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医院时，天还没亮，但是蓝思警长已经到了现场。尽管我还不知道死因，但是警长的到来让我隐约感到不安。

“你怎么来了？难道和一个叫福西斯的人有关？”

“应该是吧，医生。普莱尔院长报告说有可能是下毒。”

“不会吧！他有一群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看着呢。”

“进去看看情况吧。”

我们在医院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巴诺维奇探员，他看上去异常的迷惑和惶恐。

“这绝对不可能，”他告诉我们，“没有人能下毒的，我们检查过送到病房里的每一份食物和水。”

“我们想先和普菜尔医生谈谈。”蓝思警长说。

我们在福西斯住过的病房门口找到了院长，他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也混乱得很。法兰西斯医生因为处理一个车祸造成的急诊忙到半夜三点，然后他决定去看看福西斯是否睡得安稳。当时在门口执勤的是巴诺维奇，于是两人一起进屋察看病人的状况，没想到他已经死了。房间里有一股苦杏仁的味道——”

“氰化物？”

“我们当即进行了尸检，结果马上出来。我们推测是氰化物。”

蓝思警长求助般地问道：“你有什么意见，医生？”

我想了想，决定先了解一些情况再说，于是便问巴诺维奇探员：“昨天晚上您一直守在门口吗？”

“是的。”

“您这里有没有进入病人房间的人员记录？”

“当然有。”

“我们最好查看一下这份名单。”

普莱尔医生迫不及待地说道：“我得事先申明，朝圣者纪念医院没有存放任何形态的氰化物，因为这里的医疗需求用不着。如果有人用氰化物下毒，那一定是他自己从外边携入的。”

“我们到您的办公室详谈吧。”我建议道。于是普菜尔带头朝他的办公室走去，巴诺维奇、警长和我跟在他身后。

没过多久，朱德·法兰西斯也来到我们当中。“我无法相信这一切，”他说着在院长办公室找了张椅子坐下，“甚至都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病人在这里吧？”

“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了，”蓝思警长告诉他，“首先，我想知道这个神秘病人的身份。”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普莱尔医生信誓旦旦地说，“你最好直接问联邦调查局的人。”

警长于是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巴诺维奇探员，后者无奈地举起双手说：“我只知道他是个大有来头的德国人，上周六夜里坐飞机离开德国的。没准是个高层政治犯，就像鲁道夫·海斯①。”

①Rudolph Hess，希特勒的忠实弟子，大战结束前突飞英伦被扣，后以战犯身份受审。

“就是没有名字？”

“没有，我们叫他福西斯先生。”

“你们把病人死亡的消息通知华盛顿了吗？”

“当然，白宫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报告。”

“什么报告？”我问。

“我还没有报告毒杀的可能性，我希望等调查结果明朗后再联系总部。”

他递给我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名单，上面记录着自我离开后访问过病房的人。

六点不到，普莱尔医生进过病人房间。“我希望他能尽快离开这里，”院长解释道，“他的到来打乱了医院的正常作业，而且这是个高度机密的活儿，我们甚至无法通过提高知名度来捞一笔。”

“你进门的时候，有人搜身吗？”作为医生，我接受的是非常粗略的搜身，因此对于联邦调查局的能力，我并不十分放心。

“那是当然。”普莱尔回答。

“我也是，”朱德·法兰西斯告诉我们，“我是八点钟左右过去的，病人看上去休息得很不错。后来他嗓子干，我让奥图勒护士准备了一些冰水。”

蓝思警长会意地望向巴诺维奇，后者连忙说道：“我尝过那水，送到病房的每一份食物和水我们都进行同样严格的检查。在我试饮后，他也喝了好几口。只是清水，没别的。”

“没有其他访客了吗？”

“大概半夜的时候，护士回房为他量血压，不过当时我也在。他已经快睡着了，却还是一个劲儿地问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我告诉他快了。”

“是不是你干的？”蓝思警长问巴诺维奇。

“我？当然不是！我干吗要杀他？”

“德国人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他已经离开德国，到了我们这边。”

“说不定这正是他被杀的原因，”普菜尔医生若有所思地说，“为了杀人灭口，好让那些纳粹的秘密不被盟军知晓。”

我微笑着反问道：“您认为在朝圣者纪念医院潜伏着一个纳粹探子？”

“嗯，也许不是这个原因，总之有个凶手就对了。”

我又回到和巴诺维奇的谈话当中：“我们再把整件事按顺序理一遍，首先我相信福西斯在到达本院之时，已经接受了严格的搜身？”

“我们的搜查包括每一寸皮肤，”探员说道，“患者服装是在医院换上的，病人自己没有携带任何物品。为了掩盖他的身份，我们在英格兰换下了他自己的衣服，然后才飞往美国。”

“第二点，朝圣者纪念医院没有人可以取得氰化物吗？”

“没有人，”普莱尔医生十分肯定地说，“氰化物是气体。固体状态的氰化物通常是氰化钾，如果空腹服用，胃酸会迅速地与之发生反应，重新生成气体氰化物，并且立即导致死亡。”

