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我说，但他已经挂断。

我走出饭店，沿着一条曲折的步道，穿过种了棕榈树和不搭调的澳洲松树的花园，看到安琪坐在躺椅上，手遮住眼睛挡太阳，仰头看一个穿橙色泳裤的年轻小伙子，泳裤小到跟丁字裤比恐怕会侮辱了丁字裤。

另一个穿蓝色泳裤的家伙在泳池另一边观看他们两人，从他脸上的微笑可以看出橙色泳裤是他的哥儿们。

橙色泳裤拎了一瓶半满的科罗娜啤酒，垂在闪亮的屁股旁边，一片柠檬浮在泡沫中，当我走近时，我听到他说：“你可以和气一点吗？”

“我可以和气一点，”安琪说，“我现在刚好没心情。”

“那就改变你的心情吧。你在欢乐与阳光之地，亲爱的。”

亲爱的。大错特错。

安琪在躺椅上换个姿势，把案件卷宗放在椅子旁边地上。“欢乐与阳光之地？”

“耶！”这家伙灌了一口科罗娜。“喂，你应该戴太阳眼镜。”

“为什么？”

“保护你那双漂亮的眼睛。”

“你喜欢我的眼睛。”我听过她用这个语气说话。逃，我想对小伙子大喊。逃，逃，逃。

他把啤酒靠在屁股上。“是啊。猫科的。”

“猫科？”

“像猫眼睛。”他说，俯身看她。

“你喜欢猫？”

“我爱猫咪。”他微笑。

“那你可能应该去宠物店买一只，”她说，“因为我有个感觉那是你今晚唯一摸得到的咪咪。”她拾起卷宗，打开搁在腿上。“懂我的意思吗？”

我跨出步道走上游泳池露台，橙色泳裤退后一步，歪着头，手紧握科罗娜瓶颈，紧到指节泛红。

“很难想出适当的话来反击，是吧？”我笑得灿烂。

“嗨，伙伴！”安琪说。“你冒着大太阳来加入我。我太感动了。你甚至穿了短裤。”

“破案没？”我蹲在她的躺椅旁边。

“没。但快了。我可以感觉到。”

“吹牛。”

“好。你对。”她对我伸舌头。

“你知道……”

我抬头。声音来自橙色泳裤，他气得发抖，手指指着安琪。

“你还在这里？”我说。

“你知道。”他重复。

“知道什么？”安琪说。

他的胸肌波动起伏，他把啤酒瓶子举到肩膀。“你要不是女人，我——”

“现在差不多进了手术室，”我说，“即使这样，你也很接近了。”

安琪从躺椅撑起来，注视他。

他透过鼻孔急促呼吸，突然脚跟一旋，走回他朋友那边。他们交头接耳，轮流怒视我们。

“你觉不觉得我的脾气不适合这地方？”安琪说。

我们开车去蟹棚吃午餐。再度。

三天下来，这地方已变成我们临时的家。丽塔，一个四十来岁的女服务生，戴一顶饱经风霜的黑色牛仔帽，截短的牛仔裤底下穿一双网袜，抽手卷雪茄烟，是我们在此地交的第一个朋友。金，她的老板和蟹棚大厨，很快就要变成我们的第二个朋友。还有第一天遇到的白鹭——她名字叫桑德拉，只要你不灌她啤酒，通常很守规矩。

我们坐在阳台上，观看另一个傍晚天空逐渐变成深橙色，嗅沼泽散发的盐味，还有不幸的汽油味，暖风拨弄我们的头发，摇动木桩上的铃铛，威胁着要把我们的案件卷宗吹落乳黄色的水中。

阳台另一头坐了四个加拿大人，皮肤晒成粉红的柠檬汁颜色，穿丑陋的大花衬衫，围着一桌油炸食物，高谈阔论他们选了一个多么危险的州停他们的休旅车。

“先是那些海滩上的毒品。是吗？”其中一人说，“现在又有这个可怜的女孩。”

“海滩上的毒品”和“可怜的女孩”是过去两天最轰动的地方新闻。

“唉呀，就是嘛。唉呀，就是嘛。”一个女人聒噪地说。“这里跟迈阿密没两样，事实如此，就是嘛。”

我们抵达次日上午，几位卫理公会寡妇扶助会的成员从密歇根到此地度假，在敦尼丁海滩散步时发现几包小塑料袋弃置在海岸线上。袋子又小又厚，后来证实里面装满了海洛因。到了中午，更多海洛因冲上清水和圣彼得堡的海滩，未经证实的报道甚至指出北至霍漠萨萨国家公园，南至马可岛都发现这些袋子的踪影。海岸巡逻队推测不久前袭击墨西哥、古巴和巴哈马的暴风可能沉了一艘运海洛因的船，但他们至今找不到失事船只残骸。

