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是我们天下，晚上是越共天下。这点你务必记住。”二十一岁、一头金发的杰伊·贝拉米中士来到湿热的越南的第一天，他的新上司威尔·沙姆斯上尉如此叮嘱。沙姆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经历了牺牲在滩头的战友的鲜血洗礼；参加过朝鲜战争，在中国人人浪进攻中与死神擦肩而过，活了下来；后来酗酒，特爱喝杰克·丹尼，但也努力，因此得以擢升。他明白，再往上升已无可能，一是因为他的布朗克斯(1)做派，二是因为他的指关节像疙瘩的手戴不了更高级别军官的丝绒手套。“这是政客们打的战争。”他要让新手下知道这点，说话时，抽着古巴雪茄，烟在他嘴前化作雾屏，每个字自雾屏后蹦出。“不过，我只知道，战争就是杀人。”他要营救居住在一个美丽村庄的淳朴蒙塔格纳德人。村庄位于山上，与充满野性的老挝交界。村民受到来自越共的威胁。越共不是一般越共，是穷凶极恶的越共，人称“精共”。精共愿为自己的国家而死，这点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令人敬佩。但不止于此，精共还愿为自己的国家而大开杀戒，白种男人血铁含量高，因此，这种血味最吸引他们。精共在村庄周边稠密丛林里布有游击老手，他们（包括女人）身经百战、历练成精，在高地、伏击带(2)宰杀过法国人。更要命的是，精共在村庄安插了颠覆分子，有批亲他们的人。这些人表面友善，实则诡诈多谋。抗击精共的是村庄农民、十几岁孩子，旗号“人民军”。这群草头百姓经美国特种部队特遣队的十几个队员训练，成了越南自己的反共秘密武装组织。能经历这些就够了。午夜，贝拉米中士独自站在瞭望塔上，这么想着。他从哈佛大学退学，告别了百万富翁父亲、身穿裘衣的母亲，离开了圣路易斯的家，来到遥远南越。能经历这些就够了。这里，丛林美得让人难以置信，人民如此朴实谦恭。在这里，我，杰伊·贝拉米，第一次，也许最后一次，能真正有所作为——在这个村庄。

以上是我对剧本的解读。剧本装在又硬又厚的米黄色马尼拉纸信封里，由导演私人助理瓦奥莱特邮寄给了我。信封上，我的名字是一手漂亮草书，可惜拼错了，这让我嗅到了一丝不大对劲的东西。另一丝不大对劲的东西与瓦奥莱特有关。她打电话给我，来问邮寄的信息并安排我与导演在他好莱坞山(3)的家里见面。自始至终，她竟然连句“你好”或“再见”都懒得说。我如约到达，开门的是瓦奥莱特。与我说话时，她仍用电话里说话的方式，我很费解，“很高兴见到你能找到这里，听说了你很多事情，欣赏你给《村庄》剧本提的意见。”她就这么说着，主语人称代词一律省去，连珠炮似的，没有断句，好像标点文法用在我这儿纯属浪费。话罢，她正眼没瞧我一眼，头一偏，纡尊降贵加鄙夷，示意我进屋。

说话突兀或许只是她部分的性格特点。瞧她模样，活脱脱一个汲汲钻营极品女官僚：发型干净利落，指甲素净，鞋跟低平。这么评判她或许是因为我主观出了问题。酒仙少校的死，婚宴餐桌中央显现的他被砍掉的脑袋，仍影响我，让我评判他人也会失准。那晚的暗杀还像一滴砒霜，滴入了我平静的心灵之湖，水味丝毫没变，但水质已被毒化。毒仍在，影响我心理。因此，或许因为心理，跨过门槛进到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那刻，我就怀疑她如此待我，是因为我的种族。看我时，她准只看到我的黄色皮肤，略小的眼睛，以及隐于裤裆下那坨名声不佳的东方男人阳具。一些没多少文化知识的家伙，借助公共卫生间墙上的涂鸦，凭想象讽诮它小如米粒。我该只是半个亚裔，但在美国，谈及种族，一个人不属于此种族就属于彼种族，没有一半一半之说。要么是白种人，要么不是白种人。很有意思，作为南越留学生，在美国上学期间，我从未因自己的种族感觉低人一等。那时，我被划为“外国人”，享受客人待遇。如今，即便我是有卡有证的美国人，有驾驶证、社保卡、居民证，在瓦奥莱特眼里，我依然是“外国人”。她的不认同，如一根针，扎在我自信这个气球的光滑表皮。是我和所有美国人一样猜忌多疑了吗？瓦奥莱特或许患有刻意为之的色盲：只看白色，不看任何其他颜色。这种色盲是美国人愿患的唯一疾病。可我很快发现，她不是色盲。地板铺着打磨抛光的竹片，她在前引路。一个女仆，肤色较黑，用吸尘器清洁一块土耳其风格地毯。瓦奥莱特不就看见了她，避开了她？我的完美英语也没什么作用。即使听我说完美英语，她仍认定我是亚裔男人，她视网膜上烙着的是好莱坞臆想出来的亚裔男人，个个如阉人，真正亚裔男人在好莱坞没有市场。我说的是那些被丑化的形象，如傅满楚(4)、陈查理(5)、陈查理“大儿子”、郝信(6)（原意“单脚蹦跳着唱歌”！），还有米基·鲁尼在《蒂凡尼的早餐》中与其说饰演不如说刻意嘲讽的满口龅牙、架着眼镜的日本人。米基·鲁尼的表演极尽侮辱，连带我对女神奥黛丽·赫本也不怎么痴迷了。我认为她对此明里不说，实际认同。