“三秒钟。”我喃喃自语道，福西斯说过的话又浮现脑海。

“第三点，病人死亡的瞬间，房间里有没有人？”

巴诺维奇摇头道：“我就坐在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半夜的巡视结束后，就没有人进过病房。我回到门口，把门半掩着。”

“病房自然也是没有其他出口的，而且浴室里也没有人。”朱德·法兰西斯补充道，“在发现病人死亡前，我去了一次浴室，把空水杯重新灌满，当时浴室是空的。”

“我们需要死亡推断时间，”我告诉大家，“这可能会是一条有用的线索。”

普菜尔点点头说：“我们一早就可以拿到初步验尸结果。”

我回到家时，安娜贝尔和沙曼莎已经起床了，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山姆，你觉得他是谁？他真的掌握了什么重要的信息以至于被人灭口吗？”

“我得先看过验尸报告，并且再找一些人谈谈。”

“到底是什么人能够逃过这么严密的监视进去下毒呢？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迟早会查个水落石出。”

“为什么是你？不是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吗？”

“联邦调查局的人也是嫌疑犯。”

我打算好好补上一觉，但是八点不到我已经在返回医院的路上了。朱德·法兰西斯正在我的办公室等我，他给我送来了验尸报告：“山姆，这份报告只是初步结果，不过正如我们猜测，已经确认是氰化物。验尸官是早上五点进行解剖的，死者已经死亡三到四小时，这意味着他是在凌晨一到两点间死亡的，我们只能推算到这么精确了。”

“谢谢，朱德，”我扫了一遍报告，然后还给朱德，“所以最后进入病房的人是半夜里的巴诺维奇探员和奥图勒护士？我要和他们谈谈。”

“梅西要到中午才来。而因为看护对象的死亡，联邦调查局正在召回所有的探员。”

“我最好赶紧找到巴诺维奇。”

果然，他正在准备离开。“不需要待在这里了。”他告诉我。

“难道不要把谋杀案解决了再走？”

他叹了口气，说道：“我说，霍桑医生，我们的任务是照顾好这个男人，破案是当地警方的工作，除非你能指出我们违反了哪一条联邦法律，否则我们要马上离开。”

他把我难倒了，我只能抓紧时间提问：“昨天半夜里，你是不是去了病人床边？”

“奥图勒护士想在下班前给病人量血压，我以为这是医院的标准程序，所以同意了，我和她一起进了病房，然后守在床头。她询问病人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他说并不需要。”

“他没有要安眠药之类的东西吗？”

“没有，所以护士小姐量完血压就走了，我们一共只待了两分钟左右，并且没有落下任何东西。我向护士道了晚安，然后回到自己的岗位。”

“你什么时候可以休息？”

“最早六点钟，昨天我值夜班。”

“今天就走了？”

他点点头：“事实上我大部分手下都已经出发了。我自己打算在开车去波士顿之前补一会儿觉。”

“你走之前我们再聊聊。”我告诉他。

因为是周日，所以我没有病人要照顾。到了中午，我守在梅西·奥图勒工作的楼层，以便能够遇到她。

“我刚刚听说了福西斯先生的事。”她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

“那个叫巴诺维奇的探员说你们俩半夜探视病人的时候，他还活着。”

她点点头，棕色的秀发上下舞动：“我检查了他的血压，并且问他是否需要加水，不过他说自己不渴。我本来以为他今天要走，可没想到是横着出去的。”

“巴诺维奇有没有任何触碰或移动病人身体的举动？”

“至少我在旁边时没看到。再说联邦调查局为何要杀人呢？”

“可能未必是他们的人干的，”我说，“但总归有个凶手呀，我一定要抓到他。”

我决定花时间好好研读有关氰化物的著作，因此大半个下午我都泡在医院的图书室。最后我终于找到了行动方向，于是我打电话给普菜尔医生和蓝思警长，并请他们召集其他人五点钟在普菜尔的办公室集合。

我进门的时候，朱德·法兰西斯和奥图勒护士已经到了，蓝思警长和巴诺维奇探员紧随其后。“我得赶回波士顿了！”巴诺维奇急不可待地说道，不过我请他稍作忍耐。

“只要几分钟就好，我想你也不希望给上面的报告残缺不全吧。”

“您继续说。”普莱尔医生催促道。

“各位，对我来说，这着实是一个奇怪的密室问题，因为这是个没有上锁的密室。医院病房的门通常都是不锁的，唯一的问题是致命毒药的来路。医院里没有存放任何形式的氰化物或其化合物，而所有的水和食物在送入房间以前都接受过严格的检查，同时根据巴诺维奇探员的证词，病人在服毒前的一到两小时确定为独处状态。自然而然地，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在说谎。问题是，就算奥图勒护士下班回家了，但那层楼还有其他的护士值班，如果他胆敢离开自己的岗位潜入病房，可能会有人注意到，并且在尸体被发现后，把他捅出来。”

