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巴黎做短期逗留，从那里写信说：“我是来自一个死亡的、令人厌弃的国家的访问者，一下子就卷入了虚伪的漩涡，像掉进山间河水的激流之中……我和受雇而来的女人喝酒，甚至还去了盟军剧院，因为我穿着原来属于一个英国士兵的旧制服。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感到悲哀……我是来自一个死亡的、令人厌弃的国家的访问者，而在这个地方，在残破的街道上，少女们挎着黑人的胳膊漫步，周而复始；而我这个诗人是没有听众、没有朋友的——在巴黎，我感觉很不好。”博罗夫斯基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的最后一天返回波兰。正如他在发自慕尼黑的一封信里说的，他不愿意“生活在活尸当中”。

很长时间之内，他的未婚妻都不愿意离开瑞典返回波兰。在博罗夫斯基多次去信请求之后，她终于在十一月返回了。博罗夫斯基乘车疾驰到了边界点去接她。博罗夫斯基的传记作者写道：“他们团聚的第一个夜晚，不是在战争期间，而是在得到解放的故乡，是在刺铁丝网后面的一个归国集中营的检疫站实现的。”他们于十二月结婚。

博罗夫斯基的两个短篇小说，《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和《在哈门茨的一天》是在他得到解救之后在慕尼黑写出的，他回国之前就已经在波兰发表。这两篇作品引起震撼。因为读者当时是期待着看殉道故事的；共产党所需要的作品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要把世界分为义与不义、英雄与叛徒、共产党员和法西斯党徒。博罗夫斯基受到的指控是不道德、颓废和虚无主义。但是，同时每个人都明显感到：波兰文学获得了一个光明耀眼的新的天才作家。所有出版机构和党向青年作家们提供的一切机遇，都是向博罗夫斯基开放的。他不太相信他人，却又颇有抱负，但是不能够抵御最具恶魔般力量的引诱——参与历史：对于这样的历史来说，石头和人都仅仅是用来建设“美丽新世界”的建筑材料而已。一九四八年年初，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小说集《告别玛丽亚》收入了他写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出版，接着就是《石头世界》的一组短小故事，描写了在德国的外国人安置营和他返回故乡后的情况；在这里，人们背着干粮和铺盖卷在废墟中到处流浪，像蚂蚁一样。这是博罗夫斯基最后的和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此后，他每个星期为华沙一家日报的周日版写故事，这些故事不过是宣传仇恨的、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而已。但是，因为他作品中这些最差的东西，他得到了政府的奖掖。一九四九年夏天，他被派往德国，在波兰驻柏林军事使团新闻处工作。波兰新闻处位于柏林苏占区，军事使团在美占区。那已经是冷战年代。博罗夫斯基处于两个世界的交界线上。雅尔塔之后欧洲被从中间分隔开来。

在那一时期，党内几十个青年作家和大学毕业生从波兰前往东方和西方旅行，或者是去学习，或者是去完成特殊的使命。从莫斯科返回的时候，他们感到某种不可救药的疼痛、郁悒和惊骇；从西方回来的时候，他们带着微笑和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更多蔑视。博罗夫斯基在柏林逗留一年之后返回华沙，他似乎已经没有任何的疑惑。党内人士都说，他“成长为一个积极分子”。文学应该帮助党建设社会主义。博罗夫斯基扮演了工长的角色。

“文学不像你们设想的那么艰难，”他写道，对于他来说，文学变成了宣传鼓动的手段，“如果他们哀叹我在新闻写作上消耗精力，我是不以为然的。我不认为我是献身散文写作的纯洁少女。”但是，在夜间的恳切谈话中，他只对最密切的友人坦言，他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践踏了自己诗歌的咽喉”。我认为他是充分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含义的。说到底，他多次描写过集中营里的警卫习惯于把一根铁锹把横在一个囚徒的脖子上，再穿着大皮靴子跳到这根木棍上，看着囚徒咽气。从柏林返回之后不到十五个月，博罗夫斯基拧开煤气阀自尽了。

自杀的理由永远是复杂的，博罗夫斯基把他死亡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在最后拧开煤气阀门之前，他曾有两次未遂的自杀。他的生平是欧洲“命运”的一个徽章和模式，但是，在这个生平的结尾之处，情节密集，各种线索错乱纠缠，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编织的似的。她们是无法躲避的铁面无情的女神。从柏林返回以后，博罗夫斯基和一个年轻女孩关系密切。在他自杀前三天，他夫人为他产下一女。他是在医院最后一次见到夫人的，那是在下午；而当天晚上，他就自尽了。特里斯坦和绮瑟的故事就此告终。