想着好莱坞丑化亚裔男人，我怒火中烧。到了导演办公室，与他面对面坐下来时，火还在心里烧着，只是没让他看出来而已。不表现我的怒火，是因为，其一，我曾也像所有的爱情弃儿，每逢周六下午便去影院看场电影，沉浸在影片带来的快乐中；每次从电影院出来，走在亮得如有无数盏医院产房荧光灯照耀的阳光里，眨着眼，恍若隔世。而此刻，我竟在这里与这位名声赫赫的大导演讨论剧本。其二，读过剧本后，我认为剧本的最大特效，既非各种爆炸，也非各式开膛破肚，而是这部讲述越南的影片竟没一个越南人有句听着像说话的台词，我百思不得其解。剧本已经擦伤了我敏感的族裔心理，瓦奥莱特又往上削了一把。可是，我表现愤怒无济于事。因此，我强装笑容，尽力表现得体。我在让自己，变得像用绳子扎紧的纸包，不让人看到内容。

大导演打量着我，仿佛我是个溜进已一切安排到位的拍摄现场的群众演员。他面前桌上摆着一部电话机，电话机一侧是尊引人注目的奥斯卡小金人。小金人既代表大导演具有君临影界的至尊地位，又代表他拥有教训敢冲撞他的编剧的权威。他的两只前臂和领口暴露处，体毛浓密卷曲，彰显雄性力量。与他相比，我的体毛算不上体毛，胸脯，腹部，臀部，干净滑溜得像肯娃娃(7)。大导演凭借刚大获成功的两部影片，一跃成为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编剧、导演。第一部为他赢得声誉的影片是《希腊人闯美国》。这部获奖影片颇具争议，讲述了希腊裔美国年轻人在充满暴力的底特律街头跌宕起伏的人生。影片多少带有大导演自传色彩。大导演毕竟有希腊人血统，不过，他用典型的好莱坞方式，漂白了自己橄榄色的姓氏。第二部最近获得成功的影片是《威尼斯海滩》。借这部影片，他向公众宣布，对反映非正统美国白人的生活再无兴趣，而转向探索白得像可卡因的白人的生活。《威尼斯海滩》是一个美国梦破灭的故事。一个离不开酒精的记者和他患有抑郁症的妻子，比赛谁能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随着大页稿纸不断垒高，俩人钱渐渐告罄，生活走向死沉。影片结尾，观众看到的是：夫妇俩居住的木屋破败不堪，藤蔓缠绕，太平洋际涯一轮落日，余晖美丽地洒在木屋上。影片由威尔斯投资，融入了迪迪翁与钱德勒作品元素，表现了福克纳预言。哪怕再不愿意说出来，我心里得承认，《威尼斯海滩》的确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影片，大导演确实才华横溢。

