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仇恨的根基就是萨特所说的“恶心”的同样的反应，亦即，对于作为由自然和社会法则所决定的、服从时间的毁灭性作用的、生理学上的存在物的人的反感。人应该设法打碎这样的镣铐，即使必须用自己的鞋带来拔高自己，也要使自己提高。如果贝塔是法国人，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虽然这样的张狂也许还是满足不了他。他对精神方面的思辨报以鄙夷的微笑，因为他记得在集中营里目睹过哲学学者们因为一堆垃圾而打斗。人类的思想是没有意义的，托词和自欺都容易戳穿，真正有意义的是物质的运动。他吸收了辩证唯物主义，就像海绵吸足了水一样。其唯物主义的一面制止了他对残酷真实的渴求；其辩证的一面让他突然跳跃到人类的上方，到达一种把人视为历史的材料这样的观念。

在很短的时期之内，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其标题本身就象征了他的态度：《石头世界》。石头的，所以就是无情的、荒芜的。这本书由极短的故事组成，几乎没有描绘，不过是关于他的见闻的札记而已。他十分善于使用物质的细节来提示人的某种完整的处境。“石头世界”是打败希特勒和二战结束之后的中欧。因为他在德国的美占区逗留过一段时间，他拥有大量而广泛的描写对象：各民族和社会地位的人，前纳粹分子，前囚徒，得知所发生的事而感到困惑的德国中产阶级，美国士兵和军官，等等。在他平和的语句下面，潜伏着一种对于文明的无限的愤慨，因为这样的文明的果实竟然是希特勒主义。他推出了一个等式：基督教等于资本主义等于希特勒主义。这本书的主旨是文明的终结，其基调可以归纳为一个简单的抗议：你对我谈文化，谈宗教，谈道德，你看看这些东西造成的后果！

在贝塔看来，正如在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看来那样，希特勒的统治乃是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点，它的崩溃宣告了世界规模的革命的胜利；未来很可能还需要继续奋斗，但是转折点已经过去。战后初期像他那样的青年人写的几乎全部作品，都提出了人面对历史规律感到无力这一主题，甚至怀有最佳意向的人们也已经落入纳粹的恐怖机器之中，被化为担惊受怕的洞穴人。读者大众面对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把邪恶推到浮面上来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是只有通过东方的凯旋的强力才能兴起的新的文明，二者必居其一。成功对人的想象力的控制十分有力，以至于这胜利显得不是源于人的设计和有利的条件，而是反映了时代的最高法则（实际上，在二战中，俄国及其貌似不可战胜的秩序距离失败是只差半步的）。

在《石头世界》这本书里，贝塔最后一次努力使用了诸如节制、隐蔽的隐喻、被掩饰的愤怒等在西方文学里被认为有效的艺术手段。很快他就承认，他对于“艺术”的全部忧虑都是肤浅的。相反，他越是往下走，越是受到赞扬。他以后的作品，可以预料，是喧嚣、激烈、鲜明、偏颇的。因为党的作家们（他入党了）开始争先恐后地努力争取变得容易接近和直截了当，所以文学和宣传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他的写作开始引进越来越直接的新闻报道风格。他放肆恶毒地攻击资本主义，亦即，帝国范围之外发生的一切。他可能会从新闻中摘取关于马来亚战争或印度饥荒的一段新闻，然后加工成为既不是文章也不是快照的东西。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五〇年。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以前的日子算起，他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以往的羞怯和勉强的谦恭不复存在。以往他走路稍微有一点驼背，现在挺直身子，显出十足的自信。他显得枯燥，对工作专心致志。一个腼腆的世人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宣传家。每星期，他都在政府的一家周刊上发表一篇强词夺理的文章。为收集故事，他多次访问东德。一个曾经不求功利地写作的作者，在为某一个事业服务的时候，其作用乃是新闻通讯员不可企及的；他在标题上使用了作家这一职业的全部知识，来杜撰不实的文章用以反对美国。

在观察这位值得尊敬的虚无主义者的同时，我常常想到每一种形式的艺术都像是一个光滑的山坡，想到一位艺术家要花费多么大的努力，才能防止滑落到那立足比较容易的地方。迫使他做出这一番努力的内在指令，就其核心而言，是非理性的。因为拒绝常人非功利的艺术，新的信仰摧毁了这一内在的指令。在描写集中营的小说中，贝塔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虽然他对人的全部内在的指令提出疑问，但是他从来没有编造，从来没有想要取悦于任何人。后来他把一个政治分子引进他的写作，于是，像超饱和的溶液一样，他的写作晶体化了，变成了透明的和公式化的。但是，我们不要采取简单化的态度。有许多大作家，例如斯威夫特、司汤达、托尔斯泰，都曾经从政治激情出发发表言论。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作家想要向读者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亦即政治信念，是能够增加他作品的力量的。批评所处时代政治体制的大作家和贝塔类型的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的非顺从态度。他们为反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行动，而贝塔展开写作必须听从党内同志的赞许。

