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去年摔断了两条腿，打破了一个挡风玻璃。”科里亚说。空心砖砌成的垛口环绕屋顶。我们凑到边缘，凝视前方。“最重要的是注意来车。”
“这么说来，我们干吗纵身跳到大马路上？”我问。路边的雪高到足以隐藏飞机。
“你看过车子停在博物馆前面吗？”
我没有，但是纵身跳到大马路上，依然是个愚蠢之举。
“如果能让你安心，我们不妨下去查看一下。”
“我会比较──”我开口，但还来不及说完，科里亚已将双手稳稳搁在我的腰上，把我从墙垛的边缘推下去。我双手乱挥，直直坠落，好像一只被吸进地心深处的尘蹒。四周黄澄澄、白灿灿，有如梦境般回旋，我知道我死定了，心脏一阵紧缩，大风呼呼劲扬，感觉棒透了。白雪接住我，好像一只柔软的手套。若是跃入水中，说不定比较痛。我张开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先前四周都是风声，现在寂静无声。我胡乱拨开白雪，手臂疯狂地舞动。密实的雪花之间出现一个缝隙，阳光斜斜射入。我奋力挤向阳光。
科里亚的脸孔模模糊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在一阵阵爆笑声中，我听得出他松了一口气。
“有车子吗？”他从屋顶上大喊。
“你自己下来看！”
他屈膝，纵身跃向空中，他的双腿笔直，手臂大张，有如屈体跳水似的向前拱腰，然后刻意地、慢慢地做个后空翻，落入雪堆中。我想起科里亚坐在太空舱里，挣脱强大的地心引力，愈飞愈高，永不停歇，我想起他弓身、跳下、带着一身飞沫般的雪花走回来。他爬出雪堆，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我们拔腿冲回屋顶。
我们在博物馆上方的小公寓跟隔壁的炼镍场共享通风设备，家里每样东西都带着硫黄的臭味，连鲔鱼罐头也不例外。我爸爸最怕过堂风，即便如此，他依然顶开三层防护玻璃的窗户，让北极夜的寒风呼呼吹进家中。“让屋里透透气。”他不断重复，以示辩护、训诫、抗议。我们成天披着厚大衣，围着长围巾，戴着罩住耳朵的皮帽，在此同时，我妈妈躺在十二条毛毯下，被压得难以动弹。有一天，我走进家中，看到我爸爸跟她一起躺在床上。他抱住她，她的头懒懒地靠在他肩上，他搂着她前后摇晃，轻拍她的背，帮她打个嗝，我在旁观看，不禁想起他们曾经如此嬉闹、如此贪欲、如此毫无忌惮地紧贴着彼此的身躯。寒风横扫屋内，他让她靠着一个个堆栈成金字塔的枕头休息。厨房地板蒙上一厘米厚的白雪。她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其中一个枕头掉下来，滑过她的脸，她从昏睡中惊醒。
“外头什么都没有。”他试图安抚她。
“我知道外头什么都没有。”她回了一句，好像这话安抚不了她，反而让她不高兴。他继续在她耳边说悄悄话，音量低得我听不见，她已病入膏肓，谁知道她了解什么，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之中哪个人了解？她一下子跟我们同在，一下子远离我们而去，默默地加入那个阴沉漆黑、我们有朝一日都将成为一员的队伍，但我爸爸没有注意到，他继续跟她说悄悄话，不停亲吻她的肌肤，好像这样就可以召唤癌症、把它像是毒蛇一样逗引出来，因为如果每两人就会有一人死于癌症，他希望死的是他。
葬礼在一个星期二举行。葬礼结束之后，邻居亲友们带着一盘盘、一锅锅、一碟碟食物过来。我妈妈生前非常害怕被活埋，她不喜欢墓园、地窖、地下室，因此，她的遗体在基洛夫格勒新建的火葬场焚化之后，装了骨灰的酸黄瓜罐就安放在书架上。我们把她那张黑海明信片贴在书架后方，从今之后，她可以永享黑海的美景。一个醉醺醺的远房表亲误把一餐碗的干燥花当作马铃薯片，他大嚼薰衣草碎片，直到碗底出现他自己模糊的倒影。失业的冶炼厂技工们从堆满鲑鱼三明治、熏鱼、甜菜、马铃薯色拉的桌边闲晃过来致哀，他们的语调谨慎，我的哀伤显然令他们不自在，他们匆匆表达悼念，然后一脸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尽了义务之后，他们走回餐点旁，日后若是想起，他们说不定会觉得除了那个尴尬的一刻之外，葬礼称得上是个不错的派对。跟他们握手就像抓住蠕动的鲱鱼，虽然我已忘了那天大部分的光景，但我始终忘不了他们如同八爪鱼般的手指，手指沾了香煎的腊肠而油腻腻，就像他们曾经操作的机械一样滑溜溜。
隔天早上，我爸爸站在厨房里堆积如山的脏碗盘前。自从我妈妈坚持洗碗之后，我们家水槽里的碗盘从来没有超过一件。这会儿各式餐盘漫过水槽，沿着流理台延伸，有如窄高的小山在火炉上升起，顺着一个个打开的抽屉向下蔓延到堆满餐碗、餐盘和玻璃杯的厨房地板。我们家里长出一个陶瓷器皿的肿瘤。我爸爸伸手拿起一个白色的陶瓷餐盘，好奇地检视。橘黄的油脂从盘侧滴下。他试图把盘子塞到水龙头下，但是水槽实在太满。他敷衍地用海绵擦一擦，颓然垂下手臂，低头看看水槽，爆出一声短促、激昂的嘶喊。他向来如此沉静、如此从容。我不知道他居然怀藏着如此激烈高昂的音量。科里亚从卧房冲出来问道：“怎么回事？”
我们的爸爸转身。我们穿着睡衣站在原地。他把盘子举高。油脂有如变形虫般滴到地上。“我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个东西。”
我们父子三人各站一处，架构出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我们大可就此打住，让心中的无助、挫败与悲伤在我们之间的三角地带持续增长。但是科里亚从我爸爸手中拿下盘子，打开厨房的窗户。“让屋里透透气。”他说，然后从容不迫地把盘子扔到窗外。我爸爸转头看看科里亚，好像打算出手打他，但当盘子在外面的巷子里摔成碎片，他整张脸顿时放松。“你知道吗？我想那个盘子是波里斯太太的。”他想了一会说。“你妈妈始终讨厌她。”
“这也是她的。”科里亚边说、边把一个大餐盘抛出窗外。
“还有这个。”我叽叽喳喳地加入，把一个玻璃杯丢到外面。
“这个呢？”科里亚说，我们还来不及回答，他已经把一个汤锅往外丢。一个装满餐具的玻璃壶轰然破裂，刀叉汤匙有如榴弹般四散纷飞。我爸爸举起十二个相叠的餐盘，镇定地从窗沿推下去。我们抛掷糖罐、盐罐、咖啡碟、茶杯、大餐盘、小餐盘、汤碗、粥碗。我们把邻居、朋友、致哀者带过来的每一个盘子全都丢到窗外，然后我们洗劫橱柜，扔掉煎锅、刀组、切面包的木板、烹调用的托盘。我们像是驱魔。我们丢光厨房所有盘子、餐具、马克杯，直到没有留下任何一样需要清洗的东西。妈妈葬礼的隔天早上，我们父子三人站在厨房里，笑得停不下来。我们继续丢掷，直到厨房里一干二净，只剩下每人一个盘子。当最后一个多余的餐盘在外面的巷子里摔得粉碎，我爸爸终于关上窗户。
5.
