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你。”维利丽说。法官第一次发现维利丽其实是一个很凶悍的女人。她的声音不再是唯唯诺诺，而是非常彪悍。“那位女士会帮我付政府的税，还给我一周四十块钱……”

“好啦！你去找她吧！”

“现在吗？”

法官很少会对仆人们提高嗓门说话，但是今天他吼起来：“没错，现在！你走了我才高兴呢！”

维利丽心中很气，但是她没有说话。她气得布满皱纹的紫色嘴唇直哆嗦。她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戴上插着粉色玫瑰花的帽子。她一眼也没看工作了十五年的厨房，也没跟法官说句再见，踩着沉重的步子，从后门走了。

房间里静极了，法官很害怕。他害怕把他一个人丢在屋子里他会中风。杰斯特到下午放学才会回家，他不能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他记得杰斯特小时候总是在黑夜里大叫“来人啊，来人啊！”现在法官自己也想这么大叫。现在屋子里完全一片寂静，他才意识到有点儿声音对自己是多么重要。他去了法院的广场去寻找一个新仆人，但是时过境迁，没有黑人再在这里等着被雇用。他问了碰到的三个黑人，但她们都已经有主人，她们看他的表情就像他神经出了差错。于是他去了理发店，剪了头发，洗了头，刮了脸，为了打发时间，他还修了指甲。然后在理发店实在没什么事可干了，他就去泰勒旅馆的“绿厅”消磨时光。他在“板球茶坊”花了两个小时吃午饭，然后起身去马龙的药店看看他。

没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心情抑郁，法官就这么混了三天。因为他害怕一个人在家，他就经常去米兰街的泰勒旅馆的“绿厅”，或者去理发店，或者坐在法院广场一张白椅子上。到了晚饭时间，他给自己和杰斯特烤牛排，杰斯特洗碗。

由于生活中一直有仆人服侍，他从来没有想过去介绍所找人。房子越来越脏，这种糟糕的状况还得持续多久？他有些不知所措。有一天他来到药店请求马龙，问他是否可以请马龙太太帮忙找一个仆人。马龙一口答应去跟他太太说。

在一月的日子里，天空下的一切都呈现出亮丽的湛蓝和金黄的颜色，显出温暖的景象。其实这只是春天的假象。马龙因为天气的变化恢复了些生气，他想自己身体好些了，于是计划一场旅行。他决定独自一个人偷偷地去趟约翰·霍普金医院。当海登医生第一次告诉他得了绝症时，说他可以最多再活一年或十五个月。现在已经差不多十个月了。他感觉好了很多，怀疑是不是所有米兰的医生都给他诊断错了。他跟妻子说自己要去亚特兰大出席一个药物学大会。就这样他骗过妻子，踏上了北上的旅途，他心里很是得意，甚是愉悦。怀着点儿内疚和不顾一切的心态，他坐上豪华列车。为了在休息室里打发时光，他点了两杯饭前威士忌，虽然看到菜单里有特色菜牛肝，他还是点了一盘海鲜。

第二天到了巴尔的摩，下着雨，马龙站在接待室里感到又冷又潮湿。他跟接待护士说明自己的要求：“我想要你们医院最好的大夫给我诊断，在我家乡所有那些医生都很落伍，我不相信他们。”

然后他就开始已经熟悉的各种检查，等着片子和化验结果，而诊断结果依然如故。马龙气得难受，坐了普通的汽车回到米兰。

第二天他去了赫尔曼的店铺，砰的一声马龙把他的手表扔到柜台上。“这只表每个星期都差不多慢两分钟，”他气哼哼地对珠宝商说，“我要我的表和火车时刻表那样精准。”在他等死的这段日子里，马龙对时间有种着魔般的关注。他总是找赫尔曼的碴，抱怨他的表不是慢两分钟就是快三分钟。

“两个星期前我刚对你这只表彻底检查过啊，你要去哪里啊，非要和火车时刻表一样精准？”

马龙气得攥紧拳头，指头节都发白了，他就像个小孩子骂个不停：“我去哪儿关你屁事！什么鬼地方！”

珠宝商看着他，被他莫名其妙的火气弄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要是你修不好我就找别人去修！”马龙一把拿起手表转身走了。赫尔曼看着他的背影一脸诧异。他们两个人一直是互相忠实的客户，差不多有二十年的交情。

马龙现在动不动就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发一通脾气。他无法直接想到自己快死了，因为那对他实在难以置信。但这些愤怒，他自己都觉得无缘无故也很吃惊，常常像暴风雨一样说来就来，在他原本平静的内心掀起一阵波澜。有一次他正和妻子玛莎选购山核桃，用来做蛋糕或别的食品上的装饰，突然他就使劲把核桃钳子摔到地上，还拿夹胡桃的夹子狠命戳自己。还有一次他被儿子放在楼梯上的一个球绊倒，他就用尽全身力气把那球扔出去，结果砸坏了前门上一块板子。这些发泄并没有减轻他的愤怒。每次脾气过后，马龙就感到一些可怕和不可理喻的事情还要发生，而他自己却无能为力，无法阻止。

