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四章（2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当然，“布达的生活”并非风平浪静；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逃走一次，有时一走就是半年，回巴黎或伦敦；但是这个“家”，当然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总是能够吸引我回来；我总会重返布达的原因，大概不仅出于我拥有了吸尘器和非洲太师椅的快乐。匈牙利语让我痛苦，也使我镇静：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完美地学好它；有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掌握得游刃有余，潇洒自如，轻松得像是出于本能。服从于某条不成文的法规，我也在一家布达咖啡馆里安营扎寨，以符合常人眼中“在咖啡馆里度过一生”的匈牙利作家身份；我对这种浪漫、自由的世纪初理论是如此相信，以至于自己也亦步亦趋。要知道，国外的作家不泡咖啡馆；在伦敦，连像样的咖啡馆都没有……但在布达，我认为自己应该努力跻身于当地的作家圈，应该到作家如样品一般在展窗后蒙尘的咖啡馆去。我安营在克罗地亚花园对面一家破旧、安静的布达咖啡馆里，那里每夜都开到天亮，我跟领班跑堂和卖雪茄的小贩交上了朋友；很快我就察觉到，我在咖啡馆里接到的信和电话，要比在家里接到的多，找我的人也都是先到咖啡馆，然后才会去我家看看……我要适应这里的气候，不过这倒不是一件困难事。咖啡馆的人对我都非常友好，他们小心、温和地容忍我的个性，桌子上总摆着墨水缸、英式钢笔、清水和火柴；我开始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作家”，是一位家乡人理解的那种作家，并开始信心十足地环顾文学的风景。在国外，在混乱、嘈杂、挤满了粗鲁的跑堂和推搡的客人的国外咖啡馆里，似乎缺少的就是这个：帕纳塞斯山[336]的宁静，摆在咖啡桌上的清水和墨水——就这样，我终于装备齐全地开始了工作。

就像一个怎么也该在自己支起帐篷的地方进行一些征服、占领一些地盘的殖民者，我也逐渐开始打造自己占领布达的计划。由于住在闭塞的城区，居民们互不信任地蒙上面纱。在克丽丝蒂娜，住了许多退隐的和活跃的“显要人物”，而那个街区本身就那么居尊恃傲，谁也不会先开金口向别人问好……以前我在任何地方，都没见过像在布达林荫道上遇到的这般沉稳持重、姿态高傲的绅士。我也开始仰头挺胸地散步，等着从隔壁街上出来的送煤工先开口跟我打招呼。布达人的矜持超过了英国人的谨慎。似乎每个人都想用圣伊什特万[337]的王袍遮盖自己位于布达公寓楼内、相当大面积没有“供暖”、堆满“匈牙利彼德迈式”家具的三室住宅。克丽丝蒂娜有点像格拉茨[338]，匈牙利中产阶级的退休官员住在这里，像我这种只打算在这里小住一二十年的“赶路者”，在这里不会受到特别的尊重。我非常想掩饰自己的职业，因为在这一带还算受人尊敬、能让人忍受的最后一位作家，大概是维拉格·贝奈代克[339]。我极力适应周围环境，因为我熟悉并喜爱这个清教徒式虔诚，以自己的方式审慎阅读并注重修养，在生活方式和道德方面质朴得可爱、严肃得可敬的匈牙利中产阶级——不管怎么说，他们跟我也算是亲属，我理解他们的抱怨和愤懑，也理解他们不喜欢我身上的什么东西，而且当他们排斥我身上那些对他们来说陌生、可疑的东西时，我从心里认为他们有些道理。

在这一带住着各种亲属；伴随他们的焦虑和诱惑、同情和厌恨，我慢慢地开始了我的布达生活……在外人眼里，这里人的生活方式显得朴实、单纯；在家中的床头柜上总摆着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杂志；当地常住居民读的那些作家的文学作品，我只通过拐弯抹角的途径听说过。影响到这里的那些文学潮流，在官方文学市场上没有人知晓——虽然在书店橱窗里摆的同样是那几位“明星”或官方文学的残废军人，但是私下里，匈牙利的中产阶级却以神秘、宗派的方式继续固执地阅读那些不知名的、全家人爱读的书籍。有一天，在我住所的窗前，人们为作家P. 萨特马利·卡洛伊[340]立了一尊雕像，今天这代人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能再听说到这个名字——但在克丽丝蒂娜街区，即使在今天，他仍然是一位流行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艾尔代伊的指路明星》或《伊莎贝拉》在这个街区里被人们争相传阅。有一段时间，当地的商人们见到我会毕恭毕敬地问好；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在这一带传说我是“房产商”。当他们了解到真相，发现我只不过是一位作家时——在克丽丝蒂娜所有真相都会被揭开——他们继续向我问好，但不再那么毕恭毕敬。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向我回致一个问候。在街角巡逻的警察，好像也对我加强了监视，经常记录我的行踪，好像我是一个违规的养狗者。我慢慢明白了，在克丽丝蒂娜街区，我是一个可疑的人。

