你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能够挖掘你整个家族的历史了。”

“可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呢？”她一脸困惑地问。

“我？”我说，“我不想。我烦透了别人告诉我历史。我就坐在这儿，因为我没地方可去。我不想工作。我不想要任何东西。”

“你的话太多了。”

“没错，”我说，“我的话太多了。孤独的人总是话很多。他们要么喋喋不休，要么压根不说话。我们可以开始谈正事了吗？你看起来不像那种会去找私家侦探的人，尤其是你不认识的私家侦探。”

“我知道，”她低声说，“奥林绝对会怒气冲冲，母亲也会暴跳如雷的。我就是从电话簿中找到你的名字——”

“出于什么原则？”我问，“眼睛闭着还是睁开的？”

她盯着我看了片刻，仿佛我是某个怪胎。“七和十三，”她低声答道。

“怎么讲？”

“马洛有七个字母，”她说，“菲利普·马洛有十三个字母。[2]七和十三——”

“你叫什么名字？”我几乎咆哮道。

“奥法梅·奎斯特。”她眯了眯眼睛，好似要哭一般。她告诉我“奥法梅”如何拼，没有空格。“我和母亲住在一起，”她继续说着，声音越来越急促，仿佛她要为我的时间而付费。“我的父亲四年前去世了。他是个医生。我的哥哥奥林本来也要做一个外科医生，可后来他读了两年医科转向工程学了。一年前，奥林来到海湾城[3]的加州西部飞机公司工作。其实他不必去的。他在威奇托[4]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猜，他或许是想出来到加利福尼亚去闯闯。大部分人都这样。”

“几乎人人都想，”我说，“假如你要戴无框眼镜，你至少要配得上。”

她咯咯一笑，手指在桌面上划出一条线，低着头说：“你是说，那种斜框的眼镜让人看起来像东方人？”

“嗯哼，现在来聊聊奥林吧。我们已经知道他到了加利福尼亚，知道他来到了海湾城。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她思索了片刻，眉头紧蹙。接着她打量着我的脸庞，仿佛正在下定决心似的。随后，她的话就如连珠炮一般：“奥林总是会定期给我们写信。可是最近半年来，他只给母亲写了两封信，给我写了三封。最后一封信还是几个月以前的。母亲和我非常担心。于是我趁休假过来探望他。他以前从没离开过堪萨斯。”说到这儿，她顿了顿，问：“你不打算做些笔记吗？”

我哼了一声。

“我以为侦探都会把事情写在小笔记本上的。”

“我负责讲笑话，”我说，“你负责讲故事。你趁休假出来了，然后呢？”

“我给奥林写过信，说我要过来，可他没回信。于是，我从盐湖城发了一封电报，可他还是没回音。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前往他的住处。可真是千里迢迢啊。我搭了一辆公交车，来到了海湾城，找到爱达荷街449号。”

她再次停了下来，重复了地址，我仍然没有记下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她：她的眼镜，柔顺的棕发，傻乎乎的小帽子，未染豆蔻的十指，不抹口红的小嘴，还有那小小的舌尖在苍白的双唇间忽进忽出。

“也许你不知道海湾城，马洛先生。”

“哈，”我说，“关于海湾城我唯一知道的是，每次去那儿我都要买一顶新的头盔。你想让我把你的故事讲完吗？”

“什——么？”她双目圆睁，透过眼镜就像在深海鱼缸里看到的一对眼睛。

“他搬家了，”我说，“你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你担心他此刻正住在豪华酒店的顶楼，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身穿一件貂皮大衣，浑身散发着有趣的香水味。”

“我的老天！”

“还是我太粗俗了吗？”我问道。

“求你了，马洛先生，”她最终说，“我觉得奥林身上不会发生这种事。要是奥林听到你这么说，你会觉得很遗憾。他抠门得要命。可我知道出事了。那只是一栋便宜的出租公寓，我压根不喜欢那个经理。是那种让人讨厌的男人。他说，奥林好几周以前就搬走了，他不知道奥林搬去了哪儿，他也不关心。他唯一想要的就是一点儿杜松子酒。我都不知道奥林为什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刚才说一丁点杜松子酒吗？”我问。

她一下脸红了。“那经理是这么说的。我只是转述给你听。”

“好吧，”我说，“继续说下去。”

“嗯，我打电话给他上班的地方，就是加州西部飞机公司，你知道的。他们说，他跟不少人一样，已经被解雇了，他们只知道这些。于是，我又去了邮局，询问奥林是否变更了地址。他们称无法提供我任何信息。这是违反规定的。我把情况告诉他们，那个人说，好吧，如果我是他妹妹，他就去查查看。随后，他进去查看了一下，回来说没有。奥林没有变更过地址。于是，我开始有点儿害怕了。他可能遭遇了车祸或别的不测。”

“你想过去警察局询问一下吗？”

“我不敢去问警察。奥林不会原谅我的。他最顺利的时候也够苦的了。我们家——”她犹豫了再三，那双眼睛背后隐藏了她所不希望的东西。她屏住呼吸继续说道，“我们家不是那种普通家庭——”

“你看，”我疲倦地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个顺手牵羊的小贼，而是一个遭遇车祸撞击后失忆或是严重受伤而无法说话的家伙吗？”

她冷冷地瞥了我一眼，眼神似乎不太友善。“要真是这种情况，我们会知道的，”她说，“每个人口袋里都能找到证明身份的东西。”

“有时候，口袋里空空如也。”

“你打算吓唬我吗，马洛先生？”

“要想吓唬你，我肯定束手无策。你觉得他可能遇到了什么事？”

她伸出纤细的食指放在唇边，用舌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指尖。“我觉得，要是我知道这点就不会来找你了。寻找他，你会怎么收费？”

我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接着，我说：“你是说单干，不泄露给别人吗？”

“是的，我就是指单干，不泄露给别人知道。”

“嗯哼。那就要看情况了。我告诉你我的价码。”

她双手合拢放在桌子边缘，用力绞着双手。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没有意义的手上动作。“我觉得你是个侦探，你能够马上找到他，”她说。“我可能最多只负担得起二十美元。我还得付这里的一日三餐、住宿费用和回程的火车票，你知道，旅馆贵得离谱，还有火车上的食物——”

“你住在哪家旅馆？”

“我——我不想告诉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说。我非常害怕奥林发脾气。不过，我可以经常打电话给你，对吗？”

“嗯哼。只是奎斯特小姐，除了奥林会发脾气之外，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我看着烟斗熄灭，又划了一根火柴，举到烟斗的凹处，望着对面的她。

“吸烟斗是种很邋遢的习惯吗？”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