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帕尔马修道院》。首先,我们应该指出,这部作品不是像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一八三年远离巴黎三百法里的地方写成的,而是在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四日他在巴黎开始动笔,花了五十二天工夫,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成的。当时他住在戈马丹路八号一所房子的四层楼上。这所房子现在还在。这样一部数十万字的巨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真是速度惊人,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现象。司汤达在给巴尔扎克的复信中说:“《修道院》的许多篇幅就是根据最初口授的本子付印的。”每天早上,他“看看昨天写的那一章的最后三四页,……就有了当天这一章”。他或是自己写,或是口授,让一个叫波纳维的人记录,平均每天要写满二十五页。我们引用这件事是要指出:《帕尔马修道院》在他心中经过长时期的酝酿早已经成熟,就像金黄的果实早已在树上成熟那样,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摘下来了;再说,他口授时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神情对我们了解他那独特的、简练的风格也不无帮助。
这部小说故事的来源,也取自上面提到过的那些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古色斑斓的手抄本”。一八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他在其中一个手抄本的边上写了一个注:“利用这个梗概写一篇小小说。”显而易见,他已选中了这个名叫《法尔耐斯望族创业史》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末叶。当时罗马有一个贵妇人,叫伐诺莎·法尔耐斯。她是红衣主教罗德历克·伦佐里的情妇。伦佐里出生于波尔奇亚家族,又是当时教皇的侄儿,所以权势熏天。伐诺莎有一个内侄,名叫亚历山大·法尔耐斯,他是个横行霸道的花花公子。不过有姑母做靠山,他尽管为非作歹,别人也奈何他不得。有一天,他在罗马主持发掘文物,看见一个美人路过。他肆无忌惮地冲上去,杀死一个听差,抢走美人,并且跟她同居了一个月。这一回他祸闯得太大,他的保护人虽然势大滔天,也无从包庇。他被教皇关进圣安琪拉城堡,等待判决。伐诺莎和伦佐里眼看无法搭救他,就横下心帮助他越狱。伦佐里设法送给他一根三百尺的长绳,让他在黑夜里逃出城堡。另一种说法是,买通狱卒,让他坐在篮子里,把他从墙上吊到城堡外。过了几年,一四九二年伦佐里当上教皇,取名亚历山大四世,马上任命法尔耐斯为红衣主教。这位红衣主教的行为比以前有所收敛,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克莱李娅的姑娘。他们秘密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始终没有把这种暧昧关系泄露出去。一五三四年法尔耐斯也当上教皇,即保罗三世。
凡是看过《帕尔马修道院》的读者,看到上面这个故事梗概,就会发觉书中有些情节同梗概中的几乎如出一辙,甚至克莱李娅(Cléria)这个名字也保留下来,仅仅改动一个字母,变成了克莱莉娅(Clélia)。《帕尔马修道院》的作者并不讳言,他写的是“法尔耐斯那样一个逝去了的时代”。根据他在手抄本上的注文看,他原想以这个故事的情节为基础写一篇《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那样的中短篇小说。但是,他当时正在写一部回忆拿破仑的书,脑子里充满了他年轻时的亲身经历。通过梅里美的介绍,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德·蒙蒂霍夫人。蒙蒂霍夫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欧仁妮,一个叫巴卡。她们同司汤达非常好,常常缠着他讲故事。他给她们讲滑铁卢战役,而且穿插了一个参加这次战役的士兵。后来,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把滑铁卢战场上的一个士兵跟亚历山大·法尔耐斯合成一个人,这就是法布利斯·台尔·唐戈。故事发生的年代也从十五世纪末叶搬到十九世纪神圣同盟时期,事实上,书中不仅可以发现一八二年左右的史实,还可以找到一八三九年的事情。一个拦路抢人的花花公子法尔耐斯变成了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法布利斯。两人的精神面貌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世界上当然没有点石成金的魔术,但是伟大的艺术家把一段十五世纪的枯木拿来种植在神圣同盟时期的土壤里,却能使它开出文苑奇葩。
