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无脸男人，领会这个笑话——一个关于为独立、自由发动的革命到头来竟可使独立、自由变得一文不值，变成一场空的笑话——也只有有两套思想的男人。我就是这个有两套思想的男人，一套是东方思想，另一套是西方思想。这两套思想合成的我，姑且称为“我们”吧，一同经历了太多。我们遇到的每个人想强力拆开我们，想逼我们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政委不这么做。他给我们看了他的手掌，我们给他看了“我们”的手掌。双方手掌上的疤痕没被磨去，依然如双方年轻时那般鲜红。甚至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双方身上没留下其他印迹，只留有这道疤痕。我们的手，政委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政委说道：“你走之前，我有件东西给你。”他从办公桌底下拽出我们已破损的背包，拿出《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书还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的样子：书脊深深裂开，整本书已快分离。装订线已断开脱落，几近分为两半的书用橡皮箍箍住。“我们”竭力拒要该书，但他仍把它放入背包，将背包塞到我们手上。“以备你什么时候给我写信用。”他说道，“或者，以备你什么时候读我的信用。我也留有一本。”

我们虽不情愿，但只得接过背包。“亲爱的朋友——”

“还有一件东西。”他拿起我们的手稿，亦即检讨书与之后写的东西，示意我们打开背包。“考试室里发生的一切，你知我知就行了。所以，也把这个带走吧。”

“我们就想要你知道——”

“走吧！邦在等着呢。”

就这样，我们扛着背包，出了政委的房间，有一种从此永远放学的感觉。无须再写作业，无须再读书，无须再看老师凶巴巴的眼神。作无聊诗、玩幼稚文字游戏，不去想任何比这两样东西严肃的东西，否则，不倒在信仰破灭抑或轻无一物的重压下才怪呢。

娃娃脸看守送我们到了集中营大门。指挥官和邦在那里等着。他俩旁边是一台发动的苏联产莫洛托夫牌卡车。我们不见邦已有一年又好几个月。邦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看你这样子，真惨。”说“我们”吗？瞧他自己又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元神笑了。我们的肉体没笑，怎么能笑得出来？我们可怜的朋友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布，像具由醉鬼操控的木偶，一瘸一拐，走在我们前面。他的头发越来越稀。他的皮肤泛出丛林里腐烂植物的颜色。他的一只眼睛罩着黑眼罩。我们知道，不宜问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几米开外，倒刺铁丝网后面，站着三个穿着破衣的面黄肌瘦的男人。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们终于认出，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同志：赫蒙族侦察兵，满脑子哲学思想的队医，浅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你看起来不只是糟糕。”赫蒙族侦察兵说道，“比糟糕还糟糕。”队医竭力谐笑，嘴里仅剩一半牙齿。“别理他。”他说道。“他这是嫉妒你。”轮到浅棕色中尉，他说道，“我知道你这个杂种会第一个离开这里。祝你好运。”

我们不敢说什么，只是微笑，扬起手与他们告别。之后，和邦一道爬上卡车。娃娃脸看守推上卡车后挡板，插上闩。“咦，”指挥官仰起头看着我们，问道，“你还是没什么可说吗？”我们其实有很多话要说，只不过害怕一旦出言不慎，惹他一怒之下收回释放我们的成命，因此，听他这么问，只是摇头。“随你了。你已检讨所有错误，也没更多东西可说，对吧？”

的确，有什么可说！“空”这个字万万不能说。汽车上了路，扬起浓云般红尘。飞扬的尘土呛得娃娃脸看守咳个不停。我们看着指挥官往回走，看着赫蒙族侦察兵、队医、浅棕色中尉用手遮挡着眼睛。随着卡车拐过一道弯，整座集中营便消失于我们的视野。我们问邦其他同志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当向导的老挝农民试图逃跑，跳进湄公河，从此了无踪影；深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两条小腿被地雷炸断，流血致死。听到这些，我们起始缄默无言。他们死，为了什么事业？还有数百万人，在统一越南、解放自己的旷日持久大战中，往往在不能自己选择的情形下，付出了生命，为的又是什么？跟这些人一样，我们也牺牲了一切，不过好歹还有一分幽默感。无论谁，只需稍稍超然事外，认真思考前述问题，即便再怎么迟钝、不懂讽刺，都会因我们——一个曾多愿牺牲自己与他人的人——着实被愚弄了一场而大笑不已。想到这里，我们笑了起来。我们大声地笑，不停地笑。邦当我们是疯子似的看着我们，问我们究竟在笑什么。我们揩去眼睛上的泪水，答道：“空。”