接连几星期，我始终把油画紧紧包在泡泡棉里，塞在我的长沙发椅下。嗯，所谓的长沙发椅，其实只是一大块椅垫非常单薄的铝板，目的在于持久耐用，而不是让你坐得舒舒服服，就像你在难民营找到的物品。我翘辫子的时候自然就会闭上眼睛睡觉，我跟我朋友雅科夫说。说真的，我别无选择。有时我在椅垫之间发现保险套的包装纸。这些全都是我的。我不骗你。公寓的屋主是个寡妇，平日吹牛行骗，我若是睡得着，她说不定会趁着我睡大觉的时候把我当作奴隶卖掉。她两个成年的儿子也住在这里。这两个家伙因为坐过牢、参加过帮派、被刺了几刀也没死，所以自认是硬汉子。但我可以指点他们一、两招。举例而言，相较于批评别人的决定，坚守你自己的决定更需要勇气。这个建议不错吧。这话出自匈奴王阿提利，而他洗劫了半个欧洲！无知如同一副眼罩，蒙蔽了你的视线，但是某些人却把无知误认为一副矫正镜片，以为它会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这两个家伙烟瘾奇大，好像急着自杀，但只愿意抽烟抽到肺气肿，借此自戕。他们的老妈只准他们在浴室抽烟，于是他们在浴室里摆了一部黑白电视、一套坏掉的手持音响、一打烟灰缸、一张锯成一半的沙发，整间浴室的调调似乎介于落伍的迪斯科舞厅和过气色情影星的片场。刚搬进公寓的第一天早上，我问他们可不可以出去一下、好让我上洗手间，他们的目光顿时变成一道道致死的激光束。浴室像是外国，而我不清楚里面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我举手示降，低头看着地板，逐步退出浴室。我大半时间待在圣彼得堡，在这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里寻找一间无人使用的洗手间。
四处晃荡、偶然发现的洗手间之中，我觉得特波洛夫画廊附近一家咖啡馆的盥洗室最漂亮，咖啡馆离画廊大约三条街，葛莉娜跟我说，一、两年前该画廊曾经举办札哈洛夫的特展。雅科夫陪我走一程。他非常擅长听人说话。猫咪多半如此。暹罗猫是个例外，那些小混蛋真是聒噪。我当然也有真正的哥儿们。但是从各方面而言，跟猫咪相处容易多了。他要的只是一小碟鱼汤，还有偶尔搔搔他的头。我要的是一种幻觉，在我的幻想中，一只被培养以食物换取感情的宠物，有办法理解我动荡不安的心灵。
等我走到特波洛夫画廊，雅科夫已经跑去探勘一个大型垃圾箱。画廊的门把望似一个银澄澄的括号。大理石玄关仿效沙皇的夏宫，但是成效不佳。每一幅画作悬挂之处都不超过视线的高度，但是天花板却非常高耸，仿佛升向低气流层。连馆中的空气闻起来都像是进口自生活质量优良的国家。
售票处后方站着一个跟湿透了的贵宾犬一样瘦巴巴的男人，他穿了一件方形花格布的衬衫，浅色的金发梳成一条马尾辫，除非是预留给接受化疗的病患，否则这条马尾辫应当立即被截断，埋入一个无名的坟墓，从此永不提及。文青型男和俗媚的混蛋仅是一线之隔。这人看来即将落入俗媚的深渊。
几枚卢布在售票处前方的地上闪闪发光，它们仅是铜板、还是某种装置艺术？现代艺术害得外行人搞不清虚实。
我走向柜台。室内的温度调得跟冷冻库一样。一对夫妻档观光客翻阅一本跟空心砖一样厚的“孤独星球”旅游指南。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最能赢得陌生人的欢心，于是我大摇大摆走过去，语带戏谑地说：“长发公主、长发公主，请放下你的金发！”
“你说什么？”售票员问。
“我想请你帮个小忙。”我边说、边懒洋洋地靠向柜台。“不久之前，你们这里有个画家的特展。我想请问一下策展人的电话。她住在德国。”
“你他妈的滚开。”
“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不，我还不能走，麻烦你把她的电话号给我，谢谢。”
若是毕生饱受温情的滋润，我说不定承受得了他干涩沉闷的目光，也不至于畏缩退却。我还来不及讲出一番更具说服力的道理，一个一脸严峻、有如半兽人的警卫已经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们两人的细胞肯定像是同极相斥的磁铁，因为他朝着我前进一步，我就不自主地朝着门口退后一步。那个画廊简直像是监狱的健身房，哪是什么高雅文化。
大门猛然在我身后关上。你若遭到拒绝，即使是自找的，感觉依然像是对方不管三七二十一断然回绝，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跟雅科夫如是说。他原本高踞在一辆黄色的雪铁龙汽车车顶，这会儿一跃而下，蹦蹦跳跳跑向我，砂纸般的小鼻子在我鞋子上蹭来蹭去。穷光蛋只能借由生活中的小确幸抚慰心灵。雅科夫的鼻子在我鞋上磨蹭，心满意足地呜呜叫，暖烘烘的鼻息飘过我的裤管，这些算是小确幸吗？你也只能尽量争取生活中的欢愉。
我应该去上课，但我这学期还没上过一堂课，可不想让教授因为我的出席而感到困惑。如果我把设法延毕的精力用来读书，我现在说不定已经拿了诺贝尔奖。我已经变成那种你在书上读过的囚犯，囚犯被关了好久，一有机会获释，甚至试着再闯入。神智清楚的人哪会想要毕业？
雅科夫跟着我过马路，走过八条街，时值正午，所经之处静悄悄，无聊极了。
一个眼神空洞的男人仔细研究塑胶玻璃框里电车时刻表，但是他想去的地方，显然没有地图指引得了。
很久不曾露出笑脸的老太太们排队站在邮局门外，好像一个个书记大臣。她们盛夏之时也一身厚重的大衣，绝不轻信官方发布的任何消息，甚至连日历也不例外。
