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特莱克:对于这一点我非常确定。我知道达普顿太太是个非常胆小的人,因此离开时甚至把挂锁也给搭上了。我想外面的人即使有门钥匙,也不大可能进得了那栋房子。
达普顿太太的证词(当然是在莫特莱克先生之前做的)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在她的证词中还夹杂了很多家庭妇女特有的唠叨,因此对她的询问持续了比莫特莱克先生更长的时间。她不仅向陪审团证实了康斯坦特先生的确患上了牙疼,还添油加醋地说正是因为死者一直没有好好地去看病,所以才会持续疼了一个星期。她对死者最后几个小时活动的描述和莫特莱克先生陈述的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她表示自己有点怀疑死者和莫特莱克先生曾为了邮差九点送来的那封信发生过争吵。莫特莱克出门后,死者紧接着也出了门。但死者回来得比莫特莱克先生要早一点,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回来的时候达普顿太太正在厨房干活,因此事实上她并没有看见死者进门,只是听见了关门声以及之后他轻轻登上楼梯的脚步声。
陪审员之一:你怎么知道进来的不是别人呢?(他提问时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动声色。)
达普顿太太:他上楼时在楼梯口招呼了我一声,他用软绵绵的声音叮嘱我,“达普顿太太,别忘了六点三刻叫醒我,不然我就要误了和铁路工人的会议了。”(证人的表演让陪审员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验尸官:你叫醒他了吗?
达普顿太太(打断了验尸官的问话):哦,我的老天,你怎么会这样问?
验尸官:太太,不要这么冲动。我是想问你有没有试着去叫醒他?
达普顿太太:我当房东已经当了十七年了,总是想方设法让房客们满意,其中当然也包括莫特莱克先生,不然他也不会把康斯坦特先生介绍到这儿来住。老天保佑他——
验尸官:好了,好了,我完全明白了。你确实尝试过叫醒他吗?
这时达普顿太太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没能好好回答验尸官问的这个问题。她只是反复地解释着虽然她那天确实睡过了头,虽然以前这种事也发生过,但她还是按康斯坦特先生的要求在六点四十五分上楼去叫了他。接着她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起那个悲惨的故事——一个即使由达普顿太太这样的人讲来也不会觉得庸俗的故事。她添油加醋地在叙述里添加了许多细节,比如说当格罗德曼闯进卧室的时候,她那不幸的房客是如何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以及喉咙血红的伤口是什么形状。比如说她那强势的伙伴是如何将一块手帕盖在尸体那张扭曲的脸上,以此来平稳她的情绪。又比如说他们是如何徒劳地在床的上下寻找凶器。她进一步解释了退休侦探是如何耐心而又迅速地做了一份房内的物品清单,在刑警和围观者到来之前,记录下了屋内物品的确切位置以及尸体的状态。她还强调了是自己提醒侦探注意两扇为了抵御夜晚的寒风而紧锁着的窗户的。她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模仿出当侦探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那种惊愕而又沮丧的表情。接着侦探打开了窗,在雾中勉强从街上认出了一个名叫丹齐尔·坎特科特的小伙子。他招呼小伙子到最近的警署去找一个巡警和一个法医来。在等待后援到来的那一段时间,格罗德曼一直在沉思着,他不时会记下几条自己刚刚想到的东西。他还时不时会问上两句关于那个可怜的、心软的家伙的事情。既然说到了心软,她又向法庭陈述了一大通她的那些邻居是如何写信向死者乞讨财物的情况。天知道,那些人的条件不知要比她好多少呢!她赚的每一个便士都是靠自己的勤劳换来的。在代表死者阿瑟·康斯坦特家旁听审讯的泰伯特先生的追问下,达普顿太太承认死者生活得和常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古怪的行为。他非常乐观,说出的话也总会让听者觉得舒心——愿上帝拯救他的灵魂吧。不;他从来不刮胡子,他要留下上天赋予他的所有毛发。
陪审员之一: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死者睡前有锁门的习惯。不过她并不能保证这一点。(一阵大笑声。)门关上自然就不必上闩了,门闩处于门的顶部,需要向上推才能合拢。她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在座的人,当她第一次招租房客的时候,房间并没有装门锁,就只有那么一道闩。但住进来的那个疑心病很重的房客(她不愿称其为绅士)一直在抱怨着晚上关不紧门,她只好贴钱在门上装了把锁。可那个牢骚满腹的房客还是没付房租就走掉了。(又是一阵笑声。)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验尸官:死者平时显得神经质吗?
证人:不,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笑声。)
验尸官:我想问的是他会不会担心遭人抢劫?
证人:不,他总是喜欢在游行中抛头露面。(笑声。)我告诉他要小心点,还现身说法地跟他说过有一次我在狂欢节上丢失了一个放着几英镑的皮夹的事情呢!
