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得出，你话中带刺。对这里的设施还不满意吗？对你的住房还不满意吗？跟我当年在老挝的经历比，你这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里一些客人不开心。你以为，我装作不解？不，不是装，我打心里诧异。没把他们关在地牢里笼子一样的地方；没给他们戴上镣铐，让他们腿脚动弹不得，慢慢废掉；没往他们头上倒石灰水；没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相反，允许他们自耕自给，允许他们建自己的住房，允许他们呼吸新鲜空气，允许他们享受阳光，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改变这个乡村。比较一下吧，他们的美国盟友当年把这片地方毒化成什么样子。现在，这个地方，树活不了，什么都活不了。当年没爆炸的地雷、炸弹，如今要无辜者的命，让无辜者变成残废。这里原来是多么美丽的乡村，现在成了不毛之地。我尽量让客人们了解这些可以今昔对比的东西。他们口头上同意我的对比，但从他们眼睛里，我能看出，他们心里并不认同。跟他们比，起码，你在我面前不说假话。不过，说实话，你这样反倒不是最明智的策略。”

“为了革命，我一直过着地下生活，指挥官。革命现在至少可以给我回到地面上生活的权利吧，至少可以给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决不说假话的权利吧。远的不说，至少在您让我再回到地下生活之前，我可以有这些权利吧。”

“你又来了。莫名其妙地又跟我拧起来。难道你不明白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敏感时期？要让我们的革命重建我们的国家，还需几十年。在任何这样的时期，绝对诚实不总受到鼓励。不过，有些事情得如实面对，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他指着摆放在竹柜上的大玻璃缸。缸上盖有一块黄麻布。这个玻璃缸看一次够矣，但之前，他让我不止一次看过它。此刻，他又欠过身，扯去盖在缸上的黄麻布。我别无选择，只有将目光又转向缸里的展品。这件展品，说句公道话，真该放在卢浮宫或其他专门展示西方成就的伟大博物馆里。缸里盛有甲醛，泡在甲醛里的是一个浅绿色怪物似的东西，它像来自外太空或大洋最深最诡异的地方。美国弗兰肯斯坦发明的脱叶剂造就了这个婴儿的肉身，有一个身子，两个脑袋，四只闭上的眼睛，两张像打哈欠永远张得大大的天生痴呆儿般的嘴；两张脸各朝不同方向；一双手蜷曲，抵住胸脯；两条腿打开，露出煮过的花生米似的男性生殖器。