“谢谢您的信任。”巴诺维奇略带嘲讽地说。

“普菜尔医生和朱德·法兰西斯都探视过病人，同样还有奥图勒护士，有没有可能是在此过程中下手呢？比如通过测量体温的机会，把末端有毒的体温计塞到病人口中。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氰化物是立即致死的药物。这三名医护人员在晚上十二点过后，就没有再进过病房，而巴诺维奇和奥图勒护士都发誓说当时病人还活得好好的。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在一点到两点这段时间内，是否有人藏在房间里等待下手机会？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有机会弄到毒药？我不断地问自己，并且找到了唯一可能的答案：死者本人！”

“他没有携带氰化物。”巴诺维奇抗议。

“但是他曾经携带过。昨天他和我谈起来美国之前的经历，他不肯说自己的名字，只说因为触犯了希特勒，而面临两个选择——军事法庭或服毒自尽，后者可以走得很体面，伴随一场英雄般的国葬。他选择了服毒，并且把一个装了氰化物的胶囊握在手里，没想到他的一个朋友开车把他送上了一架等候多时的飞机。他手心里一直攥着这枚微型胶囊！”

“他到美围的时候，我敢肯定他没有这玩意儿，”巴诺维奇斩钉截铁地说，“而且他也不可能把胶囊吞到肚子里，否则早死了。”

“今天下午我一直在图书室研究氰化物的毒性。书上有记录说一些间谍或军方的高宫宁愿自杀也不愿接受被俘虏后的拷打。为此，他们会在一颗中空的假牙里藏一小粒氰化物胶囊。即使手足被缚，也能用舌头把胶囊从牙齿里弄出来咀嚼或吞服。”

巴诺维奇惊奇地张大了嘴巴：“难道您认为他就是这么干的？”

“我找不到其他的解释，他刚好有条件弄到氰化物并且能够随身携带，所以这个福西斯先生是自杀的。”

“医生的解释可以说得通，”蓝思警长说道，“在我看来，可以结案了。”

普菜尔医生点头附和道：“我也同意。”

回到办公室，我给爱玻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事情结束了。

“太好了，”她说，“瞧这潮湿的鬼天气，马上就会有感冒病人上门了。”

“明天一早我就来上班，准备好迎接忙碌的一天吧。”

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有事要做。我回到医院，找到了梅西·奥图勒，这并没有花费我太多工夫，她正在照料一名上了年纪的病人。看到我她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您能一举解开这个怪案真是太让人高兴了。自从那人到来之后，咱们医院就没有正常运转过。”

“梅西，能不能找个地方我们单独聊聊？”

“为什么？我想护士休息室也许可以给我们占用几分钟，有什么事吗？”

我一直等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才开口。我直视着她的眼睛问道：“为什么下毒？”

她有一阵子没说话，也许在考虑我话里的分量。最后她缓缓地说：“因为我哥哥是在北非阵亡的。你怎么知道是我？”说到这里，她的双眼溢满了泪水。

“我们医院没有氰化物，毒药肯定来自外面。所以我的那个假牙理论看上去颇为可信。福西斯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因此他把那枚胶囊藏在假牙里。如果我们以战犯的名义送他上法庭，也许这是一种逃脱制裁的方法。”

“但根本没有人告他！大家都说总统要接见他，这种礼遇活像个英雄。”

“怎么可能！我敢肯定他会被作为战犯关押起来的。”

“然后战争一结束就被释放！我一定要找个人给我哥哥报仇。他要为此付出代价。我杀的是费尔德·马歇尔-艾尔文·隆美尔，非洲军团的指挥官。”

“我知道，我相信医院里的其他人应该也猜到了。他的代号福西斯在德语里是狐狸的意思，这正是隆美尔在北非战场的绰号，沙漠之狐。”这时我想起了他生前我们之间的对话，于是补充道，“我认为他能够理解这个略带诙谐的代号。”

“你怎么知道是我干的？”她又问了一遍。

“那天我到病房的时候刚好赶上你在给病人洗漱，可能你就是在那时发现了藏在牙齿里的胶囊。你猜到了胶囊的作用，于是私下保存起来。他可能还处在半昏睡状态，因此没有发现。当我开始怀疑你拿到氰化物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杀人手法。接着，我想起朱德·法兰西斯昨天晚上让你给病人准备一杯冰水。”

“巴诺维奇探员尝过那杯水，福西斯接过杯子也立即喝了几口。”

“他们喝了水，但是忽略了冰块。你把那粒胶囊冻在其中一个冰块里。等到冰块融化，胶囊便浮上了水面，福西斯夜里口渴，喝完了剩下的水，在黑夜里，他很有可能压根没发现水里有别的东西。等他意识到的时候，一只脚已经踏进死亡了。”

“您现在打算怎么做？”她紧张地问，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

“不知道，”我坦然道，“如果真是隆美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非洲战役的死难者，可以说是你的哥哥打死了他，而战场上的杀戮不能称之为谋杀——尽管我有时候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后来一个月不到，梅西·奥图勒就离开了医院，从北山镇搬走。我再没见到过她。发生在朝圣者纪念医院的福西斯先生之死并未引起任何关注。战后，隆美尔亡故的消息正式发布，干篇一律地说他被朋友陪着在轿车里服毒自尽。至于他有没有带着致命的胶囊飞越重洋来到北山镇，则成了一个永无对证的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