“噢，噢，但您之后将会写什么呢？”在佩斯，在咖啡馆里，人们经常这样问我，而且毫不掩饰心中的恶意。

是啊，在这之后我会写什么呢？我望着咖啡馆桌子上的那杯水，心里暗想：爱写什么写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抱着什么期待，而且我对此也不感兴趣。大概等待我的也没什么别的，只有我的毁灭。我感觉这个挺自然，挺人性。与人相关的“文学生活”，不可能比宝石经纪人或肉食加工者的商行更清洁，更高贵。在这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所有创作上的竞争也一样，作品不仅是为自己创作，还服务于什么，当然也可能是为反对什么或什么人），跟失败的银行家或破产商人一样被套上了枷锁。

我将写什么呢？我不知道。写我“喜欢”的东西？还是不管我喜不喜欢，都要“不计后果”地写我必须要讲出来的东西？“不计后果”是一个愚蠢、可怜的年轻人的口号，我在写作中经常喜欢祭出它。但是，在生活中从来就不会“不计后果”——总会有一个要比绝对性原则更可取、更明智的出口——人很容易讨价还价，很容易为讨价还价找到“道德”上的解释。我开始写作，当然不只是写“我不计后果必须要讲出来的东西”……我经常写一些并不需要说服自己去写的东西；我写我即兴想写的东西，写刹那间在空气中颤抖的东西，写几乎触摸不到、刚好需要讲述但并不那么“重要”的东西。每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感觉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真相被披露，我错过了机会，但是一切可以从头开始。随后，我天天写作，只因为在这座城里的某个地下室内有一台每天半夜都开始运转的机器，这台机器每天夜里都要吃东西，吃纸吃墨吃血吃神经，每天都在同一个时辰要东西吃，没法跟它讨价还价。我拼命写作，因为有某项法律强迫我写——并不是约定和需要，而是更深层、更复杂的法律；有一份绑缚我自己、绑缚我神经、绑缚我个性的契约强迫我写。新闻写作不可能让人“习惯”，不可能让人乐在其中；记者不可能躺在桂冠上歇息；一篇糟糕或不负责任的文字能够摧毁爱的信念；做这份职业不可能放慢节奏；假如一位记者“不计后果”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那也不是很负责任——存在多种真相，每种真相有其不同的形式。

许多年过去了，我写了数以千计的文章，每天都写一两篇，因为机器在午夜开动，因为每天下午都“发生着什么”，有时在隔壁街道，有时在坦噶尼喀[341]。有一天下午，一位稍微年长的朋友找到我，一本正经地盯着我说：“当心。”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坐在印刷味刺鼻、朝向庭院的闷热房间内。“当心，”他说，并用睿智的眼神望着我，“人很长时间都以为自己花的只是利息。但有一天意识到，他早就开始花本钱了；可这时已经晚了……”我怜悯地耸耸肩将访客送到门口；之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当心。新闻写作也是种鸦片；它可以让人毁灭，但在毁灭之前给你的只是美妙的麻木和遗忘。我有时疲惫，有时疑惑，有时过度亢奋，有时一知半解；但是每天我都写，就像医生每天做手术一样。仿佛有某种特殊的毒素在记者的神经系统里作用，侵蚀，让他不能忍受沉默。每天下午六点左右，我都坐在桌子前，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既不舒服，也不浪漫，只是一种故作的兴奋：每天都有谁杀了人，每天都有谁遭受重挫，每天都有谁在某个地方撒弥天大谎，每天都有谁做虚伪之事，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源于腐臭、悲凉的生活原态，我用笔尖划拉出旁枝末节，即便这样，它也是某天某地人类悲惨生活的芽孢杆菌，某种致病源；我相信，这就是新闻写作……或许，其意义最多也不过如此；揭示什么，并同时相信，我们揭示出什么事情或什么方向……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我的神经系统仿佛被通上电，开始用触角和犄角触探世界：我埋头在国内外报纸堆里搜寻关于这一天的、必须讲给什么人的琐碎事件，我必须讲给自己或讲给别人，否则就会难以忍受，就会丧失活着和写作的意义——有时拐弯抹角，有时非常拐弯抹角，有时只是稍稍提到我想讲的东西——随后，我开始感到特别的恐惧、“高压”、焦虑和持续几小时不会消失的紧张，直到我被迫坐到写字台前，不管写得好坏，我都要写下我相信自己能够讲述并能在生活的混沌中建立某些秩序的东西，或慷慨陈词，或结结巴巴，或精神抖擞，或麻木笨拙。

