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媒体见面》(<i>Meet the Press</i>)的主持人比尔·门罗严肃地盯着摄像机，向观众介绍着威廉·H·马斯特斯医生和弗吉尼亚·E·约翰逊“这对夫妻档研究组合”。他们颇受期待的著作《同性恋研究》(<i>Homosexuality in Perspective</i>)是1979年4月22日那个周日的主要话题，全国广播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电视节目上标注了警示标志。“也许我应当警示我们习惯了通货膨胀、能源以及政治话题的观众，今天可能会涉及一些会引起他们反感的话题。”门罗建议说。

在数百万观众面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相邻坐在桌子前，一起准备着迎接他们的提问者。门罗很快就切入了这本书最具新闻价值的部分。以下一段话击中了两位研究者内心的不安之处。

门罗先生： 我想你们一定把它视为一个关键性的发现，它让有些人觉得惊讶，有些人则之前就单纯地表达着不同意见。而这个发现却可以让你们改变那些想要从同性恋转为异性恋的人。另外在你们的发现以及病例中，失败率仅为1/3，这是否比以往任何人所报道的失败率都要低？

马斯特斯先生： 事实上这是真的，但是有人会赶紧质疑，就像我们在发表的文章中明确表明的那样，我们对于那些纳入治疗的个体选择性非常高。

在一段商业广告之后，《华盛顿邮报》的医学作者维克托·科恩询问约翰逊，“对于绝大多数同性恋患者，你是否认为同性恋是后天学会的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化学或者遗传相关的某种东西？”科恩好奇地问，“当自己的孩子暴露在一位同性恋老师面前时，作为家长是否应该为此担心？”

吉尼给了一个漫无边际、多少有些不切题的回答，这是她以往每当不确定的时候都一贯使用的方法。

“当然是学来的——这其实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并且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担心害怕的问题，或者说这不应该是人们害怕的原因。”约翰逊回答道，“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可以通过学习而学会，那么家长希望他们孩子学会的、了解的、将来要成为的以及要做的，同样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的。”

当科恩要求吉尼进一步阐明她模糊的陈述时，比尔插了进来。他的回答自信而明确，而且声音清晰直接。

“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是同性恋，同样也并不是生来就是异性恋。”马斯特斯讲解道，“我们生下来就是男人或者女人，是有性别的个体。我们慢慢了解了自己的性身份以及性取向，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或者有时也会自愿改变自己的性身份。”

在《与媒体见面》节目尾声的时候，科恩力图询问更多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改变疗法的细节内容。他再次看向约翰逊，也许是因为知道治疗通常是她负责管辖的范围，而不是她丈夫。

“在你们的治疗中所描述的这一非常有趣的小组——改变后的同性恋——那些在你们的帮助下改变或逆转成为了异性恋的人，你已经拥有随访好几年的几个病人。”科恩说，“相比较之下，他们看上去快乐满足吗？他们之中有人结婚吗？他们是否有人生了孩子？”

约翰逊再次陷入了挣扎。

“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人。”她说，“对于将他们纳入治疗的特定阶段，我们有一个标准——”

“但这些人——”科恩打断道。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这样。”约翰逊说，“事实上，我认为对于这一特定人群，总体失败率在12%左右。”

比尔突然打断了她的话。

“事实是，改变或逆转失败的比例是35%。”马斯特斯纠正道。

此刻约翰逊有些慌张了。“对不起，这是另一个——”

不太耐烦的马斯特斯再一次插了进来。

“对于你的问题回答是，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在前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这样的人大约占到2/3。”马斯特斯解释说，“在那些治疗成功的人之中，有一些在之后结了婚。被视为非失败的案例在5年的随访过程中病人都反馈说治疗一直很有效果，令他们身心舒适，而且拥有异性性生活。”

意识到记者可能希望获得更多他们在改变病人中成功的证据，马斯特斯另外说道：“我们还会继续随访他们的情况。”对于他们所谓的改变以及“习得行为”是否可以被证实，美国人在这件事上也只能依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言论了。