“很高兴见到你。”大导演先开腔，“欣赏你给剧本提的意见。来点喝的。咖啡，茶，白水，苏打水，苏格兰威士忌。喝苏格兰威士忌没有早晚。瓦奥莱特，拿些威士忌，冰块。我说冰块。不要冰块。好。我也不要。我喝威士忌从不加冰块。看看我的风景。不，不是看那个花匠。何塞！何塞！得用力敲窗户玻璃他才听得见，那家伙是半个聋子。何塞！走开！你挡了风景。很好。看这风景。我说那边，好莱坞标志。总看不厌。像上帝箴言从天而降，咚地砸在山上，箴言变成了好莱坞三个字。上帝不是说了，要先有光。电影不就是光。没有光不可能有电影。然后才有了字。看见好莱坞三个字提醒我每天早上要写东西。什么。好吧，那不是好莱坞三个字。我服了你。好眼力。字摇摇欲坠。一个O一半掉了，另一个O全掉了。上帝箴言见鬼去了。不碍事。意思照样看得出。谢谢，瓦奥莱特。干杯。你们国家人怎么说干杯。我说他们怎么说干杯。哟哟哟，是这样吧。有意思。好记。那就哟哟哟。来，敬议员把你介绍给我。你是我打交道的第一个越南人。好莱坞你们人不多。见鬼，好莱坞根本没你们人。真实重要。不是说真实要胜过想象。故事还是第一位。故事的普遍原则必须遵守。但是，弄对细节不坏事情。我让一个真跟蒙塔格纳德人打过仗的美国特种部队的家伙审过剧本。他前面找到了我。他有个剧本。人人都有个剧本。不懂写。但他是真正美国英雄。两次执行任务，徒手宰越共。一枚银质奖章，一枚两边有橡树叶的紫心勋章。你该看看他给我看的宝丽来照片才是。恶心。就算这样，启发了我怎么拍这片子。几乎没改动他的剧本。你怎么看。”

过了好一阵，我才明白，他在问我问题。我听得云里雾里，感觉像英语是第二语言的人听来自另一个英语同样是第二语言的国家的人说英语。“剧本很好。”我说道。

“你肯定剧本很好。但是你。你在剧本边上又给我写了个剧本。你之前哪年哪月哪日读过什么剧本。”

我又过了好一阵，才明白，他又在问我问题。他跟瓦奥莱特一样，说话不像常人，不在乎断句。“没有——”

“我也不这么想。那你为什么认为——”

“可你没把细节搞对。”

“我没把细节搞对。瓦奥莱特，听他说的话。我研究过你的国家，朋友。我读过约瑟夫·布庭格、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你读过约瑟夫·布庭格、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他是研究世界上你那个巴掌大地方的头号历史学家，而她得过普利策奖，她剖析过你们心理。我想我多少了解你们人。”

他气势凌人，我很恼火。我从没这么恼火过，这种恼火让我更加恼火。正因为也只因为如此，我才有接下来的表现。“你连叫声都没搞对。”我说道。

“你说什么。”

我等着他往下说，过了一会才明白他其实在问我问题。“好吧。”我开始露出原形，说道，“如果没记错，第二十六、四十二、五十八、七十七、九十一、一百零三和一百一十八页，这么说吧，剧本里大凡有我同胞角色的地方，不管男女，开口就是叫，没一句台词，只是叫。所以，你们至少得搞对他们是怎么叫的吧。”

“天底下每个人叫都一个样。我说的对吧，瓦奥莱特。”

“对的。”瓦奥莱特说道。她坐在我旁。“天底下每个人叫都不一样。”我说道，“假设一下，我用这根电话线勒住你脖子，使劲勒，勒到你眼珠鼓出来，勒到你舌头发黑。你拼命叫，瓦奥莱特也叫，但是，你俩叫大不一样。你俩叫声是不同恐惧心理的男女叫声，男的知道自己要死了，女的怕自己可能很快会死。俩人心理不一样，生理结构也不相同，音质大相径庭。人人都有痛苦，但痛苦又是每个人独有的，必须用心听才能听出来。要想知道一个人痛苦跟其他人痛苦是否一样，就要听表达痛苦的声音。表达时，声音和声音背后的思想，带有文化和个人色彩。比如，在美国，逃命的人会想到叫警察，他们处理面临的痛苦时，这么做合情合理。但在越南，没人会叫警察，因为给人们造成痛苦的往往是警察。我说的对吗，瓦奥莱特？”

她只是点头，没有言语。

“既然如此，请允许我直截了当指出来。在剧本里，越南人都这么叫：啊嗳嗳嗳呃呃呃呃呃！！！比如，第三号村民，掉进了越共布下的尖竹钉陷阱，人被刺穿，是这么叫的。还有那个小女孩，发现越共潜入了村子，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向美军特战队队员报警，被割喉前，也是这么叫的。我听过很多同胞的痛苦叫声，可以相信我，他们可不像剧本写的这样叫。想听听他们怎么叫吗？”

