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我还是个有两套思想的人，或许也不奇怪。有人一直把我当作或是漫画或是惊悚电影里某个被世人误解的怪物，其实，我不是。我只是一个能从两边看问题的人。我有时也得意：能够这样做，也是才华哩。没错，这没什么了不起，可它或许是我拥有的唯一才华。有时，我也反思，怎么就禁不住这么观察世界？想着想着，我便扪心自问，我拥有的这点才华真能算作才华？毕竟，才华是你用而非用你的东西。你不能自主“不用”的才华，换句话说，控制你让你为它着魔的才华，是一样很危险的东西。这是我必须检讨的事情。但是，就在我的检讨书最先提到的那个月里，我的这点才华看起来仍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反倒是我的一个长处。唉，福兮祸所伏。

我说的是那个空前残酷的四月。就在那个四月，那场马拉松般的战争，如同所有行将结束的战争，像一个将失去四肢的人，难以继续。那个四月，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数人，不过是稀松平常、年复一年的四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小国家的所有人，有太多含义。就在那个四月，战争结束了，从此恢复了……啊，用“和平”两字不合适，对吧，尊敬的指挥官？就在那个四月，我在住了五年的别墅里等待结束。别墅外墙嵌有棕色碎玻璃，熠熠闪光；墙头布有生锈的倒刺铁丝网。在别墅，我有自己的房间，正像我在您的集中营里有自己的房间，指挥官。当然，贴切讲，您给我的房间是与外隔绝的单人牢房。在别墅，每天有仆人清理打扫房间；而您为我安排了一个娃娃脸看守，他可不做清理打扫的活。您别误会，我没在抱怨。写检讨书时，住的地方干不干净不要紧，要紧的是清静。

住在将军别墅，晚上挺清静，然而，一到白天便清静不再。将军手下只有我住在他家里，只有我单身，当然，也只有我才是他最靠得住的副官。每天早晨，我和将军一家在柚木餐桌旁用早餐。我陪将军坐在餐桌一头，边吃边读边议各种简报。餐桌另一头，夫人照管四个听话守规矩的孩子。他们的年龄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四岁和十二岁。餐桌旁会空出一个位子，这是留给在美国读书的大女儿。用完早餐，我会驾车送将军去他的办公室，离别墅很近。或许，不是人人担心战争结束，不过，将军为此忧心忡忡。他的担忧甚至害怕不无道理。他身材瘦小，但是，举手抬足，风度卓尔。他久经沙场，获得多枚勋章，每一枚都实至名归。子弹和弹片削去了他的一根手指，两个左脚脚趾，不过，除了他的家人和密友，没人知道他左脚的情况。他的雄心壮志从没减弱过，不过，他对两件事情已不抱希望：一是买瓶上等勃艮第葡萄酒，二是与不只懂往酒里加冰块的朋友一起品酒。他既是享乐主义者又是天主教徒，换句话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的顺序是：先信美食，后信天主；先信太太，后信子女；先信法国人，后信美国人。他认为，这些信仰给人教益，远非一些国家的斯文加利(1)式人物的说教所能比拟；这帮人蛊惑了越南北方兄弟，也蛊惑越南南方部分兄弟：他们就是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以及毛主席。这不是说，他读过这些圣贤的著作，一个字没读过！我是他的副官，一个衔级不高的情报官，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先读《共产党宣言》或毛的“红宝书”之类的书，再给他看我的也是抄来的注解。至于他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表现自己如何了解敌人思想，由他自己决定。他最喜欢拿列宁说的问题说事。只要他认为有必要这么做时，会用上我的注解。“诸位，”倘若身边正好有张桌子，他会用暴突刚硬的指关节敲击桌面，问“怎么办？”如果提醒将军，这个问题，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2)早在他的同名小说里提过，是没任何意义的。如今，有几人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才是重要的人。是的，列宁是行动派，把别人提的问题拿为己用，变成他自己的。