一路上，翻山越岭，过了不知多少关卡。道路颠簸，人被颠得几近散架，时间一长，变得麻木。就这样，两天后，莫洛托夫牌卡车终于将我们卸在西贡城外。我们拖着疲惫沉重的脚前往领航员住处。沿途经过的街道肮脏不堪。街两旁的居民个个面露愠色。邦脚跛，因此，我们走得也慢。西贡城，被捂住嘴似的，静得蹊跷。或许，这是因为越南再次陷入战争。莫洛托夫牌卡车司机这么说。红色高棉在越南西部边境不断挑衅，越南忍无可忍，大举进攻，一举拿下了柬埔寨。中国惩罚我们，今年早些时候，亦即在我接受口试那段时期的某个时候，攻打越南北部。和平的日子又一次终结。这些形势并没让我们有什么不安，我们不安的是，从城外到领航员亦即邦的表亲住处一路上，竟然没听到哪怕一首浪漫歌曲或一段流行音乐。在过去，路边咖啡厅里，半导体收音机里，少不了播放这样的歌和旋律。吃晚饭时，顺便提一句，晚饭没比指挥官的饭菜好上多少，领航员证实了指挥官先前没明说的话：当今越南禁止播听黄色音乐，只允许播听红色革命音乐。

一个人民被称为黄种人的国家禁止播听黄色音乐？奋斗这么久，可不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我们禁不住大笑起来。领航员看着我们，好生奇怪。“我见过更糟的呢。”他说道，“我两次接受再教育，见过比这糟得多的事情。”他曾试图坐船逃离越南，被判有罪，须接受再教育。前两次逃跑，他没带家人，希望先独自冒险逃到一个能让他赚钱寄回家的国家，希望他的家人靠他的钱能活下去，或者，希望一旦确认逃跑线路安全，他的家人可靠他的钱逃离越南。但这次，他带上了妻子、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儿女以及三家姻亲家人。他认定，第三次逃跑一旦被抓，会被送到北边一座集中营接受再教育。迄今，被送往那里接受再教育的人杳无音讯。因此，他带上了一大家族人：要么一起经公海逃出去，要么一起命沉大海。

“成败概率多少？”邦问领航员。南越时，领航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邦相信他的判断。“五五开吧。”领航员答道，“因为，迄今为止，外逃的人中只有一半有音讯。至于另一半，稳妥起见，就当他们没有成功，死了。”邦耸耸肩。“情况听起来已够乐观。”他说道，“你怎么看？”他问我们。我们望向天花板。桑尼和酒仙少校平躺在天花板上。上面的壁虎被他俩吓得了无踪影。他俩如今习惯了异口同声说话，此刻又齐声道：“想想，人最终要死，这个概率可是百分之百。你们活着逃出去与死在海上的概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可是相当理想。”他俩的话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丸。我们将目光转向邦和领航员，严肃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邦和领航员将我的严肃点头视为我开始变得正常的一种表现。

接下来两个月，亦即等待逃离越南这段时间，我们继续补充完善前面写的东西。越南几乎所有物资商品常年匮乏，但不缺纸张，因为周边人个个被要求定期写检讨。就连我们，一个检讨书写到已无可写的人，也不例外，而且须呈交当地干部，由其审查。重返西贡至今，我们什么也没做，即便如此，仍须检讨。因此只得绞尽脑汁，发挥想象，编造些事情。尽是鸡毛蒜皮，比如，在某次自我批评会上不够积极、热情不高。这么写倒也可应付过关。每次写完检讨书，总会加上一句：没有什么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

时间到了逃离越南的前夜。我们用藏在背包底部夹层里政委给的金子支付了邦和自己的逃离费用，将政委也有的用作密码的书放入藏金子的地方。我们带的东西中，书第二重，第一重是手稿。手稿就算不是我们的遗书，也算是我们的证词。我们能留给世人的也只有这些文字，它们最能代表我们，向一心想代表我们的人说声“不”。第二天，与先前成千上万逃离革命的难民一样，我们将奔向大海。按领航员计划，第二天下午，散在西贡的几家人将装作做一次不到一天的短途旅行，离开各自的家。他、他的妻子、邦、我们将坐客车，花三个小时，前往南边一个村子。有戴一顶圆锥形遮阳帽的渡工在村子的河边等候。接头时，问的暗语为“能送我们去参加叔叔的葬礼吗？”答的暗语是“你们叔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将登上小船。背包始终不离我们身。橡皮箍箍住的书和没装订的手稿已用防水塑料布包住。渡工将划小船过到河对岸的村子，领航员家族其他人在那里等着与我们会合。大家逃离越南坐的一艘拖网渔船将泊在河的入海口，该船能载上一百五十人，他们将几乎全部藏在舱里。“舱里会又闷又热，”领航员警告说，“而且又腥又臭。”船舱原本只能容五十人，一百五十人挤在里面，加上没通风口，一旦船员压上舱盖，呼吸将变得极其艰难。然而，比稀薄空气更沉重的是，我们知道就是宇航员的生存概率也比这艘船上的人生存概率大。

