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陶希格太太已青春不再，但风韵犹存。

她是一位车站站长的女儿，是一位名叫艾希贝格的骑士的遗孀，几年前改嫁给新晋封为贵族的陶希格先生—一个有钱但有病的工厂主。他患的是轻微的所谓周期性的精神病，这种病很有规律地每半年发作一次。在发病的前几个星期，他预感到要发病，于是就会住进康斯坦茨湖边的那家医院。在那里，养尊处优的有钱人家的病患可以得到精心而周到的治疗，那里的护士就像助产士一样温柔而耐心地照料病人。有一次，那是在他发病前不久，在一个轻浮的、衣着漂亮的女医生的劝告下—这种医生可以像古代的家庭医生在处方上写下大黄和蓖麻油那样，在给病人开的处方上漫不经心地写下“内心的激情”—冯·陶希格先生就娶了他的朋友艾希贝格的遗孀。陶希格先生的确经历了一次“内心的激情”，但他的病发作得更频繁、更严重。

他的妻子当初在第一次短暂的婚姻期间结识了许多朋友。丈夫去世之后，她拒绝了几个感情热烈的求婚者。只是出于礼貌之故，人们才闭口不谈她与其他男人私通的事。这种事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但凡事都有例外，这种事不仅发生了，当事人还乐此不疲。

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难得有那么几条原则。依据这些原则，普通市民属于二等公民，不过也有市民阶层出身的军官成了皇帝的侍从官；犹太人不能苛求更高的封号，但也有个别犹太人照样被晋封为贵族，照样可以成为大公爵的朋友；女人只能按照传统的道德准则生活，但也有一些女人可以像骑兵军官那样风流快活。今天的人们毫不留情地给这些准则贴上了“虚伪”的标签，对此我们的态度一向是：铁面无私，正直无畏，直言坦白。

在这位寡妇交往过的所有亲密的异性朋友中，只有科伊尼基没有向她求过婚。这个世界，还值得生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注定要走向它的末日。在这个应继续任她摆布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一个正直的男人。所以说，什么永恒的爱呀，什么结婚呀，什么生儿育女呀，都是毫无意义的。科伊尼基用他那忧伤的、淡蓝色的、略为外凸的眼睛打量着这位寡妇，说：“对不起，我不想娶你！”然后结束了他的吊唁。

于是，这个寡妇就嫁给了那位轻度精神病患者冯·陶希格先生。她需要钱，而他比一个孩子还听话，可以任她支使。一旦他的疾病发作期过了，他就叫她来。她来了，让他亲吻一下，然后把他领回家。

“再见！”冯·陶希格先生对一直将他送到医院栅栏前面的那位教授告别。

“不久就会再见的！”他的妻子说。此刻，她多么怀念丈夫发病的那些时光啊！

她最后一次拜访科伊尼基是在十年以前，那时的她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年轻寡妇。那一次，她也不是独自一人回家的。有一个少尉—一个和眼前这位一样年轻而忧伤的少尉—陪伴她回家。他叫埃瓦尔德，是一位重骑兵军官，那时边界地区还驻有重骑兵团。如果没人陪她回家，那将是生活中最痛苦的事；可是，如果陪她回家的是一位中尉，那才真令她失望啊！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到需要一个年纪较长、军阶较高的人陪同。十年以后也许可以。

但是，年纪正以一种残酷无声的步履，有时还带着一丝狡猾的伪装向她逼近。她数算着一个个从她身边逝去的日子。每天早晨起来都要仔细地数数那些细密的皱纹，这是夜晚不知不觉间在她酣睡中为她编织的岁月之网。但是，她有一颗少女般的心，她祈求青春永远停留在那个逐渐衰老的躯体中，宛如藏诸深宫的美好秘密。

冯·陶希格太太的人生是用来等待的。对于每一个她长久等待的年轻人，她都会用热情的拥抱来迎接他的到来。不幸的是，他只是在火车的连廊徘徊。她以忧伤、饥渴而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们一个又一个地离她而去。久而久之，她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来去匆匆。他们是幼稚的巨人族，像一群大昆虫，笨拙而匆忙；他们是一支傻瓜部队，像一群大笨鸟，妄想展开沉重的翅膀；他们是这样的勇士，当人家蔑视他们时，他们自以为是征服者；当人家嘲笑他们时，他们自以为是占有者；当人家稍稍给点甜头，他们自以为是享受者；他们是一帮粗鲁野蛮的家伙。尽管如此，只要她还活着，就总要等着他们。