“想象他母亲会是什么感受。”指挥官用手指敲着玻璃缸，“或想象他父亲会是什么感受。想象他们的惊叫：‘这是个什么东西呀？’”他摇着头，喝着米酒。米酒呈稀奶色。我舔着嘴唇。发干的舌头在两片干裂的嘴唇上刮来擦去的声音，我听来已够响亮，指挥官却并没听到。“我们本可以直接枪毙了这里的所有囚犯。”他说道，“比如，你的朋友邦。他这么一个参与过凤凰计划的杀手，让行刑队枪毙了他，一点不冤。可你还在保护他开脱他，这反映你的品行与判断力出了问题。好在政委总宽大为怀，认为任何人，即便他们和他们的美国主子动辄杀人，都可被改造过来。我们的革命给了他们劳动赎罪的机会，表明我们宽宏大量。美国人，美国人的傀儡，做不到这点。这些所谓领头人许多从没在地里干过一天活。一个人对农民生活一无所知，怎能领导一个农业社会走向未来？”指挥官懒得用黄麻布盖住玻璃缸，又给自己倒上一杯酒。“有些囚犯认为现在的伙食太差。为什么会这么想？唯一解释就是，他们缺乏了解。我当然知道他们受苦，可是，我们都曾受苦，而且我们仍须继续受苦。国家在恢复元气，要完全恢复元气，需要的时间比这场战争的时间还要长。可这些囚犯只关心自己的苦痛，对我们过去经历的一切置若罔闻。我无法让他们理解，他们现在每天摄取的热量，比我们的革命军人在战争时期摄取的热量还多，比被赶到难民营里的农民摄取的热量还多。他们认为在这里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受迫害。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表明，对他们的再教育远不能一蹴而就。你虽然也拧，但比他们强许多。说到这里，政委评价过你接受再教育的进步情况，我完全同意他的评价。那天，我就是和他谈到你。他对你真是相当宽容。你叫他‘无脸’男人，他甚至没因此动怒。是的，我懂，你不是在讽刺他，你只是讲一个明摆的事实。可他对于自己的，呃，自己的状况一直相当敏感。换了你是他那种状况，也一样敏感，对吧？他想今晚见你。你真很荣幸。迄今，还没哪个囚犯与他近距离面对面过，我不是说你也是囚犯。他想跟你当面澄清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我问。指挥官与我均将目光投向我的检讨书手稿。手稿齐整地叠放在竹桌上，用一块小石头镇住。三百五十四页啊，可是我借着浮在小碗油面上的灯芯燃烧的火光写出来的。指挥官用中指敲着这叠手稿。顺便提一句，他的中指指尖已被削掉。“什么问题？”他自问自答，“从哪说起呢？啊，该吃饭了。”一名看守端着一个竹盘站在门口，他的皮肤略呈黄疸色。在这里，看守也好，囚犯也罢，多数人肤色略呈黄疸或寡绿或死灰，之所以如调色板三色并有，是因为罹患热带疾病，另加恶劣伙食。“什么饭菜？”指挥官问。“斑尾林鸽肉、木薯羹、炒白菜和米饭，长官。”我平常一直吃煮木薯羹，但烤斑尾林鸽腿、胸脯肉，让我垂涎欲滴。木薯这种东西，即便再饿，也得硬咽才能下到肚里。它入到胃内，变得梆硬，顶着胃壁。胃想消化它，实属徒劳。每天若吃木薯，不仅从饮食角度看令人生厌，从胃肠科学角度看也非健康。它在胃里要么结成令人痛苦不堪的砖块，要么化为喷射状排出的液体。因此，肛门口像有条老想窜出来的小鱼，总有被咬啮的感觉。在单人牢房里，看守要到早上八点，且分秒不差，才会清理用于盛屎尿的空弹药箱。因此，我想拼命控制肠道的蠕动排泄，可肠道像一时打结的水管，不定什么时候，往往就在看守刚放回清理完的空弹药箱不久，便喷射而出。如此一来，固体的、液体的排泄物会在弹药箱里沤上一天一夜，恶臭熏天，还把弹药箱锈蚀出裂缝，渗出流到地上。尽管如此，娃娃脸看守说，我没权利抱怨。“可没谁天天来端我的屎尿。”他从牢房铁门上的一条口子乜视着我，诮道。“你可是什么都被服侍到了，就差人帮你擦屁股，还抱怨什么？”

“谢谢，长官。”指挥官严禁我泄露哪怕一点我过去的东西，从而暴露身份，因此，我不能称看守“同志”。“这是政委的命令，目的是保护你。”指挥官告诉我，“囚犯们要是知道你的秘密，会杀了你。”因此，在集中营，知道我身份的只有两个人，亦即政委与指挥官。渐渐地，我尤其对指挥官产生了猫一样的情感，既依附又怨恨。他拿着蓝色铅笔，在我的检讨书上没完没了地东划西改，逼我一遍遍重写。问题是，我还要检讨什么？迄今，除了被西化，我没做过任何错事。不过，指挥官说得也对：我就是太拧。若按他的要求写，我本可早结束被隔离关在单人牢房的痛苦日子。“共产党万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学习光辉榜样胡志明同志！”“让我们建设无与伦比的美丽社会主义！”我不怀疑这类标语口号，可怎么也做不到将它们写进检讨书。要我说自己被西方毒化，没有问题，可要我将这话写在纸上，实在勉为其难。将陈词滥调的话写在纸上，似乎跟杀人一样，都是犯罪。我写了杀桑尼和酒仙少校的事。但指挥官说，我是在以此表功，而不是认错，因为他认为杀他们不是犯罪。就算不是犯罪，我也不可细写。要知道，指挥官认定我表功的事可能在一些人眼里就是犯罪。既然如此，我若细写，会越写越黑。