我们将用带子将装有书与手稿的背包绕肩环胸绑住。无论我们是死还是活，这两件东西将不离我们的身体。此刻，借着这盏油灯的光，我们给手稿补充一点不多的内容吧。自回答政委的问题后，我们面对更多问题。这些具有普遍性与永恒性的问题会锲而不舍地索求答案。与掌权者斗争的人夺权后，会做什么？革命者成功后会做什么？吁求独立、自由的人为什么褫夺他人的独立、自由？我们周围有数量可观的人，至少从表面上看，笃信空，理智还是非理智？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的回答只关乎自己。我们的生死经历教会我们永远同情最最被轻贱的人。我们内心的罗盘，受我们的经历这个磁场的导引，无论发生什么，将指向受苦受难者。因此，就是现在，我们心里还装着那个被煎熬的朋友，那个结拜兄弟，那个政委，那个无脸男人，那个说出了不能说的话的敢言者；想着他如何依赖吗啡才能入睡；想着他如何想着一觉睡去，永不醒来；想着他或许也在想着空。回到我们自己，从直面空到认识“空”到终于从空中看到不是空的东西，我们花了多长时间啊！这会是母亲当时的感受吗？她关注过自己的体内吗？看见她的体内原本是空的地方竟然存在了一样东西，亦即我们，她震惊于这种神奇吗？她从不想要到想要一个不配为父亲的人在她体内播下的我们这颗种子，这个转折点是在何时？她何时开始不再想着自己而是想着我们？

第二天，我们将与一群素昧平生的人共历险境。这是一群被迫踏上这趟航程的水手。他们是否能全部安然无恙抵达航程终点，不得而知。这群水手中，有婴儿，有孩童，有为父为母的，有其他成人，但无年长者，因为年长者怯于这样的航程；有男人，有女人，有单薄的，有精瘦的，鉴于整个越南被强制节食，不会有胖的；有肤色浅的，有肤色深的，有介于这两种肤色间的其他各种肤色的；有语音优雅的，有语音粗鄙的；有不少华裔越南人，在越南，因其华人血统遭到排挤迫害；有不少接受过不同程度再教育的人。所有这些人，包括我们，被统称为船民。这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用领航员的收音机偷听“美国之音”，第二次听到这个名词(1)。想到我们将被算作一个船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像被视为人类进化史上的低等种群，并由此联想到人类家族中被遗忘的一支，亦即某个已不复存在的远古两栖人部落，仿佛看到他们海草当冠，从氤氲洋雾里现身。问题是，这群船民毕竟不是原始人，也得不到怜悯体恤。这群船民如果真的安全抵达彼岸，他们中有人很可能忘了自己的苦难，反过来排斥别的遭受苦难的人。果如是，也几乎不是咄咄怪事，因为我们知道，世上不乏如此人性者。但是，我们不是自私忘义之人。发生的就让它发生了吧——是的，尽管经历了诸多磨难，尽管看到了空——我们永远视己为革命者。有人讥诮我们被幻象愚弄、做大梦，也不无道理，但我们永远是所有生灵中最能看到希望的人，是不会停止寻求革命的人。很快，我们将看见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从那里看，东方永远是一片赤色。不过此刻，我们从窗户往外望，只看到一条幽暗的小巷：空无一人，两旁住家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可以肯定，我们即使孤灯独亮，绝非唯一未眠之人。绝对不是。未眠的绝不可能只有我们！西贡一定有数以千计的人，与我们一样，正凝视黑夜。攫住他们脑子的有惊世骇俗的思想，非同寻常的渴望以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谋划。我们永远等待合适的时机与正义的事业。不过，眼下无他，我们只想活着。就在我们在手稿上写下最后这句话，这句我们不会也不会由人修改的话时，毫不隐瞒，我们笃定做即将到来的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纵使死亡相逼，我们一定兑现此话也是诺言：

我们会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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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在菲律宾协助大导演拍片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