正前方有个跟尖头高跟鞋一样纤瘦的超级名模紧盯着我，她说不定伙同其他衣着时髦的老千行骗，就像电影《瞒天过海》那群潇洒的骗徒。她会上下打量我，看出我正扮演乔治·库隆尼的角色，当乔治·库隆尼忙着公益活动而分神，全体人员都会为我这个矮脚的替补角色打气。我们会把一个迪拜的酋长大公洗劫一空。我会把我那一份捐给饥饿的孤儿，因为我行窃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追求刺激。她会甩掉乔治·库隆尼，我们会从此快快乐乐地住在一个荒凉美丽的马来西亚海滩上，每天啜饮迈泰鸡尾酒当作早餐，永远也不厌倦。电影结束，播放片尾字幕。
“你的拉链没拉。”她边说边走过我身边。
耐性——我提醒自己——乃为维系生命的确切之策。
回家之后，我从泡泡棉里挖出那幅油画。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头一次拆封。画布本身跟一张笔记纸差不多大。这就是科里亚丧生之处。我几个礼拜前就已知晓，但是亲眼一看，我依然打个冷颤。我把油画搁在架上两个酸黄瓜罐之间，罐里藏放着我爸妈的骨灰。相当阴郁，是吗？但是家庭团聚通常就是如此。我二十八岁，当个孤儿嫌太老，但是当个卡卢金家族唯一幸存的成员又嫌太小。老天爷啊，大家说不定期望我传宗接代。这么多人对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做出这么多要求，简直是前所未闻。
我妈妈的骨灰罐后面挂着那张黑海明信片。多年以来，我始终跟她说我会把她的骨灰撒在黑海。
这个局面令我抓狂，我决定打电话给葛莉娜。
“哪一位？”她说。
“艾列克赛。”
“谁？”
“艾列克赛·卡卢金。科里亚的弟弟。”
“谁给你这个电话号码？”
“你自己给我的。”
她颓然叹气。“我真是跟自己过不去。你想要什么？”
我不想工作，我不想枯等，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什么都想要。“我只想谈一谈。”我说。“我正看着那幅札哈洛夫的油画。我已经把它架高，搁在我爸妈的骨灰罐之间。”
“你应该跟我先生谈谈。嗯，这会儿我应该说‘前夫’。他始终指望再聘一个心理变态的神经病为他效命。”
“离婚办好了？”
“没错。”
“真令人遗憾。”
“喔，那只是法律程序。在我们心中，我们多年之前就已住在不同时区。我打算搬回基洛夫格勒。”
“你是说在你心中？”
“不，你这个白痴。我是说坐飞机搬回去。”
“为什么？”
“不然我还能怎么办？”她的声音中泄漏出一丝无奈。“让我们扯白了说，这些年来，已经没有人认真考虑请我拍电影，现在我又失去大众的宠爱，如果《瞒天大谎》还有人盗拷，就算我运气好。更何况我觉得娜塔西雅最好在其他地方长大，基洛夫格勒还不坏，是吧？”
基洛夫格勒是个深受毒害、遭逢浩劫的地狱冥界。“基洛夫格勒很适合养育小孩。”
“这话当真？”
“我不会欺骗任何人”——除了眼前这位之外——“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住进我们的博物馆。自从科里亚离家之后，那里就没人住。”
她轻蔑地哼气，声音大到我怕她呛到。“你真贴心，但是，不，谢谢你。欧列格的律师们尚未剥夺我的尊严，即使我确定那是他们下一个目标。”
“我去了一趟特波洛夫画廊。”我语带试探地说。“你跟格罗兹尼的某些人买到那幅油画，是吧？我试着打听出他们的电话号码。”
“你干吗这么做？”
“我想跟他们聊一聊那个科里亚送命的地方。”
“一张照片岂不是价值千言万语？你若从多少人抢着翻拍琳赛·萝涵胯下照片来判断，一张照片的价值可能更胜千言万语。更何况，我之所以把那幅油画送给你，目的在于让你看看他在哪里……嗯，你知道的。”
“我知道，我只是……”我忽然有所顿悟，好像受到当头棒喝。“我想我说不定过去一趟。”
“别傻了。”
太迟了，她说什么都没用。
“我说不定过去一趟……”我继续说，“……看看那个科里亚过世的山坡。那是他生前最后一个所在之处。我要去那里。我真的会动身。我要站在他最后站立的地方，我要看看他最后看到的景象。”
“你干吗这么做？”她又问了一次。
我望向两个酸黄瓜罐。我绝对不可能取回科里亚的遗体。我跟她说我要去那片他过世的牧野，在一个酸黄瓜罐里装满那里的泥土。
“好吧，说不定你应该这么做。”她说。
“真的？”我想不起我何时果真采取行动、实现我的白日梦。
“你想要什么？”
“这是哪门子问题？”
“我是说真的，艾列克赛。基洛夫格勒男性的平均年龄大约四、五十岁，对不对？你已经浪费了其中一半。剩下的一半，你有何打算？”
“我想让大家引用我说的话。”
“什么？”
我的脸颊灼热到足可软化听筒。“我专攻语文学，但我甚至不喜欢阅读，最起码对书籍没兴趣，我的意思是，如果只用一句精辟的话语就可以概述全书重点，你何必花时间阅读整本书？我喜欢格言、幸运签饼的签语、包装成一份一份的智慧隽语。但是你必须是个名人，或是攀登圣母峰之类的高山，人们才会认真看待你，把你的话当一回事。”
“你想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隽语家？”
“嗯，没错。”
“天啊，艾列克赛，你从小就很贴心、很可爱，但你已经不是小孩。去一趟车臣吧。去某些地方走一走。找些事情做一做。”
把“我打算如何”转变为“我做了什么”，乃是成长的准则。
6.
