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咖啡馆里传来了音乐声、嘈杂的说话声和叮当的杯盘碰撞声。这些声音不停地淹没在青蛙不知疲倦的夜间大合唱之中。春天已经到了！但是科伊尼基不会回来了。他是唯一有钱能拯救他的人。他的欠债远远不止六千克朗，而是七千二百五十克朗。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就得还清所有的欠债呀！如果他不还钱，那么人们就会把他和耶德里策克上尉扯上某种关联。他曾是耶德里策克上尉的朋友呀！说到底，大家都是耶德里策克上尉的朋友呀！尽管如此，对于不幸的特罗塔少尉来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命运，这就是他的命运啊！而在两个星期以前的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穿着便服的自由而快乐的年轻人，正和画家莫泽喝酒聊天。可是，今天，他多么羡慕忌妒莫泽教授啊！

他听见拐角处有熟悉的脚步声传来。军官伙伴们回来了。住在布洛德尼茨旅馆的军官们全都回来了。他们成群结队、默默无语地走了过来。他迎着他们走过去。

“啊，你没有出门！”温特说，“那你肯定已经知道了！可怕，太可怕了！”

他们一个一个顺着楼梯往上走，一声不吭，脚步很轻，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溜上楼梯。

“所有人到九号房去！”中尉赫鲁巴命令道。他住的就是九号房，是整个旅馆最大的房间。他们耷拉着脑袋走进了中尉赫鲁巴的九号房间。

“我们得采取行动！”赫鲁巴说，“你们看见楚克劳尔了吧！他已经彻底绝望了！他会开枪自杀的！我们得采取行动！”

“胡说，中尉先生！”利波韦茨少尉说。他学了两个学期的法律之后才参军的。他永远也脱不掉“平民”的气息。人们像对待后备军官那样，既畏惧他又时时讥讽他。

“我们不能在这儿采取任何行动，” 利波韦茨少尉说，“我们只能保持沉默，继续服役！这种事在军队里不是第一次发生，可惜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没人应声。他们也许都意识到根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本来希望大家聚集在一起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此刻，却突然明白了他们只是被恐惧驱赶到这儿来的，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害怕待在自己的房间去独自面对这种恐惧。可是，即使聚拢在一起，也无济于事，每一个人仍然感到十分孤单和恐惧。他们抬起头，面面相觑，而后又低下头去。在瓦格纳上尉自杀之后，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所有人都想起了耶德里策克上尉的前任，瓦格纳上尉。现在，他们都盼望耶德里策克也去自杀算了。他们不禁怀疑：已故的瓦格纳上尉就是因为害怕被捕才会选择自杀的。

“我要去，我可忍不住了，”哈贝曼少尉说，“我要揍扁他。”

“首先，你可要忍住！” 利波韦茨回答说，“其次，他会自杀的。人们一旦摸清了他的底细，就会给他一把手枪，把他关起来。”

“耶，不错，还是这样好！”有几个人喊道。他们全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上尉此时已经自杀了。他们仿佛觉得是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军事审判找到了这样一个明智的惯例。

“我今晚差一点儿就干掉了一个人！”特罗塔少尉说。

“谁？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

“卡普图拉克，你们大家都认识他。”特罗塔开始斟字酌句地将整件事情娓娓道来。讲着讲着，脸色也变了。讲到最后，也没有讲清楚他最后为什么没有将马刀刺入卡普图拉克的胸膛。他感到大家都没听懂他的话。是的，他们都不理解他。

“假如是我的话，准会把他给干掉！”有一个人喊道。

“我也会的！”第二个人也跟着喊道。

“我也会的！”第三个人又喊道。

“事情可不那么简单！” 利波韦茨又插嘴喊道。

“这个犹太人，该死的吸血鬼！”有人说了一句—顿时，大家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记起利波韦茨的父亲也是一个犹太人。

“是的，我突然，”特罗塔又开口说道—他感到极为惊讶的是此时他想起了已故的马克斯·德曼特和他的祖父，酒店老板中的白胡子大王—“我突然看见在他身后有一个十字架！”

有人笑了。还有一个人冷哼道：“你肯定是喝醉了！”

“好了，别说了！”赫鲁巴最后命令道，“明天，我们要把这一切汇报给楚克劳尔少校！”

特罗塔打量着这张张面孔：死气沉沉而又疲倦不安。然而在疲倦不安的面孔上又露出快活的神情。假如德曼特还活着就好了，他想，那我可以和他—酒店老板白胡子大王的那位孙子—谈谈！他尽力不动声色地悄悄地走出去，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他向楚克劳尔少校汇报了这件事。汇报时他用的是一种军队的语言，从孩童时代起他就习惯于用这种语言作报告和讲述事情。这种军队语言可以说就是他的母语。不过，他觉得他并没有把整件事情讲清楚，关键的地方还没有讲出来。他似乎觉得他所经历的与他所作的报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而又捉摸不定的鸿沟，几乎可以说是隔着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也没有忘记报告他相信他看到的那个十字架的影子。