好记者总是很好斗——即使在认可、同意或祝福什么的时候也一样。记者固执地探究生活现象，阿们，确实相当无聊，不大讨人喜欢。在马戏院里，人们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些打工的野兽出场，将所有误入斗兽场的人撕成碎片，不管你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我意识到，在每天下午六七点之间，我会机械性地嗅闻血腥，洞察诡计与出卖、敲诈与不公，我到处机警地捕捉“官员的丑行”、世界政要的贪腐、女人的不忠和偏执念头。我意识到自己这副“好斗记者”的架势，于是我开始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自己。世界充满了卑鄙和诡计——但有的时候，我很想能够理解这些作为记者只能谴责和揭露的东西……尤其是，这是一种剧毒的鸦片，作家不可能毫无危险地吸食过久；凭着机械性的怀疑和趾高气昂的傲慢，记者“肯定知道”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还没有被发现，另一类已经“被发现了什么”；慢慢地，作家也被培养成了公诉人。是的，每个人都可疑……在那些年里，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令人惊叹不已的死亡舞蹈，许多荣耀的名字、人类光辉的榜样、富豪和当权者、道德者和罪犯、蠢人和天才们，转眼就沉入时间的潭底，消失得无踪无影！有一位大人物，三天前我还跟他一起在城里的上流圈子里共进晚餐，第三天早晨就额头中弹躺在工作室的长沙发上，或透过监狱的铁窗朝外叫骂；有一位半神之人，头天在他的办公室门前还挤满了全国各地的名门贵族，第二天他就结结巴巴地回答法官冷峻的提问——每个人迟早都会被“收进专栏”，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天成为文章的素材。这种视角并不特殊；但实际上这就是新闻写作……

作家有时喜欢解疑消歧，有时喜欢赞同什么，愿意说“对”……有时候在作家眼里，记者挥舞两把宝剑，即便同意或沉默，也是战斗。我学会了，一位好记者要紧紧把握住他的怨愤、谴责与反感；出击时，要同样相信自己的愤怒；这种团结是记者的信念。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意识到这点：我并非无条件地相信自己的愤怒。总有一天我必须做出抉择：当作家发声时，记者必须沉默，一个人不能精神分裂地活着，不能两面都信，不能在一天里的另一个时段“理解”你在编辑部上班时无条件地厌恶但又不得不写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不再无条件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低俗、卑鄙和诡诈必须由我铲除；是的，我也不再无条件地相信那些写在纸上、长了翅膀、迅速横飞的词语能在世界上改变什么。一种困惑不安、令人晕眩的感觉将我吞噬，我就像一位石匠站在悬崖峭壁上低头俯视。我开始在意我所写下的所有文字；我写的东西比以前少了，虽然写得少了，但表达的内容却越来越多。

与“布达的生活”相平行，佩斯的生活也在流逝……但是在佩斯，我谁都不认识。有一段时间，我试着参加各种“聚会”；但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尝试。出于天性，我孤身独处，甚至有意避开人群。每一位新面孔都是对我的挑战，一个个熟人转身离去，似乎都缺少足够的气力完成他们担负的任务。我战胜怯懦，接受了“挑战”。这一切其实是多么简单……这种因为怯懦而故作傲慢、因为惶惑而佯装潇洒、刚刚启程就好高骛远的佩斯生活！它缺少两三百年连巴黎杂货商都受到过的社交预科培训。它缺少沙龙和社交生活缺之不可的非个性化。佩斯的沙龙是多么富丽堂皇啊！还有那些晚宴！多么富裕、奇特、神秘、丰沛和显贵，与之相比，一切都显得简陋、凑合、不雅和可疑！在佩斯，我坐在富豪们的餐桌前，时刻期待暗门打开，好发现什么不堪的秘密……通常来说，即使不是在那一刻，也会在几个月或一年后发现“什么”——发现这些财富都根基不牢，这些沙龙全危机四伏，稍遇风雨，便不堪一击！