这个四月比任何一个四月都阴郁压抑。在这个月，将军面临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向来有办法，但如今束手无策。他追崇独特文明使命的观点(3)，追崇美国精神，最终却被一只叫“怀疑”的小虫叮咬，陡地患上了失眠症，脸像疟疾患者的脸，白里透青，在别墅里转悠。几周前，亦即三月，南越军队北线失守，从那时起，他会冷不丁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门口或我在别墅的房间里，阴着脸，扔下一沓情况报告之类的文件。“你信吗？”听他语气，我非回答不可。于是，我要么答：“不信，将军！”要么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邦美蜀，一个风景宜人的高地，一个以咖啡豆闻名的山镇，我的家乡，三月初竟然被洗劫一空，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南越总统绍，实在不愿提他名字，不知哪根神经搭错地方，竟然命令南越守军撤出高地，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岘港、芽庄相继陷落，南越军人为了逃命，竟然跟逃难平民争抢船只，从背后射杀平民，造成数千人死亡，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做着间谍该做的事情：将这些文件拍照。照片会让与我接头的敏很开心。我读这些文件，也很开心，因为它们让我看到南越政权行将灭亡。不过，文件提及无辜平民的惨况，我禁不住生起恻隐之心。或许，从政治角度看，我不该同情平民，但假若我母亲还活着，她会是这些平民中的一员呀。母亲可怜，我是她可怜的孩子。没人会问可怜人是否需要战争，也从未有人问可怜人是否想在海上漂流渴死，或者，是否想被自己的军人掠夺奸淫。假设被自己的军人射杀的数千平民活转过来，怎么都不敢相信他们当初的死法，正如我们无法相信，美国人——我们的朋友，恩人，保护人——竟断然拒绝了我们需要更多援助金的请求。假设有那笔钱，我们会用来做什么呢？当然，买弹药、燃料，买武器、飞机、坦克的配件。这些东西他们以前可是无偿相赠。行为乖张的美国人如今这么做，像给了我们注射器，却不再为我们提供毒品。（“免费东西，”将军满腹牢骚，“让人付出的代价比什么都大。”）

一天早晨，吃完早餐，议完简报上的事情，我为将军点上一支好运牌香烟。他怔怔地瞪着空中，忘记了吸烟。四月中旬夹在手指间的烟卷一点点化作灰，滚热的烟灰终于将他从迷离中烫醒过来。他嘴里蹦出一个有失身份的字眼，孩子们听了忍不住窃笑。夫人叫停了他们，对将军说道：“你再这么等下去，一家人可就都走不了了；事到如今，该叫克劳德安排一架飞机才是。”将军装作没有听见夫人的话。说说夫人吧：她的脑袋跟算盘一样细密；她的背直挺如军事教官；她生育了五个孩子，身材仍像处女；她的装束打扮足以令法国学院派画家们浮想联翩。这些画家可是最擅长使用最柔和的水彩与最飘逸的线条。一句话，她集越南女人优点于一身。将军对这份洪福，一辈子心存感激和敬畏。他揉着烫伤的指尖，看着我，说道：“我看，是该叫克劳德安排一架飞机了。”趁他再次专注于被烫指尖的空当，我瞄了一眼夫人，她只是扬扬眉头。“您看得准，将军。”我附和道。

克劳德是我们最信任的美国朋友。我们之间走得很近，近到可以互聊私事。有一次，他喝多了，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他有十六分之一的“黑鬼”血统。我也在喝酒，喝的是田纳西波旁威士忌，跟他一样，也醉眼饧然。“原来如此，”我应道，“难怪你头发黑，皮肤也黑。难怪你跟我们一样，恰恰舞跳得这么好。”“贝多芬，”他继续道，“也有十六分之一‘黑鬼’血统哩。”“哦，”我应道，“难怪《生日快乐》歌你唱得也那么好。”我俩一九五四年就认识了，迄今二十余年。当时，我挤在一条难民船上。他在人堆里一眼看到了我，而且看出了我的天赋。当时，我仅九岁，但心理年龄可不止九岁。早先跟一个早期来越南的美国传教士学过英语，因此，我的英语堪称漂亮。克劳德以前的工作，在外人眼里，是救济难民。如今，他在美国驻南越大使馆工作。他面上工作，是帮我们这个被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发展旅游。应该想见，他再能干，要做成这样的事，非脱层皮掉身肉不可。其实，克劳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人。在越南还是法国人天下时，他就到了越南。那时，CIA不叫CIA，叫美国战略情报局(4)。胡志明与法国人交战时，寻求过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帮助。在他发表的越南《独立宣言》里，甚至引用了美国开国元勋的话。他的敌人对此不以为然，说，他一张嘴两张皮，不知道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不过，克劳德认为，他立刻就听出胡志明说的是鬼话还是人话。我离开将军书房，到了廊道当头我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与克劳德通了电话。我用英语说，将军已经绝望。克劳德越语一塌糊涂，法语更糟，不过英语还算漂亮。我之所以说他英语漂亮是因为，他的同胞并不是个个能说漂亮英语。