大导演吞咽着唾液，喉结随之一上一下。“可以。”

我站起身，身体前倾，靠住桌子，盯着他的双眼。实际上，根本没看他。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精瘦的蒙塔格纳德人的脸。他是布鲁族长者，住在离剧本写的地方不远的一个真实村庄里。有人说，他是越共联络员。当时，我在执行升任中尉后第一次任务。上尉用根生锈有倒刺的铁丝勒着他的喉咙。“项链”勒紧，紧到他每次吞咽，倒刺便刺着喉结。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救他。老人在叫，但不是因为倒刺扎着喉结。倒刺扎喉结不过预热，真正折磨还在后头。我看着尽管只是预热的场景，心里都在为他叫了。

“是这么叫的。”我说道。手伸过桌面，拿起大导演的万宝龙自来水笔，在剧本封面上写了几个大大的黑色象声字：啊嗳呃呀呀呀呀呀！！！拧上笔套，将笔放回皮质写字垫板上，说道：“在我国，就是这么叫的。”

*　*　*

我离开大导演家，一路往下，离了好莱坞山，前往相隔三十个街区、位于好莱坞平原地区的将军家。我将第一次与好莱坞打交道的经历报告了将军和夫人，他俩很替我愤愤不平。我与大导演、瓦奥莱特会面超过了预定时间。大部分时间里，我克制再克制。我指出，影片讲述越南，可是，影片竟没有一个有像样台词的越南人角色，可能会被视为文化漠视。“说得固然对，”瓦奥莱特插话道，“但是，归根结底，要看谁买票看电影。坦率说，越南观众不会买票看这部电影，对吧？”我压住火。“即便如此，”我说道，“既然一部片子以某国为背景，那么，让该国的人说几句台词，而不像剧本注明到说母语的村民处停拍，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会使片子更可信，更反映现实，更地道吗？你们认为，让他们真正说话，这样的镜头可能有损片子形象，所以只让他们嘴里发出点声音，权当说话也就够了，是这样吗？你们哪怕让他们说些口音很重的英语——你们懂我的意思，就是那种亚洲洋泾浜英语——只当他们在用美国观众竟也能明白的亚洲语言说话，难道你们连这也做不到吗？难道你们不认为，让美国特战队队员谈情说爱，会让片子更吸引观众吗？这些男人真的只爱战友只为战友而死吗？剧本里一个女人都没有，这让观众只会这么想。”

大导演表情怪怪的，说道：“很有意思。雄辩呀。爱听。可我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对了。你拍过几部片子。一部没有。难道我说的不对。一部没有，零，零，零，零，零。怎么说，都是零。所以，谢谢你教我怎么拍片。立刻从我这里滚蛋。等你拍了一两部片子，再回来跟我谈。到时，我或许愿听你一两句尽管狗屁不值的建议。”

“他为什么这么无礼？”夫人说道，“难道不是他自己请你提意见吗？”

“他只想听奉承话。他以为，我不会有看法，说什么我都会点头。”

“他以为你会讨好他。”

“我没讨好他，他受到了伤害。搞艺术的，要面子。”

“你第一次闯荡好莱坞，看来已经到头了。”将军说道。

“我没想闯荡好莱坞。”我说道。这话要说也不假，因为，好莱坞没想要我。我坦白，大导演确实惹怒了我。但是，我错了吗？大导演自己都承认，他甚至都不知道蒙塔格纳德原来是法语词，法国人用这个词将越南高地几十个少数民族不加区分地统称为蒙塔格纳德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不生气吗？“我若写一个讲美国西部的剧本，”我跟大导演说，“把所有原住民一股脑叫作印第安人，你会怎么想？你总想知道，骑兵遇到的对手是纳瓦霍人，阿帕切人，还是科曼切人，对吧？同理，你们把这些人统称为蒙塔格纳德人，我就想知道，是在说布鲁族，侬族，还是岱依族呢？”

“那就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大导演说道，“听好了。这就是答案：没人鸟你这种问题。”