还有一个线索。在他自杀前几个星期，他的一个老朋友被捕了。就是在这个老朋友的住宅里，八年前，在被占领的华沙，博罗夫斯基在寻找未婚妻的时候落入德国人布置的陷阱。在那个时候，这个朋友遭受了德国人的折磨，现在却又受到波兰安全局的折磨。博罗夫斯基找到党的最高层人士说情，却被告知，人民的审判是永远不会错的。这是在斯大林摈弃了铁托之后，共产党人正在深挖细找“带有右派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叛徒”。博罗夫斯基生前没有看到对这个朋友的审判。

还有第三条线索。博罗夫斯基前往柏林的时候，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就是那种连你妻子也不能告诉的任务”——博罗夫斯基最亲密的朋友在他死亡之后数年发表的一篇并无特别掩饰的短篇小说里写道。在冷战年代里，在铁幕的两侧，以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名义——双方都认为自己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发出这样的使命，而不止一次接受这种使命的人有作家和教授、研究人类意识的专家。唯一的区别是，在西方，“特殊”使命结束之时，正是回家之日。博罗夫斯基的朋友在那篇人人能够看懂的影射故事里继续说：“他很成功，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们又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这篇小说的标题是《残酷之星》。博罗夫斯基完成了他“欧洲教育”的完整的课程。为人们编织命运的女神们在二十世纪成长得更具嘲讽力量。

博罗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中有三篇的叙事者是一个组长(Kapo)、队长(Vorarbeiter)塔杜施。作者和叙事者的认同，乃是对经历了集中营而生还的囚徒的道德判断——为集中营而接受相互的责任、相互的参与和相互的罪咎。在评论一本关于集中营圣徒传式作品的文章中，博罗夫斯基写道：“描述奥斯威辛集中营而毫不牵涉个人，是不可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人，第一要务就是要清晰认知集中营是什么……但是，他们不要忘记，读者必定要问：你是怎么生还的？……好，那你就必须说明，你如何在医院里买到了职位、轻松的岗位，你怎样把‘穆斯林们’使狠劲儿推进焚尸炉，你怎样买通了女人和男人，在营房你都干了些什么，如何指挥卸载输送囚徒的列车，在吉卜赛营又干了什么；要告诉读者集中营每日的生活，各种层次的恐惧，每个人的孤独感。但是一定要写出，你，你们就是干这些事的人。还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恶名之一部分，也是属于你的。”

四百万人被毒死，从车站直接送往焚尸炉，他们没有选择，那些被挑选进焚尸炉的人也是没有选择的。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个人英雄气概的行动，有一个秘密的国际军事网络，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有其圣徒。一个天主教神父走进一间地下囚室，忍受饥饿致死，是为了拯救一个不认识的囚徒同伴的生命。但是，“生者”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像所有其他的德国集中营（和苏联的集中营）一样，是建立在一种合作的基础上的：囚徒在“控制”恐怖与死亡方面的合作。从几乎无一例外的德国人罪犯担当的组长到像塔杜施队长这样的最底层的听差，每一个人都必须扮演双重的角色：执行者和牺牲品。在萨特战后的剧本《禁闭》中，地狱里的死者很奇怪没有看到折磨人的人。地狱被组织得就像自助餐厅。“……人的权力的、或者魔鬼权力的一种经济。顾客要为自己服务。”

从一开始起，文学就承认了执行者和牺牲品这样可怕的认同。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为了祈祷希腊船只能够到达特洛伊而拿自己的女儿做牺牲供奉神坛，而当他凯旋希腊之后被他的妻子谋杀了。莎士比亚笔下的篡权者们在爬上历史的高大阶梯时，谋杀了每个妨碍了他们的人；而在阶梯的顶端，在他们终于夺取了王冠的时候，却将被他们变成牺牲品的儿子们杀死了。在博罗夫斯基的集中营故事里，执行者和牺牲品之间的区别被剥夺了全部重大感和激情；这个区别被粗鲁地降低到了外加的一碗汤，一条毯子，或者一件奢侈的丝质衬衫和一双厚底的靴子上——队长塔杜施为了这一双靴子而自豪。

奥斯威辛集中营不仅仅像博罗夫斯基写的那样“是战争的最血腥的战役”，而且也是一个巨大的转运站，从被虐杀的牺牲品身上抢劫的物品被输送到了第三帝国。这些赃物的碎片落在有特权的囚徒手里。队长塔杜施说：“干干活儿很好啊，尤其是午饭刚刚吃了熏制咸肉、面包，还配上了大蒜瓣，而且外加一听浓缩牛奶呢。”