“战争结束了。”我说道。跟克劳德说这话时，打了这么久的战争看来真要结束了。我以为电话那头的克劳德可能会反驳，说，大批美国轰炸机该会很快飞临南越上空，或说，美国武装直升机该会很快空投部队，营救我们。但是，克劳德没有反驳。“我看看下一步怎么安排。”他应道。通话中，我听到他那头人声嘈杂。想象得出，此刻使馆已乱作一团；所有电传打字机不停运转到了烫手程度；西贡与华盛顿之间，急电频传，密如织网；工作人员没有一刻歇息；战败的现实让每个人备受压抑，他们的神经被刺痛得感受不到空调送出的清凉。在此情形下，人易动气。但是，克劳德始终冷静。他在越南生活了很久，即便天气闷热潮湿，身上几乎不见汗水。他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你面前。但在越南，他做不到不招人眼目。他算是知识分子，但却是个醒目的美国种：因为常健身，二头肌发达，孔武有力。南越的学者，通常面色苍白、视力很弱、目光短浅、身形矮瘦。克劳德截然相反：牛高马大，视力如鹰，目光远大，身形健硕。每天清晨，他会让越南侬族男仆蹲坐在他的背上，做上两百次俯卧撑。一旦空闲，他便读书。每次来将军别墅，他胳肢窝下总夹有一本书。我俩通电话的几天后，他胳肢窝下夹了一本平装书来到将军别墅。书名《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作者理查德·赫德。

他将书送给我，送给将军的是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若可以选择，我更喜欢那瓶酒。不过，也就一想罢了。我细看了书的封皮。上面印满了推介书的文字。文字写得极其夸张，像是少女后援会的语言，但写下这些的却是两个国防部秘书，一个曾来越南进行为期两周调查的参议院议员，一个赫赫有名、语气语调模仿扮演摩西的查尔顿·赫斯顿的电视主持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书富有寓意的副标题应该可以提供线索：《论如何认识和击退亚洲面临的马克思主义威胁》。克劳德说人人在读这本指南。我应道，我也会认真读它。将军啪地打开了威士忌。他没心情讨论书，更没心情东聊西扯，敌军十八个师围城，哪来闲情逸致。他要讨论飞机之事。克劳德两只手掌夹着酒杯，来回搓揉，说，他能做的，只有私下安排将军乘坐一架临时调拨的C-130飞机。被总统点将掌管国家警察总局前，将军一直在空降部队服役，因此清楚C-130只能载九十二名伞兵及其装备。问题是，他告诉克劳德，他光是亲戚就有五十八人。他的确不喜欢夫人那边一些亲戚，更鄙夷其中的几个。可是，若不全部救出他们，夫人会记恨他一辈子。