小说的开头是写了一八年的意大利,但是为了使读者对这一段历史了解得比较清楚些,我们不妨回溯到一七九六年。一七九六年以前意大利北部在奥地利的统治下。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思想不能不引起意大利人民对民族解放的渴望。一七九六年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国军队,赶走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内阿尔卑斯共和国。奥地利军队乘拿破仑远征埃及卷土重来,击败法军,消灭了内阿尔卑斯共和国。一八年拿破仑在马伦哥战役中大败奥军,重建内阿尔卑斯共和国。在他率领的军队中,有一名青年骑兵军官,名叫亨利·贝尔。这是他头一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他亲眼看到意大利人民对拿破仑和法国军队的热烈欢迎。他热爱意大利的音乐、艺术,也热爱意大利的热情的人民。几年以后拿破仑称帝,兼意大利王国国王,任命他妻子同前夫养的儿子欧仁亲王为总督。从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垮台起,意大利重新落到奥地利人手中。意大利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奥地利占去大部分伦巴第土地,成立了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其余地方被分裂为好几个小公国。残暴的专制政权使意大利的爱国者缅怀波拿巴,认为他是一个“自由”的君主,在他统治下比较自由和幸福。这就是一个在欧仁亲王的宫廷里教养长大的、米兰的贵族子弟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一听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就去投奔他的历史根源。《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却嫌这个开头过于冗长,建议作者压缩,改从滑铁卢战役的卓越描绘入手。司汤达曾经认真地接受这个意见,并且把开头的五十四页压缩成四五页,但是最后终于打消了改写的主意,维持作品的现状。巴尔扎克关心的是结构的匀称,司汤达追求的是气氛的烘托。他自己始终忘不了这一段愉快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忘不了意大利人民对法国军队的热情欢迎。今天,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说,小说的开头两章为法布利斯对拿破仑的热烈崇拜提供了基础,对塑造法布利斯这个形象起了衬托作用;不删这两章是无可非议的。
法布利斯所以会形成忠于拿破仑的思想,是同他的姑妈吉娜分不开的。他父亲唐戈侯爵,奥地利的奸细,和他的哥哥阿斯卡涅住在科摩湖畔的城堡里。司汤达以明显的鄙视和揶揄的态度来刻画这两个专制政权的帮凶。法布利斯在米兰读书,可以说是由他姑妈抚养的。他姑妈还常常带他出入于欧仁亲王的宫廷。吉娜是个性格坚强、热情奔放的女人。她不顾她哥哥的建议,没有嫁给一个有钱的贵族,选中了一个崇拜拿破仑的青年军官做她的丈夫。不幸的是,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以后,她丈夫为了维护意大利军队的尊严,在一次决斗中丧失了生命。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返巴黎,法布利斯向她吐露投奔波拿巴的心愿时,她虽然为她的内侄的安全担心,但是并不拦阻他。姑妈和侄子的心是由共同的政治信仰连接在一起的。他们都反对奥地利的反动统治,热爱拿破仑。
吉娜在米兰认识了帕尔马的首相莫斯卡伯爵。她的美丽的容貌和高雅的仪表使他倾倒。经过他的一番安排,吉娜名义上成了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住在帕尔马的富丽堂皇的公爵府,实际上是他的情妇。法布利斯参加滑铁卢战役,断送了他的前程。莫斯卡对公爵夫人指出,她的侄子别无出路,只有向教会去谋取飞黄腾达的阶梯。她最后同意了他的建议。在那不勒斯神学院读了四年书,法布利斯穿着紫袜子来到帕尔马。姑侄两人先后在这个小小的王国定居下来。于是,围绕着他们演出了一幕幕云谲波诡、变幻莫测的戏剧。登场的人物着实不少,可以说个个都有鲜明的性格。我们只能选择主要的做一番简略的介绍。
帕尔马的君主,竭力模仿路易十四的艾尔耐斯特四世,既残暴又虚弱。巴尔扎克一眼就看出这个人物是写的莫德纳大公佛朗西斯卡四世。和佛朗西斯卡四世一样,他也曾经下令绞死过自由党人,时时怕受到报复,疑神疑鬼,心神不安。唯一的办法是用更加残暴的手段来进行统治。他宫廷上的臣子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会被投进监狱。伟大的司汤达,卓越的艺术家,只用一句话就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他那卑劣的灵魂和冷酷的性格。艾尔耐斯特厚颜无耻地向公爵夫人吐露了企图占有她的野心以后,公爵夫人问他:“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伯爵呢?”他竟然说:“我已经想过了:伯爵可以关到要塞里去度过他的佘生。”首相的处境尚且如此,当时在他统治下的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莫斯卡伯爵一度信奉自由、民主的理想,但是在那黑暗反动的时代里,他的理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希望。他只得随波逐流,用他的出色的政治才能去为那个小小的暴君效劳。他是个老于世故的人,能够一本正经地陪他的主子在桌子和沙发底下,甚至装乐器的盒子里搜索刺客。