佩斯的社交带着某种机敏、洞察、个体的色彩，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机关算尽的进攻性。佩斯生活的舞台是那样狭小，人与人之间疮疤相蹭，与其说是相互接触，不如说是短兵相交。法国的“社交”完美、谐和、圆熟、顺畅，充满精心打造的转折点，行之有效，没有危险，好像缠了护膝的人在对打，让人联想到的只是佩斯人推心置腹的交谈，联想到贵族传统中风度优雅的花剑、拳击或摔跤。战前佩斯咖啡馆的智慧和博学，后来也作为一张王牌保留在社会游戏中；在咖啡馆里，人们可以知道每个人真实可信的个人隐私或财产秘闻，可以获得某种身体的智慧和通常在蒸汽浴室里才能够获得的人类知识，比方说，作家的头发有口臭味，女人的嘴里有脚汗味……佩斯人的交谈总是围绕着“为什么”和“针对谁”之类的口水话题；低俗的剧院小报信息无所不及，它毋庸置疑地宣称：较高贵的人物也过性生活；作家、演员、伯爵和银行家们经常垂青于城里最漂亮的女郎，著名作家把精力铺在一部新小说和一位金发女演员身上，爱好艺术的纺织大亨迷上了社交圈内一位女工艺美术师——通常还要表明这个半官方的佩斯人观点，人们还长有性器官。消息灵通的佩斯中产阶级津津有味地“谈论”，在这一方面，基督徒跟犹太人没什么两样，利普特城区跟尤若夫城区没什么两样，但有羞耻感的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私下读这类小报。这类由单位主办的新闻媒体经常会以直接、粗俗的机谋侵犯个人的隐私权。佩斯人喜欢乐此不疲地谈论这个国际性的可悲秘密：不仅在异性之间，有时在同性之间，人们也喜欢彼此相爱。如果他们此刻没有“交谈”，那就会打牌；但我对所有技术性的娱乐都感到厌恶。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接受佩斯的“摩登化”洗礼；但后来我还是逃回了布达。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几次怪诞的佩斯“社交晚会”，那里的男侍不知道雪茄烟和利口酒放在哪儿，因为他们是几小时前刚从附近的赌场借过来的；那里的桌子一撤，大家就都跑去打牌，人们在那里谈论最新“绯闻”，犹如谈论股票行情。

我极力忘掉这个世界。我孤独地住在布达。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现出一个高贵、优雅的小匈牙利世界；我的孤独并没有消除，而且框架清晰而牢固。我去佩斯，永远像一个误闯进城的乡下人，但在“那边的家”，在大河的右岸[342]，在古老的街区，我逐渐熟悉了那里的房子、广场和人，我就像一个到一座小城过退休生活的外乡人。每天清晨，我都沿着布达城堡散步，眺望山谷中白雪覆盖或绿树葱茏的古老城区，满眼教堂的钟楼和风格过时的屋顶——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这几条街道，城堡内的散步，附近几家破败的咖啡馆和弥漫着霉味与地下室潮气的小酒馆，这份孤独，以及构成我孤独边缘的人的面孔，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对我来说有了一点家的感觉。现在若让我离开这里，我会心怀抵触，情绪低落；在国外时我想到的是布达，一想到布达的街巷，就会感到暖心的亲切，那种亲切，就像一个乡下人在陌生之地听人提起他家乡的名字。我已经了解了“克丽丝蒂娜”的秘密，熟悉了“摩登”农贸市场屋顶上没标数字的新式塔钟，钟面上用线痕来标示时间——“那么布尔什维克”，连女仆们都这样说，我慢慢理解了她们想说什么。我孤独地生活，不过时间长了，我也结识了几个熟人：一名修表工，一位木匠，一个壮汉，隔壁养老院的一位老演员，上夜班的跑堂们。我跟这些人也能聊天了……我在佩斯只是去做讲演，好像我总想说服谁。肯定我自身有什么问题。也许，创伤和忌妒是我胆怯、羞涩的根源——我害怕聪明的佩斯人想得太多，可能会觉得我很可笑。这种忌妒是病态的，不公正的；但我从来未能彻底战胜它。“布达生活”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深潜，越来越封闭。我紧密、决然地让自己的生命附着于这种生活的环境、氛围与模式。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多次安“家”。布达曾经是一个家。

作家们孤独地活着，好像在一座茔窟里，匿影藏形，惶惑不安。所谓的“文学生活”，看起来不过是争吵、不安全感和世代的忌妒。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么小、这么拥挤的地盘上，所有人都啃同样薄片的面包。在这里能“得到”什么呢？肯定得不到太多的什么——顶多也只能继续工作，有时可能会听到自己作品微弱、羞涩无力的回声……是啊，我们该写什么呢？当我刚回到家乡，人们带着敌意的狂想在佩斯咖啡馆内这样问我，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这个问题。每个星期我都在环路上的报刊亭买法文周报，书商每个月给我寄来国外杂志——有时候，我内心狂跳地埋头阅读报刊上的讯息，就像一个远在天边的旅人，由于远离了能为人类精神给养、使其开花结果的巨大暖流，已经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文字的含义，他只能连猜带尝，通过货样揣测新产品的滋味……我从远方关注几桩重要事件，但是关于新动向、年轻人、“运动”的消息只能经过筛滤和稀释才传到这里。我只听到世界充满威胁的冲撞声；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乌合之众，我们怀着紧张和恐惧试图及时“组织起来”，缔结同盟或联手防卫，抵御内容未知、阴影不祥的灾难。毫无疑问，这些集社结伙的尝试最终总是失败。作家们依然孤独。我们的本性和命运也就这样。

