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这里描述矿里的工作，因为这需要有耐心，而我正缺乏这种耐心。我们用芦苇、柳条和汽油桶在近海处建起一幢简易房。天刚亮，左巴就醒了。他拿起十字镐，比工人先到矿里，凿出一条通道，找到闪闪发亮的煤层，便扔下镐，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几天以后，矿脉消失了。左巴就地躺下，抬起双腿，伸手向天做了个嘲笑的动作。

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甚至不跟我商量。从头几天起，一切操心和责任就从我这里转到他那里，由他作出决定，由他执行，当然后果由我承担。这样的安排使我们各得其所。在我看来，这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所以，总的算起来，我以低廉的代价买到了幸福。

当年，我的外祖父住在克里特的一个乡镇上。他每天晚上都提着灯笼绕村子转一遭，看看是否会偶然碰到外乡人，一遇到就把他带到家里，以丰盛的酒饭款待。然后，他坐在长沙发上，点上长管烟斗，急迫地对酒足饭饱的客人说：“说吧！”

“说什么呀，穆斯托约尔伊老爹？”

“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看见了哪些城市和哪些村镇，全都讲讲。好，说吧！”

于是客人开始东拉西扯，杂乱无章、真真假假地说起来。我的外祖父抽着烟斗，安然坐在沙发上，听他讲述，跟他漫游。要是他喜欢这客人，就对他说：“明天你再待一天，别走了。你还没有讲完呢。”

我外祖父从未离开过村子，甚至连坎迪亚或干尼亚都没有去过。“去那里干什么？”他说，“坎迪亚人和干尼亚人常从这里经过。既然坎迪亚人和干尼亚人会到我这里来，还用得着我去吗？”

如今，在克里特海滨的我，延续了我外祖父的怪癖。我也像他一样打着灯笼找到了一位“客人”。我不让他走，为他花费的比一顿晚饭贵得多，可这值得。每天晚上，我都等他干完活，让他坐在我对面，一起吃饭，这是他该付账的时候了。我对他说：“说吧！”我边抽烟斗，边听他说。这位客人探测了大地也探测了人的心灵。听他讲话我永不厌倦。

“说啊，左巴，说啊！”

只要他一张口，整个马其顿就在我和他之间这块小小空间展现开来。它的山、森林、激流、游击队、辛勤劳动的妇女和高大粗犷的男人；阿托斯山及山中的二十一所寺院；火药库和大屁股懒汉。

左巴讲完他的僧侣故事，开怀大笑说：“老板，上帝保佑你不长骡子屁股，也不长僧人的肚子！”

每天晚上，左巴领着我穿过希腊、保加利亚、君士坦丁堡。我闭上眼睛，就都看见了。他跑遍混乱、动荡的巴尔干半岛。他在惊愕中用一双时刻都睁着的小鹰眼，把一切都观察到了。我们认为司空见惯而漠不关心的事情，在左巴看来却是一个个可怕的谜。而每当他看见女人走过，就目瞪口呆，停下脚步。

“这是个什么奥秘？”他问道，“女人是什么？她为什么叫我们这样晕头转向？这是怎么回事儿，你给我说说。”

无论看到一个人、花朵盛开的树还是一杯清水，他都同样惊奇地向自己发问。他对每天见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好像是初次看到。

昨天，我们在木板房前坐着。他喝了杯酒就惊慌地转过头来问我：“这红水是什么？跟我说说，老板。老根生枝，一串串酸珠子挂在枝上，过一段时间，太阳把它晒熟了，珠子就变得像蜜那样甜，人们管它叫葡萄。压榨葡萄，挤出汁，放在桶里，让它自己发酵，到八月十五圣乔治酒神节那天打开盖子，就成了酒！这是个什么样的奇迹啊！你喝了这红水，你的灵魂就高大起来。你的一身老骨头架子装不下它了，它能向上帝挑战。这是什么东西，老板，你说说。”

我没有回答他。听左巴的谈话，我感觉到恢复了原始世界的纯真。每件褪了颜色的日常事物，又呈现出它来自上帝之手时的原始光辉。水、女人、星星、面包，又回到它们最初的神秘渊源。神圣的旋风在空气中刮起。

这就是我为什么每天晚上躺在海滨的鹅卵石上，急切地等待左巴到来。他沾满一身汗泥和煤灰，从地下深处钻出来，迈着大步冲下来，像一只硕大的老鼠。我从老远就猜出他这天的工作进行得怎样，是耷拉着脑袋还是昂起头来甩着两只长胳膊。

起初，我跟他一起去。我观察那些劳工。我努力走上一条新路，关心实际工作，了解、爱护在我手下工作的人，去体验我期望已久的不再与文字而与活人打交道的欢乐。我做了一些浪漫主义的计划：一旦褐煤开挖进展顺利，就组织一个公社。我们所有的人都劳动，一切都共同所有。我们大家吃一样的东西，穿一样的衣服，像兄弟一样。我在心里创建一个新的宗教，为新生活播下种子……

然而，我还没有决定是不是把计划告诉左巴。他看见我在劳工中间走来走去、询问、干预，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非常恼火。

他皱着眉头说：“老板，你干吗不到外面去转悠转悠，这么好的太阳。”

而我呢，开始时坚持我的做法，不出去。我提问、闲谈，了解每一个工人的情况：养活几个孩子，有没有要出嫁的妹妹和残疾老人；他们的忧虑、病痛和苦恼。

“不要这样去打听他们的事儿，老板。”左巴严肃地对我说，“你让他们说得心软了。你越是对他们同情，就越对我们的工作不利。你对他们什么都宽容……你得明白，这样下去，他们也得遭殃。老板严厉，工人们怕他，敬重他，他们就工作。要是老板软弱，他们就无所顾忌，磨洋工。你明白吗？”