我拒绝使用恰当的形式进行检讨，指挥官为此怫然。这不，吃饭时，他又向我表明了他的态度。“你们南越人就是好日子过太久了。”他说道，“你们觉得吃牛排理所当然，我们北越人靠定量口粮维生。我们已将肥腻的各种小资产阶级习性取向清除得干干净净。可你呢，不管写多少遍检讨书，还是抛弃不了你骨子里的小资产阶级习性取向。你的检讨书处处暴露了你道德上种种缺陷、你的个人主义思想所带来的自私自利以及你对基督教的迷信。从你的检讨书里看不出有集体主义意识，看不出历史唯物主义信念。你的检讨书表明，你认为没必要为救国为民的事业牺牲自己。说到这，引用素友的另一节诗，倒是合适：

我是千千万万家庭的儿子，

我是千千万万条已枯萎生命的弟弟，

我是千千万万幼小孩童的哥哥，

他们失去了家园，饥饿如影随形。

与素友比，你只是一个挂名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是指责你。一个人很难摆脱其阶级与出生的影响。你的阶级，你的出身，使你堕落。因此，你必须按照胡伯伯和毛主席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改造自己。令人高兴的是，你现在表现出一点点革命集体主义意识。令人不高兴的是，你的语言还是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痼疾。你的检讨书不清晰，不简练，不直接，不朴实。你用的是精英的语言。你必须为人民而写！”

“您说得千真万确，指挥官。”我说道。胃里的斑尾林鸽肉、木薯羹开始溶解，其中的营养成分为我的大脑补充了能量。“我很想知道，您怎么评价卡尔·马克思，指挥官同志。他的《资本论》，准确地说，可不是写给人民读的。”

“马克思不为人民写作？”他的瞳孔陡然放大。通过他放大的瞳孔，我能看到，他的内心瞬间变得像他曾住的洞穴阴沉。“秉性就是秉性！看看你有多么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马克思面前永远谦卑。只有小资产阶级才敢拿自己与马克思比较。不过，你放心，他会有办法治你这种有精英思想、有西方习性取向的人。他建了一间一流的考试室。你的再教育最后阶段将在那里进行。他将亲自负责整个过程，让你脱胎换骨，从美国人变回越南人。”

“我不是美国人，指挥官。”我说道，“我的检讨书要是还能反映什么，难道您没读出来，我是一个反对美国的人？”我的话一定有什么特别好笑的东西，因为，他听后，确实笑了起来。“反对美国的人也是美国人的一类。”他说道，“难道你不明白，美国人也需要反对美国的人？毕竟，被爱好过被恨，而被恨总好过被遗忘。你反对美国只说明你是个美国的反动派。我们呢，打败美国人后，不再说自己反对美国。我们就是百分之百越南人。你也必须努力变成百分之百越南人。”

“不是冒犯您，指挥官，越南同胞大多数不会把我当作同胞。”

“这进一步说明，你须下更大气力去证明你是同胞。很明显，你把自己当作越南同胞，起码有时这么想，所以，你在进步嘛。我看，饭也吃完。斑尾林鸽肉味道怎样？”我实话实说，好吃。“我要是告诉你，刚才吃的‘斑尾林鸽’肉，其实不是‘斑尾林鸽’肉，会怎么样？”我又将目光投向盘里堆着的连肉带筋被我啃吮得精光的细小骨头。指挥官则盯着我，看我的反应。管它是什么，我还想再吃一份呢。“有人叫它‘耗子’，但我喜欢叫它‘田鼠’。”他说道，“不过，叫什么无关紧要，对吧？终归是肉嘛。再说，我们没别的肉吃，只有吃它了。知道吗？我曾看见一条狗吃我们营里军医的脑浆呢。呃，狗没有错。它的同伴吃掉了军医的肠子，它只有吃脑浆不是？这类事情，战场上常见。死了那么多人，说起来难过，不过也值。那些空中海盗往下面扔炸弹，只是炸着我们，没有炸着我们家乡不是？更别说我们还解放了老挝人民。这就是革命者的工作。牺牲自己，拯救他人。”

