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我们两个都比你赚得多。”我无话可说，他看起来得意扬扬，转头继续看电视。片中每一个角色都是配音，连那个丰满的蛇蝎美女都粗声粗气地说话，听起来好像是个愚笨鲁钝、烟不离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一个下颚方正的男演员爬进冰箱，躲过了炸弹攻击。我希望这种科技已经传到车臣。

“克列斯提监狱即将改建成旅馆。”我说。

“又要改建？什么时候？”

“报上说等郊外的新监狱盖好就动工。”

“我还没被抓去关之前，他们就这么说。当时我就希望那里是间旅馆。但当然不是。”

我转头，但没办法躲避他——墙上挂了五十张我爸的照片，照片加上黑色的细框，从客厅的墙上延伸过来。从五岁到六十九岁，除了他坐牢的几年之外，他每一年都拍一张照片留念。他妈妈以前每年都带他到照相馆拍照，以防警察把她抓走、他被送到国营的孤儿院。他爸爸是人民的公敌，所以她必须考虑这些事情，做出预防措施。直至今日，每年生日时，他依然穿上他最体面的一套西装，到照相馆拍张照片，把新拍的照片带回家，挂在墙上。老实说，这种行径有点疯狂。即使世间某处有个女孩愿意跟我回家，我也不会把她带到这里。

我走过客厅，瞪着我爸一九八三年的照片。这张照片跟其他每一张都一样，看起来像是放大的护照相片。一九八三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看来相当阴沉。

“你知道的，我始终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我爸主动开口。“那年我五十岁，我以为我赢定了，再也不必担心。然后我碰到你妈妈，然后她怀了身孕，这下我不能抛下她了，对不对？”

“爸，有些事情最好当作是无头公案。”

“胡说。你若不晓得你打哪里来，你就不晓得你会在哪里说拜拜。每一个人都得有个起头。”

我闭上眼睛，尽其所能迎合他。“好，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你啊，我的宝贝儿子，因为保险套破了，所以才有你。”

弒父真的不应该受到惩处。我朝着走廊转身，忽然注意到沾了茶渍的扶手椅上方新挂上一张照片。“什么时候是你的生日？”我问。

“几个星期之前。”他说。“别摆出那种表情。这些照片啊，每一张都是为了你拍的。”

“你晓得这话听起来多疯狂，对不对？墙上挂了五十几张你自己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我或是妈妈，全都只是你自己。”

他搔搔猫咪耳朵之间的隆起之处。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上亿次。

“我爸爸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本来有几张，但我妈妈不得不销毁。我小时候，她经常把照片拿给我看，但现在照片没了，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我不晓得他是谁，塞尔盖，我不知道我的起头。”他从猫咪身上移开视线，抬头看看照片，然后看看我。“这些都是为你拍的，所以你会知道你的起头、你不会忘了我是谁。”

*　*

癌症夺走她的性命之前，我妈在一家小商店当收银员，店里橱架上货品贫乏，零零星星，你看了说不定会以为这里贩卖橱架，而不是一家超商。她出门十五分钟之后，我爸开始干活。他有一支跟皮靴一样大的移动电话，他好像战壕里的士兵似的接听电话，口操行话，清晰明快地处理订单，接着戴上橡皮手套和手术口罩，把厨房桌上的白粉装进小袋里。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个医生。

“这东西对你非常不好。”放学之后、我获准看着他工作时，他跟我说。他用我妈的量勺均分白粉，放进对折的小纸袋。“你绝对不可以食用。”

“你在制作什么？”

“我在挣钱。”他回答。

夏季之时，他白天经常派我出去送货。倒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只是把几个信封送交到大学生和应召女郎的手中，分量极为轻微，只有严格解释才算犯法。我出门之前，他跟我说了一连串注意事项。

“你必须先点钱，然后才把货品交给他们。”

“你绝对不可以直视警察的双眼。”

“你必须遵守每一条法律，除了你违反的那一条之外。”

“你绝对不可以停下来跟任何人说话。”

“你必须假装自己是个男子汉，然后你就果真是个男子汉。”

我买了地铁车票，而不是跳过入口。我在每个十字路口静候变换灯号。我的身高不及门上的猫眼，不得不一直敲门，直到有人应门。应召女郎有时请我进去喝杯茶，吃条巧克力棒。过了几年，当我意识到自己曾经进入圣彼得堡几位最美艳、最淫荡的女人的香窝、结果却只受到甜食的诱惑，我不禁觉得自己是个沙皇级的无能蠢蛋。现在我只觉得她们好可怜，必须借用毒品才有办法承受发生在那些公寓里的一切。

