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掀开了一段正在腐朽的木头，展露出了隐藏其下那痛苦蠕动着的生命，它一下子囊括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主要课题： 性、死亡、权利、金钱、爱、恨、疾病和恐慌。”

——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

美国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三世偷笑着站在“正义的精神”(<i>Spirit of Justice</i>)——一座露着一只乳房的半裸正义女神的巨型装饰艺术雕像——前面，宣读了1986年的委员会报告，对美国的色情层面进行了谴责。里根总统的主要执法官员向淫秽内容宣战，坚决要求将性革命的放纵时代终结。

“尽管这个社会的许多成员都能够举出或者已经举出了关于性自由的例子，但我们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在司法部大厅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米斯发表的报告里这样宣称。在思想领域，人们不再容忍对性自由放任主义的做法。“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加入了米斯阵营的美国卫生部长C·埃弗雷特·库普医生强调，“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常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色情作品确实会对美国人的公共健康造成明显且迫切的危险。”

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对性有关信息的公开传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典型的代表——打开了通向疾病和道德腐败的大门，把美国变成了现代的所多玛城[1]和蛾摩拉城[2]。带着一种报复性的肯定，他们认为媒体对性高潮的经常讨论和不断放开的许可导致了婚前性行为、通奸、堕胎、同性恋以及更多破碎家庭的涌现。电影及有线电视里播放的裸露镜头以及脱口秀中有关避孕药、避孕套以及震动棒的讨论，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一些牧师把20世纪80年代致命的艾滋病看作来自上天的病毒性霹雳，认为是上帝对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性混乱的惩罚。“我看到一种确定的精神复活触动了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准，这种精神已经朝着性自由走得太远。”帕特·罗伯森声称。他是供职于基督教广播网的一名电视福音传道人，当时正在为参加继里根之后的1988年总统大选作准备。看着社会的钟摆往回摆动，《花花公子》杂志总裁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董事克里斯蒂·赫夫纳公开向米斯的报告发起挑战，但结果是司法部门冻结了“711”便利店以及其他便利商店对赫夫纳旗下杂志的销售。后来通过一场联邦诉讼，《花花公子》才得以重新上架，回到思乐冰[3]饮料的旁边。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没笨到会对米斯委员会做出评论。“在处理性这个话题上，那么多的人连一点点客观都做不到。”马斯特斯解释道，“我总觉得要化解对我们的研究项目任何一种形式的公共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它。”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好像不再能够对公众的非难免疫了。多年来，评论者们一直对这两位研究者充满了溢美之词，原因在于他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发现，也因为二人非常有技巧地保护着自己的形象。“马斯特斯有着那种典型的、人们不太敢去挑战的、神一般的形象。”精神病学家劳尔·司莎伟1983年告诉《时代》周刊，“人们完全被关于性疗法最初的乐观吸引了，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地对长期数据进行真正的观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书里指出了几种缺陷，尤其是研究对象的取样方面存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来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并且对“性行为有着基本的兴趣”。这意味着这些男女基本上都曾通过自慰达到过高潮，并且有过婚前性行为。几乎没有志愿者是穷人、黑人或其他少数派群体。批评者认为，虽然性倾向在解剖学和基础心理学方面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它扭曲了人们的期望。“简言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是中产阶级性高潮爱好者(这些人即使在实验室里处于被观察状态时也能轻易地达到高潮)。”批评家黛比·内森注意到，“这几乎算不上一个典型的群组，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从这些人身上取得的数据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性反应周期，并声称这是无性别差异和适用于整个人类的。”诊所唯一的一名美国黑人工作人员琼·多布斯·巴茨曾试图扩大这个群体的范围，但她说许多的少数人种不愿意参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项目。“黑人几乎都羞于承认他们有性方面的问题。”巴茨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最初的来自1980年《今日心理学》(<i>Psychology Today</i>)对两人宣称的80%治愈率的抨击。伯尼·齐尔伯格德和迈克·埃文斯撰写的封面故事称《人类性功能障碍》用来判断成功的标准不精确，并且从来没有被其他人成功复制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方法论中错误及马虎的表达相当多，它无法达到通常——以及他们自己——用来评价研究的标准。”齐尔伯格德是加州伯克利的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埃文斯也是一名心理学家，他们并没有对《人类性反应》进行挑剔。相反，他们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第一本书里展示的严密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名声“创造出一种光环效应”，影响了人们对他们后期作品的接受。这两位批评者在主要关注《人类性功能障碍》的同时，也质疑他们把同性恋改变成异性恋的说法。“他们的同性恋样本中许多人并不是真的同性恋者。”说起志愿者样本，他们提出，许多人其实是双性恋者或者“误解的”异性恋者。(《同性恋研究》的其他批评者指出书中几乎没有提到直肠性交——这是误导性病人样本的又一个证明。)当《今日心理学》编辑要求回应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了。“不对任何热门论坛里的批评进行回应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原则。”约翰逊坚持。但鉴于他们自己的大量作品也都出现在未经同行评议的热门书和杂志里，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立场。1983年，另一次质疑出现了。鲍伯·古乔内的《阁楼》(