正如特罗塔所预料到的那样，少校笑了，并问道：“您喝了多少？”

“半瓶！”特罗塔说。

“噢，难怪！”楚克劳尔说道。

他，苦恼的楚克劳尔少校只笑了一会儿。这个事情很严重。倒霉的是严重的事情越来越多。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得向上级报告。但是，也可以等等。

“您有钱吗？”少校问道。

“没有！”少尉说。

他们不知所措地望着对方，目光茫然而呆滞，人们只有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可怜的目光。不是一切都写在规章里。人们可以把那些规章制度条例本子从前到后、从后到前仔细地查遍也不是什么都找得到。少尉做得对吗？是他拿刀拿得太冒失了吗？那个借钱给人家又要把钱要回去的人做得对吗？如果少校把军官们都叫到一起，和他们商量：谁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呢？谁又能比狙击营的这位指挥官更聪明呢？这个不幸的少尉究竟出了什么事？平息那次罢工事件就已经大费周折。灾难，一个接一个地笼罩在楚克劳尔少校的头上，灾难笼罩在特罗塔的头上，灾难笼罩着狙击营。他急得直搓手，他，楚克劳尔少校只要有可能，就会在处理军务时搓起手来。即使所有的军官愿意帮特罗塔的忙，也凑不齐那么大一笔钱呀！如果不能还清这笔欠债，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

“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呀？”楚克劳尔少校问道，但他马上又想到他心里清楚这件事。他挥了挥手，表示不用回答他的问题。“您给令尊大人写封信！”楚克劳尔少校说。他觉得他说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报告结束了。

特罗塔少尉回到房里，坐下来，开始给父亲大人写信。没有酒这信是写不下去的。于是他下楼去了咖啡馆，要来了一杯“180度”，还有墨水、纸和笔。他开始写了。一封艰难的信，一封无法写的信。特罗塔少尉写了一个开头又把信给揉皱，接着又写，又揉皱，揉皱了又写。对于一个少尉来说，最艰难的莫过于要写下与自己有关的甚至对自己又危险的事情了。这一点在少尉特罗塔身上得到了证实。他早就厌恶军队的生活，但还保存着一个军人的虚荣心，所以还留在军队里。当他试图向自己的父亲描述这件复杂的事情时，他出乎意料地又变回了那个军校学生特罗塔，那时他站在父亲的阳台上听到《拉德茨基进行曲》时就决心为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献身。人的心灵是多么奇特，多么变化无常，多么复杂啊！

特罗塔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整件事写完。这时已经是傍晚时分。玩牌的和玩轮盘赌的人已经聚集在咖啡馆。店老板布洛德尼茨先生也出来了。他那种恭敬的态度显得很不寻常，又十分可怕。他在少尉面前深深地鞠了个躬。这使少尉觉得这是在故意提醒他与卡普图拉克的纠纷，提醒那亲眼看到的见证。特罗塔站起来去找奥努弗里耶，他走到过道里，朝楼梯那里喊了几遍奥努弗里耶的名字，但没有听到回应。布洛德尼茨走过来说：“您的勤务兵今天早晨走了！”

特罗塔只得自己去车站寄信。半路上他想起奥努弗里耶没请假就走了。他所受的军人教育使他对勤务兵大为恼火。少尉自己也经常穿着便服不请假偷偷地溜到维也纳。也许，勤务兵只是上行下效而已，说不定有个姑娘在等着他。我要把他找回来，然后把他关起来。少尉寻思着。但同时又觉得他并不是有意的，也不是真的要这么做。这只是一句机械的习语，只是无数机械性习语的一句，他们早就深藏在军官的脑袋里，代替了他们的思想，叫他们不假思索地做出盲目的决定。

不，勤务兵奥努弗里耶在村子里并没有心爱的姑娘。他有四个半公顷的土地，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现在由他姐夫管理着。他曾把二十个十克朗的金币埋在地里，埋在小屋左边第三棵柳树旁，也就是通向邻居尼卡弗家去的那条小路上。勤务兵奥努弗里耶今天一大早就起床，先替少尉刷好制服，擦好靴子，把靴子搁在门前，把制服挂在椅上，然后就拿起樱桃木棍直奔布尔德拉斯基村。

他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小道两边生长着柳树。这是唯一的一条干路，因为柳树吸干了路基上的水分。小道的两边升起灰蒙蒙的、变化多端的、幽灵般的晨雾，一个劲地向他袭来，吓得他赶紧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还不停地用颤抖的嘴唇念诵祈祷文。尽管如此，他的情绪高昂，因为此时他看见了路左边的有着石板瓦屋顶的铁路大仓库。它还是在它原来的地方，这给了他某种安慰，于是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不过，这次是感激上帝的善心，让这些铁路仓库还在它们原来的位置。