在佩斯，有时我坐到环路边的长椅上，饶有兴味地观看“嘈杂混乱的首都生活”。在这里我过着彻彻底底的孤独生活，仿佛被人逐出了边境。

写作像是一种疾病，慢慢统治了我的生活。写作不是“健康”人应该承担的任务；健康人最重要的是健康，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接近生活；作家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接近作品的更深处，在那里危机四伏，山崩地裂，洪水奔流，瓦斯爆炸。我的神经官能症会随着对某个写作题材的接近而周期性复发，我的焦虑越积越多，有时持续几个月之久；冒着相对较小的生命危险，我举步维艰地工作着，满腔毒素，孤独隐居，远离人群……我只能幻想爱情、友谊、人类的团结和乡愁，就像一名僧侣幻想都市生活；可是，这种乡愁也是对自己的出卖……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寻找一个人或一个女人，但每次尝试总是以不光彩的失败告终，然而在作品里能够感到这种“乡愁”，这是遁入生活的逃亡，怯懦的退隐。之后，我必须直面现实：对我来说，无处可逃，没有人为我的命运承担责任，我必须完全彻底、毫无条件地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作品；我将这样生活，在偏执的高压之下，不时在逃跑的恐慌中感到绝望，总是重又跌回到另一个生活，摔到纸上。的确，写作是其自身最权威的理解者和分析者，欧什瓦特·埃尔诺[343]称之为：生活方式。作家要过作家的生活，至少要过有作家尊严的生活……这个前提是不忍受讨价还价。生活尖厉、诱惑的声音永远在勾引，在伤害；没有“解决办法”，我已然清楚；我将永远这样柔弱，永远试图逃走，在人的生活中寻找位置，直到浑身战栗地蜷缩到一颗心灵或一副身体旁取暖，结果导致了对旅人灵魂与写作恶魔的双重出卖。

我写作，因为我有话想讲出来；我写作，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适合我的性格和精神境界；因为作家的表述能够达到最高层次的、永远无法通过生活事件传递的生命感受；因为这种生命感受也不可成为作家的目标，他必须否定它，必须将这一切抢救下来并藏到一个封闭的形式里，在那里，作品本身也有了生命，无须从周围世界汲养，也不需要亲属和信徒、成功和反响。我有什么话想说出来——我写完一本书后，再写一本书，之后我才懂得，作家的“计划”不是丛书系列——在我写下的每行字里，总是想表达同样的内容，只是通过多部作品和多种体裁，潮水朝向唯一、共同的三角洲涌流，这时候我只是在场而已，我的全部意义和命运就是：我必须在场，因为有什么东西想通过我来表达自己。这个“什么”是不成形的，有时我觉得，它是反灵魂的。写作的原始素材始终都只是泥土而已，要想让它进行有生命地运转，要吹入[344]比灵魂更多的东西，要赋予它比例和外形。我焦虑无助地以写作为生，整日与作品面目相对，我看不清它的终极比例，由于充满多余、杂碎、偶然之物，我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大小，就像一个人感觉不到生命的大小；也许，作品只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获得其终极形式，但也可能要在生命结束后才可尘埃落定，所有的繁装琐饰纷纷脱落，作品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有机体，一个具有生存活力的整体。我不能看清自己在这项任务中可以浪荡到哪儿；也许在作品的深山老林里，作家从来都辨不清路，这里的路牌指不了路，只有你的本能和神秘的声音能够指引你翻山越岭。我从来不能理解那些在灵感突发的瞬间能够“想出”不朽名言的作家们；是写作找到我们，不是我们找到写作，我们最多能做的是：不逃避它。有时候写作非常令人欣悦，我所写下的每一行字只是徘徊，拖延；成千上万句的细致描写，书里漫长的字行，所有都只是遁词而已，为了逃避所承担的任务。以后总有一天，你不可能再逃避见面，不可能再写一本书，不可能再跟分期付款似的请求作家的命运之神给你延期；总有一天，你不得不坐下来面对任务，直到你再不能说出别人无法替你说出的话为止……我的所有作家式冒险都是在为逃跑和不忠做准备；就像恳求魔鬼先放过我一码，还没到时候，现在我想先说说别的；这只是在做准备，建立新的关系，我还没听清自己的声音，我耳朵里灌满了陌生的旋律，我必须先忘掉我所听到和所理解的一切，必须忘掉在我生存的时代无处不在、强大得能够穿透一切的文学旋律……是的，我先随便写点什么，以后，等以后我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我的任务！我就是这样写书的，仿佛是给命运纳税，试图通过微小的牺牲平息无情上帝的嗔怒。但我隐约而痛苦地明白，我不可能这般轻易地逃走。