也许，有朝一日，这群昏聩杂乱的人群中会走出一个精神抖擞的白马王子。

他没有出现！她等啊，等啊，可他一直没有出现！她老了，他还是没有出现！

冯·陶希格太太日益增长的年岁犹如在年轻人面前筑起的堤坝。正是由于害怕他们那挑剔的目光，她总是不加选择地满足任何一个男人的爱情冒险。她随心所欲地去迷惑那些呆头呆脑的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惜他们对此毫无察觉，一丁点儿变化都没发生。

她打量着特罗塔少尉。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她揣度着，也许他经历过一些伤心的事情，但这些经历并没有使他变得聪明。他的感情不会强烈澎湃，但也不会轻浮随便。他是如此不幸，她能做的最多的只是使他再高兴起来罢了。

今天早晨，特罗塔获准了三天假期回去处理“家务事”。下午一点钟他在军官餐厅向伙伴们辞行。在一片羡慕和欢呼声中他带着冯·陶希格太太走进了头等车厢，当然，他为此也多付了一笔费用。

夜幕降临，他感到害怕，就如同一个害怕黑暗的小孩子一样。他走出车厢来到过道抽烟，其实抽烟只是一个借口罢了，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站在过道里，他思绪混乱。透过车窗他看见夜色中的火车头上不停地冒出炽热的火星，迅速地集聚在一起，又迅速地消失。他还窥见那黑乎乎的森林和静谧的星空。他又回来轻轻地推开了门，蹑手蹑脚地走进了车厢。

“也许我们应该坐卧铺车！”那女人突然说道，她在黑暗中发出的声音令他害怕，“您得不停地抽烟！您可以在这儿抽嘛！”

显然，她还没有睡觉。火柴光照亮了她的脸。它枕在那深红色的软垫上，围在乱蓬蓬的黑发中间，显得很苍白。是的，坐卧铺车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小小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着红红的光。火车驶过一座桥，车轮发出隆隆巨响。

“这些桥呀！”她又说，“我担心它们会坍塌！”

是的，少尉心里想，让它们坍塌吧！

灾难终将来临，他只需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姗姗而至的灾难之间加以选择就行。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那个女人对面。火车快速地经过一个个车站，车站上的灯光不时地照进车厢，陶希格太太那苍白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他一声不吭，他想着他更应该去吻她而不是和她说话。对于陶希格太太所期待的吻，他迟迟没有付诸行动。过了下一个站再吻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突然，那个女人伸手去摸车厢的门闩，摸到后，随即又插上了。特罗塔俯身拉住她的手。

此时此刻，和埃瓦尔德少尉在十年前曾经历过的那一场爱情体验又回到冯·陶希格太太身上，而且也是在这条铁路线上，也是在这个时间。天晓得，说不定也是在这个车厢。但是那个骑兵少尉早已消失，就和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那些人一样从她身边永远地消失了。肉体的欢愉像汹涌的波涛冲刷她的记忆，把一切爱的记忆冲刷得无影无踪。

冯·陶希格太太的名字叫艾莱莉，人们通常叫她艾莉。在每个温情的时刻这个名字常常被温柔地喊出，听起来有那么一丝暧昧之情，也有一股新鲜之感。这个年轻人让她得到了重生，她又经历了一次洗礼、命名，她成了一个孩子，而且像她的名字一样新鲜。尽管如此，她还是忧郁地—出于习惯吧—意识到她比他年龄大了很多。她在年轻人面前总是敢于坦白这一点，这也许是一种大胆的谨慎吧！此外，这句话还会给她带来一连串的亲昵举动。她又把那些谙熟于心的柔情蜜意的话语一股脑地倒了出来，这些话她曾倒背如流地对这个年轻人或那个年轻人讲过。此刻又该轮到—她是多么熟悉这类爱情游戏的先后次序—男方用那套陈词滥调请求她不要谈年纪和时间。她心里清楚，这种请求并没有多大意义，但他们一定会这样说的。她等待着。可是，特罗塔少尉却不吭声。他真是个固执的年轻人。她担心他的沉默是宣判爱的死刑。

她小心翼翼地问：“你觉得我比你大几岁呢？”