虽然语言激烈而准确，但是他的文章是十分枯燥和单面向的。一个天才散文作家这样的蜕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肯定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浪费自己的才能。有几位文学权威的话能够决定一个作家在官方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和他们谈过话。我问他们，为什么向他提出这样的措施？党的利益肯定不要求把他降低成为一块破布，他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肯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迫使他写时政文章等于胡乱浪费可资利用的艺术资源。答复是：“没有人要求他写文章，这是很遗憾的。周刊的主编又不能撵走他，是他自己坚持要写的。他认为今天是没有时间从事艺术的，大家应该更直接地从根本上来影响大众。他想要尽可能成为有用的人。”这是一个有点伪善的答案。党经常强调需要好的文学；同时，党又造成了紧张的宣传气氛，令作家觉得被迫求助于最原始的和简单化的文学技巧。当然，贝塔的确是自己想要把全部的时间奉献给新闻写作的；虽然他是一个高度称职的专家，他还是致力于最不称职的家伙们都轻而易举的工作。他的思维方式，一如许多东方知识分子，都被推向一种自毁症。

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要拿起笔来，这个心理机制便已启动，其过程是相当曲折复杂的。让我们设想，他准备描述国际政治中的某一个事件。他知道，各种现象在功能上而不是在因果关系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公正地评述这个事件，他必须深入了解对抗性力量的动因和控制这些力量的必然因素——总之，要从每一个方面来分析它。随即，愤怒来营救他，把秩序引进盘根错节的互相依赖关系之中，令他摆脱做出分析的义务。是对于一切都取决于人的意志的自欺态度的愤怒，同时也是对于可能沦为一己天真性格之捕获物的惧怕。因为世界是残酷的，人必须把一切都简化到最基本最残酷的因素。作者理解，他所做的事远远不是准确的：人民的愚蠢或者人民的善意对于事件的影响，不亚于经济斗争的种种必要性。但是，他对人类（对他人和自己）施展报复，指出人是受到几条基本法则的控制的；同时，他也保持着优越感，证明自己敏锐而强壮，足以避免“偏见”。

在政论文章中，正如在集中营小说里那样，贝塔追求简洁、去除全部幻觉、一览无余地展现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的做法，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持续听任这种追求的话，就会到达某一个点，以至于聪明才智再也无话可说。词汇变成政党口号和拳头的不完备代用品。贝塔的确走到了词汇再也满足不了他的阶段；他不再能够写长篇和短篇小说，因为那些作品费时太长，不能满足他的战斗需要。他所遵从的运动日益加速，越来越快，仇恨和昏眩的剂量越来越大。世界的形状变得越来越简单，到最后，一棵个体的树木、一个个人，都丧失了全部的重要性，而他则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处于可知可感的事物中间，而是身处政治概念之中。他对新闻报道的热衷是不难解释的。写文章对于他的作用就像毒品一样，他放下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事。他的文章里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这是无关紧要的；从易北河到太平洋成千上万的二流记者所说的话都一模一样，也无关紧要。他是活跃的，就像一个方队里行进的士兵。

“到明天，要征服整个世界”原文为德语。，在奥斯威辛焚尸炉冒出黑烟的背景上，党卫队的看守们高声歌唱。纳粹主义是集体的疯狂，但是德国大众追随希特勒却是有深刻的心理原因的。是一场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催生了纳粹主义。那一时期的德国青年在自己周围看到了魏玛共和国的衰败和混乱：几百万失业工人的屈辱，文化精英们令人厌恶的错乱，年轻妇女被迫卖淫，人与人为了金钱而打斗。在社会主义的希望消失以后，德国青年接受了提供给他们的另外一种历史哲学，这是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学说的讽刺模仿。那个把贝塔关进集中营的德国人很可能像他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爱是失望的，因为他希望和谐、纯洁、秩序和信仰。这个德国人蔑视那些拒绝参加欢乐进军的同胞。作为人文主义的可怜残余物，这些同胞啧有烦言，说这新运动破坏了道德原则。在这里，直接而可观可感的是对德国的拯救和世界的重建。这是千年一次的运动。在这个独特的运动中，相信那个悲惨基督的那些悲悲切切的信徒，还胆敢提及他们猥琐的道德原则！如果在自己的人民当中还依然聚集着如此幼稚的偏见，那么，为一种新的和更好的秩序而奋斗该是多么艰难！

贝塔也是能够看到在他可及范围之内的新的更好的秩序的。他相信、而且要求尘世间的拯救。他痛恨人类幸福的敌人，坚持认为必须消灭他们。在这个行星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那些胆敢认为监禁人们、或者恐吓人们坦白政治信仰的做法不好的人，不是作恶分子吗？我们要把谁投入监狱呢？阶级敌人，叛徒，暴乱分子。我们强加给人民的信仰，真是信仰吗？历史，历史，历史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能够看到历史活生生的、爆炸式的火焰！有些人的确是渺小和盲目，他们不理解全部巨大的任务，反而为微末的细节担忧，浪费时间！

贝塔虽然具有才能和智慧，但是没有看到某种激荡人心的进军之中所固有的危险。相反，他的才能和智慧，还有热情，一起驱使他采取行动。而普通人民则顺应时势，为一个不敬爱的恺撒作出大量贡献——就因为这是绝对必要的。他自愿地肩负起责任。他没有稍息片刻反思，这一做法一旦启程以大军的威力去征服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历史性变化的哲学。“到明天，要征服整个世界！”

我写完这篇剪影之后的几个月，得知贝塔死亡。一天清晨，有人在他华沙的寓所发现了他。煤气阀门还开着。在他狂热活动最后的几个月里观察了他的人都认为，他在公共言论中所说的话和他敏锐智慧的观感之间的差别，是与日俱增的。他的行为有太多的神经质意味，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其实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对比的。而且，他经常谈到“马雅可夫斯基案件”。他的友人们，波兰和东德的作家们，发表了很多文章。他的棺木上面盖上了一面红旗，随着《国际歌》的乐声徐徐放进墓穴，党对自己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