桌上的海洛因，窗沿的白雪；一头孤狼的刺青延伸到他的前臂；手术口罩盖住他的半张脸；戴了手套的双手娴熟地执行任务：那就是我印象中的老爸。他是个资本主义者，他是个因应新苏联而生的男人，他是个我以为我会永远崇拜的爸爸。

我妈当然知道，但假装不知情。当她发现我帮我爸跑腿，这事才画下句点。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八月的一个下午，我慢慢晃进家门，手指沾了融化的冰淇淋，依然黏答答，她那天正好早点下班回家，我一进门就被她逮到。

“送货挣钱。”我骄傲地说。她伸出右手打了我一巴掌，伸出左手搂住我。

“到处都有人犯法。”她说。“电视里，大街上，克里姆林宫，现在轮到我家里。我才不愿意跟两个歹徒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她打电话报警。那天下午，我爸就在我们公寓大楼外面被捕。

*　*

既然推着基里尔四处走动，我就不得不躲着朋友们。我没有回他们的电话，而且避开公园、学校操场、我们经常躲在里头昏睡的大楼地下室。我们只碰过一次面，那时是六月底，我跟基里尔在Gostiny Dvor地铁站的月台上，基里尔唠唠叨叨讲述铁路枕木的历史，说了又说，讲个不停。沃拉里呆滞的目光忽然停驻在我身上。他搔搔胯下。他头上的虱子肯定已经迁居到鼠蹊间的密林。

“图派克，你最近到哪里去了？”他问。伊凡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一件超大号、塞得进一个四口之家的运动衫站在他后面。

我朝着基里尔点点头。“哪里都没去，只是工作。”

沃拉里不怀好意地笑笑。“新朋友？”

“我爸逼的。”我试图把音量降低到基里尔听不到。

“你听说托尼做了什么好事吗？他上星期抢了一家电脑专卖店。”伊凡说。“他把他的境内护照留在柜台上，但是依然没办法让自己被抓起来。他得走进警察局，坚称自己犯了罪。真的很丢人。”

“他进了克列斯提监狱？”

沃拉里点点头。“最起码关到开庭。听起来还不错。不会缺水，免费供电，我敢打赌他正在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我们这个周末就加入他。”

“你们打算以什么罪名入狱？”

“我们打算偷一部警车。”伊凡抓着牛仔裤说，他的裤子正朝着膝盖下滑。基里尔把头转开，假装没有听我们讲话。“你要掺一脚吗？”

“我答应我爸这个周末帮他搬一些家具。”我说。“但我会跟你们在那里碰面。”

“你保证？”伊凡问。

“没错，绝对保证。”

“这事攸关你的小命。”沃拉里走开之前说。“你被关进牢里，说不定就可以保住脖子上这颗头颅。”

基里尔保持沉默，直到沃拉里和伊凡消失在铺了白色瓷砖、通往Nevsky Prospekt地铁站的行人地下道。一个吉卜赛小贩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我们身边，盘上摆着一件件通常成包贩售的物品，比方说可抛式刮胡刀、保险套、巧克力棒。

“你会跟他们去偷警车？”基里尔问，语气之中没有轻蔑之意，听起来甚至不像是反对。

“我不知道。”我坦承。

“在我那个年代，若是想要逃避兵役，最普遍的方式是上大学，其次是宣称心理有问题，借此延缓入伍。你必须贿赂一个精神科医生，请他说你是个有凭有据的疯子。问题是缓征令都被谎称心理有毛病的新富阶级拿光了，真正的精神病患反而不得不当兵。我们的连队有两个人精神分裂、几个人情绪躁郁，还有一个家伙说天使经常来找他。战争真是荒诞，不是吗？”

“一张缓征令多少钱？”

“你绝对付不起。”他说。列车驶近，随之扬起的微风急急扫过我的头发，但基里尔被植物起酥油抹得银闪闪的头发，却是纹丝不动。

*　*

一星期一星期接踵而逝。自从那天晚上我爸在五百卢布的收据里找到剩余的毒品之后，我就没有再碰海洛因。我一直等着出现戒断的症状——如果我在铺了软垫的病房里乱跑乱跳，他们就不能把我送往车臣——但我猜你如果五个月之内只吸了四次毒，你不会出现戒断的症状。每天早上，我四点半起床，帮基里尔穿衣。我们抽支Java Gold当作早餐，坐上列车激励民众，一直工作到中午。有天我们跟一个乔治亚人买午餐，这个老头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好像身子里有个黑洞，整个人慢慢朝着腹部缩进去。基里尔又开始不停讲述地铁系统。