在生命价格低廉的时候，些许衣食价值千金。我自己没有被关进集中营，但是曾经在德国警戒线和苏联警戒线之间不超过五百米的长条地带上滞留过两天两夜，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末，我从波兰地盘上的一个被占领区非法走到了另外一个被占领区。德国人允许双向穿过，但是他们乱打犹太人，抢劫他们的财物；苏联人则不允许任何一个方向的穿越。在那一个长条地段上聚集了大约四千名难民，男女老幼。白天开始下雪，夜里霜冻，严寒刺骨。第一夜，一大块面包值一个金戒指，第二天值两个。第二天，在这块荒芜之地，在这一长条没有一棵树、一丛灌木的麦茬地上，有人支起了木板棚子，在里面出售热汤和饺子、稀饭，收取黄金和美元。在麦茬地最后一个棚子里，他们出售女人。

“整个集中营，人人赤身裸体。”书中第四篇故事开篇第一句读起来仿佛但丁的地狱篇，“两万八千名妇女被迫脱光衣服，赶出营房，正在路上、在小广场上拥挤攒动。酷热难当，时间过得极慢。”她们赤身裸体，像虫子一样。只有到后来，在接近场景的时候，就像照相机拍近景那样，才能在一大堆蠕动的虫豸中分清同一物种的不同标本：少数人穿着熨好的制服，手持短鞭，脚蹬高筒皮靴，皮靴闪光，像鱼鳞似的；还有普通的变种，小腹部配有黄蓝二色的布条。她们的体重也不一样：少数营养良好，肥而壮，油光满面；而普通的类型手脚蜷缩，行动困难。只有她们的下巴还在不停地运动。“希腊人在我们周围坐着，下巴贪婪地上下运动，像大虫子一样，津津有味地嚼着霉烂的面包块。”

博罗夫斯基像一个昆虫学家似的描写奥斯威辛集中营。蚂蚁的形象多次再现，蚂蚁不停地奔跑，白天黑夜，黑夜白天，从车站到焚尸炉，从营房到洗浴间。博罗夫斯基小说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作者冰冷的超然态度。塔杜施队长说：你是能够习惯集中营的。他写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从某种自然现象的角度描写的——每一天都同于任何其他的一天。事事都是平常事、常规之事、正常之事。“首先是一个农村谷仓，外面漆成白色——里面是用毒气把人憋死的地方。接着是四个更大的建筑物——一次能收进两万人，没问题。不用变戏法，不用毒药，不用催眠术。几个人指挥行动，以免堵塞，人就像水一样流动，只凭水龙头的开关。”

奥斯威辛集中营——及其焚尸炉冒出的黑烟，和因为焚尸炉装不下而堵塞了水沟的尸体——都丝毫没有不同寻常之处。“集中营，不就是为了人而建造的吗？”奥斯威辛集中营，及其妓院和展示人皮制造的展品博物馆，及其踢足球的运动场和演奏贝多芬作品的音乐厅——不过是石头世界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两次角球之间的时间里，在我的背后，有三千人被送进毒气室”。加缪谈论“罪行的逻辑”和“逻辑的罪行”，对于博罗夫斯基——苏联囚徒的儿子和奥斯威辛集中营劫后余生的青年——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集中营——过去是，将来还是。“如果德国人取得胜利，我们会怎么样呢？”

博罗夫斯基称他描写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书是“对于一种特殊经历的极限旅行”。在这一经历的极限上，奥斯威辛不是特例而是常规。历史就是一系列的奥斯威辛，一个接着一个。在奥斯威辛，躺在沾染伤寒病菌的麦秆垫子上，他给身在女营被剃光头发的未婚妻的信中说：“你还记得，我原来是多么喜欢柏拉图。今天我才知道，他是在说谎。因为世间的事物，并不是理念的反映，而是人沉重的、血泪的劳役的产物。是我们建造了金字塔，开凿建筑神庙的大理石，开凿铺设皇家大道的石块……我们全身污垢，确确实实在缓慢死亡……古代文明知道我们吗？……我们不断评说对埃特鲁斯坎人的灭绝、迦太基的毁灭、背叛、欺骗、劫掠。古代有罗马法！今天，据说，也是有法可依的！”

博罗夫斯基传记作者、波兰作家德莱夫诺夫斯基将所著关于博罗夫斯基的书命名为《逃离石头世界》。博罗夫斯基没有逃离这个石头世界。他写道：“生者总是正确的，死者总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乐观主义的论断。如果死者是错误的，生者总是正确的，则事事都可以得到辩护；但是，博罗夫斯基的生平事迹和他写出来的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表明，死者是正确的，而不是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