“您说得对，指挥官同志。”

“严肃话题我看谈够了。”他一抖一挥黄麻布，盖住用甲醛泡着婴孩的玻璃缸。“我让你来，是想以个人名义，祝贺你完成了再教育的笔试阶段，尽管，我认为，你只是勉强通过。你的检讨书暴露了你的局限性，为此，你还应继续自我批评。不过，这一年来，你有了很大进步，你该为此高兴。你是个好学生。但要成为革命需要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尚需时日。好了，我们去见政委吧。”指挥官看看手表上的时间。真是巧了，他戴的手表也是我的手表。“他在等我们。”

我与指挥官从他的住处下来，经过看守住的营房，到了两座小山之间的一条狭长平地。这里有十几孔砖窑，其中一孔砖窑是单独关我的牢房，其他砖窑关着别的囚犯。人被关在砖窑，汗流不止，全身抹了油似的。囚犯们用马口铁做的碗敲打窑壁，用这种方式相互传送信息。为此，他们发明了一套简易密码，也很快教会了我如何使用它们。他们传送给我的信息中，有些是表达对我的敬意。他们视我为英雄，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邦。邦常问候我，问候的信息，须由隔在我们之间的囚犯接力传送。邦与其他囚犯认定，我长时间地被关禁闭，是因为，我是不屈不挠南越共和国的斗士并在政治保安处工作。每个人，包括指挥官，都清楚，在集中营，真正拍板人是政委。因此，他们将我的境遇归罪于政委。关在我旁边砖窑里的囚犯们，每周听政治训话，也算近距离见过政委。他的模样着实令人恐悚。他受的苦让咒他的囚犯开心。不过，他的“无脸”证明了他对一项事业的忠诚以及为此做出的牺牲，尽管囚犯们鄙夷他的事业，但一些囚犯仍敬重他。看守们谈论“无脸”政委，也语气复杂，既敬又畏，还有见鬼似的恐惧，但绝无半点嘲讽讥诮。也是，哪怕同伴间聊天，也决不可对政委不恭，保不准中间谁去告发同伴有反革命思想。

暂时拘禁我，我理解。单独关我，不让我与外界接触，我也理解，因为革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性。我不理解也希望政委解释的是，看守们为什么怕他？更宽泛地说，为什么革命者惧怕革命者？“难道我们大家不都是同志？”早前见面时，我曾问指挥官。“我们都是同志，”他答道，“但是，不是所有同志有同样高的思想觉悟。虽然某些事情我自己就能办好，不大喜欢非得征得政委同意，但我承认，马列主义理论、胡志明思想，他永远比我懂得多得多。我不是学者，他可是学者。是他这样的人带领我们走向真正没有阶级的社会。但我们迄今还未清除各种反革命思想，我们对出现的各种反革命错误绝不姑息纵容，因此，我们相互之间也须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须警惕自己。在洞里那段岁月，我明白了，生死斗争，归根结底，是自我斗争。外来入侵者或许杀死我的肉体，但只有我才能杀死自己的精神。这一点，你务必牢记于心。我们给了你这么长时间，就是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我跟他往政委山上的住处走，边走边想，为了让我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花的时间似乎太长了吧。到了通往政委住处阳台的楼梯底下，我和指挥官止住步。娃娃脸看守和另外三个看守早候在这里。“从现在起，政委负责教育改造你。”指挥官蹙着眉，从头到脚审视了我一遍，说道，“不瞒你说，他看你，跟我看你不同。他认为，你被教育改造过来的可能性很大。你对酗酒、嫖妓、听黄色音乐诸如此类的社会邪恶上瘾成性；你写东西的形式是反革命形式，令人无法接受；布鲁族同志的死和表匠的死，你难脱干系；你本可不让那部电影歪曲侮辱我们，但你连这都没做到。要是完全由我做主，凭这些，我会用劳改治疗你。你可记住了，要是政委还没有教育改造好你，我仍可劳改你。”