<i>Penthouse</i>)杂志发表的由《论坛》(<i>Forum</i>)杂志编辑菲利普·诺比尔所撰写的文章中重复了同样的主张。作为“性学”新领域的领导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意识到他们无法再这么轻易地忽略他们的批评者了。

在《性学研究杂志》(<i>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i>)里，罗伯特·科罗德尼准备了一份书面辩护“来澄清几个误解”。他强调病例是通过失败而不是成功来定义的，数据是通过“尽可能最保守的方式”取得的。比如，在治疗期间，一个患有性功能障碍的人在3次性交中都实现了“良好、坚硬的勃起”可能看起来是好消息。但是，如果这个人在性交尝试中也遭受了“3次勃起失败”，那么他在分类时是被标识为一个“失败案例”的。同样的，如果一个女人“在性交中不能以连续的形式达到高潮”，她也是失败的。即使在病人回到家不久就恢复了性功能，或者他或她又回来通过了第二次尝试并取得成功，该病人在数据统计方面依然被认为是“失败”的。科罗德尼说，要复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结果很困难，因为其他治疗师不会公布统计结果，也不彻底地随访病人，或者仅仅是建立在间断的、一周一次的疗法模型上，而不是全力投入的工作两周。不过，在这个工作组从1959年到1977年处理的1872个主要为异性恋的案例里，“成功”率达到了81.8%——按照任何标准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凡的断言。相比之下，86%寻求治疗的人曾经在前来他们诊所之前于别的地方进行过至少6个月的心理治疗。他提到，“不到5%”的人曾在进入这家诊所时有过好转。

世界性学大会(World Congress of Sexology)于1983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之前，科罗德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别的同行在评估他们疗法的长期效果时“听了无数个疗程的录音带”，并对他们的结论表示了肯定。“没有所谓的‘秘密’。”他们坚持道。那些要求做更多能够复制他们结论的研究项目的人好像没有考虑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在没有任何政府拨款、完全自费的情况下完成他们长期的性研究的。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工作“不那么完美”，但是要求大家“根据当时和现在的知识情况来判断”。这个新兴领域的大部分人都把他们视作英雄，但即使是那些虔诚的追随者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科学的肯定。“直到我们能够重复他们的工作之前，”性学研究所的心理学家F·保罗·皮尔索尔说，“我们依然会或者敬畏，或者嫉妒，或者怀疑其正确性。”

1988年3月，刚完成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C·埃弗雷特·库普就接到了妻子贝蒂从家里发来的紧急信息。她通过电话警告他，将会有一场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新书的辩论，内容关于艾滋病危机及其对异性恋人群的威胁。“我妻子在电视上听说了这本书是怎样展示艾滋病通过所有这些欺骗性的方法进行传播的。”库普回忆说，“她非常清楚我正在对公众宣扬什么以及我担心什么。”

这位71岁的美国卫生部部长飞到伦敦，参加了一个关于新兴艾滋病的医学会议。在他当值期间，这种致命的病毒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它主要通过性交和静脉注射针头导致的体液交换进行感染。最初的死亡人数主要存在于同性恋人群——包括里根总统的一位好莱坞演员朋友洛克·哈德森——以及通过被感染的针头传播这种血液病毒的吸毒成瘾者中。在将近5年时间内，里根政府迟迟不对艾滋病灾难进行回应，许多人都把该病归咎于性革命以及不断败坏的道德标准。最终，在1986年，库普发起了一个艾滋病工作组，开始警告美国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这位长着小胡子的儿科医生曾经把堕胎比作大屠杀，现在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危险的平衡运动中： 一边教育着这个国家怎样使用避孕套进行艾滋病防护，一边还赞美着婚外贞洁的美德。“在艾滋病危机发生最初的日子里，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告诉人们怎样会感染艾滋病，更重要的是让大部分人知道怎样不会感染艾滋病。”库普回忆说，“因为关于艾滋病的源头有种种谣言，比如说通过蚊子、从同一个水杯喝水、用同一条毛巾、打字机键盘、提箱手柄、门拉手，等等。这些流言让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紧张不安。”