达普顿太太说完便瘫坐在座位上,无声地啜泣起来。
验尸官:先生们,我们马上就会有机会去看看那个房间了。
接着,发现尸体的经过被格罗德曼先生更为科学严谨地叙述了一遍。他出现在犯罪现场,在旁人看来就好像退居幕后的歌剧演员重回舞台一样。格罗德曼的著作《我所抓获的罪犯》仅仅仰仗着他的个人魅力就已经重印了二十三或是二十四次。格罗德曼对众人说他发现尸体的时候尸身尚有余温,因此他推测康斯坦特死了没多久。被他撞开的那道门的锁和闩都紧闭着。他证实了达普顿太太关于窗户的说法。另外他还提到烟囱非常窄;伤口看上去像被剃刀割开的一样,以及他在房间里没有发现任何凶器。他一个月以前才和死者相识。在他的印象中,死者是个热情、单纯且总爱和别人称兄道弟的好青年。(当退休侦探提到死者时,声音因情绪激动而有些颤抖。)他认为死者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自杀的人。
下一个被传讯的是丹齐尔·坎特科特。他是个诗人。(笑声。)当格罗德曼从格罗弗街十一号二楼的窗口招呼他到警察局找人的时候,他正准备到格罗德曼家告诉他,因为他的手患上了肌腱炎,所以近期不能再为格罗德曼写东西了。没有,他并没有跑着去警察局,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笑声。)他带警察回到了格罗弗街,但没有上楼,他没有胆量去看那可怖的一幕。(笑声。)那天清晨的浓雾已经够他受的了。(笑声。)
巡警霍莱特说,十二月四日,星期二早晨大约九点四十五分,他和罗尼米德上尉、罗宾逊医生接到报案后一同赶往了格罗弗街十一号,他们在那里看见了一具年轻男人的尸首。尸体平放在床上,喉咙被割断了。卧室的门是被人撞开的,锁和门闩先前明显是被紧锁住了。房间里非常整洁,地板上也没有血迹,梳妆台上的一本大书旁边放着一个装满金币的皮夹。床边放着一个盛着冷水的小水盆,床边有一排悬吊式书架。门边墙上有一个大衣柜。烟囱非常狭窄。房间里有两扇窗户,我们进去的时候其中一扇窗还是锁着的。他估计窗户离外面的人行道大约有十八英尺高。没有人能爬上来,房内的人也不可能从这个房间出去,然后再把门和窗锁上。他还搜索了室内所有可能藏人的角落,可是一无所获。他费了好大的劲也没能找到凶器。椅子上死者的衣袋里甚至连一把小刀都找不到。最后他还把整幢房屋、天井和附近的马路都搜查了一遍。
罗尼米德上尉的陈述和霍莱特的大同小异,只不过在开场白中重申了他是和霍莱特巡警以及罗宾逊医生一起去的。
分局的法医罗宾逊说:死者喉咙被割开了,躺在床上。我到的时候尚有体温,腹部还非常温暖。剃刀造成的割伤在下巴、颈部和上肢共有三处。他身上的肌肉在被敲击时弹性已经变差。我认为当时他已经死了两到三个小时。我想时间不会更长了,只可能比我预计得再短一些。床单有可能使身上的体温保持得更长一些。最深的那个伤口有五到六英尺长,从左至右横穿喉咙直到左耳下方。气管的上半部分和颈部的血管都被切断了。颈动脉周围的肌肉完全被割开。在左手的拇指上还有一个微小的伤口,像是脖子上那道致命创口的延伸一样。死者的双手垂在头部下方。我在死者的右手上并没有发现血迹,因此伤口不大可能是死者自己造成的。凶犯一定是用了剃刀那类的利器。我猜测凶犯可能是个左撇子,死亡过程毫无疑问是非常迅速的,我在房屋内和尸身上都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我看见在梳妆台上布拉瓦茨基夫人那本关于通神学的巨著边放了一个钱包。后来,罗尼米德上尉提醒我锁和闩是从里面扣上的。
陪审员之一:我没有说伤口是被惯用右手的人弄出来的。我无法明确地说出凶器是怎样弄出这样的伤口的。自残就更没有可能了。雾倒是一点也没有侵入这个房间。
威廉姆斯警长说他在十二月四日的清晨当班,格罗弗街恰好属于他的辖区。他没有看见或听见任何值得怀疑的事情。那天的雾还算不上最浓的,只是让人觉得嗓子有些难受。他大约在四点半左右巡逻到格罗弗街,但并没有看见莫特莱克先生或是别的什么人离开那幢房子。
法官建议休庭,验尸官和陪审员们一起前往格罗弗街十一号检查房屋以及死者的卧室。晚报的头条上写着“弓区的迷局越来越扑朔迷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