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叹息一声，将信封捡起来，又拿一只新信封写上名字和地址，将一美元的纸币折好塞进信封，在纸上写了“这是最后的捐献”。我签上名字，封好信封，贴上邮票，又倒了一杯酒。

我装好烟丝，点上烟斗，坐着抽烟。没有人来访，没有人打来电话，没有什么事发生。没有人在意我是死了还是去了得克萨斯的厄尔巴索。

汽车的噪音渐渐平息。夜色更浓。西边的上空可能有片红色。一路之隔的街区里，霓虹灯早早地亮起，斜斜地挂上屋顶。巷子里一家咖啡店墙上的换气扇单调地掀动着。一辆卡车装满了货物，倒车出去，轰隆隆地朝大街开去。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有声音说：“马洛先生吗？我是肖先生。在布里斯托尔。”

“是我，肖先生。你好吗？”

“我很好，谢谢，马洛先生。也希望你很好。这儿有位年轻的女士想要进你的公寓。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肖先生。我没有这样的安排。她说了姓名了吗？”

“哦，说了。她叫戴维斯。梅尔·戴维斯小姐。她——怎么说呢？——有点歇斯底里。”

“让她进去吧。”我马上说，“我十分钟就到。她是一位客户的秘书。这完全是业务上的事。”

“当然。噢，好吧。我要——陪她吗？”

“随你便吧。”我说着挂了电话。

经过盥洗室开着的门，我从镜子里看见了一张兴奋而又刻板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