科里亚晃进学校体育馆、参加新生训练的那一天，他和葛莉娜的人生就起了交集。新生训练由圆圆胖胖、颈项媲美海狮脖子的校长亲自主持，体育馆亦是学校的锅炉房，生铁水管好像迷宫似的架设在运动护垫的上方，校方善加利用，以垂直的单杠和不怎么平衡的平衡杆训练选手，创造出一套前卫风格的体操课程。学校的男女体操队之所以从来没有获选参加奥林匹克锦标赛，倒不是因为选手们缺乏天赋，而是因为他们的表演方式有如随心所欲的爵士乐手，但裁判们却是谨遵技法的古典乐家。校长喜欢训话，而且每讲几句就伸出食指重重一敲。如果人们依其性情获派职位，他肯定会被派去执掌一个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火山孤岛。十四岁的少男少女们坐在曾经排放在劳改营福利社的硬板凳上，时而往前靠，时而往后仰，百般无聊地消磨时间，到后来大伙貌似他们被这些硬板凳害得脊背瘀青的爷爷奶奶，最起码姿势看起来差不多。
训话完毕之后，校长踢着正步离开，所谓的“掌声如雷”仅是他自己的想象。低年级的体操选手开始利用热水管练习空翻。几十个一年级的新生站起来活动筋骨，四处走动，但科里亚依然坐着。他通常不会紧张或是害臊，但他被上一所学校开除，刚进这所学校，在班上不认识任何人。时间一秒秒过去，科里亚知道他必须耍狠或是耍帅，非得做些巩固社交地位的事情不可，因为每一所学校都必须有一群格格不入、阴阳怪气的孩子，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除非自杀或是拿到大学入学许可，否则你无法脱离那个碰也碰不得的阶级。科里亚探询冷硬的内心，搜寻那股在我面前轻易流露出的勇气和领袖魅力。快要来不及了。他的同学们已经开始笑笑闹闹地聚结成几个小团体，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利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笑话排拒外人。就在此时，他看到几张板凳之外有个身材瘦高、睫毛浓密的女孩，女孩也是一个人坐着。
他的目光沿着她的大腿往上游移。当他迎上她的目光，她已经看着他。
“我叫科里亚。”他勉强挤出这句话。
“葛莉娜。”她回答。她的嘴唇一扁，嘴角微微翘起，好像带着湿气，没有好好晾干。啊，一个微笑。他的心房由里缓缓开启。
* *
她跟科里亚并肩坐在灯光黯淡的历史教室里。我们的学校兴建于斯大林大整肃时期，原本是座监狱，日光透过历史教室的方格铁窗流泻而入，在陈旧的地板上投下斜长的光影。葛莉娜无法坐定。一朵隐形的火花在她椅子下燃烧，火苗弱得无法点燃柴火，但却强到她若保持同样坐姿、她的肌肤会被灼伤。她拿起铅笔在指间转动，但她手眼协调跟她的脚眼协调一样差劲，铅笔不可避免地滚到桌上够不到的一侧。科里亚帮她拾回铅笔。
“谢谢。”她轻声说。
“不客气。”
两人天天你丢我捡，滋生出一股奇特的亲密感。两人好像在玩游戏，铅笔从葛莉娜修长的手指腾空飞起，科里亚看在眼里，喉头不住颤动。老师站在教室前方讲述历代欧洲君王的征战，师生之间的距离如同中古世纪的战场一样遥远。科里亚摊开手掌，盖住她的指纹，不管她打算用铅笔搞出什么名堂，他愿意当她的共犯。他握着笔尖举起铅笔，她握着圆圆的橡皮擦接下铅笔，两人的指尖相隔一截黄色的笔身。随着铅笔愈削愈短，科里亚的指尖跟她的指尖也愈来愈近，直到那个美妙的一天，两人的指尖终于相碰。科里亚问葛莉娜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十一月，大风劲扬，零散的报纸被吹得黏附在弯曲的旗杆上，沙砾打上挡风板，留下点点印记，冶炼厂技工们的眼角膜也承受大风烧灼，而他们执掌的熔炉，是我们在北极圈唯一的生计。葛莉娜穿了一层层厚重的衣物，看起来比平常胖了两倍。他们闲晃到“十二使徒”的中央，沿着铺了碎石的湖岸散步。银闪闪的湖水轻轻拍打，天寒地冻，碎石坚硬得像是冻僵的尸体。科里亚紧盯着碎石，避免注视身旁这个年轻女孩的脸庞，她离他好近，他几乎可以感觉她在他身上留下独特的热气，有如春阳的幻影。
她跟他说她多么厌恶芭蕾舞、舞跳得多糟，科里亚拉起她戴着连指手套的小手，握在自己手中。他把右手搭在她纤细的背上，挤压一层层厚重的衣物，直到她朝他倒下，跌入他的怀中。他伸出手指，搭着她的腰椎，若有似无地支撑着她。
“BUM BA-DA-DA DUM BUM，DUM DUM DUM。”他好像吹喇叭似的哼唱。她花了一些时间才从他轻松愉快、不成调的哼唱中听出《胡桃夹子》的进行曲。等到她听出来，她已经不自主地轻轻摇摆，在寒冰上踏出一个个坑洞。
“你在做什么？”她问。舞蹈应当经过编排、演练、炼萃，直到一个个最细琐的不尽完美之处随着一丝丝翩然起舞的喜悦消失殆尽，呈现在一群默不作声、性喜评断的观众面前。舞蹈不该随性自发。舞蹈始终不是一件乐事。“这是进行曲。”她结结巴巴地说。“你不可以听着进行曲跳华尔兹。”
“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华尔兹。”科里亚暂停清唱，一阵风似的拉着葛莉娜转圈，两人在冰上划出一个个小圆圈。他的手搭上她的腰，让她微微后仰，直到她的长发扫过湖畔的碎石。她想要啜泣，但却开怀大笑。当他再度哼唱进行曲，她也跟着哼唱。那种理所当然、彼此相属的感觉超乎言语，也超乎想象，她只觉得自己轻飘飘，全身的筋骨和血肉有如空气般轻盈，而他稳稳地握住她失重的手指，以防她飘逝远去。
“十二使徒”喷出黄澄澄、圆柱般的浓烟，漫天烟雾盖住家家户户的灯光。
科里亚展现疯疯癫癫的本性，扯着嗓门，朝着黄澄澄的烟雾、迷蒙的湖面、任何歌曲都无法从他毛细管中移除的致癌物，劲道十足地哼唱《胡桃夹子》进行曲。在这个环绕着致命冶炼厂的剧场中、在这个寒冰与钢铁的舞台上，他教这位芭蕾舞名伶的孙女怎么跳舞。
○ ○ ○