“全世界最繁忙的地铁之中，我们的地铁系统排名第十三。”他边吃香肠边说。那天是圣彼得与圣保罗纪念日，市区各处热气腾腾，好像毛孔之中冒出闷热的湿气。“但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之中，圣彼得堡仅仅排名第四十五。你觉得这代表什么？”

“我们穷得买不起汽车？”

“你白痴喔。这表示我们的地铁系统令人自豪。纽约、伦敦，你认为他们的地铁站有水晶吊灯、大理石地板、黄铜雕像吗？”

“当然有。”

“没有。”他坚称。“他们的地铁站都是涂鸦、摇摇欲坠的墙壁、把乘客推向铁轨的无赖。他们没有美丽的物品。”

“那是个电视节目，对不对？”我说，我们终于有个共同嗜好。

“我说的不是电视节目！我说的是地铁。一座不是为了沙皇或是王子兴建，而是属于你我的殿堂。”

“好吧，同志，我们这就朝着你的殿堂前进。”我建议，推着他走向Pushkinskaya地铁站的入口。

“你不该在四月二十日工作。”我把他抬过地铁入口时、他对我说。“那些理个平头的小混混在希特勒的诞辰最嚣张。”

那时还是夏天。我不知道他干吗跟我提出这番劝告。

“如果你……”我们走到月台时、我朝着他的残肢点点头说，“你有什么计划？”

“你是说如果我双脚健全？”

“没错。”

“我打算开公司，提供窒息式性爱的服务。”他毫不犹豫地说。

“你说什么？”

“窒息式性爱。难不成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是一个新的电视节目吗？”

他下巴大张，一脸不可置信。“那是一种嗜好。你应该试试。非常有趣。”

“那是什么？”

“那是你把一条皮带绑在脖子上、干得爽歪歪。”

“听起来不怎么有趣。”我说。“其实似乎蛮可怕的。”

“不但是处男，还是道貌岸然的清教徒。你长大以后会变成一个修女。”

他断了腿的缺憾，全被他的伶牙俐齿补了回来。“那么你要提供什么服务？”我问。“这听起来像是两人之间的私事。”

“你把一条皮带绑在脖子上、让自己几乎窒息，当然会有风险。这种经验可能改变你的一生，也可能让你断送性命。犹如高空跳伞。我的公司将提供类似降落伞的服务。比方说你想要尝试一下窒息式性爱，你事先打电话给我，我手边已经有一副你家的备用钥匙，如果你某个时间之内没有打电话回来报备，就说一个钟头吧，我会过去查看一下状况。到了那时，你说不定已经一命呜呼，若是如此，我会赶快帮你拉上长裤，好让你的亲友们以为你死于一般的自杀，说不定心里比较好过。”

“如果他们没死、而你有他们家的钥匙，你就可以把他们洗劫一空。”

“你这个没经验的小毛头还有点希望。”

我们在月台边缘等候，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口，但我就是说了。我问基里尔为什么从来不提他怎么失去双腿、他乞讨之时为什么沉默不语、面带挑衅。

他皱起眉头，我们的对话骤然转向，变得如此严肃，让他不太高兴。列车从对面的铁轨进站，几乎飕飕带走他的话语。“你可以靠着别人的罪恶感过活。”他说。“但是你若想要一栋乡间别墅，你也必须让他们感到自豪。”

疾风涌入隧道，夹带着列车尖锐的刹车声。“但你怎么失去你的双腿？”我高声发问，听出自己声音中的恐惧，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怀疑的事实：我果然是个胆小鬼。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摇摇头，对着自己笑笑。疾风散去，环绕着我们。“我之所以告诉你，纯粹是因为你即将南下，进入战区。我的残废跟地雷无关。几年前一个晚上，我喝得烂醉，昏死在圣彼得堡的地铁轨道上。”

那天傍晚，一套破烂的军服平放在客厅的咖啡桌上，宛如一片蓝灰的雨云。我摊开长裤，举到腰间比一比，裤脚垂过我的脚踝，噗噗啪啪打上地面。

“你爷爷身材高大。”我爸站在门口说。那只恶魔般的猫咪在他双脚之间窥视。“把裤管截短，你看起来就像个大人。”