“还有我手下呢，克劳德？”将军用他正式、毫不含混的英语问道，“他们如何是好？”将军与克劳德不约而同瞥了我一眼。我竭力装出一副不必管我的样子。在将军的随从里，我军衔不高，但是副官，又最熟谙美国文化，陪同将军参加了所有他与美国人的会晤议事。我的一些同胞，虽然其中多数人难免口音，也能跟我说一样漂亮的英语。关键是，他们中几乎无人能跟我一样，聊美国棒球队排名，聊魅力迷人的简·方达，评论滚石乐队和甲壳虫乐队的优缺点，等等。再者，美国人若闭眼听我说英语，会以为我就是美国人哩。我可没自吹自擂，通电话时，我常被误认为美国人。即便他们面对面和我说话，也会惊诧不已，打量着我的脸，问几乎同样的问题：“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怎么学的？”我们这个盛产榴莲、号称共和的国家是美国附庸，美国人以为我跟我的同胞没有区别：要么不会一句英语，要么说洋泾浜或怪腔怪调英语。他们的自以为是，很是气我。因此，我抓住一切机会炫耀我的英语口语或写作，要让他们知道，我运用英语多么游刃有余。相比于一般的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我的英语词汇量更大，我的英语语法更精准。不止于此，我懂雅也懂俗的英语。因此，克劳德骂大使，说他死不接受首府即将沦陷的现实，简直是头“笨驴”，空有一个“长在屁股上的卵蛋脑袋”，我能轻松听懂。“不过，官方还没宣布撤离，”克劳德说道，“因为，我们近期还不会撤走。”

将军说话鲜有高声大气，此刻提高了音量。“你们明里没宣布，实际上已开始抛弃我们了。”他咆哮道，“白天，晚上，什么时候你们没飞机飞走。所有为你们美国人做事的都想要出境签证。为了签证，他们天天跑你们使馆。你们撤离了自己的女人，撤离了小孩、孤儿。谁都知道美国人在撤离，怎么就你们自己不知道？”克劳德解释说，一旦官方宣布撤离，西贡旋即出现暴乱，没走的美国人极有可能成为暴乱矢的。解释时，他表情得体：不是理直气壮，而是显得很为难。这种事在岘港、芽庄等地，业已发生。在那些地方，美国人撤离后，留下的人仇雠相向。西贡没效仿它们，出奇平静。大多数西贡人，表现如同破裂婚姻的当事人，只要谁都不向外说出出轨偷情真相，绝不闹翻，直至溺亡。那么，西贡的真相是什么呢？这就是，正在为或曾经为美国人做过这样那样事情的西贡人，总计至少一百万。其中，有替美国人擦过鞋的人，有在美式南越军队里当官带兵的人，有为那点在皮奥里亚或波基普西(5)仅值一个汉堡的钱替美国人行口交的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相信，一旦共产分子获胜——他们不愿相信结局真将如此——自己要么坐牢，要么被绞死；未婚女则会被强配给野蛮人为妻。他们不能不相信这些，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这么宣传的。

“这么说——”将军刚开口，克劳德打断他。“您能坐上飞机，应该感到幸运才是，将军。”将军绝非求人之辈。克劳德喝完威士忌。将军也喝完威士忌，盯着克劳德的眼睛，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声再见。将军曾跟我讲，美国人喜欢盯着对方眼睛看，整人时尤为如此。克劳德不认为美国人要整将军。“别的将军只带他们的直系家属上飞机。”临出门，克劳德对将军和我说道，“就是上帝和诺亚也救不了所有人，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救所有人。怎么说都一样。”

他们救不了吗？我父亲会怎么看？他是天主教神父，但我却想不起他布道时提及过诺亚。我承认，每次参加弥撒，我人在现场，心却不知飞去了什么地方。不过，不管上帝还是诺亚能做什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军所有的手下只要有机会，都愿意拯救哪怕多达一百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愿意拯救那些伪亲人，只要他们出得起贿赂。越南人家庭结构复杂，关系微妙。我母亲在世时，受人冷眼，生活孤苦。我是她唯一的儿子，有时很想要个越南式的家庭，但看现在情形，可没有这念头了。