约莫同时，我也找到不同的对象，坠入了爱河。这得先从我爸爸派我们到市区另一头的仓库、帮他处理一些小事说起。没错，所谓的“小事”说不定非法，但绝对没有牵扯到黑帮。更何况在基洛夫格勒，非法勾当和商场往来的界线，有如孤儿的胳臂一样细微。
我冰冷的鼻息有如独角兽的兽角，一下子冒出长长的一道，一下子消失在风中。
我们千辛万苦，跋涉越过微亮的市区，街上的积雪堆得好高，望似一楼的楼层竟是三楼。市区这一带没有路标，也没有标示地址——科里亚宣称这是个花招，目的在于混淆进犯的洋基大军——我们走了好久，感觉像是过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终于听到音乐声：鼓声如雷，旋律缥缈，低音喇叭震天响，甚至足使停止的心脏恢复跳动。一部部BMW闲置在路边，高挑白皙的美女懒洋洋地伸长脖子，人们抽着昂贵香烟；蜥蜴皮制成的鞋子，金链子，男人衬衫上布满一方方警示灯的光影；圆圆的瞳孔，帅气十足的鼻子——刚动过隆鼻手术，但尚未因为吸食古柯造成鼻梁软骨塌陷——美少女佩戴的钻石巨大到足以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战；大门上方那个雅致的霓虹招牌嗡嗡作响，闪烁着四个大字：“派对舞厅”。
队伍几乎延伸到街尾，但是科里亚伸手圈住我的脖子，两人一起挤到前头。舞厅保镖有张伤疤累累的大饼脸，好像是个人人爱用的铁砧。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我们沾满泥巴的鞋子，显然不怎么高兴。但是科里亚那张嘴啊，连聋子都会被他说动，不到几分钟，保镖已经护送我们走进舞厅。我怎么形容那个天堂般的景象呢？简而言之，女人。舞池里到处都是尖头高跟鞋、紧贴着小腿的皮靴、单薄得可以折放到信封里的迷你裙。假睫毛、人工美甲、硅胶胸乳，三相加乘，营造出某种荒诞的氛围，甚至连她们令人想入非非的三围，感觉都只是标准身材。厚如铜板的浓妆。频闪灯中的人影。人人跳得双眼圆凸，有如深海怪鱼。我们那位大饼脸兄弟维吉尔带着我们钻过不断涌入的人群，但我希望被人海淹没，在璀璨的音乐声中，是生是死又有什么差别。
DJ播音室后面有个阴暗的小房间，科里亚走进去跟一个男人说话，男人跟梯子一样瘦高，朱红色的西装外套松垮垮地披在肩头，好像依然挂在衣架上，一头以奶油充当发雕的金发直直竖立。从他拿着香烟的模样，我看得出来他是那种晚餐途中干掉一个人、胃口依然好到叫份甜点的狠角色。
他递给我们一个褐色的公文包，挥挥手中的香烟，示意我们滚蛋。我们大摇大摆地跟着舞厅保镖走出房间。
“帮我介绍一个马子吧？”我问他。
“哪一个？”
老实说，哪一个都无所谓。那股从腰腹下方直窜心头的欲望，让我只想追求一个暖烘烘的躯体，目标倒是没有特定。不管她是谁，只要承认我的存在，她就是我一生的挚爱。当时我十二岁。
“她。”我含糊地朝着人群一指。
他笑得弯下腰，甚至不得不捉住我的肩膀，以免跌到地上。我不过是个获准入宫的农奴，偷瞄一眼冬宫的宴会厅之后，我就被推回村中，重回黑夜的怀抱。但舞厅保镖面恶心善，深具同理心。拉着我们手肘、推着我们走向出口之前，他从DJ的播音室抓了一卷自制混音带，塞进我松垮的外套口袋。
隔天早上，我在刺鼻的白醋味中醒来——我爸爸很早以前就热衷于腌黄瓜——半睡半醒之中，我不禁心想，昨天晚上是否只是一场春秋大梦。但那卷自制混音带搁在摇摇晃晃的床头小桌上，沐浴在鹅黄的天光之中。
科里亚依然呼呼大睡。我一头钻到他床底下，翻寻他那堆精心典藏的性文物：迎合各种性癖好的美少女杂志，充满性暗示的平装本小说，来路不明的色情录像带，沾了精液的废弃卫生纸，写给葛莉娜、但尚未寄出的情书，种种不堪入目的物品之上搁着一个容量仅仅一口的小酒瓶，里面装了一小撮我妈妈的骨灰，科里亚从酸黄瓜罐里偷来少许骨灰，以防妈妈的遗骸全都长眠黑海。我不断翻寻，把东西全都推到后面，最后终于找到他的卡带放音机。
他用力踢了我一下，以示惩罚我一大早吵醒他，接下来几分钟，他继续踹我，靴鞋有如雨点，直直朝着我落下。我坐在床上，拉张毛毯盖住头，面向墙壁，好像躲在帐篷下，我陶醉在录音带的乐声中，浑然不觉科里亚重重踹我的背。
其后的青涩岁月之中，“派对舞厅”和其他夜店为我营造出一个藏金库，供我储存轻率不羁的梦想。我头戴耳机，音量扭转到十，茧居于一个什么都无法穿透的小世界：科里亚的霸凌无法侵入，我爸爸日益深沉的忧郁无法侵入，甚至连我脑海中的妈妈——那些一看到肥皂泡就涌上心头、勾起一阵刺痛的回忆——也无法侵入。我好像可以暂且在乐声中死去，在短短的一首歌曲之中，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低音喇叭轰隆轰隆流窜于血管之中，缓缓陷入忘却一切的境界。
我胡乱拼凑，把两个陈旧的广口喇叭接到唱片转盘上，鼓声一响，青绿色的黏胶碎屑就被震得纷纷掉落。自制混音带和黑胶唱片如雪片般从莫斯科、圣彼得堡、明斯克邮寄而至，我一个人关在房里，仔细研究录音带歌单，好像迷上了电音舞曲的塔姬雅娜·拉琳娜。（译注：Tatyana Larina，苏俄文豪普希金诗剧《尤金·奥涅金》的女主角）。我没什么社会地位，却始终不缺青春痘，因此，我不指望自己逃得过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混进“派对舞厅”之类的夜店，我只能试试三流的迪斯科舞厅、地下轰趴、夏天的露天派对，这些地方一个比一个可怕，你不可能不被别人的酒气熏得头昏脑涨，你也不可能不感觉全身软趴趴，你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八小时之后，你却丢了鞋带，短暂失忆，膝盖、手肘和肚子多了一些没有人解释得清楚的瘀青。我在比较像样的夜店外等候，跟DJ和出来透透气的跑趴小伙子讨烟抽。我只跟他们讨烟，但他们给我的却不只是香烟：多余的零钱（有时他们以为我是流浪汉），几滴大伙快要喝干的伏特加，毒品贩子和小流氓的手机号码，几句让我产生错觉、以为自己跟他们沾得上边的谈话。
约莫那时，我开始自己混制录音带。
7.
