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启示教会的圣经。”安琪说。

“答对了。等我们这个假想的家伙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成了邪教信徒，被会费、什一奉献、研讨会和静修班学费或其他苛捐杂税搞得倾家荡产时，已经太迟了。他想脱离悲痛纾解或教会，却发现自己脱不了身。他们有他的银行账号，他的密码，他所有的秘密。”

“但这只是你的推论，”我说，“你没有确凿证据。”

“唔，关于悲痛纾解，我有。我有咨询师训练手册，明确要求他们拿到客户的财务资料。光凭这个手册我就能埋葬他们。但教会？没有。我需要比对会员名册。”

“再说一遍？”

他伸手到他脚边的运动袋，抽出一叠电脑打印纸。“这些是所有曾经接受悲痛纾解治疗的人的名字。如果我能拿到教会信众名单，比对一下，我就等着领普利策奖了。”

“你做梦。”安琪说。她伸手拿名单，一页页翻过，直到找到她要的那一页。然后她微笑。

“在上面，是吗？”我问。

她点头。“白纸黑字，宝贝。”她把那叠纸转过来，让我看那页中间的名字：

黛丝丽·斯通。

里奇把他袋子里的打印数据留下，足有九英寸厚，让我们仔细研究。所有他到目前为止在磁盘里找到的东西都在这里。他也把磁盘还给我们，昨晚他已经给自己做了备份。

安琪和我瞪着堆在我们中间的纸张，正在考虑从何下手，电话响了。

“哈喽。”我说。

“我们想要回我们的磁盘。”某人说。

“你们当然想啰，”我说。垂下话筒，对安琪说，“他们想要回他们的磁盘。”

“嘿，见者有份。”她说。

“见者有份。”我对电话说。

“你最近付账有困难吗，肯奇先生？”

“什么？”

“你最好打电话给你的银行，”那个声音说，“我给你十分钟。确定我再打来的时候线路畅通。”

我挂断，立刻冲进卧房拿我的皮夹。

“怎么啦？”安琪问。

我摇头，打电话给Visa，按语音服务的指示一路按钮，直到我跟真的人通上话。我给她我的卡号、到期日和邮政编码。

“肯奇先生？”她说。

“我就是。”

“你的卡被揭穿是伪造的。”

“什么？”

“假信用卡，先生。”

“不，不是。你们发给我的。”

她厌烦地叹口气。“不，我们没发。内部电脑调查显示你的卡片和号码是三年前我们的会计数据库遭到大规模入侵失窃的东西之一。”

“不可能，”我说，“你们发给我的。”

“我确定我们没有。”她用纡尊降贵的平板声音说。

“活见鬼，这是什么意思？”我说。

“我们的律师会跟你联络，肯奇先生。检察总署邮件及计算机诈骗组也会。日安。”

她不等我回答就挂断。

“帕特里克？”安琪说。

我又摇头，拨银行号码。

我出身贫穷。时时刻刻担心，其实是怕得要死，某个不露面的官僚和讨债人高高在上藐视我，根据我的银行账户决定我的价值，先入为主地用我刚出道时的身价判断我有没有权利赚钱。过去十年我辛辛苦苦赚钱、省钱、累积我的收入。我绝不再过穷日子，我告诉自己。绝不。

“你的账户已经冻结。”银行的珀尔先生告诉我。

“冻结？”我说，“请解释冻结。”

“资金被查封，肯奇先生。被国税局。”

“法院命令？”我说。

“审理中。”他说。

我可以听到他声音中的轻蔑。那是穷人随时随地听到的——从银行家、债权人、商人口中。轻蔑，因为穷人是次等人，又蠢又懒，道德和精神太散漫，以致不能合法地守住他们的钱，并对社会做出贡献。我至少七年没听到这种轻蔑的腔调了，也许十年，我一时不能适应。我感觉立刻矮了一截。

“审理中。”我说。

“我说过了。”他的声音干巴巴的，从容自在，对他的身份地位充满自信。他好像在跟他儿子说话。

我不能买车吗，爸爸？

我说过了。

“珀尔先生。”我说。

“是，肯奇先生？”

“你听过哈特曼暨海尔律师事务所吗？”

“当然听过，肯奇先生。”

“很好。他们会跟你联络。很快。那个审理中的法院命令最好——”

“日安，肯奇先生。”他挂断。

安琪绕到桌子这边，一手放在我背上，另一手握我的右手。“帕特里克，”她说，“你的脸白得像鬼。”

“天呐，”我说，“老天爷。”

“放心，”她说，“他们不能这么做。”

“他们正在做，安琪。”

三分钟后电话响了，才响一声我立刻拿起话筒。

“最近手头有点紧，肯奇先生？”

“时间地点，曼尼？”

他咯咯笑。“哦哦，我们听起来好像——怎么说呢——泄了气，肯奇先生。”

“时间地点？”我说。

“普拉多。你知道那地方吗？”

“知道。时间？”

“中午，”曼尼说，“日正当中。呵呵。”（译注：《日正当中》（High Noon）是经典西部片，片中英雄单枪匹马于正午时分和一群坏蛋决斗。）

他挂断。

今天人人挂我电话。还不到九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