那天晚些时候，阮文绍总统(6)辞职。数周前，我以为他会用独裁者的方式离弃这个国家呢。他的辞职没让我分心：我忙着拟定撤离人员名单。将军好搜根剔齿，面对棘手问题时惯于当机立断。不过，此次拟定撤离人员名单，他全权交由我办。他掌管国家警察总局，要务缠身：须每早审阅呈来的审讯报告，参加联席会议总部会议，与密友电话商议守城弃城等大事。讲到守城弃城，这如同听着最喜爱的歌曲玩抢椅子游戏，很难把握节点。我之所以想到音乐，是因为晚上我在别墅房间里拟名单时，打开索尼收音机收听美国无线广播播放的诱惑乐队、詹尼斯·乔普林、马文·盖伊的歌曲。听他们的歌，人碰上坏事不至于颓唐，顺风顺水时更意气风发。不过此刻，他们的歌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每划掉一个名字，感觉如同判了该人死刑。三年前，我们撞开一个共党女特工家的门。当时，她正往嘴里塞一团纸。纸上有我们所有人——从衔级最低军官到将军——的名字。我之前将要抓捕她的情报给了敏，敏没及时转告她。警察将她摁在地上，我只有伸手从她嘴里掏出被唾液浸透的名单。晾干后，白纸黑字证明：习惯监视他人的政治保安处的人，何尝不处在他人监视之下？我没有和她单独一起的机会。即便有，我也不敢告诉她我是自己人，从而暴露身份。我很清楚她的命运会如何。在政治保安处审讯室里，被审讯的人嘴再紧，最终会被撬开，她也会不由自主说出我的秘密。她比我年轻，但跟我一样，也清楚自己会受到什么审讯。和她相视瞬间，我便看出她的内心：她认定我是欺压人民的政权豢养的恶犬，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不过很快，像我必须演戏一样，她没忘记也须演戏。“求求你们了，长官！”她哭道，“我是无辜的！我发誓！”

三年后，共党女特工仍被关在牢里。我一直将她的案宗放在办公桌上，借此提醒自己：我没能营救她。“我也有错，”敏曾愧疚道，“解放那天，我会亲自打开她的牢房。”被捕时，她二十二岁。案宗里有她两张照片，一张是被捕照，一张是几个月前近照。如今，她的视力越来越弱，头发越来越稀。我们的牢房是时光机，可加速囚犯衰老。拟撤离人员名单时，我看着她两张不同的脸，如此，我更容易做出谁走谁留的决定。能够有幸撤离的人毕竟少数，更多的、包括我喜欢的一些人，只能留下受惩待毙。连续几天，我反复修改名单。这段时间里，春禄守军全军覆没，柬埔寨金边落入红色高棉之手。又过了几晚，前总统秘密逃往台湾。克劳德驾车送他去机场，注意到他的几个行李箱重得出奇，里面传出叮叮当当金属碰撞的声音。翌日上午，克劳德来电话告诉我，两天后我们可以乘机离开西贡，顺便提了前总统应该从国库卷走了价值不菲的黄金。就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拟定了名单并向将军报告了拟定原则：一是民主性，二是代表性。据此，撤离人员包括衔级最高者，公认最诚实者，我最愿意与之为伍者，等等。将军认可了我的原则与名单，当然，也认可了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相当一批功高过亦大的政治保安处高级警官将留在西贡。随将军撤离西贡的警官有一名中校，一名少校，一名上尉，以及两名中尉。当然，包括我自己，我还要捎上邦、邦的妻子和他俩的儿子，亦即我的义子。

还是那天晚上，将军拎着那瓶只剩一半的威士忌，来到我房间犒劳我。我趁机求他带上邦一同离开西贡。我和邦不是亲兄弟，但自上中学起，我就有两个结拜兄弟，邦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敏。当时我们三人各自在右手掌上划开一道口子，再将流血的手庄重地握在一起，让血交融，誓言相互忠诚，永不背叛。我的钱夹里有一张邦和他家人的黑白照片。他天生一张像被打烂的俊脸。尽管头戴伞兵贝雷帽，身着熨得挺括的虎纹伞兵作训服，但抢眼的还是他的尊容：两只耳朵如降落伞；下巴永远陷在脖颈肉里；鼻子扁平，如同他的政见右偏得厉害。再看他的妻子灵，诗人或许会将她的脸比作获月(7)：不仅说她的脸丰满圆实，更是说她的脸布满斑点坑洼，都是痤疮后留下的瘢痕。他俩怎能生出德那么可爱的儿子着实费解，这或许验证了负负相乘得正的道理。将军将他们的照片递还给我，说道：“我至少还能为他做这件事。他可是空降兵。我们的陆军如果像空降兵，这场战争就赢了。”

