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妙。”我说。

“什么？”安琪点燃一支香烟。

“别管会议记录里其他所有东西，看看最后一行杰的话。巴结到几乎谄媚的地步。”

“他感激斯通保住他的饭碗。”

我摇头。“那不是杰的作风。杰太骄傲。你如果从这家伙嘴巴听到一个‘谢’字，你大概刚把他从一辆燃烧的车中救出来。他不是‘谢谢’挂嘴上的那种人。他太自负。而且我认得的杰会对他们竟然考虑撤换他暴跳如雷。”

“但他失常了。我是说，看看他在他们召开会议前写的最后几行报告。”

我站起来，沿着餐桌来回踱步。“杰能找到任何人。”

“你说过。”

“但这案子调查了一个礼拜，他啥都没找到。没有黛丝丽。没有肖恩·普莱斯。”

“也许他找错地方。”

我俯身向前，一边按摩僵硬的脖子，一边凝视黛丝丽·斯通。在一张相片中，她坐在大理石首家中阳台秋千上，开怀笑着，明亮的绿眼直视镜头。浓密的蜜发纠成一团，她穿了一件边缘磨损的毛衣和撕裂的牛仔裤，光着脚丫，露出灿烂的白牙。

毫无疑问，她的眼睛吸引你看过去，但还有别的东西使你目不转睛。我相信好莱坞选角导演会说她具有“明星气质”。冻结在时间里，她仍然焕发着健康、活力、纵情感官享受的气氛，一个既楚楚可怜又镇定自若，既充满欲望又天真无邪的奇特混合体。

“你对。”我说。

“对什么？”安琪说。

“她美极了。”

“还用说。我羡慕死她穿旧毛衣和破牛仔裤还那么好看。老天，她的头发像一个礼拜没梳过似的，可她仍然完美。”

我对她扮个鬼脸。“你跟她比美有得拼，安琪。”

“噢，少来。”她摁熄烟头，凑过来跟我一起看照片。“我漂亮。行。也许有些男人甚至会说美丽。”

“或美艳无比。或倾国倾城、绝代佳人、性感尤物——”

“得了。”她说，“好吧。有些男人。我同意。但不是所有男人。很多男人会说我不是他们喜欢的那一型，我太意大利味，太娇小，太这个或不够那个。”

“为了讨论起见，”我说，“我暂且同意你。”

“但这一个，”她说，食指轻叩黛丝丽的额头，“没有一个活的异性恋男人会觉得她不妩媚动人。”

“她是个人物。”我说。

“人物？”她说，“帕特里克，她完美无缺。”

特雷弗·斯通家召开紧急会议后两天，杰·贝克做了一件事，要不是后来证明是天才之作，恐怕已证明他终于走火入魔了。

他变成黛丝丽·斯通。

他不刮胡子，头发凌乱，衣冠不整，也不吃东西。他穿一套昂贵但皱巴巴的西装，追溯黛丝丽在翡翠项链一带的脚步。不过，这回他不是以侦探身份做此事，他是以她的方式。

他坐在黛丝丽坐过的共和大道绿园道上同一张长椅上，公园的同一片草地上，市立花园的同一棵树下。他在报告中写到，起初他希望某人——也许肖恩·普莱斯——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觉得有可乘之机，会前来攀谈。但此人久候不至，于是他改变策略，采取他假设黛丝丽在失踪前几星期的心态。他沉湎在她看过的景象，聆听她听过的声音，并如她可能做过的，等待和祈祷，盼接触出现，悲痛结束，在失去中发现与结交知音。

“悲痛，”杰在那一天的报告中写道，“我不断回到她的悲痛。什么能抚慰它？什么能操纵它？什么能感动它？”

大多数时候，杰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寒冬公园，雪花轻轻飘下，模糊他的视野，他几乎错过近在眼前，而且自九天前他接下这个案子以来一直在他的潜意识中窸窣作响的声音。

悲痛，他不断想。悲痛。

然后他看到了，从他在共和大道的长椅上。从公园角落的草地。从市立花园的树下。

悲痛。

不是情绪，而是小小的金色招牌。

悲痛纾解公司，上面写着。

一块金字招牌嵌在总部外墙上，正对着共和大道他的长椅，另一块在碧肯街悲痛纾解治疗中心的大门上。悲痛纾解公司办事处设在一条街外，在阿灵顿街一栋红砖楼房里。

悲痛纾解公司。恍然大悟那一刻，杰·贝克一定笑得满地打滚。

两天后，向特雷弗·斯通及哈姆林与科尔报告他已发现足够证据显示黛丝丽·斯通曾拜访悲痛纾解公司，并且该组织有足够启人疑窦的地方，值得进一步调查后，杰化身进入该公司。

他进入悲痛纾解办事处，要求见一位咨询师。他告诉那位咨询师，他是联合国救援工作者，曾被派往卢旺达，后来又被派到波斯尼亚（亚当·科尔在联合国的朋友会帮他证实这个掩护身份），现在他彻底崩溃了，失去一切道德、心理和感情力量。

当天晚上他参加了一场替急性悲痛患者举办的“密集讲习会”。杰在2月27日清晨与埃弗瑞特·哈姆林的谈话录音中表示，悲痛纾解公司将客户分成六个悲痛等级：一级（抑郁）；二级（孤寂）；三级（严重，有敌意或感情疏离）；四级（剧烈）；五级（急性）；六级（分水岭）。

杰解释，“分水岭”指当事人已届临转折点，接下来不是自我毁灭，就是找到他个人的慈悲与平和。

为了确定五级病患有无攀升至六级的危险，悲痛纾解公司鼓励五级病患报名参加纾解静修班。杰说，运气不错，下一期纾解静修班将于次日，2月28日，离开波士顿前往南塔克岛。

跟特雷弗·斯通通过电话后，哈姆林与科尔核准了两千元经费，杰出发上路，前往纾解静修。

“她到过这里，”杰在电话中告诉埃弗瑞特·哈姆林，“黛丝丽。她到过悲痛纾解公司在共和大道的总部。”

“你怎么知道？”

“交谊厅有一个布告栏。上面贴了各式各样拍立得照片——你知道，感恩节派对，‘我们大家此刻岂不他妈的完全正常’派对，诸如此类狗屎。一张照片里有她，在一群人后面。我找到她了，埃弗瑞特。我可以感觉到。”

“小心点，杰。”埃弗瑞特·哈姆林说。

杰确实小心。3月1日，他从南塔克岛平安归来。他打电话告诉特雷弗·斯通，他刚回到波士顿，一小时内会顺道拜访大理石首报告最新消息。

“你找到她了？”特雷弗说。

“她还活着。”

“你确定？”

“告诉你，斯通先生，”杰说，恢复一些往日的自负，“没有人能从杰·贝克眼里失踪。没有人。”

“你在哪儿？我派车接你。”

杰笑了。“不用麻烦。我在二十英里外，转眼就到。”

就在那二十英里的某处，杰，同样的，也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