新书《危机： 艾滋病时代的异性恋行为》(<i>CRISIS：Heterosexual Behavior in the Age of AIDS</i>)主要由科罗德尼撰写，但是在电视及媒体发布会上宣布新发现时，却是合作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令人熟悉的面孔。《新闻周刊》用一张凌乱的空床当封面照片，兜售着从这本“充满争议的新书”里摘出的片段。实际上，美国最受信任的亲密情侣现在也在呼吁政府为这种可能会导致任何一个人死亡的潜在性问题埋单。他们说至少有300万美国人感染了这种病毒——是官方估计的两倍——危险也要比官方科学家们在一种“善意的欺骗”下承认的大得多。这本书里说，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从以下这些简单的情形中感染艾滋病毒，比如蚊子叮咬、坐在马桶上、(用舌头相接触的)法式深吻，或者其他可能有一点点血液交流发生的情况。他们警告说未被发现的艾滋病毒“如今在异性恋群体里也非常猖獗”。像保罗·里维尔[4]叫醒沉睡的城市公民一样，马斯特斯宣告，“我们在发出一个重要警告。许多人认为我们不严肃，但我们非常郑重。”

得到妻子的警告后，库普迅速采取行动反驳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这本书。“我打电话给好朋友提摩西·约翰逊，他是美国广播公司的医疗编辑。我向他说明了这个情况，他让我上了《早安美国》[5]。”库普提到了他抨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作品的那个网络电视节目。“我告诉人们我在这本书读到的，以及我听到关于这本书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我无法相信居然有人会犯这么离谱的错误。”

这本书引起的公众反应迅速危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名声。作为同一系列的第二本主要书籍，约翰逊在跟科罗德尼和马斯特斯合写的过程中只参与了很少的一部分。她完全没有通过任何有意义的形式参与到这一研究中。相反，她出去旅游了，只是把自己的名字借给了公司。她无法像以前那样依靠马斯特斯来审核所有的论断并保证其在医学上和科学上都有充足的依据。她让科罗德尼来做这个工作，如果出了任何差错，就正好怪在他头上。那时，科罗德尼这位曾经拥有该研究所确定继承权的医生已经离开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然而，他们依然保持着合作关系，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一样都依赖着科罗德尼的写作技巧。在解释于《危机》一书中的角色时，弗吉尼亚把自己描述成合作者的俘虏，就算知道接下来会到来的厄运也束手无策。“那不是我们的作品——我的意思是，那是鲍勃写的。”弗吉尼亚几年后回忆称，急着撇清自己。“我实在太疲于争论了……我退出不干了，根本没有看到最后的版本。我又能怎么办呢？”

约翰逊从来都很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她把他们灾难性的《危机》媒体发布会归咎于科罗德尼。她和马斯特斯希望能够重现他们早年的成功，当时科学作者们都在研讨会似的圆桌周围尊敬地倾听他们的发现。完全不同于一个礼貌的接待会，科罗德尼批准了一个在纽约宾馆的舞厅里召开的全方位记者招待会，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是一群随时准备狠咬一口的媒体鲨鱼。“我们面前那些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挡住了平面媒体记者，他们开始内讧、抢夺地盘，等等。”科罗德尼也吓坏了。“谁的声音都听不见，因为有300名记者挤在房间里，一个比一个吵得响，还发出尖叫。”他回忆说，“一个人在大喊，‘比尔，你到底收了多少钱来推销这种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

聚光灯打在约翰逊脸上，她被这本书只是出于商业原因而写的说法激怒了。她谴责了政府对艾滋病杀手的缓慢反应。“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立场来反转政府这些年的无动于衷。”她恳切地说。然而，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精确和泰然自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话语中的理论缺陷和新书里的漏洞同样一览无余。“我们意在快速，要把这个信息马上传达给公众。”马斯特斯解释道，并没有为违背了自己长期遵循的方法论找借口。这本书里的部分数据是建立在一个对800名亚特兰大、纽约、洛杉矶和圣路易斯的两性人群研究基础上的，这些数据在该书出版前几个月才刚刚获得。考虑到艾滋病对公共健康影响的急迫性，马斯特斯说他不想再等“哪怕是一年”，才能让他们的工作发表于行业杂志上接受评议。他们最大的断言——艾滋病毒在异性恋之间“非常猖獗”——显得尤其缺乏支持。记者一直要求他们提供证据，但是马斯特斯什么也没有。

“我认为是这样。”马斯特斯声称，好像只要有他的话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