如果……偏偏就没有如果。现实是，将军屁股压着我的椅子边沿坐着，我则站在窗边呷着威士忌。窗外，院子里，一个容量五十五加仑的桶，桶里火烧得正旺。将军的勤务兵将各种机密文件攥成团状扔进火里。夜里空气原本炎热，因为这桶越烧越旺的火，更是热上加热。将军站起身，端着酒杯在不大的卧室里踱步。他仅穿一条宽松短裤，一件无袖汗衫，下颌一层子夜过后冒出的短短须茬。只有内务人员、家人和我，才得睹他这副尊容。白天任何时候，将军在拜访者眼里头发都油光滑亮，着一身浆洗的卡其布军装，胸前佩戴多过选美冠军饰发丝带的勋带。但今晚不同于以往。时不时响起的一阵枪声打破了别墅压抑的死寂。将军一反常态，喋喋不休，怨道：“美国人不是承诺了吗，只要我们言听计从，就帮我们清除祸患？他们挑起了战争，现在厌战了，就出卖了我们。”他又给我的杯子里倒上威士忌，继续道。“能怪谁？归根结底怪自己。我们当时竟然蠢到以为他们会信守承诺。现在除了美国，我们无处可去。”“能这样已经不错了。”我说道。“也许吧。”他应道，“至少我们还能活下来继续战斗。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真是被耍了。为此，说句什么酒辞好呢？”

我想了想，答道：“不忘雪耻。”

“说得真他妈好。”

我只记得，是在美国上学期间学到这话的。谁说的以及它的真正含义，我忘了。将军一九五八年也去过美国，当时他还是一个初级军官。他在美国时间不长，仅几个月，与同去的一批越南人在班宁堡(8)接受美国特种部队训练。一群绿色贝雷帽的美国兵把反共产主义思想像永久性疫苗一样注射进他的脑子。但它没对我起任何作用，因为我早就是卧底。我六十年代去到美国，在西方学院(9)上学，明是拿奖学金读书的学生，暗是受训间谍。学校位于南加州，面积不大，碧草绿荫，校训是：东西合璧。我是那儿唯一的越南学生。南加州阳光明媚，如梦如幻，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时光。期间，我没选择路桥工程、排水工程或其他类似的实用型专业。敏，我的接头人，指派给我的任务是研究掌握美国人思维方式。我打的是心理战。为此，我学习美国历史、美国文学，精熟英语文法，尽量多掌握美国人的粗词俚语，吸大麻并且失去了童子身。一句话，经过努力，我不仅获得学士学位，而且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通。时至今日，我第一次读美国最伟大哲学家爱默生著作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草坪如茵，旁边黄檀林色彩斑斓。正值六月，古铜肤色的艳丽女生，穿着短上衣和短裤，以草地为席晒着太阳。我难以聚精会神，一会瞟瞟女生，一会读读爱默生。书的纸很白，衬得黑字僵硬漆黑——“唯短见浅视者，方惧前后不一。”爱默生写过很多，但没哪句比这句更能反映美国实质。我之所以在这句话下面再三画杠，这便是原因之一，还因为这句话当时乃至现在都让我拍案叫绝，它也反映了我们祖国的实质，在南越，谁若守一不变，则一无是处。

*　*　*

离开西贡那天早晨，我驾车送将军去国家警察总局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相望，在廊道尽头。我将选定撤离西贡的五名警官单独召到办公室谈话。“今晚就走？”中校瞪大眼睛，含着泪，紧张问道。“是的。”“我的父母呢？我的岳父岳母呢？”特别喜欢光顾堤岸几家中餐馆的酒仙少校问道。“不能带上他们。”“兄弟姐妹、侄女侄儿呢？”“不能带上他们。”“管家、保姆呢？”“不能带上他们。”“行李箱、衣物、收藏的瓷器呢？”“不能带上它们。”因为性病走路有点瘸的上尉威胁说，要是我不多给他留几个位置，他就自杀。我将左轮手枪递给他，他灰溜溜地走了。对比之下，两个年轻中尉感恩戴德，毕竟他们靠父母的关系才得到现在的好职位，两人诚惶诚恐，如同木偶一个劲哈腰点头。