“非常感谢，马斯特斯医生和约翰逊医生。”门罗最后说道，又一次重复着这个关于吉尼头衔的错误，“感谢你们参与今天的《与媒体见面》。”

电视节目很难真正评判《同性恋研究》。这本书一直被吹捧为一项涉及超过300名同性恋男女长达14年之久的里程碑式研究。当它终于在1979年春天问世的时候，他们的出版商声称这本450页的新书将“彻底改变人们目前对同性恋的看法”。马斯特斯将它称为“凳子的第三条腿”——他们在性爱研究领域出版的三部曲的顶点。他们之前的教科书主要关注异性结合，对于同性恋只是一笔带过。在同样的临床观察之下，这本新书将刻画出同性恋男女性行为的生理反应及性心理活动。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研究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听说过同性恋的存在。“同性恋者”一词并不是一个日常用语，顶多只是地下酒吧以及秘密社交圈的一个暗语。在圣路易斯周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费尽周折才找到了一些同性恋者来参与合作。然而，当消息被媒体传开之后，有些人主动联系了诊所，愿意成为他们研究的志愿者。“在读了1970年12月《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之后，我就开始确信，在职业追求过程中，你是真诚的，并非哗众取宠。”一位签了自己名字、声称自己表面上是异性恋其实尚未“出柜”的28岁印第安纳男子写道，“我相信，我会被归为同性恋者，尽管我从未被专业人士下过这样的诊断。”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又一次对那些深受性问题困扰的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作为一名医生，比尔似乎特别确信自己的疗法会在这些极具挑战性的病人身上发挥效果。“他会说，‘这都是些不幸福的男男女女——有时会深受同性恋这个问题的困扰。’”罗伯特·科罗德尼回忆说，“这群人极其想要做出某些改变，从而减轻自己的压力，让生活变得轻松一些，去除一些负担。”

在《同性恋研究》一书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他们的发现适当地放在了社会环境之中。乔治城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小H·特里斯特瑞姆·恩格尔哈特博士在其所写的序言中用一些近乎高贵的话语描绘了他们的发现，比如“可以让一个灵魂愉快而充满爱地触及另一个灵魂的身体框架。”恩格尔哈特强调了西方文化的表里不一，并且提出为什么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以及《会饮篇》中所描绘的古代希腊人可以“将同性恋描绘成爱与性的典范，(然而)英国法律却把它视为一种罪恶，人们甚至都不能提及它的名字。”他想知道影响了这么大一个群体的同性恋为什么会被“蔑视、谴责以及虐待”。

尽管有些古代人把同性关系看作是良性的，但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让人们开始无法忍受那些超越生殖性生活以及婚姻标准的东西。对于那些害怕失去不朽灵魂的人来说，圣奥古斯丁警告说“在所有这些罪恶之中——归于色欲的罪恶——违反自然是最坏的事。”全球的宗教和社会都禁止鸡奸、娘娘腔以及其他“非自然”的行为，要求对此进行体罚、肢解甚至处死。虽然如此，文明史的榜单上却有好几个人被认为是同性恋者，包括苏格拉底、尤里乌斯·恺撒、亚历山大大帝、米开朗琪罗、列奥纳多·达·芬奇以及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20世纪之前，理论家们一直在争论基因、家庭环境、激素、出生顺序(或者这几个因素的结合)是否会决定一个人的性取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关于“反演”的理论中提出所有人生来都是双性恋，孩童发展时期的那些生物学及环境因素决定了其成年之后的信仰。在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艾宾看来，同性恋是被误导的性爱形式之一，其他还包括性虐待狂、受虐狂，以及盲目崇拜。同性恋数年以来一直都被贴以精神疾病的标签，和精神病、妄想症以及其他异常行为混杂在一起，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才将这种性取向从其《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i>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i>)中摘除。遗传学家一直在探索生物学方面的答案——在DNA链中的“同性恋基因”——却一直未找到。现代化并没有结束民事法律或暴力犯罪对于同性恋的无情暴行，其中就包括纳粹德国时期对于同性恋者的大规模牢禁。在美国，男同与女同受到了无数反对“堕落”法律的打压，直到1969年被警方骚扰所触发的纽约“石墙事件”(Stonewall riots)的爆发。全国性的抗议呼声激发了许多城市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在《同性恋研究》出版期间，同性恋者通常被称作“同志”，他们慢慢但有效地引起了社会反响。许多曾经隐瞒自己身份的同志如今公开地在家里以及单位生活着。尽管如此，如同对待异性恋一样，医学界一直都对有关同性恋最基本的生物学问题置之不理。