有一天晚上下工后，他把镐往木板房前一扔，显得情绪急躁。

“喂，老板，”他大声说，“我请你别再掺和了。这倒好，我垒墙，你拆墙。你今天又跟他们讲了些什么？你是传教士还是资本家？你要作出选择。”

可是怎么选择呢？我抱住的天真愿望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寻求消除对立、友善起来的综合方案。既赢得现世生活，又进入天国。这想法由来已久，在我幼儿时期已萌生。我还在学校时，就和最亲密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兄弟友谊会”。这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我们把房间锁起来，发誓将与不公平的邪恶战斗终身。当我们把手放在胸口上宣誓时，热泪滚滚流下。

幼稚的理想！但愿听到这些而取笑的人遭殃！当我看到“兄弟友谊会”的会员一个个成了庸医、蹩脚律师、杂货商、两面派政客、雇佣记者时，我的心都碎了。大地的气候似乎是严酷、冷峻的，最珍贵的种子都发不了芽，或被荆棘、荨麻所窒息。今天的我看得更清楚，但我并不理智。赞美上帝！我感到自己准备好了，将投身到堂·吉诃德式的冒险中去。

每当星期日，我们两人就会像要去结婚的年轻人一样打扮一番。我们刮胡子，换上干净的白衬衫，于傍晚来到霍顿斯太太家。每逢周日，她都为我们杀一只母鸡。我们三人又围坐在一起吃喝。而后，左巴把他的长手伸进这位柔情好客的女人的胸脯里，把它搂紧。夜幕降临，我们回到海滨。生活对我们来说显得单纯，又充满美好的意愿，像霍顿斯太太那样，老了，但讨人喜欢又殷勤好客。

又一个星期天，我们吃完丰盛的晚餐回来，我决定和左巴谈谈，把我的计划告诉他。结果他听得目瞪口呆，耐着性子听我说完，还不时恼怒地摇摇头。似乎我刚说出几个字，他酒就醒了，头脑也清楚了。我一说完，他便狠狠地揪下几根胡子。

“让我给你提点意见，老板。”他说，“我觉得你思想不稳定，还不成熟。你多少岁了？”

“三十五岁。”

“啊！那就永远成熟不了啦。”

他说完就放声大笑。我恼火了。

“你不相信人吗，你？”我吼道。

“别生气，老板。是啊，我什么都不信。要是我相信人的话，那我也就相信上帝，相信魔鬼了。这一整套鬼东西能把所有事都弄乱，还会给我惹来一大堆麻烦。”

他沉默下来，脱下贝雷帽使劲搔头皮，又揪起胡子，仿佛真要把它揪下来。他欲言又止，用眼角瞟了我一眼，又瞟一眼，终于下了决心。

“人是头畜生！”他用手杖猛敲石头大声喊道，“一头大畜生。对这事儿，尊贵的阁下你不懂，对你来说好像一切都很容易，可是你得问问我。我跟你说，人就是畜生！你对他狠，他尊敬你，怕你；你对他好，他就会挖掉你的眼睛。”

“得保持距离，老板。别太给他们壮胆子，别跟他们说所有的人一律平等，人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他们马上就会践踏你的权利，偷走你的面包，让你挨饿。保持距离，老板，我是为了你好。”

“你对什么都不相信了，你？”我恼火地说。

“不错，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得跟你说多少次？我什么都不信，不相信任何人，只信左巴。并不是因为左巴比别人强，绝对不比任何人强！他也是一头畜生。可是我相信左巴是因为只有他我能控制，能了解。所有其他人都是些幽灵。我用他的眼睛看，用他的耳朵听，用他的肠胃消化食物。所有的其他人，我跟你说，都是些幽灵。当我死去，一切都死去。整个左巴世界沉没海底。”

“你真自私啊！”我挖苦他说。

“我只能这样，老板！就是这样。我吃豆子就说豆子。我是左巴，说话就像左巴。”

我没有回答，左巴的一番话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羡慕他是这样的一个强者，能蔑视人到如此程度，同时偏又这么愿意与人们一起生活和工作。而我呢，要么成为一个苦行者，要么我就得给人们佩戴上假羽毛才能与之相处。

左巴回过头来，凝视着我。星光下，我见他咧着嘴笑。

“我让你生气了吧，老板？”他问，站住脚。

我们已经到了木板房前。

左巴亲切而不安地打量我。我没有做声。我在思想上同意左巴，但我的心在抵抗，想要冲出去，逃出畜生的樊篱，独辟蹊径。

“今晚我不困，左巴，你去睡吧。”

繁星闪烁，海水叹息着。萤火虫在腹下燃起小灯,黑夜的头发淌下了露水。我脸朝下趴着，沉湎于万籁俱寂之中，什么都不想。我与黑夜、海合为一体。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像萤火虫似的点燃起金绿色的小灯，停落在潮湿的黑色土地上等待着。

星斗偏移，时间飞逝。当我醒来时，不知怎么的，我确信，自己要在这个海滨上完成两项使命：

一，摆脱佛陀，卸下所有玄学思虑，把我的灵魂从虚枉的苦闷中解放出来。

二，从此刻起，与人们建立一种深切的直接联系。

“也许，”我暗自思忖，“现在还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