“以后您将写什么呢？”他们问我。有时我吃惊地意识到，确实还存在作家的命运；有一些任务，有一些感情或感性责任，恰恰不大可能逃避掉。我绝望地发现，在许多年前，甚至在我的前生前世，我就清楚地预知我将要写什么——我在聊天中提到的写书念头，以后，哪天，可能，我想写一本什么书——许多年后，我有一天震惊地发现，书我已经写好了，而且跟我许多年前心血来潮、随口一提的内容一模一样。我要能够摆脱这类“随口一提”的写作任务该有多好，“推掉”一个，再推一个，休息一下，伸个懒腰，或许为另一类尝试积蓄力量；但是我连一个字母都未能逃避。显然，我写的每行字都属于任务范畴，也包括那些多余、不完美、有罪地夸大或轻率的文字……我很清楚，我从来没准备写一部以后将“讲述一切”的“巨著”；巨著只有那些文艺爱好者或生活在文学领域的专家们才准备写。其实我还是相信，不管怎么说，那些出于多事、躁乱、内疚担负起的写作任务都是无法逃避的，即使是在时事文章中，我也有机会在某一行或某一段里说出别人不可能替我说出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我想说的话也并非那么精明绝顶，极端原创，闪烁着耀眼的精神光芒；也许，我该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以通俗的方式讲出来，因为在生活中，就像文学中的重要陈述，那些能够彻底表达一个人内心的话语或看法，绝大多数时候都相当简单。我有的时候这样想象，我所写的一切都只是前言和遁词；实际上我只想写，只想描述一个人物，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物活着，我连他的姓名都知道，我认识他。比方说，这个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女性，她站在人群的中央，并非聪颖绝伦，也非好得出奇，然而她却知道什么，有可能是她肯定不能用词语表达的生活“秘密”；沉稳自信，仅此而已……相对所有的现实而言，我在写作过程中首先想窥视这个女人，这个陌生女人的秘密。这是作家的“计划”吗？肯定不是。有的时候我感到震惊，我要花费多少精力走多少弯路，才能找到朝向她的那条路；我要走遍上百座记忆的岛屿，才可能找到她——对于生活我知道的或我想知道的一切都跟她有关；我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是否有过这么个人，我是否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她。也许她是母亲，另一位我想见到的永恒、未知的母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所写的每一行字、每一本书和我所采用的每一种文体，全都是在研究她，仿佛她能给予我答案。之后许多年过去，生活中充满了写作、讨价还价和尝试。当我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犹疑地看到这个人的面孔时，却听不见她的声音；后来突然有那么一刻，在陌生的地方，我意外地瞧见了她。好像我的写作不是别的，只是遁词和时机，有一天能够遇见她。

当作家写这类文字写到“尾声”时，该在哪里画句号呢？

生活在跟书竞跑。有一天中午，那是在秋季，我父亲死了。他死得充满力量、尊严和榜样性。仿佛他向我们展示，一个人应该怎样死——他是攥着我的手死的，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死亡恐惧得到了修正；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死亡，害怕那种陌生和恐怖；我只是不舍得放弃生命，我向死亡索要生命的滋味与气息；但是就在那一刻，当我父亲闭上眼时，我理解了，死亡既不好也不坏，不具任何特征。