在他们的研究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验证了之前阿尔弗雷德·金赛的预测，将近10%的美国成年人有过同性恋经历。(评论家后来指出，美国人口普查以及其他研究所预测的数字大约是2%。)更值得注意的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依靠金赛的评级系统对性取向进行了校正。基于病人的访谈，声称自己从未有过“明显同性恋经历”的男女被评为“金赛0级”；那些“同性恋与异性恋经历相当”的人被评为“金赛3级”；“没有明显异性恋经历”的人被评为“金赛6级”。在实施治疗过程中，被评为金赛5级或6级——被视为“明显的同性恋者”——的患者是“改变”为异性恋的候选人。金赛2级到4级之间的候选人——那些私下里是同性恋的单身人士或者已婚者——被认为是“逆转”为异性恋的候选人。他们说，在所有67例病人中，54人是男性，只有13人是女性。

让作者惊讶的是，寻求改变的男女患者中大约60%是已婚人士(尽管其中大多数的夫妻关系都很疏远，和配偶之间也很少有性生活)。对于“性取向的逆转”，成功与否常常取决于促使病人前来寻求治疗的原因。那些情况真的非常糟糕的人通常都害怕曝光，或者是出于配偶的压力才来到这里。“当患者私下里跟治疗师说诸如‘我当然需要偶尔和朋友相处的机会’或者‘我想要95%是异性恋’这种自证有罪的话语时，他们会被拒绝治疗。”他们在书中说明道。特别是对于男性患者，他们不希望治疗成为“误导他们妻子的一种方式”。

改变的病例由于涉及性别的定义以及“究竟什么对病人最好”这样的问题而给治疗师们提出了很多挑战。在他们的书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描述了一个已婚男人无法使自己的婚姻圆满，也没法和其他女人做爱，最后“自暴自弃之下开始了同性性交”。4年之后，这位男子和“他依旧坚定的妻子”来到了诊所，一心希望可以“消除”他的同性恋倾向，让他成为一个和异性性交的丈夫。在另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病例中，一个被评为金赛6级的女人，“在经历了11年活跃却不理想的同性恋生活之后”，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她想要与之共同生活的男人，并且在和他“进行性生活时实现了性高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承认，如果病人没有强烈的动机，他们成功的概率会明显下降。尽管如此，他们的“成功率”——事实上是以“失败率”表示的——非常高，并且成为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在67位“对同性恋倾向不满”的男女患者中，只有14人在最初两周的治疗中失败了。在为期5年的随访期间，总体失败率是28.4%，也就是说改变性取向的成功率超过70%，这是当时精神病与精神分析学界无法想象的一个数字。他们在自己的书中承认说，有一些病人失去了联系，这让最终数据多少有些“失实”。基于弗洛伊德理论对美国社会的支配地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知道他们的发现将会被看作对精神分析的进一步摒弃。“性功能障碍或性生活不和谐的同性恋男女，其治疗的总体失败率是不可能低于80%到90%的，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在书中声明道。他们责怪精神治疗师过于轻易地接受“失败”，没有控制陷入困境后产生的偏移。太多人假设病人会最终返回到同性恋状态——这种观点“同样也被同性恋群体所采纳，并大肆地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