马龙太太给法官找来一个新女仆。法官不必再天天到大街上去闲逛了。这个女仆完全是个印第安人，非常安静。但至少法官现在不必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他也不会想去大喊：“来人啊，来人啊！”家里还有一个人，让他感到安慰。于是这所有着彩色玻璃的老房子，还有嵌着镜子的桌子，熟悉的书房和饭厅，还有客厅都不再寂寞了。女仆叫作李，饭做得很马虎，烧得不好吃也服侍得不周到。正餐开始时她端汤上来，两个大拇指一半都浸在摇晃的汤碗里。但是她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社会保险，也不会读书写字，这让法官隐隐有种满足感。为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也不想深究。

舍尔曼虽然一直威胁法官说要离开他，但也就说说而已，只是他和法官之间的关系大不如前。每天他还是来给法官打针，然后沉着个脸，他懒散地来到书房，削削铅笔，给法官读读那些不朽的诗篇，中午就给两人做点儿棕榈酒什么的。他就是不写那些所谓的联邦货币的信函，法官知道他是故意给自己脸色看，其实除了打针是日常工作，他也没真叫舍尔曼做什么，但他还是留下舍尔曼，希望以后两人关系可以有所改善。舍尔曼很刁钻，他甚至不让法官夸夸自己的孙子，不让他吹嘘一下杰斯特准备去读法律的事情。法官一提到这个话题，舍尔曼要不就故意不礼貌地哼唱小曲儿打岔，要不就张大嘴巴打哈欠。法官经常说“懒惰生歪心”。当法官这么说的时候，他就直视着舍尔曼，而舍尔曼呢，也就这么直视着法官作为回敬。

有一天法官说：“我想让你去我的法院办公室一趟，去查查我的那只写着‘剪报’的铁文件柜。我想读读那些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你根本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呢。”

“就是写着字母‘C’的铁文件柜吧？”舍尔曼重复着。他愿意去干这件差事。他从没去过法官的办公室，这可是他一直都渴望去看看的地方。

“别乱翻我其他的重要文件。就把剪报拿回来。”

“我不会乱翻的。”舍尔曼保证道。

“先给我去调杯棕榈酒再走。现在十二点了。”

舍尔曼自己没喝，给法官调好酒后，他马上就去了法院大楼。在大门口有毛玻璃，贴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克莱恩父子律师事务所。怀着一点儿激动，舍尔曼打开门走进去，屋内充满阳光。

在他把写着“剪报”的夹子拿出来后，他就很坦然地在铁柜子里开始翻阅其他文件。其实他也没什么特别想看的，只是他天生好奇心强，当时法官说“别乱翻其他的”时他还很生气呢。但那天下午一点钟，法官正在家里吃午饭的时候，舍尔曼在法官办公室发现了强尼办理的那份案情记录文档。他看到上面写着“舍尔曼”的名字。舍尔曼？舍尔曼？除了这个舍尔曼，我只知道我自己叫这个名字。在这城市里有几个叫舍尔曼的？他开始读起来，读着读着头开始大了。那天下午一点，他发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黑人，被法官给处决了，而他的名字也叫舍尔曼。还有一名白人女子被指控和这名黑人通奸。这让他难以置信。他太荒唐了。但是一个白人女人，还是蓝眼睛的，这和他梦想的太不同了。好像是一种怪异的、折磨人的字谜。而他，叫舍尔曼……那我是谁？我是谁生出来的？舍尔曼什么也想不清楚，他感到天旋地转，心里恶心，仿佛生病了一样。耳朵里面有水声嗡嗡作响，极大的羞耻吞没了他。不，马里安·安德森不是他的母亲，丽娜·霍尔也不是，贝丝·史密斯也不是，所有他童年时代喜欢的甜美女人都不是。他上当了，他受骗了。他想和那个黑人一样去死，但是他绝对不会去和一个白人鬼混，肯定不会。就像奥赛罗，那个愚蠢的摩尔人！他慢慢地把文件放回去，当他再回到法官的家时，看上去就像已经病入膏肓。

法官午睡刚醒，舍尔曼回来的时候是下午了。法官从来不会察言观色，他没有注意到舍尔曼的手在抖，脸色也很难看。他请舍尔曼给他念那些剪报，舍尔曼心都碎了，麻木地念起来。

法官一边听，一边重复着舍尔曼刚读过的话，比如：“南方政治家银河里一颗恒星。一个有远见、有责任心和有荣誉感的人。是美丽可爱的佐治亚州和南方的光荣。”

“看见了吧？”老法官得意地问舍尔曼。

舍尔曼还在颤抖，他用哆嗦的声音说：“您真捡了块大肥肉。”

法官还沉浸在自己曾经的荣耀里，以为舍尔曼在恭维他，问：“你说什么，孩子？”法官虽然买了一个助听器，一副新的放大镜，他的听力和视力还是在迅速衰退，他没有获得更好的视力，其他感官也没有什么改进。

舍尔曼没有回答，因为虽然他这么说是想泄愤诋毁法官，可是比起自己的生活，这双倒霉的蓝眼睛，还有比起自己的出身来根本不算什么。他必须做点什么才解恨。对，做点儿什么！他想把手里这些报纸都摔在地上，可是他太虚弱了，双手发软，最后只是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舍尔曼走了以后，法官又孤独一人了。他把放大镜贴近报纸，大声给自己读着，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伟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