听到他这么说，我觉得好难过。

“我不想去。”我告诉猫咪。小恶魔的头一歪，尾巴一拍，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我爸伸出一只手指头勾住我的下巴，抬高我的脸，让我看着他。“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绝对不会有人想要套上军服。”他那支抽了一半的香烟熏得我泪汪汪。他把剩下的半截香烟丢进茶杯里，用大拇指抹去我脸颊的泪水。

“喔，塞尔盖，有时我但愿你看得到我眼中的你。”他的脸有如炽热的大太阳。我不得不移开视线。我试着把目光停驻在一个不会激发情感之处，但是满墙都是他加了框的照片。我躲不开他。他无所不在，看顾着我。

“你看到什么？”两年以来，我头一次声音哽咽。我情愿用我的余生交换一件隐形斗篷，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幻影移形，出现在任何一个我爸视线所不及之处。

“我看到一个脑筋很好、说不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年轻人。我看到一个心地善良、个性纯真的年轻人，但他的世界却容不下、也不赞许这样的好人。我看到一个我希望他在哪些方面不像我、他就真的跟我不一样的儿子。”

“我不信。”

“你会活得快快乐乐。你会的。”

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衷心希望我能够相信我爸。

“瞧瞧你。”他说，身子往前一倾，在我的额头印上一吻。“我的塞尔盖，我的小笨瓜。过去这几年，你花了多少精神想要变成一个混蛋。即使尽了全力，你反而成了一个男子汉。我知道你想要变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混蛋，今后数百年，人们一说到‘混蛋’就会想起你。但你不是一个混蛋。你是我的儿子。所以啰，当你想要自取其辱，请你记住，我的宝贝儿子，你是你爸爸全心的骄傲。”

*　*

隔天早上，我的脑袋和天空皆是一片昏沉。我推着基里尔走向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浑然不顾他讲古。再过四天，我就必须报到。

连着好几个钟头，我几乎一句话都没说。基里尔指关节触地，大摇大摆地越过车厢，我推着轮椅紧随其后。卢布纷纷落入柳条篮，他每一站都讨得到钱。

“我们休息一下。”快到Ploshchad lenin地铁站之时，我跟他说。

“现在才十一点。”

“我想透透气。”

基里尔叹口气，但是应允。他在电扶梯上算一算早上讨了多少钱，成果令他满意。“你最好把钱收在胸前的口袋里。”他说。“小偷对于残障者颇有戒心，绝对不会接近你的残肢。”

“你一直说‘你’。”我轻声说。我悄悄意识到这一点。

“我在跟你说话，若不说‘你’，不然我还要说谁？”

“你一直对我下达指令，好像在训练我。‘你得这么做、你得那么做，才有办法成功行乞。’”

“我只是笼统说说，没有特定的对象。”他开口，但我已经不再聆听。整个夏天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是基里尔的助理，而是他的学徒。

我手一松，任凭收叠起来的轮椅噼噼啪啪滚下电扶梯，我不记得路人们的脸孔，或是他们跟我大吼什么，也不记得基里尔说了什么，或是究竟有没有开口。我记得我抓住基里尔熨烫笔挺的蓝色衣领，把他推向缓缓下滑的电扶梯侧板。若是愿意，他大可制住我。他那双手臂每天支撑他越过三千米长的车厢，晚上还有足够的精力举重。但他没有反抗、没有搏斗，我还没挥出第一拳，他就已经投降。当我勒住他的脖子、他的帽子掉到地上、电扶梯的侧板把他一丝不苟的头发压得乱七八糟，我发誓他嘴角一撇、微微一笑，那张眉毛纠结的脸庞毫无惧意。他睁大死鱼般的双眼，似乎打赌我胆怯到甚至做不出这种懦夫的行径。但我痛揍他一拳，表示我做得出来，然后我不停揍他，因为我怕得不敢住手。等到我揪住他油腻的头发、按着他的脸猛撞电扶梯的踏阶，我的指关节已经像是迸裂的莓果。基里尔终于瘫倒在地。我把手伸进他胸前的口袋，抓住纸钞和零散的铜板，转头往上跑，冲过其余的踏阶。隔着半条街，我看到电扶梯将基里尔送在街面，他软趴趴地躺卧，电扶梯的踏阶噗噗啪啪扫过他的残肢。通勤的路人们踏过他匆忙前进。