见我说不出话来，他开心起来。看到无言以对的我，如看到通体没毛的埃及神猫，这种情形很罕见，而且未必是好事。不过，我没当场表示什么。只是过后，驾车离开大导演家后，我才苦笑出来。我苦笑，是因为他如何以我之道还治我之身，治得我哑口无言。我怎么这么没脑子？我怎会幻想他真想听我的建议？一直是勤奋学生的我，见他前花了几个小时通读剧本。一遍不够，又读了一遍。我还花了好几个小时写意见提建议。我所做所为，均基于我的错误想法，误以为我的工作对于这部影片意义重大。我太天真，以为自己能让这个好莱坞电影制作班子改弦易辙，亦即不做将天底下观众变成白痴的同时还掏他们腰包的缺德事。如果他们的影片顺带给观众什么好处的话，不过是提供历史这座矿山一点表层东西。这点东西如同微小但也算亮目的钻石颗粒，可以吊观众胃口。真正的历史，被他们弃于各条深深的巷道，与尸骨做伴。好莱坞啊，不仅仅制造恐怖电影中的怪物，本身就是恐怖电影表现的怪物。这头怪物把我打倒在地，踩在脚下。我败了，大导演会如他所愿，把《村庄》拍成一部白种男人如何将善良黄种人从邪恶黄种人手中拯救出来的史诗，把我的同胞只当作史诗所需的粗料。如此思想，我同情起天真的法国人。他们的信条是，若要利用一国，须实地考察该国。好莱坞效率高出许多：它要利用一国，仅靠想象即可。大导演臆想内容，胡编乱造情节，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气愤难当。他的倨傲体现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咄咄怪事：越战将是史上第一场由战争失败方而非由战争胜利方书写其历史的战争，书写者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创造的最高效的宣传机器（恕我不敬，约瑟夫·戈培尔及其纳粹党可从未达到领导全球舆论的高度）。好莱坞的高级神父们天生就领悟弥尔顿笔下的撒旦之言：宁愿做地狱里的王，也不愿做天堂里侍班；宁愿当无赖、衰人或反派，也不愿跑有德行的龙套，只要能占据舞台中央，让光聚在自己身上。在这部将要推出的看着精彩的影片里，所有越南人，无论哪方，都是不能入流的角色，被圈定在穷困、无知、邪恶或堕落这个范围。我们不只是没有台词，还将被彻底消灭。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吃点河粉，”夫人说道，“会让你舒服点。”

我来之前，她在做饭。房里飘着浓郁的牛肉汤和茴香味。这是一种浓浓的情味，我只能用爱与温柔的馥芳之类词语形容。来美国前，夫人可从未下过厨，因此，这种味道更让我记忆深刻。像夫人这种少数阶层的女人，很多事自有其他女人操劳，下厨自然如此，其他还有清洁、保育、教子、缝纫，等等。总之，须夫人躬为的只有完全出于生理上必需的事，就这方面，除了，或许除了呼吸，我实在想不出夫人还有非躬为不可的事情。但如今流亡美国，处处窘迫，家里其他人除最多会烧水外，其他一概不会，因此，夫人不得不屈尊下厨。说到将军，连烧水都不会。他可以盲眼拆装一支M16自动步枪，但要他摆弄煤气灶，则像要他解一道积分方程，难得不知从何入手，或者，他至少假装如此。将军，如同大多数南越男人，压根不愿沾一点与家有关的事。如果将军所为还有什么与家挂钩，只有睡觉、吃饭。他比我能睡能吃。这不，将军早就吃完了河粉。我吃得慢，倒不是因为不想吃，而是因为夫人的河粉仿佛把我化为轻云淡雾，让我穿越时空，回到了母亲的厨房。父亲会将残羹冷炙里发白的牛骨赐给母亲。母亲用它熬汤炼汁。我家太穷，买不起牛肉，因此，母亲和我吃的河粉通常没放补充蛋白质的细薄牛肉。只有极少时候，受苦受难的母亲千辛万苦攒下一点钱时，才能吃到。尽管穷，母亲总能熬制出美味绝伦的汤。我做她下手，烤着姜和洋葱，烤完后倒入铁锅调味。我守在熬着的牛骨汤旁，随时清除汤沫，确保汤汁清爽，汤味浓郁。牛骨汤要熬上几小时，我便在铁锅旁做作业。飘漾的汤香撩逗着我，考验着我的意志力，这简直是一种折磨。或许，母亲的厨房其实并不如我记忆里这么温暖，这不紧要——我吃着夫人的河粉，时不时忍不住停下来，不只是品尝汤的味道，更在回味记忆里牛骨髓的味道。

“好吃。”我赞道，“很多年没吃到这么好吃的河粉了。”

“真是神奇！我从没想到她还有这么一手厨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