谈完最后一个警官，我关上办公室门。远处，炮声隆隆，窗户被震得咔咔作响。东边，长平弹药库被敌方炮弹击中爆炸，浓烟滚滚。我感到有必要明悲暗喜一番，于是，取出放在抽屉里的一瓶还剩五分之一、几盎司多的占边波本威士忌。可怜母亲若在世，会劝我：“别喝这么多，儿子，对你身体没有好处。”真的吗，妈妈？潜伏在将军身边，处境凶险莫测。大凡像我这种人，一旦有让神经松弛减压的机会，都不会放过。我喝完威士忌后又驾车送将军回别墅。一路上，风狂雨骤。雨水像迸出的羊水，自城市上空倾泻而下，这是雨季将至的征兆。有人指望雨季能拖住北越军队的进攻步伐。但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我没吃晚饭，而是赶紧将要带走的物品装进帆布背包，包括盥洗用品，在洛杉矶杰西潘尼百货连锁店买的一条斜纹棉布长裤和一件格子棉布衬衣，一双懒汉鞋，三套换洗内衣，一把在专销赃物的黑市上买的电动牙刷，有母亲照片的相框，几个装有在越南、美国拍的照片的信封，一台柯达相机以及《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

背包是克劳德在我从西方学院毕业时送的。所有物品里，它最为实用：既可以当背包，也可以用一根带子将它左右上下系好捆牢，当作拎包。包的生产商位于美国新英格兰，颇有口碑。包由几块棕色软革拼接而成，散发出难以名状、浓郁的混合气味：有秋季树叶气味，有烤龙虾气味，有寄宿学校男生的汗味与遗精味。它的侧边有一块印有我名字首字母的标牌，但最特别的是包底的秘密夹层。“每个男人的行李包都应该有这样的夹层。”克劳德说过，“不定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克劳德不知道，我将美乐时微型相机藏在了夹层。微型相机是敏给我的礼物，价格是我的几倍年薪。我用它偷拍了能接触到的某些机密文件，它或许今后还会发挥作用。最后，我清理剩下的书和唱片，多数是我在美国买的，上面都留下了我回忆的指纹。背包已装不下埃尔维斯、迪伦的唱片，福克纳、吐温的书。即便可以重新买过，在装书和唱片的盒子上写敏的名字时，我的心情难以轻松：它们都太过沉重，和我的吉他一样。我离开房间时，它的共鸣箱正对着我，像一张满是哀怨的脸。

收拾完行装，我开将军的雪铁龙去接邦。把守各关卡的宪兵见我车上的将星标识，均挥手放行。我要去河对岸。河道污秽不堪，两岸到处搭建着破破烂烂的棚屋，住着乡下逃难上来的农民。他们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已被纵火狂式的军人和操控轰炸机的不折不扣的纵火犯摧毁。我驶过一大片杂乱无序的棚屋，进入四号地区腹地。邦和敏已在啤酒屋等候。我记不清我们三人在这里醉过多少回。每张桌子坐满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他们的枪搁在凳子底下。他们的头发被下手凶狠的军队理发师理得很短，短到颅盖骨线清晰可见，这是刻意所为，他们一旦头部受伤，这种发式利于处理伤口。我刚坐下，邦便给我倒了一杯啤酒，但没允我马上喝掉，说喝酒得先找个理由。“为了重逢，”他举起酒杯说道，“为我们在菲律宾重逢干杯！”我纠正不在菲律宾，而是在关岛，因为马科斯(10)这个独裁者已厌烦难民，不再接收了。邦呜呜囔囔，酒杯在前额上磨来蹭去。“我本以为，情况再坏也坏不到哪去。”他说道，“可现在连菲律宾人都瞧不起我们，是吧？”“谈什么菲律宾。”敏说道，“来，为在关岛重逢干杯。”“他们说，关岛是美国生活的开始。也是国内日子的终结。”邦低声道。

邦不像敏和我，他打心里爱这个被称为共和的国家，自发上战场打仗。他父亲曾是村长，当地干部撺掇他父亲跪在村里坪上进行所谓自我解剖，并将一粒子弹送进了他父亲的耳根。从那以后，邦恨透了越共。如今，假设听凭他自己决断，他无疑会日本武士道般血战到底，也许还会开枪自我了结。因此，敏和我一直劝他，多为妻子和孩子着想。“去美国不是逃跑，”我俩说明，“而是战略撤退。”还告诉他，敏及其家人明天也会撤离西贡。当然，这是骗他。敏将留在西贡，见证邦憎恨的越共解放这座城市。敏细长的手指用力抓着邦的一只肩膀，说道：“即便战争败了，即便国家没了，我们三人还是结拜兄弟。”他望着我，眼里噙着泪。“我们兄弟情谊不会终结。”

