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的，不是吗？”

我点头。

“据我所知，他们出了一个很慷慨的价钱。你们为什么拒绝？”

“斯通先生，”安琪说，“万一你还没注意到，我们不是穿西装打领带开董事会的料。”

“但杰·贝克是？”

我点头。“他以前在联邦调查局做过几年，后来发现他更喜欢民间企业的收入。他喜欢好餐厅、好衣服、好公寓之类的东西。他穿西装很好看。”

“而且就像你说的，他是好侦探。”

“非常好，”安琪说，“他是帮助揭发波士顿联邦银行和犯罪集团勾结的人。”

“是，我知道。你们猜是谁雇他的？”

“你。”我说。

“和其他几个重要商人，他们在1988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崩垮，储蓄信贷银行爆发危机时损失了一些钱。”

“既然你以前用过他，何必问我们的看法？”

“因为，肯奇先生，我最近雇贝克先生以及哈姆林与科尔找我的女儿。”

“找？”安琪说，“她失踪多久了？”

“四星期，”他说，”确切天数是三十二天。”

“杰找到她了吗？”我说。

“我不知道，”他说，“因为现在贝克先生也失踪了。”

今天早上在城里，天气虽冷但还过得去，因为没什么风，气温徘徊在华氏三十度出头。那种让你感觉得到，但不足以令你痛恨的天气。

然而，在特雷弗·斯通的后院，风从大西洋呼啸而来，白浪翻腾，冷空气像子弹打在我脸上。我竖起皮夹克的领子抵挡海风，安琪把手深深插进口袋，缩着脖子弓着背，特雷弗·斯通却迎风而立。他只在衣服外面加了一件浅灰色风衣，就带领我们走出室外，他面对海洋，风衣被风掀开，在他身体周围飘舞，仿佛在挑战寒冷敢不敢穿透他。

“哈姆林与科尔退回我的预付金，放弃我的案子。”他说。

“理由是什么？”

“他们不肯说。”

“这违反职业道德。”我说。

“我该怎样办？”

“民事法庭，”我说，“你可以告到他们倾家荡产。”

他转身瞪着我们，直到我们明白。

安琪说：“任何司法途径都没用。”

他点头。“因为我会死在法庭开始审讯之前。”他又转身迎向海风，背对着我们说话，他的话夹着阵阵刺骨寒风传来。“我过去一向是强人，不习惯别人对我无礼，不习惯恐惧。现在我是废人。人人知道我快死了。人人知道我没有时间对抗他们。我相信，人人在嘲笑我。”

我跨过草坪，站在他旁边。草在他脚前几步消失，露出崎岖的黑岩峭壁，岩石表面像擦亮的黑檀木一样闪闪发光，衬托底下的滔滔白浪。

“为什么找我们？”我说。

“我到处打听，”他说，”我问过的每个人都说你们两个具有我需要的两种特质。”

“哪种特质？”安琪说。

“你们诚实。”

“以——”

“以一个贪腐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是的，肯奇先生。但你们对赢得你们信任的人诚实。而我决心赢得你们信任。”

“绑架恐怕不是赢得我们信任最好的方法。”

他耸耸肩。“我走投无路而又来日无多。你们关闭办公室，拒绝接案，甚至不肯见潜在客户。”

“的确。”我说。

“上星期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到你家和办公室。你不接电话，又没有留言机。”

“我有，”我说，“只是目前关机。”

“我写过信。”

“他不拆信，除非是账单。”安琪说。

他点点头，一副这种行为在某些圈子司空见惯的样子。“所以我必须孤注一掷，才能保证你们肯听完我要讲的话。如果你们拒绝接我的案子，我准备付你们两万块钱，弥补你们今天到这里来花的时间和造成的不便。”

“两万，”安琪说，“大洋。”

“是的。钱对我不再有任何意义，万一找不到黛丝丽，我也没有别的继承人。再说，你们去打听一下，就会发现两万元相对我的全部财产不过九牛一毛。所以，如果你们想走，尽管去我的书房，从书桌右上角抽屉拿了钱，回去过你们的日子。”

“如果我们留下，”安琪说，“你要我们做什么？”

“找我的女儿。我有心理准备她可能已经死了。事实上，我知道可能性有多大。但我不愿到死还在怀疑。我一定要知道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报警了。”我说。

“他们嘴巴上敷衍我，”他点头，“但心里想的是一个悲痛欲绝的年轻女人，决定出门旅游，调剂一下身心。”

“你确定这不是事实。”

“我了解我的女儿，肯奇先生。”

他拄着拐杖，开始跨过草坪向屋子走回去。我们跟着，我可以从书房临海的大片玻璃上看到我们的身影：一个腐朽的男人，挺直腰杆对抗背后强风，风衣在身上飞舞，拐杖在冰冻的草地上寻找支撑点；在他左边，一个娇小、漂亮的女人，黑发吹散两颊，劫后余生写在脸上；在他右边，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头戴棒球帽，身穿皮夹克、牛仔裤，带着一丝困惑的表情，看着他旁边两个骄傲、但受伤的人。

我们抵达露台，安琪一边帮特雷弗·斯通开门，一边说：”斯通先生，你说你打听到我们有两个你最需要的特质。”

“是。”

“一个是诚实。另一个呢？”

“我听说你们不屈不挠，”他说，跨进书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