我跟葛莉娜说声再见，挂了电话，趁着那股有如芒刺在背的冲动尚未消退之前，赶紧把札哈洛夫的油画又用泡泡棉包好。我把油画连同六卷自制混音带、我的随身听、盥洗用具，一起塞进帆布袋。仔细检查之后，我又塞进一双袜子、带来好运的蓝内裤和一件二手泳裤。
我口袋里的卢布连买三条巧克力棒都不够，于是我蹑手蹑脚走进玄关，看看可以偷些什么东西。洗手间的门关着，里头乐声隆隆，震得铰链嘎嘎作响。锁孔里飘出一道细细的烟雾，我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走过门口，朝着两兄弟的卧房前进——两兄弟要不在洗手间厮混，要不就在他们的卧房打发时间——床边小桌上有个破旧的皮夹，皮夹里的钱多到我几乎放不进胸前的口袋。我知道偷窃是不对的，但不准你的房客使用洗手间也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负负得正，两件错事恰可相互抵消。这就是所谓的道德运算。
回到房间之后，我审视为数有限的私人物品。角落瓶瓶罐罐，盈满薄暮的日光，书桌文件横陈，道尽我早已凋零的研究生涯。几张早已成为过去式的劲舞派对传单揉成一团，扔在墙角。整个景象大可令我心情沮丧。我留下的只是一团别人必须动手清理的混乱，哪称得上功绩？你瞧瞧我，身高与拿破仑相当，却连家里的洗手间都征服不了。我悄悄把两个酸黄瓜罐放进帆布袋，拍立得照片搁进口袋，溜出大门。
我选择前往机场，而非火车站。火车各处停靠，太多让人回头的停驻点。我招了一部无照的私人出租车，生平头一次毫无异议地同意车资。当我走向柜台、买张前往格罗兹尼的早班机票，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比平常快了两倍，血液浓度仅是平常的一半。我坐在一对再也不说话的夫妻中间，在机场航厦过了一夜。
隔天早上，我在舷梯旁边等候登机，强烈的日光灯让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刚捐了一公升鲜血。男士们不管地勤人员愈来愈受挫的指示，执意站在同一侧，直到所有女性坐上飞机，他们才依照年龄逐一登机。真是一群疯子。谁会想要跟一群如此坚持自主、甚至违抗机场登机程序的神经病兴战？我的座位被安排在一个小孩和一个男人之间，小孩误将我的衣袖当作手帕，男人因为我听从系上安全带的指示而指控我跟敌人一鼻孔出气。我的帆布袋稳稳地安置在头顶上方。
引擎呼噜呼噜运转，有如粗嘎的耳语。
机窗蒙上雾气，机场化为一抹灰黑。
停机坪、市区、地球，依序缓缓消失。
起飞啰。
8.