很长时间我都痛苦。跟我们近得难解难分的这些人，我们只能通过死亡完全理解他们。父亲死在陌生的城市，在陌生人中间，只有我们，只有家人守在他身边，情况如此错综复杂——死亡也对此做出了解释——他是死亡的意义与内容。通常来说，父亲去世是一场大爆炸，家庭会在这种时候土崩瓦解，每个人踏上自己的路。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很清醒；他在去世前的半个小时叫来了医院的大夫，并打着优雅的手势说：“我安排好了，先生们会得到酬金的。”他就是这样死去的，死得像一位高贵的绅士，不会带着任何拖欠离开人世；他主动、老练地安排好一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的那份，每个人都得到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一次握手。“这是我的最后一天。”他在去世的那天早上这样说；他用近视并疲惫的眼睛望着窗前的几棵大树，盯着秋日的树冠看了好久。即使在死神降临的最后时刻，当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有几小时或几分钟就必须死去，他依旧保持惊人的睿智和平静。我始终为他的这种神奇能力惊叹不已，他总是能够远远地、从他身处的远方审视生活。这种只有他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最后几天，他还谈起他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他最终不得不离开那里而客死异乡。他不能忍受这种分离。也许正是这种变更夺去他的性命；他的身体本来还能跟年龄抗争，但他的心放弃了对生活的渴望。再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年过花甲的人很难承受被迫的迁徙。他在最后几天，梦见了他出世、生活、工作过的老城，他对那里的每扇大门都了如指掌。有一天早晨，他从短促的睡眠中醒来，带着疲惫但快乐的微笑说：“夜里我又去了那儿。你知道吗？我又在梦里去了班库，好像路过了观景台，我看到脚下山谷里的城市。”他的微笑是那样快乐，好像刚去寻欢回来一样。那些天，他已经非常虚弱了，很少开口，但眼睛睁得很大，放射着特别的光亮。他用这副放光的眼神望着每一个走到他病床前的人，好像在那一刻才真正辨认出那些熟悉和陌生的面孔，他想了解隐在那些轮廓线里、此前他从未注意到的新意义。但是在每张面孔后，他看到的都是“城市”的某个地方；他梦见城市，在梦中的郊外森林里散步，在欧蒂莉亚，在赫拉多瓦。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是家庭唯一的真正舞台；当他不得不离开那里，仿佛生活的舞台也摇晃，坍塌。离乡之后，他从来不曾提起那些留在家乡的人们，不再谈我们住过的房子，不再谈过去的家；他羞惭地将那些记忆隐藏起来，耻于面对自己的痛苦，否认自己面对的绝望。但是，梦把他在白天想都不愿想的东西带到了眼前，濒死前的梦一下子映出了他永远渴望回归的地方。他若有所思地讲述着这些梦；但从他睿智、疲惫的眼睛里放射出的光芒驳斥了他说话时那股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语调。他离开那座城市的时候，早已在内心向她诀别，在死亡预感中，他又一次梦幻般地回到那里：他又看到了她，爱她，并呼唤她。

最后一个夜晚，午夜时分，我不能忍受自己继续待在陌生城市的旅店里，我钻进汽车，去了医院。他已经非常虚弱了，醒着躺在床上；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只有母亲神不守舍地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三天三夜的护理，已使母亲精疲力竭，在最后那几个小时里，她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继续机械地护理他，呼唤他。我坐到床边，望着那张奄奄一息、亲切而忧伤的面孔；因为担心吵醒我母亲，父亲用很小的声音谢谢我来看他。他总是这样：礼貌，郑重，平静。“谢谢你又跑来一趟。”他说，他的嗓音是那么柔和而宽厚，泪水盈满我的眼眶。父亲又讲了他的处世秘诀，礼貌的秘诀。有的时候我这样认为，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与另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他对待每位家庭成员，都像对待一位高贵的客人；他每次串门，都不会忘记给家庭女成员们带去高雅、别致的礼物；在所有家庭或官方的节日里，他都会送去贺卡和几枝鲜花。即使在病危的最后一夜，他依旧那样干净整洁、仪态端庄地躺在病床上，周围整理得井然有序，就像在一个寻常之夜上床歇息。就在那天晚上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理解了父亲的贵族主义品德。他的一生都是抱着这种仁慈、绅士的高尚品质度过的。我在床边坐了很久，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四目相对。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疼爱、探究、分析的眼神望着我。我承受住了这副目光；就这样，我们一声不响地彼此相视了一个小时之久。他回忆起了什么？他本来想跟我讲些什么？他没跟我讲过，从来没讲，即使在最后那一个小时里也没有讲。他的沉默是一种机敏，不是脆弱。他非常懂得，在彼此之间，在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要比机敏、谨慎地平心相待的秘密更幸福了。总之，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他向我道别，跟长子道别，似乎他想告诉我什么，一句话，一句家族密语、生活箴言或私下的点拨——但他缄口不语，似乎心里明白，他帮不了谁，个人和家族只能听天由命。他用探究的目光望着我，眼睛睁得很大，仿佛他终于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谁。他要为一个很久远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我不能回答他。后来，他向我伸出纤柔、羸弱的手，紧紧攥住了我的手。他一句话没说，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我的手。我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中午，他已经奄奄一息。病房里许多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惶恐无措。现在他已不再注意我们，而是出神地盯着窗外，盯着婆娑的淡黄色树叶。两点半时，他说：“起雾了。”果真，在他的眼前恍惚升起淡薄的雾气；房间里也薄雾缭绕。他安静地躺了一会儿；后来，医生为他阖上了眼睛。在这一刻，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是的，这件事现在终于发生，父亲死了。”我心不在焉地这样想。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似乎想要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父亲有病，去世了，现在要把他埋掉，这一切都挺正常。过了一会儿，棺材运来，随后又运走。我想点支烟，但走廊里来往的人很多，我没有点，我不知道“这种时候”适不适合吸烟。我抄起外套，转身走了。那是在十月中旬，屋外飘着冷雨，我走在泥泞的林荫道上，四周空寂无人，我既无伤感，也无恐惧，唯一的渴望是想吃点什么，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在这条直通市区的道路中央，我忽然看到了一辆马车；那辆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走得很慢，朝着墓地小教堂方向行驶，车上运的是我躺在棺材里的父亲。我们在雨里慢慢地走，我亦步亦趋地跟着马车，从医院到墓地，在这条并不很长的路上，我突然近距离地看到我父亲的一生，那般夺目地清晰，那般吓人地真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这样看到过。两匹马无精打采地走在泥地里，我不时需要放慢脚步，因为拉着灵柩的马车落在我身后。在这条路上我懂得了，父亲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位跟我有“关系”的人，我跟他之间有某种私事，这种事情不可能“了结”，也从不可能“谈开”——这些应该谈但没有谈的事情，现在已变成永远的喑哑碎片……马车在墓地大门口拐弯，消失在树林里。我停下脚步，点了支烟，望着灵车驶去的方向，开始浑身颤抖。这一瞬间我开始明白，父亲死了。