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好事，肝胆似乎被大炮轰了一个大洞。我杀了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一个残废的战争英雄。这下我永远不必前往车臣，因为我将在牢里度过余生。当我双膝跪地、高声干号，我听到他大喊大叫。

他依然斜斜躺在电扶梯出口，鼻孔朝天，脸上沾满鲜血。下行的踏阶不停消失在他的身侧，他手臂大张，紧握双拳。“我还活着！”他尖叫。“我还活着！我不想死！”

我躲到偏远郊区的毒品注射场所，花了两卢布租了一个针头，肆意狂欢。即使嗑药嗑得恍恍惚惚，我依然摆脱不了高声呼喊自己还活着的基里尔。

*　*

克列斯提监狱原本是王室储酒的库房，库藏的烈酒足使皇亲贵族和朝臣们沉醉酒乡之中，度过漫长的寒冬。农奴获得解放之后，政府承接地主们昔日的权责，把初尝自由滋味的人民打进大牢，克列斯提因而成了一座监狱。一世纪以来，苏联秘密警察在此痛殴叛国歹徒，迫使他们招供。苏联瓦解之后，烟毒犯在此等候审判。依据原本的设计，克列斯提监狱只能容纳一千名左右的囚犯，但当我爸从komsomol街的铁门走入狱中，囚犯的人数已经破万。

我只探过一次监。我从我妈那里偷了几百元卢布，贿赂一位狱警。日后当我跟朋友们讲述此事，我把整个经过描述得像是电影“教父”的场景，我爸好像是监狱的大头目，除了如何烹调番茄酱之外，什么都不必担心。但飘散在走道的大蒜味全都来自那位狱警。我跟随狱警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穿过长长的回廊，走进牢房区。手臂有如树枝般干瘦、双眼如洞穴般凹陷的男人们倚着铁栏杆，我爸跟其他十九个囚犯共享的牢房原本是一间单独禁闭室。那天稍早下过雨。

我爸周遭飘散着汗水、阿摩尼亚、漂白水的气味。他看起来像是来自在一个没有蔬果、没有日照的星球。“你有烟吗？”他问我。我当时九岁。

他四年之后出狱。我妈在他第一次假释听证会之前过世，国营的孤儿院比克列斯提监狱更人满为患，但是听证会的法官出奇地守法，而且仁慈得令人讶异，整个司法部里，说不定只有他的心尚未挨了一刀、被换成一块漆黑的木炭。我爸只服了三分之一的刑期，但法官准予我爸出狱。出狱之后，我爸奉公守法。他开无照出租车，碰到每一个黄灯都停车。我真的想要相信他看在我的分上，决定诚实过日子，但他纯粹是为了他自己。他非常惧怕克列斯提监狱，甚至甘愿承受生活的乏味与挫折。

他出狱几个月之后，我被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小孩痛揍一顿。我带着黑眼圈回家，额头也多了一道深长的伤口。我爸仔细打量我。

“谁对你做出这种事？”他问。

“他们是──”我开口，但我还没说完，他已经大手一挥，指头用力掐入我额头的伤口。

“我的儿子是个报马仔？”他问。

我张嘴尖叫，但他的手掌紧紧蒙住我的嘴，他那双空洞、受到辜负的眼睛盯着我。

“我在墙上挂了一张张我自己的照片，我知道你觉得我是某种自恋狂。”他说。我已经往后一倒，靠着餐桌。我额头的伤口并不深，但他的指头重重按压，似乎钉住我的头盖骨。

“我不记得我爸爸的长相，因为我伯伯逼我妈妈拿着铜板把他从照片里刮掉。”

我双腿胡乱踢打，双手拍过桌面，想要拿把小刀捅他一刀，或是抓把叉子刺他一下。他紧紧按住我的嘴，一只指头依然掐入我皮开肉绽的伤口。

“过了几年，我问我妈妈我爸爸出了什么事，她说那个到我们家的男人脱不了关系。我记得那个男人，他是我伯伯，他还跟我说了一个沙皇和宫廷画家的故事。说不定他告发我爸爸，我妈妈不太确定，但她知道若非心怀罪恶感，否则他不会上门警告我们。隔天在学校里，我跑去找我的老师，跟他告发一桩莫须有的事件，我说我伯伯搞破坏、我看到他跟外国人打交道。我想要报复。某个人必须付出代价。我不认识那个被我告发的男人。我只碰过他一次面，在一个大清早跟他说了几分钟的话。”