科里亚和葛莉娜利用放学后和周末约会，他们借口出外办事、社团活动、球队练习、青年团队聚会，从大家眼前消失。朋友们认为他们跟家人们关系密切，家人们认为他们跟朋友们关系密切，但是他们只跟彼此相亲相爱。他们隐藏两人的爱意，好像那是一个经不起盘查的秘密，若是暴露在友人们有如紫外线的目光中，肯定烟消云散。他们溜进巷弄，躲在楼梯间偷偷亲吻，他们慢慢交往，态度既是端庄，又是谨慎，只有双排扣长大衣风行一时的年代，人们才像这样谈恋爱。每次秘密约会都是探险。相见之时，心灵的云翳移转飘动，呈现出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晓的一面。当葛莉娜发现她可以让科里亚笑得剧烈打嗝，而且只有捧着玻璃杯、慢慢喝口水才压得下来，她感觉自己坠入肉眼难以辨识、唯有两人显微镜般的心绪才察觉得出的亲密氛围。他捧着玻璃杯蹲下，她轻轻拍打他的脊背，他咕噜咕噜，好像小鸟似的喳喳叫。当他发现她准备就寝的模样好像准备上场打橄榄球——长发编成辫子，敷上花草面膜，戴上磨损累累的牙套，耳朵塞上耳塞——他毫不留情地戏弄她，她难为情地拉着被单盖住她的脸，他继续戏弄，她笑得好厉害，眼泪甚至沾湿被单，然后他又开始打嗝。
一个夏夜，当北极圈沐浴在暮光之中、四下一片迷蒙闪烁的雪白，他们请求船家搭载一程，搭上一艘即将启程的河上渡轮，朝向南方前进。“十二使徒”方圆六十千米之内是工业污染区，寸草不生，但一越过六十千米的界线，光秃秃的大地就变成一片枯黄的草原，微风吹起，干草倾向一侧，他们下船，踏上一个长长的木造船坞，木板腐蚀，留下一个个小孔，他们透过小孔窥望，看见两人的脸孔在粼粼的水波中分解、散开、聚合。他们走过河岸，爬上一个遍布灌木残枝的山丘。地平线的另一端，地势渐趋平缓，延展为一片田野，冻土冰雪消融，冒出一朵朵野花。
“我爱葛莉娜！”科里亚大喊。四下不见楼房、砖墙或是隆起的山丘，因此，他的话语回荡在田野之中，飘过盛开的蓝色花朵，消失在远远的一方。
她不经思索地回头看看，生怕有人听到科里亚的告白。任何人听到了都不行。她在一个不容许历史存在的城市里长大，在这个城市里，你守住确有其事的秘密，以免它被一笔抹杀。但是没有人站在他们后面。
中学的最后一年，葛莉娜列出一串将来可能从事的行业：学校老师、收银员、秘书。选美皇后不在此列。她可不会将“美丽”这个形容词冠到自己头上。没错，她高挑纤细，这点她愿意承认，但她有一双穿得下小丑鞋的大脚，而且眉毛又粗又斜，好像满脸失望的卡通人物。有些时日，她觉得自己的脸孔是另一个人的搞笑面貌。她跟全市唯一一家暗房的老板租了一部按小时计费的Zenit相机，用这部布满铁锈的古董相机帮自己拍照。相机的计时器给她十秒钟的时间，让她跑到房间另一侧、在长沙发上摆出悠闲的姿态。她倒不是基于虚荣心才想要摆出各种姿势，而是因为她毫不虚荣，完全不晓得自己哪个角度最漂亮。她慵懒仰躺，快门啪地一闪。她趾高气扬地站着，作势噘嘴，快门啪地一闪。她欺瞒了相机，但当她端详洗出来的照片，她却欺瞒不了自己。相片证实她已经认定的事实：她令人欣羡之处都在颈部之下、脚踝之上。
科里亚试图说服她事实并非如此。每个星期六早上，他爬上六层被煤灰玷污的楼梯，来到她的公寓。她爸爸只有这几个小时出去工作，一星期之中，他们只有这几个小时单独待在一栋有张床铺的公寓里。她没有锁上大门，方便他入内，他轻轻把门推开，客厅的书架上摆满了模型战舰，他走过织花褪色、磨得起毛的地毯，葛莉娜站在厨房水槽边，头发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发髻，手指在冷冽的空气中散发出十道热气。日光斜斜照进屋内，她沐浴在苍白的日光中，全身的肌肤犹如一张漂白的画布，稍后她将以眉笔和口红，在上面勾勒出她的容颜。他站到她身后，感觉全身随着她轻颤的声音紧缩。她整个手腕泡在肥皂泡里，他双手顺着她的臂膀往下滑，穿过闪闪发光的泡沫，在灰白的洗碗水中握住她的双手。他们轻轻摇摆，分分秒秒悄然而逝。
然后他们走进她的卧室。墙上挂着陈旧的毡毯，隔绝寒气。地板双层覆盖，一层是地毯，另一层是他们散落四处的衣物。科里亚亲吻她的宽眉、她的脖子、她鼻子的每一方寸。那些她最想忘却的部位，博得他最钦慕的目光。他们赤裸裸地躺在被单下，双手窝靠在苍白的胸腹，撷取躯体之间的暖意。他们紧贴着彼此，心中充满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求，因为不管我们如何深入彼此的体内，我们依然无法交换最微小的粒子；因为我们或许怦然心动、心跳停了一拍，我们的形体依然不会改变；因为不管多么你侬我侬、难分难舍，我们依然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非轻飘飘的气云。科里亚怎样都不满足，只有让自己消失在她的怀中才感到足够。
他们很少用保险套。当一张画了红色斜线的白色明信片寄达科里亚手中，葛莉娜已经怀了两个月身孕。据我所知，那是科里亚生平头一次收到信。信中命令他三天之内前往新兵招募处接受体检。
接下来的三天，他们成天交谈，始终不曾停歇，却也始终没有结论。他们发誓绝不出轨。他们自怨自艾。他们再三承诺为彼此付出一切，却是等于什么都无法担保。他们反反复复，说了又说，一直讲到科里亚被遣往战场的那一天。一天下午，科里亚在杂货店蔬果区的走道上跟葛莉娜求婚。他单膝跪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橡皮筋，绕在她的无名指上。她点头说好，倒不是因为她想要结婚，而是因为他跪在地上，恳求她嫁给他。
他们只需在市民登记处待上半小时，一切就可搞定。那个时候，结婚和离婚花不了多少时间，也不太费劲。但是他们一直拖到最后一刻。被派到战场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早上，他待在她的公寓。被单在他们的脚边揪成一团。他们臆想着共组家庭、共享未来等前景，其后数月中，种种臆想在科里亚的脑海中更具雏形，成了栩栩如生的现实。
“只要两年，我就回来了。”科里亚瞪着油漆斑驳的天花板说。“两年不算什么。如果你生了双胞胎，我还可自动缓役。”
“你这话好像出自一个老奶奶之口。”
“什么意思？”他翻身，拉着被单盖住他们的头，好让他们躺在半明半暗之中，两人鼻尖的雀斑几乎相碰。如果他们可以躲在粉红色的棉质被单之下、自外于世间、永远像这样躺着，那该有多好。如果他们可以按下暂停键、让自己永远茧居于这一刻，那该有多好。他们的鼻息此起彼落，随着呼吸声更形凝重。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两年确实不算什么。但是你今年十八岁，两年跟永恒一样长久。如果我们结婚、生下小孩、小孩一出生马上离婚，你说不定可以获准缓役。”
“你可能怀了双胞胎，这样一来，我们甚至不必离婚。”
“不管怎样都会有个小孩。”
“你想说什么？”
她叹了一口气。“你知道我的意思，即使你没听我说话。”