太阳升起后的一个小时，他来到了布尔德拉斯基村。他的姐姐和姐夫已经到田里干活去了。他进了他们居住的小屋，那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孩子们还在摇篮里熟睡。摇篮用一条系在天花板上的粗绳吊起来，绳头系在一个弯弯曲曲的铁钩子上。他从屋后的小菜园里拿了一把铁锹和一个耙子，出去寻找小屋左边的第三棵柳树。他站在门口，背对着门，眼睛望着地平线。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确认自己的右手臂朝着右边，左手臂朝着左边，于是他向左边走去，对着邻居尼卡弗家走去，走到第三棵柳树前便开始挖起来。他不时地朝四周看看，以便确认没有人在偷看他。没有，没有人在看他干什么。他挖呀挖。太阳升得很快，他以为已经到中午了，其实才上午九点钟。

他终于听到铁锹碰到了什么坚硬的、叮当响的东西。他放下铁锹，拿起耙子，把松动的土轻轻地翻起来，而后，他把耙子也放下，索性趴在地上用十个手指把松软又潮湿的泥土块扒开来。他先摸到一个亚麻布口袋，摸索着绳结，把绳结解开，拿出一块布，里面包着的就是他的二十个十克朗的金杜卡特。

他没有时间数了。他把这笔宝贝藏在裤子口袋里，去找布尔德拉斯基村的犹太酒店老板，即一个叫希尔施·贝尼福尔的人。这个人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的唯一的银行家。

“我认识你！” 希尔施·贝尼福尔说，“我也认识你父亲！你需要糖、面粉、俄罗斯烟草还是钱？”

“钱！”奥努弗里耶说。

“你需要多少钱？” 贝尼福尔问。

“很多！”奥努弗里耶说—他把手臂伸得开开的以示自己需要很多钱。

“好的，”贝尼福尔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贝尼福尔打开一个大账本，账本上记着：奥努弗里耶·克罗兴拥有四个半公顷土地。贝尼福尔根据这个情况准备借给他三百克朗。

“我们去找村长吧！” 贝尼福尔说。他把妻子喊过来，嘱咐她看好店，自己则和奥努弗里耶一起去找村长。

在村长办公室，他把三百克朗交给了奥努弗里耶。奥努弗里耶坐在一张被蛀虫咬过的桌子边，把他的名字签在字据的下面。他摘下帽子。太阳已经升得老高，透过小窗户将炙热的光线射进来。奥努弗里耶出汗了。在他窄小的额角上沁出了如水晶一般透明的汗珠。奥努弗里耶每写一个字母，额角上就会冒出一滴汗珠。这些汗珠就像是奥努弗里耶脑袋里哭出来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啊，往下流。他的名字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字据下方。二十个十克朗的金杜卡特藏在裤子口袋里，三百克朗的纸币放在制服上衣口袋里。奥努弗里耶·克罗兴开始往回走。

下午，他回到了旅馆。他走进咖啡馆，打听少尉的去处。他在那些玩牌的人中间看见了特罗塔。奥努弗里耶就像站在营房的院子里那样无忧无虑，他的宽脸像太阳一样金灿灿的。特罗塔将柔情藏在心间，用愤怒的目光久久地瞪着他。

“我要把你关起来！”少尉不假思索地说，“到房间里去！”特罗塔说着站了起来。

少尉走上楼去，奥努弗里耶跟在他身后，始终与他保持三步的距离。他们进了房间。

奥努弗里耶脸上仍然是金灿灿的。他报告道：“少尉先生，这里有钱！”说着，把裤子口袋和上衣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并走上前，把钱放在桌上。那个装着二十个十克朗金杜卡特的深红色口袋布在地下埋了很久，所以现在还沾着银灰色的泥土。口袋旁边放着蓝色的钞票。特罗塔把钞票数了数。然后他打开那个口袋，数了数口袋里的金币。随后把纸币和金币一起装进口袋里，把口袋扎起来，递还给奥努弗里耶。

“可惜我不能拿你的钱，你懂吗？”特罗塔说，“这是违反军规条例的，你懂吗？如果我拿了你的钱，我就会被降级，就会被开除，你懂吗？”奥努弗里耶点点头。少尉站在那里，把那扎钱举在手上。奥努弗里耶不停地点头。他伸出手，抓住那扎钱，还在空中摇了一会儿。

“下去吧！”特罗塔说。

奥努弗里耶拿着那扎钱走了。

少尉想起了在骑兵营的那个秋夜，他听见身后传来了奥努弗里耶那重重的脚步声。他也想起在军队医院里读过的那些绿色封面小薄册子里的一些军界幽默小故事。上面写的都是一些感人至深的勤务兵的故事，那些勤务兵全是高大粗笨却有着金子般心肠的农家小伙子。特罗塔少尉没什么文学品味。每当他听到“文学”这个词时，他能想到的只有赛多尔·科勒尔的戏剧《茨里尼》。但是他对那些小薄册子里描写的忧郁而温柔的情调，那些金子般的人物形象有些许反感。特罗塔少尉的经验不足以让他知道真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高大粗笨而心灵高贵的农家小伙子。在那些坏书里居然也会重现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真实的事情，噢，原来坏书只是写得不好而已。

总之，特罗塔的经验实在是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