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那些冷冷的白色玻璃，代替了那些放在大门的菊形窗和东边半圆窗上的穹窿之间，曾经使得我们的祖先们一进去就移不开眼睛的、深色的玻璃？十六世纪的低级的唱诗人，看见我们的汪达尔大主教涂抹在教堂里漂亮的黄色灰粉，又将怎样说？……假若我们不在那些无数的野蛮迹象上停留，就一直走上了这个大教堂 —— 人们把那倾斜在十字窗交点上的漂亮小钟楼弄得怎么样了？这座小钟楼并不比它旁边的圣礼教堂（也是被毁坏了的）的阁楼更脆弱或更结实些，它在天空下比塔楼更凸出，尖峭，美观，庄严。

在这段文字里，雨果的立场十分明确，他把叙述者（他自己）摆放在巴黎圣母院和读者之间，用他的口吻和风格，向读者展示这座大教堂的美和意义。那些一个接一个的追问，显然不可能是驼背好人加西莫多或者是吉卜赛美人爱斯美拉尔达发出。我们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感觉到自己正同这个激情澎湃的大师直接对话。

然而当我们看见斯特瑞塞游走于大教堂之中，当我们得知他与那个巴黎美人相互认出对方时，詹姆斯却一直隐匿在文字背后。他使用了“他的想象”“在斯特瑞塞眼里”“我们的朋友算是真正领悟”等一系列状态引语，以求在读者和场景之间将斯特瑞塞凸现出来。他的意识和心理的波动、跳跃、回溯，无一不影响读者对这个场景的接受。甚至，斯特瑞塞突然想到的雨果的著作，也在这里起到了微妙的滤镜作用：它让读者在观察德·维奥内夫人和她的建筑背景时，不得不考虑一下那位浪漫主义大师的存在。

我曾经有过一种奇怪的想法：为什么詹姆斯的小说没有受到他兄弟的哲学和心理学观念的影响？如果詹姆斯要想创造一种崭新而别致的小说技巧的话，他的兄弟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最有利的捷径。那个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发明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一词，泽被了许多现代主义大师，却单单没有在他弟弟的作品里流动起来。换句话说，“意识流”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最耀眼的帽子之一，小说家詹姆斯却没有沾上它哪怕一丁点儿光彩。

从《使节》中的这段文字来看，我的那种想法显然过于机械了。小詹姆斯的写作技法，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哥哥的理论有隐含的相通之处。威廉·詹姆斯在谈论意识的本质时，的确使用过“意识流”这样的术语，但是，他更多的是在强调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的意识状态，这个状态的突出特点，就是它包含了从非理性到理性，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逻辑到有逻辑，从猜测到回忆的一切内容。这些内容以连贯的方式混淆在一起，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

小詹姆斯在描写斯特瑞塞先生的那段经历时，显然注意到了他意识的这种丰富性。斯特瑞塞发现德·维奥内夫人的过程，被他的猜想、回忆、推测、联想以及对雨果的追述等等所充塞。我们通过他来观察德·维奥内夫人，结果是既看到了观察对象，又看到了观察者的意识状态（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状态叫作“意识之流”）。事实上，整部《使节》都是在这样的设想基础上构成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接触和这些接触在意识状态中的映像，成了詹姆斯探讨和展现的中心。所谓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碰撞，也正是在意识的整个范围之中展开。斯特瑞塞和查德迷醉于层次多变的欧洲生活，说到底是因为它投射到意识领域时所具有的丰富性，是因为这种丰富性与美国意识中“走捷径”的简单逻辑大相径庭。

所以，当我们同意詹姆斯是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说法时，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的写作风格和技巧与他兄弟的“意识流”概念，与其后风行一时的“意识流小说”联结到一起。全知全能的作者退隐叙述的幕后，让自己的“代理”在作品中承担向读者讲述的任务，让他们的意识成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视点”，正是詹姆斯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许多现代主义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所追求的目标。当然，《使节》与那些“意识流小说”（我想到了《到灯塔去》《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的区别也显而易见：詹姆斯并没有像后来的作家那样，用非逻辑的方式来展现意识。他毕竟是上一个世纪的作家，乔伊斯或福克纳式的偏激在他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让我们来看语言。任何风格都是刻意追求的结果。所谓风格的大师，总是在操纵自己语言的时候有一套成熟的策略。以自己原生态的语言写作的人，可以给人清新的感觉，却无法被称为风格大师。

再以我们上面所举的那一段文字为例。在写到斯特瑞塞从背后观察小礼拜堂中的德·维奥内夫人时，詹姆斯用了一个在他来说非常典型的句子：

她使他想起了——因为十有八九，他对眼前景物的印象都会唤醒他的想象——某个古老的故事中神情专注、坚强高贵的女主人公，他也许是在某个地方听到或者读到过那故事，假如他富于戏剧性的想象的话，也许甚至能写出这样的故事。