他的神情变得柔和，近似哀伤。

“只要你不会变得跟我一样，我不在乎你恨我。你了解吗？”

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想要教你做一个比我正直的人。”

他放开我，用他的衬衫衣袖拭去我脸上的血迹。他没有擦拭他的脸颊。他打开窗户，挑了三根冰柱，用菜刀砍下来，悄悄塞进一个塑胶购物袋里，贴在我的脸上。当他清洗我伤口，我不禁哆嗦。“勇敢一点。”他捧着我鼻青脸肿的脸庞、厉声命令。他递给我一个高酒杯的伏特加，然后继续用毛巾清洗伤口。“一个心存畏惧的男人只会沦落到在地上爬。他活该承受世间所有痛苦。”

“我不会。”我保证。即使我满脸鼻涕和泪水，我爸依然神情大喜，带着骄傲的眼光看着我。

*　*

我失去了两个夜晚、我的童贞、基里尔的每一分钱。我的脑袋隆隆作响，好像有个勤奋的铁匠在里面不停敲打。我的肚子滚滚翻腾，好像有个龙卷风在里面肆虐。某处有个小妞引吭高歌。我分不清我听到的是她高亢的颤音、还是我血管嗡嗡作响。角落有个没有灯罩的台灯，台灯接上一条延长线，插在对面一栋楼房的插座里，远远望去，延长线好像一条洗衣绳，摇摇晃晃地横越在半空中。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不晓得从哪里冒了出来，两只脚的形状与颜色都像是一条黑面包，普通人穿的鞋子绝对容纳不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白粉，撒在烘焙纸上，用刀片加上另一种白粉。角落有个男孩在墙上画了一个个巨乳。男人跟他要了一支麦克笔，在我的臂膀上涂鸦。他一直跟我说一条条动脉与静脉的拉丁学名，就一个吸毒自毁的男人而言，他这种治学态度倒是匪夷所思。隔天早上，我在一个女人身边醒来，她一头有如蛛网的灰发，褐色的双眼凹陷深邃，几乎无神。“你从男孩变成男人的头一个早上。”她说。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三百卢布。”她说。这下我了解了。“你需要牙刷吗？”她问。我跟她说我不需要，她说：“小伙子，但你需要。你得保持牙齿清洁。你若有口好牙，前途就不可限量。”我买下那把牙刷，又打了一剂海洛因，刺穿某人先前在我青蓝血管间画上的小红船。我搞不清自己有几根指头。哪个神经病的神明会放心将这么多根指头交付给我？斑驳的白漆从天花板上掉落。我等着整片天花板塌下来。几乎杀了基里尔会让我吃几年牢饭？吃牢饭会比去服役更糟吗？

回到家中之时，我以为我会看到警车，但除了往常那部铁锈斑斑、零件被拆得精光、锁在街灯上的自行车车筐，没有其他东西等着我。楼梯犹如往常布满灰尘，我爬上顶楼，倒不是想要道歉，我只是不知道还有何处可去。我无法面对我爸。

基里尔的门没锁。他坐在轮椅上，冰敷他的脸颊，手枪搁在他旁边的桌上。他的脸比他的双腿看起来更残缺。他没有抓起电话，或是大声呼救，他只是伸手拿枪，搁在裹着胶带的大腿之间。

他带着我专为他那种人保留的神情看着我。

“你得下楼。”他沉着地说。

“我会去坐牢吗？你告诉警察了吗？”

这个问题冒犯了他，他只是简单回了一句：“我曾是个上士。”

他轻轻摇头，下颚在阴影之中忽隐忽现。他嘴里没被打断的牙齿，看起来好像保龄球道残余的球瓶。他根本不怕我。我因而憎恨他。

“下楼吧，塞尔盖，你不会去坐牢。”

但我往前一步，举起我的双手，一步变成两步，两步变成三步。咔嚓一声，松开保险杆，再咔嚓一声，扳上击锤。他把手枪握在残肢之间。当他意识到我要求他做什么，我的膝盖距离枪身仅仅两米。他神情了然，面带哀伤，慢慢点头，我只能制止自己不要因为松了一口气而啜泣。我想要说声谢谢，但是枪声掩没我感激的话语。我双脚一软。子弹飕飕穿过我的膝盖。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躺了多久才爬向他，他把我抬到他的怀里，轻声说道：“你还活着。你还活着。你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