“可怜的女孩”消息昨天见报。一名身份不详的女子在清水一家汽车旅馆房间遭到枪杀。相信杀人凶器是一支散弹枪，近距离射中女子脸部，以致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警方发言人表示该女身体也“残缺不全”，但拒绝说明细节。女子的年龄估计在18到30岁之间，清水警方目前正尝试由牙齿纪录辨明她的身份。

我看到这则新闻时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糟糕！黛丝丽。但查过发现尸体的清水地段，又听到昨晚六点新闻使用的暗讽语言，我放下心来，显然被害人生前很可能是妓女。

“当然，”加拿大人之一说，“这里就像是蛮荒西部。千真万确。”

“你讲的对极了，巴伯。”他老婆说，把整只裹面粉油炸的石斑鱼伸进一杯蘸鱼酱。

这是一个奇怪的州，我一来就注意到了，但它越来越讨我喜欢。实际上，是蟹棚越来越讨我喜欢。我喜欢桑德拉、丽塔、金和酒吧后面的两块告示牌，一块写着：“如果你那么喜欢他们在纽约做事的方式，请走95号州际公路北上。”另一块说：“等我老了我要搬到加拿大，真正慢慢开车。”

我穿着背心和短裤，平常白得像粉笔的皮肤已达到令人满意的浅棕色。安琪穿她的黑色比基尼上衣，系一条五彩缤纷的纱笼裙，黑发纠结卷曲，明亮的栗色发丝已快变成金色。

我喜欢阳光下的日子，但过去三天对她来讲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当她忘记她对案子的挫折感，或另一个毫无收获的一天终于结束时，她似乎舒展、绽放、松开，迎向热气、红树林、湛蓝的海和咸咸的空气。除非我们在积极追踪黛丝丽或杰夫·普莱斯，她不再穿鞋，晚上开车到海滩，坐在汽车引擎盖上听浪，甚至放弃旅馆套房的床，睡在阳台上白色绳子编的吊床。

我和她四目交接，她对我微笑，笑中有部分悲哀的理解，部分强烈的好奇。

我们这样坐了许久，微笑逐渐淡去，眼睛锁住对方，搜索彼此脸上的答案，回答那些从未说出口的问题。

“我忘不了菲尔，”她说，手伸过桌子握住我的手，“如果我们两个……感觉像亵渎。”

我点头。

她沾满沙的脚勾住我的。“我很抱歉令你痛苦。”

“不是痛苦。”我说。

她扬起一只眉毛。

“不是真的痛苦，”我说，“是心疼。时时刻刻。我好担心。”

她把我的手拉到她的脸颊，闭上眼睛。

“我以为你们两个是搭档，不是情侣。”一个声音惊呼。

“这位，”安琪说，眼睛仍闭着，“一定是丽塔。”

的确是。丽塔，戴着她的宽边高呢帽，今天改穿红色网袜，端来我们点的小龙虾、虾和大螃蟹。丽塔听说我们是侦探，高兴极了。她想知道我们卷入过几场枪战，加入过几次飞车追逐，杀过几个坏蛋。

她把盘子搁在桌上，移开压在案件卷宗上的啤酒壶，找地方放塑料刀叉，一阵暖风掀起卷宗和塑料叉子，吹落阳台。

“喔，要命。”她说。

我站起来帮她，但她动作比我快。她拾起卷宗，把它阖上，一张照片掉出来，这时一阵风卷起照片，刚要飘过栏杆，被她及时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她转身面对我们，微笑着，左腿仍然像芭蕾舞脚尖旋转动作似的翘起，停留在她扑向照片时的姿势。

“你入错行了，”安琪说，“你应该当洋基队游击手。”

“我交过一个洋基男友，”她说，低头看她接住的照片，“在床上一文不值，老是谈——”

“继续讲，丽塔，”我说，“别害羞。”

“嘿。”她说，眼睛盯着照片。“嘿。”她又说。

“什么？”

她把卷宗和照片递给我，匆匆离开阳台冲进餐厅。

我看她接住的照片。

“怎么回事？”安琪说。

我把照片递给她。

丽塔跑回阳台，递给我一份报纸。

那是今天的《圣彼得堡时报》，她把报纸折到第七页。

“瞧！”她气喘吁吁地说，指着那页中间一则新闻。

标题写着：男子因布拉登顿杀人案羁押。

男子的名字是戴维·费舍尔，因涉及一名身份不详男人被刺死在布拉登顿一间汽车旅馆，遭警方拘留讯问。报道语焉不详，但那不是重点。看一眼戴维·费舍尔的照片，我就知道为什么丽塔拿报纸给我了。

“老天，”安琪说，注视照片，“是杰·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