“地球围着太阳绕两圈，我就回来了。”他说，声音之中带着一丝不安与柔情。“到了那时，小家伙将已一岁半。我们会自己租栋公寓，你、我、小宝宝。我会在冶炼厂找份工作，你可以教芭蕾舞。”
她的手指缠绕他的手指。明知这是春秋大梦，但他的语气是如此温柔、如此哀悯，她不得不信以为真。“当然，我们会的。”她说。
那时我依然忙着自制混音带。我最喜欢的品牌是Assofoto MK-60s，因为它们的颜色像是粉红的葡萄柚和橘黄的雪酪，非常抢眼；更何况它们让你觉得自己是“007”情报员，因为卡带的质量极差，听一次就四分五裂。让我给你一个免费的建议：当你购买磁带放送机，或是前置放大器，你会想要买个赝品，所以你可别忘了带把小刀。你必须卸下机器的背板，刮掉超导体上面的黑色油漆和蜡纸印刷的斯拉夫字母。如果你看到底下有一排类似亚洲文字的字母，你就行大运了。日本货、韩国货、中国货都不错。如果底下没有外国字母，那就表示机器果真是俄国货，如此一来，你可能还没听完美国乐团Cybotron的电音单曲Clear，心爱的家人就因电线起火而葬身火库。
但我最珍藏的宝贝是一卷Maxell XlII-S九十分钟卡带。卡带依然包在原装塑胶薄膜之中，我花了好久才存够了钱购买——最起码攒了五星期——我好像米开朗琪罗珍藏一块卡拉拉矿石似的善加保存。长久以来，我没有动用，甚至不敢开封，生怕浪费了塑胶壳里那卷潜力无穷的磁带。
一天下午，我登门造访葛莉娜。她爸爸应门，手指沾了模型战舰亮晃晃的喷漆。过了一会儿，葛莉娜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她身穿过大的毛衣，头发四处乱翘，依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出了名。“我想帮科里亚录制一卷卡带，让他带在身边。我需要你的协助。”我边说、边把我那卷Maxell卡带拿给她看。我们开始灌录。
科里亚离家的那天早上，我把录音带交给他。我们站在军需部对面的街上，他和葛莉娜前一个晚上已经说了再见。他双手握住录音带，读一读标签。《献给科里亚，以备紧急之需！！！第一辑》。我的眼中蒙上一层泪汪汪的薄雾。
“我没有卡带放音机。”他说。
“没关系。”我说。
“没关系。”他重复一次。
“你要回来喔。”我几乎说不出口。
他把我拉向他。我的手指贴在他的尾椎，拼命抱住他，他的脊骨几乎在我的手心留下烙印。
“世界快要完蛋了。”他说。
“你别死。”我说。
“帝国主义者快要投掷核弹头了。”
“最后一句话由你来说。”
“我说的会是你的名字。”他拿起录音带在我额头轻敲一下。“当我的时候到了、当我置身遥远的外太空，我会放来听听。”
9.
我到了。格罗兹尼的航厦白灿灿，新得发亮。机场的礼品店卖刀。机上那些没有包住头发的女士们，这会儿戴上糖果般灿烂的丝质头巾。行李领取处是个小房间，旅客们逐一入内，门口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行李人员，我据此研判，实在不确定一进去是否出得来。外面的气温大约一千万摄氏度，我的内裤皱成汗水淋漓的丁字裤。马路正对面，正午的艳阳照过清真寺黄澄澄的圆顶。
马路沿着机场延伸，路面空荡荡。拉着行李的男士们全都戴着缀饰的圆顶帽，身上的衣服松垮垮，状似披着睡袍，他们其中任何一人都可以在画质不佳的录像带中扮演绑架人质的恶徒，说不定机场礼品店的刀子专门卖给初抵国境的观光客。我坐立不安，心烦气躁，直到有个瘦瘦高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推开安全门走出来，他手长脚长，身穿一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摩德风的紧身西装，这人要不就是走在流行的尖端，要不就是时尚的老古董。一般而言，西装革履的人比披着睡袍的人更可能占人便宜，但是我人在车臣，不得不重新衡量那些原本深信的假定。
“你要到市区？”我问。
他的头微微一斜，对我露出“你瞧瞧、这会儿是怎么回事”的表情，他的头发油亮，整个往后梳，好像一顶闪闪发光的头盔。“或许吧。你不是本地人，对不对？”
我还不晓得自己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老兄，我只是想要搭个便车。我以为这里会有地铁，最起码可以搭巴士或是出租车。我可以跟你一起搭车吗？”
“你是联邦安全局的探员吗？”他问，然后审视我的发型，即刻得到答案。“显然不是。联邦安全局绝对不会雇用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剃在头上的人。”
“我正在留头发，长了就会盖住。好吧，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走？”
他耸耸肩，意思是不在乎。我跟着他走向他的拉达汽车。（译注：Lada，俄罗斯的汽车品牌，创设于一九六六年，至今依然推出不同车种。）我上车，系上安全带。“这里是车臣。”他说，语气之中带着困惑、怜悯，说不定甚至有一丝讶异。“你不需要安全带。”
“你也从圣彼得堡来？”我问。我知道我应该不至于被绑架。但我也知道你最好跟俘获你的人建立某种融洽的关系。
“只是转机。我住在伦敦。”
“伦敦？”
“没错。我在LSE攻读硕士。”
“LSE？伦敦机场？”
他微微一笑。“伦敦政经学院。”忽然之间，我变成了大老粗，而他……嗯，他是那种我想要成为的人。
“对了，我叫艾列克赛。”
“阿金。”
“嗯，伦敦，你有没有见过女王？”我问。
“只在我皮夹里的钞票上见过。”
马路颠颠簸簸，好像铺路的工人铺了多少米就拿多少钱，而这位老兄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其他司机把车道分隔线视为用意良好、但误导民众的参考同志，二话不说就予以忽视。行车速度如此顺畅，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有办法保住性命，因为我们几乎一路撞上迎面而来的车辆。
一个男人沿着马路行走，他闭着眼睛，鹰钩鼻朝向空中的太阳，咧嘴而笑，那口凹凹凸凸的粉红牙龈，好像他手中那片咬了一半的西瓜。车辆疾驶，冷风从车窗的裂缝涌入，吹打着我的脸颊，感觉真好。
我们开过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广告牌上的普京一脸严肃，旁边站着一个年纪较轻、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家伙。两人的身后是一面洋溢着爱国情操的白、蓝、红国旗。
“想不到会在这里看到他。”我指指说。
“谁是赢家，广告广告牌就归谁。”
“看来确实是如此。我甚至看不出他们推销什么东西。钢铁般的决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