如果《使节》的翻译者不考虑中国读者的汉语阅读习惯的话，他们可能会将后面的句子照着原有的句式结构全盘转译过来，而不省略那段“在与世隔绝的沉思里重塑她的勇气，重塑她的清纯”：

She reminded our friend——since it was the way of nine tenths of his current impressions to act as recalls of things imagined——of some fine firm concentrated heroine of an old story, something he had heard, read, something that, had he had a hand for drama, he might himself have written, renewing her courage, renewing her clearness, in splendidly-protected meditation．

在这段文字中，“她使他想起了……”和“某个古老故事……”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换一个人，也许会在这里用一个句号作结。但是詹姆斯并没有这样做，他依然使用逗号，并在逗号之后以一个他惯于运用的定语从句来反复雕刻那个“古老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这里，最有趣的句子是位于破折号中间的那一句“他对眼前景物的印象都会唤醒他的想象”。英文的原文中，“current impressions to act as recalls of things imagined”一句相当晦涩，如果要生硬地直译过来，大致就是“当前印象都如同对所想象的事情的回忆一样”。詹姆斯处心积虑地把“当前印象”（current impressions）、“回忆”（recalls）和“想象的”（imagined）紧密地压在一起，糅合成一种不清晰的词面肌理，以此来暗示斯特瑞塞此时此地的意识状态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与“唤醒”过去的回忆相连，第二个层面与启发现在的猜想相连。换句话说，詹姆斯试图用这个句子暗示，此时斯特瑞塞的“当前印象”与他的“回忆”和“想象”连成了一片。

这一句和后面的句子之间没有句号隔离，句子和句子之间便没有了长的停顿乃至结束，使得这个奇妙的句子同后面的描述在阅读中一气贯通。于是，“古老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或者说昏暗的小礼拜堂中的德·维奥内夫人在斯特瑞塞意识中的映像，便因为这种贯通作用而显得有些含混不清起来。除此而外，詹姆斯还在后面的定语中插入“假如”（had he had）、“也许甚至”（might himself have written）一连两个虚拟性修饰，再加上“与世隔绝的沉思”（splendidly-protected meditation），更进一步模糊了斯特瑞塞的当前印象与回忆和想象之间的界限。在句子向前延伸的过程里，我们无法确定，在此时此地，斯特瑞塞眼里的那个完美的女人的背景，有多少出自他对真实场景的真实观察，又有多少出自他的想象 —— 不管是由故事“唤醒”的想象还是由“戏剧性”的创作冲动激发的想象，甚至他自己“与世隔绝的沉思”所导致的想象。

从这个精雕细刻的句子引申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斯特瑞塞对查德，对德·维奥内夫人，对巴黎圣母院，对巴黎甚至欧洲的发现与认识，也正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含混不清的过程。斯特瑞塞在巴黎的文化历险，正是一个充满了回忆、想象和沉思的意识之旅。这个句子的构造，如此精妙地形成了整部《使节》的构造的隐喻，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叹服，大师就是大师。詹姆斯对这部小说整体的把握如同他对语言细节的把握一样，充分体现了伟大作家的共有本色：自信、圆熟、优雅和殚精竭虑。

在结束我的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再简略地谈一谈《使节》的翻译。事实上，从翻译成中文的作品里来探讨和领略詹姆斯的风格，多少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说，目前的这个翻译文本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尝试。作为詹姆斯这部晚年精品的第一次中文翻译，这个译本的态度是严谨的，质量是经得起考验的，翻译者在顾及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前提下，尽量保持了原有英文句子的结构方式。从上面的那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特点。当然，所谓尽量只可能是尽量：如果完全仿造了原有句式，恐怕就不会有人能够读懂詹姆斯了。中文和英文的完全对等在翻译中是无法达到的，所以那些或多或少的转换、迫不得已的省略和倒装也就不可避免。

更进一步讲，文学翻译自身就有一个天然缺陷：在一种文字向另一种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不可翻译性总是翻译者（也包括了随后的阅读者）随时要面对的坚实阻碍，语言所隐含的文化的丰富性，总会在翻译之中被迫丧失。所以，当我们在阅读《使节》的中文翻译文本过程中遇上这些阻碍时，我们不妨放松一点，我们不妨把这个阅读的过程也看作一次有趣的文化历险。我们不妨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的斯特瑞塞先生，在巴黎圣母院昏暗的环境中去努力阅读那个巴黎美女的背影，在这种阅读里，任何属于自己的回忆、想象，任何属于自己的“与世隔绝的沉思”都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回忆、想象和沉思，我们的阅读才显露出让人惊讶的美丽来。

易丹

写于成都

易丹，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1981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英文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84年底回国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出版有《从存在到毁灭——对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反思》《断裂的世纪——论西方现代文学精神》等专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