“不会忘记。”我说道。我清楚还没有跳出他的掌心，补充道：“谢谢，指挥官同志，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我知道，因为我的检讨书，在您眼里我有些反动。不过，请您相信，在您的批评教育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确实是发自肺腑之言。”（不管怎么样，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点，确实是事实。）

我的一番感恩戴德的表白，让指挥官的心情好了不少。“我还是给你一些忠告吧。”他说道，“囚犯们跟我讲他们认为我想听的东西，可他们不懂，我想听的是他们的真诚。教育来教育去，要的不就是学生的真诚？要的不就是让学生真诚地说出老师想听的东西？记住我说的话。”说完，指挥官转过身，挺胸抬头，腰板笔直，往山下而去。

“政委等着。”娃娃脸看守说道，“上去。”

我整理了一下已消瘦的自己，抖擞起精神。指挥官有一台从南越一家医院缴获的美国秤，我用他的秤称体重，发现比过去轻了四分之一。指挥官很在意自己体重，对称重以及由此获得精确数据乐此不疲。他极其严格地纵向研究肠道动态，研究样本取自看守、囚犯包括我的排泄物。通过计算，他得出结论：从集中营所有人的肠道里排泄出的废物总重量，每日约六百公斤。这些废物由囚犯们自己收集，并由他们亲手送到地里作肥料。要科学管理农业生产，肥料计量必须精确。我走前，看守督后，爬上楼梯，敲响了政委的门。期间，我感觉肚子工厂在不停运转，将先前吃的斑尾林鸽肉加工成硬砖块。这些砖块第二天将用于革命建设事业。

“进来。”政委在屋里说道。这声音……

他的住处仅一间房。房间长方形，面积很大，与指挥官的住处一样简朴：竹墙，竹地板，竹家具，竹梁支撑的茅草屋顶。我走到房间专门用于会客的地方。这里摆有几把矮竹椅、一张竹咖啡桌、一座圣坛。圣坛上供有一尊镀金的胡志明半身雕塑。雕塑上方挂着一面红旗，红旗上印有一行金字：<b>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加宝贵</b>。房间中央是一条长桌，桌上堆满各种书和文件，桌周围摆有椅子。一把吉他斜靠着其中一张椅子，吉他共鸣箱的弯曲造型很是眼熟。长条桌一头有台唱机，它看似我撤离西贡时留在将军别墅里的那台唱机……一张大床摆在离门最远处，蚊帐云一样将床罩住，有个人影在蚊帐里面晃动。我光脚踩在竹地板上，感觉沁凉。所有窗户敞开，风沙沙吹进来，拂动蚊帐。一只手，皮肤被烧过，通红，分开了蚊帐。他从床最里处现出身。他的脸完全变形，令人毛骨悚然，我吓得赶紧将目光转向别处。“好好看看。”政委说话了，“我真的这么吓人吗？吓得你连我都认不出吗，我的朋友？”我又将目光转向他，只见他的两片嘴唇被烧没，两排齐崭崭的牙齿露在外面；两个干瘪的眼眶塌陷下去，两个眼珠凸出；鼻子已经不见，只留有两个孔眼；没有头发、没有耳朵的颅面像块巨大瘢痕；整个看似被当战利品砍下、串在绳上悠来荡去的焦干的头。他开始咳嗽，喉结像颗弹子在喉管处上下滚动。

“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是敏的声音，“不要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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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是指囚犯们耐得住没有感情的生活，二是指他们不敢轻易表露感情。

(2)　阮攸（1765—1820），越南古典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