只有跟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这样有才情、有见识的女人,他才能吐露一下由衷之言。换句话说,莫斯卡对公爵夫人如此钟情,不仅是因为她是伦巴第的美人,更因为他们都对专制政权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在晚年一起消磨黄昏。莫斯卡跟艾尔耐斯特不同。他不是一个彻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对公爵夫人的始终不渝的爱情,使他能竭尽全力,帮助法布利斯越狱。巴尔扎克非常欣赏这个人物,并且振振有词地说,那是按照梅特涅塑造的。这位行家这一次却走了眼。司汤达坚决否认他的莫斯卡同梅特涅有什么相干,尽管他本人倒确实看见过梅特涅。今天,我们根据作品来分析,作者对莫斯卡伯爵显然不无好感,而一向以雅各宾党人自居的司汤达绝不会对神圣同盟的灵魂、反动的梅特涅有这样的感情。这只能说,莫斯卡是一个成功的典型,而成功的典型必然不但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还有深刻的共性。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此。
另一个受到巴尔扎克热烈欣赏的人物是烧炭党人费朗特·帕拉。这个品质高尚的革命者为了他的共和国舍生忘死地进行着斗争。这种烈火似的感情也表现在他同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的关系上。他明知他不可能得到她的爱情,但是随时都准备着为她献出他的一切,甚至他的生命,巴尔扎克不得不违背他的保皇党的政治偏见,赞扬共和分子费朗特“就是一整首诗,一首高于拜伦的《海盗》的诗”。我们不应当忘记,司汤达年轻时在意大利跟不少烧炭党人交朋友,而且他自己也终于被作为一个烧炭党人驱逐出意大利。只有对意大利革命和意大利人民具有深切的了解和强烈的同情,才能够塑造出这样的形象。
当然,司汤达着重刻画的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法布利斯和他的姑妈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这姑侄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光彩夺目。法布利斯的情人克莱莉娅也被写得非常出色,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虽然法布利斯同于连一样无限崇拜拿破仑,曾经想在行伍中谋取前途,在神学院受过教育,但是司汤达从不忘记:法布利斯是个贵族子弟,他的社会地位不同于那个锯木场主的儿子,用不着进行艰苦的个人奋斗。在思想上他深受他姑妈的影响,在生活上他接受她的指引(当然其中少不了明智的莫斯卡的一部分功劳)。这个面貌俊美、风度优雅的年轻人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所以他不像于连那样愤世嫉俗,那样热心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性格开朗,富于同情心。他不早不晚,正好在拿破仑大军被赶出意大利的时候出生人世。“命里注定,做了台尔·唐戈侯爵的第二个儿子”,然而他跟他那有着“苍白的肥脸、虚伪的笑容和对新思想的无限仇恨”的父亲却完全处在对立地位;同他的那个在性格、思想、长相上完全和父亲一模一样十分阴险的哥哥也完全相反。他对邻国法兰西土地上进行的革命十分向往。当他一听到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在儒昂湾登陆的消息时,他就立即说服姑妈和母亲,不避艰苦,去投奔拿破仑。他在投军途中,碰巧参加了滑铁卢战役。但是法布利斯由于缺乏独立生活的经验,他的英勇往往近于冒失;他的一往情深有时候接近任性。最能说明法布利斯性格的是,司汤达安排他为了要同克莱莉娅朝夕相处,不顾生命危险,重新投入帕尔马城堡。歌德认为司汤达有“女性气质的浪漫主义”。这个评语我们不敢同意。但是,如果把它移赠给法布利斯,那倒是非常贴切的。例如,在离开滑铁卢战场回到家乡以后,他的一生就全在他的姑妈吉娜的支配之下,他毫不犹豫地执行她的意志,按她的决定走上一条当大主教的道路。
毫无疑问,司汤达倾注了全力塑造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这个形象。凡是读过《帕尔马修道院》的人都会对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都会衷心钦佩作者的高超的艺术技巧。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美人,具有(从当时说来)开明的政治观点和非凡的才干。她待人诚恳,对莫斯卡伯爵的感情是真挚的;被费朗特的至情所感动,她会让这个崇高的烧炭党人吻她的手。她热爱她的侄子法布利斯,却始终以惊人的自制力抑制自己,不让自己有丝毫越轨的行为。但是对于冤家对头她却毫不容情。生性多疑的艾尔耐斯特四世那条性命就是断送在她手里的。她打发费朗特用毒药送他归天,因为那个暴君想毒死法布利斯。在组织人员帮助法布利斯越狱的过程中,她犹如一位高明的统帅调动千军万马,显出了指挥若定的风度。为了庆祝越狱成功,她吩咐路多维克把她的萨卡庄园点得灯火辉煌,把庄园地窖内的酒全都拿出来,让当地老百姓喝得涓滴不剩;同时她还下令把大蓄水池里的水放光,向费朗特发出约好的报复信号。她根本瞧不起那个帕尔马小朝廷。