“说得对。”邦说道。他一边说着，一边狠劲晃头，不想让我和敏看到他眼里的泪水。“别这么悲悲戚戚。来，为希望干杯。我们会很快夺回自己的国家，对吧？”说这话时，邦望着我。我并不羞于遮掩泪水。我没有亲兄弟，即便有，这两个男人也肯定亲过他们，因为我们志趣相投，自愿走到了一起。我举起啤酒杯。“为回归干杯。”我说道，“为天长地久的兄弟情谊干杯。”随即，我们一饮而尽，又大呼上酒，勾肩搭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都兄弟情深，和着音乐，忘情唱着。演奏音乐的是啤酒屋另一头的双人组合。长发的吉他手为逃避兵役，过去十年，白天躲在酒屋老板的房里，夜里才敢出来，因此肤色灰白，一脸病态。他的搭档女歌手同样留着长发，嗓音动听，穿条颜色如处女脸颊般晕红的丝质奥黛(11)。奥黛将她纤细身体勒得凹凸有型。她唱的是深受越南人喜爱的郑公山的歌曲。就连南越空降兵也爱听。明天，我要远行，亲爱的——歌声飘漾，盖过嘈杂人声与淅沥雨声。别忘了在家将我呼唤，唤我回到家乡——我心在颤抖。有的民族听从号角召唤，投入战斗。我们不是这样的民族，绝对不是。我们是亚洲大陆的意大利人，召唤我们投入战斗的可是情歌。

明天，我要远行，亲爱的。城市的夜色不再斑斓……邦要是知道，此次一别，数年或许一辈子都见不到敏了，恐怕抵死不会登机。自中学起，我们三人将自己想象成三个火枪手，按照“我为大家，大家为我”原则行事。敏向我们推荐了大仲马的书。推荐理由：其一，大仲马是伟大小说家；其二，流有四分之一黑人的血；其三，鄙视他血统的法国人也殖民过我们。凭此三条，大仲马可以做我们三人的榜样。敏酷爱读书，擅长讲故事，若生活在和平年代，很可能成为我们中学里的文学教师。他曾将厄尔斯坦利·加德纳著的佩里·梅森探案集中的三本译成了越语，此外，用笔名写了一本左拉风格小说，不过，这本小说可以忽略不提。他从未去过美国，却一直研究这个国家。邦也没有去过美国。此刻，邦又在大呼上啤酒，接着问道，美国有没有啤酒屋。“他们有酒吧，有超市，永远不缺啤酒。”我答道。“但他们那里有唱这些歌的漂亮女人吗？”他继续问。我给他倒满酒，答道：“他们那里有漂亮女人，不过，那些女人不唱这种歌。”

吉他手开始弹奏另一首歌曲。“那边的女人还真唱这种歌。”敏说道。双人组合换的是披头士乐队的《昨日重现》。我们三人也跟着哼唱。唱着唱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假如一个人命里不遇到战争，假如官员不外强中干、贪腐成性，假如一个人的祖国没有贫弱到只能靠美国点滴输液式的援助才得以苟延残喘，生活会是什么光景？整个啤酒屋，除了我的两个兄弟，其他年轻军人对于我都是陌生人。然而，坦白说，我同情他们。他们清楚，过不了几天，或战死，或受伤，或被俘，或受辱，或遭弃，或被遗忘，因此，感到无助，只能听天由命。他们是我的敌人，但名义上，也是我同一阵营的战友。他们爱的西贡即将陷落但我爱的西贡即将被解放。对于他们来说等于世界末日，但在我眼里，不过物换星移罢了。既如此，足足两分钟，所有人只管尽情唱歌，只缅怀过往而不去管什么将来：像仰泳的人，看到的是游过的路，哪管前方是飞流直下的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