父亲下葬了，我感觉自己通过了一次新的评审，晋升了一级。我被一种十分特别、令人窒息的自由感所捕获，仿佛有人告诉我说：现在你什么都可以干了，你可以加入无政府主义党派，可以把自己吊死，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一切，不再有禁忌……当然，这种“自由”是虚无的，其实派不上任何用场。根本不存在其他的自由，只有爱和顺从的自由。但在父亲去世之后，我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只有他无私地待我，以他自己有教养的可悲方式——我爱不了别人，愤怒、创伤与复仇的欲望替代了爱与顺从在我心里作祟。这种理解和洞悉，削弱并排解了我的悲怆；我不相信“痊愈”，也不相信和平。我知道，我不会再无条件地跟谁卷入充满人性的关系里了；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追求“生活方式”，我要把留在自己内心深处和个人世界里的人性，全部珍藏在文字中。

因为，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本身，都不再相信“和平”，不再相信“痊愈”。受到惊吓的小市民们，在各个角落里哀怨悲号，他们除了纠缠和砍价之外，脑子里什么都不想。阴郁的光线，投向生活的山野。我生活在一个可怕可疑的世界里，那里的国家政要们一次又一次地给民众缓期，似乎在公开鼓励大家，可以往地里再播种一次小麦，可以再写一本书或建一座桥；生活和工作就在这种永恒的危机感中进行。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跟迅速攀升的阶层混淆到了一起；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学习并笃信的思想，日复一日地像一钱不值的破烂被扔进垃圾堆；从众本能的恐怖统治，笼罩在昔日文明的辽阔领域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相对立。能够显著、有效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充满了绝望；我对同时代大众的庸俗品位、娱乐与需求感到不屑，我对他们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那些完全满足大众欲望的当代技术与称雄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悲剧。有灵魂的人是孤独的，他们被迫钻进各地的茔窟，就像在中世纪怀揣密文、到处藏身的僧侣们躲避征服者的迫害那样。确定无疑的悲剧性惊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段时间里，我必须尽可能地活下来，并写作。这非常困难。有时候我惊诧地意识到，在灵魂里和品位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根本不像二十五岁。我们这些在这个“阶层”最后一个荣耀时刻降生的人，命运都相同。今天的写作者，似乎只想为他们身后的时代留下见证……见证在我们出生的那个世纪里，曾经高唱过理性的凯歌。只要我还能写下一个字，我就会见证：见证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过这样几代人，他们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就生命规划而言，这算不上是个大手笔，但我做不出别的规划。我能做的一切，就是想以自己冷酷、不忠的方式，保持对道德的忠诚。是的，我耳闻目睹了欧洲，我亲身经历了一种文化……我能否从生命的手中获取更多？好吧，我在这里告一段落，我就像一名从惨败的战役中幸存的讲述者语调沉重地说：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

自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