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对残暴的专制统治的挑战,不,简直是开战。尽管吉娜说她“厌恶雅各宾党”,只要看一看她对费朗特·帕拉和艾尔耐斯特四世两个人的态度,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她的爱憎了。闹得帕尔马翻天覆地的就是这个当年在潦倒的时候住在米兰的一所公寓的六层楼上的女人,一个爱国军官的未亡人。即使我们认为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和安排这些情节是对神圣同盟的一种隐晦的,但是激烈的抨击,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换句话说,这个人物所以这样吸引人,不仅要归功于作者的艺术才能,而主要应该归功于他的政治倾向。
克莱莉娅却属于另一个类型的女性。她是一个热情的少女,但是她的热情是一座沉睡着的火山。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吧。法布利斯在她的心头点燃了爱情的火焰。火山爆发了。司汤达对她的痴情的刻画达到了惊心动魄的效果。请看一看她对法布利斯说的这段话吧:“……我是个堕落的姑娘。我爱上了一个轻薄的人,我知道他在那不勒斯的表现。……他表示为了和他自以为爱上了的人继续见面,不惜冒相当大的危险……但是,只要他到了一个大城市,重新又处在上流社会的种种诱惑中,他就会立刻恢复本来面目,依旧是一个贪恋玩乐和追逐风流事儿的上流人,而那个可怜的狱中伴侣却被这个轻薄的人抛在脑后,在一个修道院里了结她的一生,深深地悔恨不该向他吐露真情。”尽管她对自己的命运做了如此悲观的估计,为了搭救法布利斯,她仍然显出非凡的英勇。这个可爱的南欧姑娘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可以说,作者运用白描的勾勒来描写人物的个性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他在谈到英国小说家司各特时曾经说过:“描写中世纪的一个农奴的衣服和铜项圈,要比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来得容易。”他还说过:“司各特的散文并不典雅,尤其是浮夸触目,就像一个矮人,身上的线条一根也不丢掉。”他认为对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的扭捏的文体是不值一嗤的。他着意追求的是清新和洗练,而且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境界。怪不得《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著名的文体家福楼拜赞美他的文体是“真正的文体!这种古典的文体,现在能掌握的人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
巴尔扎克、梅里美和司汤达是三位同时代的法国艺术大师,拿他们三人的艺术风格做一个比喻,即使这个比喻不尽恰当吧,也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人间喜剧》像气势雄伟、色彩绚烂、包罗万象的油画。作者以宏伟气魄,栩栩如生地,但是不无夸张地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历史时代的众生相。梅里美的作品却像精致典雅的象牙雕刻,博得读者赞赏的是他的毫无瑕疵的鬼斧神工。司汤达的作品却像蓝天中的白云;但是有时候卷舒自如的白云会变成滚滚翻腾的乌云,从其中爆发出劈开天空的闪电和震动大地的霹雳。司汤达的文笔是朴素的,他从来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堆砌的描写,但是由于他用字精确,所以只要寥寥数言就生动地勾勒出人物的性格,描写出复杂的情节,烘托出环境的气氛,同时也反映出他的政治倾向。指出最后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尽管他的作品对后世的心理分析派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从来不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也从不沉湎于身边琐事的描写;他绝不讳言他对拿破仑和烧炭党人的同情和爱戴。他终于保留《帕尔马修道院》的头一两章,恐怕也不仅是出于对作品的艺术性的考虑。
总之,《帕尔马修道院》是一部政治倾向强烈的,又是一部卓越地刻画人物心理的小说。
遗憾的是,当初《帕尔马修道院》的出版商嫌作品篇幅太长,要求作者压缩。司汤达于是草草不恭地用最后两章交代了一下故事梗概,使作品产生了严重的头重脚轻的感觉。这真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像一朵永不枯萎的鲜花,始终吸引着读者,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回顾到本文开头所引的司汤达那句话,“五十年后,某一文学补缀家发表片段拙作,也许会以不矫揉造作和真实而为人悦读吧”,我们可以说,司汤达的预言应验了,而且实际的情况大大超过了他所想象的程度。发表他作品的不是什么文学补缀家,而是世界各国的出版社;读《帕尔马修道院》的也不是什么“少数幸福的人”,而是世界各国广泛的读者。
译者197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