他茫然不知所措，人们一般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与他也毫不相干。他感到她的皮肤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变化很快。这是突然的气候变化，这是神奇的爱情表现，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它们就把各种季节的所有特征都集中到了这个女人的肩上。时间的法则失灵了。

“我能做你的母亲了！”那女人细声细气地说，“猜猜看我多大年纪？”

“我不知道！”忧伤的年轻人回答道。

“四十一岁！”艾莉小姐说。

她一个月前才过了四十二岁生日。但是女人天性不愿讲真话。她们受着大自然的保护，不会轻易老去。假如瞒了三岁，那也许太过自负。不过，仅仅从岁月那儿偷走微不足道的一岁，那还不算是对真相的掩盖。

“你撒谎！”出于礼貌他终于开口了，但语气很粗暴。

她心里重新升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感激之情，于是她紧紧地拥抱着他。车站的白色灯光飞快地从窗前掠过，照亮了车厢，也照亮了她那苍白的脸蛋，暴露出她那赤裸的肩膀。少尉低下头，像个孩子似的依偎在她的怀中。她感到了一种善良的、快乐的、母亲般的痛苦。一种母爱流向她的双肩，给它们注入了新的力量。她要亲亲热热地对待她的情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她觉得窝在她怀里的情人仿佛就是一个新生儿。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反反复复地说着。她不再担心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反而为之祝福。

当初夏的曙光破窗而入，她毫不畏惧地向年轻的少尉展露那尚未上妆的脸。她当然估计到会有一线曙光照在她的脸上，因为她靠坐着的那个车窗此刻恰巧正对着东方。

特罗塔少尉感到了世界的不同。这才是爱情，这才是他梦想的爱情。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是像个孩子—一个吃饱喝足的孩子—似的向母亲表示感谢。

“到了维也纳，我们住在一起，好吗？”

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孩子！她不停地思忖。她满怀母亲的自豪感打量着他，仿佛为了弥补他身上的某种缺陷，仿佛为硬塞给他某种道德准则而庆幸。

她想象着一系列的、没完没了的小型庆祝活动。他们很幸运地刚好在庆祝基督教圣体节的时候到达维也纳。她要在看台上准备两个位子。她要和他一起观赏那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那是她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当时奥地利各阶层的妇女都喜欢观赏的活动。

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华丽壮观的色彩使坐在看台上的她焕发出一种久违的青春活力。从少女时代起她就热衷于观赏基督教圣体节游行庆祝活动。她对游行活动共有哪些阶段、分几个部分、有哪些规则早就了如指掌，其熟悉程度大概并不亚于皇室的统治者，就如戏院世袭包厢里的老戏迷熟悉他们喜爱的剧目的每一场戏差不多。然而，这不同寻常的熟稔丝毫没有消弭她观赏游行的热情，反而增加了新的激情。

卡尔·约瑟夫的心里不禁又燃起了一些幼稚可笑而又富有英雄气概的梦想。当初暑假回家时在地方官官邸的阳台上，听着军乐队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时，他曾产生过这样的梦想。这些梦想给他带来过幸福和满足感。古老帝国整个威严的军队从他眼前整齐走过。少尉想起了他的祖父，那位索尔费里诺英雄，想起了父亲那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父亲就像高高耸立的哈布斯堡权势群山中的一块小小的但又坚固的岩石。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海上，在陆地上，或是在空中，一句话，无论在什么地方，随时随刻为皇帝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曾经几次立下誓言。此刻，那些誓词被激活了。它们都站了起来，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地立起来，一个字就是一面旗帜。最高统帅那淡蓝色的眼睛——在皇朝帝国的许多墙壁上挂着的画像上变得越来越冷淡的眼睛——此刻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慈父般的关爱和恩惠，像整个蓝天似的注视着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照亮了浅蓝色的步兵裤。

穿着咖啡色军装的炮兵队伍正从他眼前经过，他们庄严的气势体现了弹道科学的严肃性。穿天蓝色衣服的波斯尼亚人头上戴着血红色的军帽，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艳红。在豪华的漆黑马车里坐着的是戴着金羊毛勋章的骑士和满面红光身着黑衣的地方专员们。

继他们之后是气势威武的戴着高高的马毛皮帽的步兵卫队，到了皇帝跟前时也不得不压抑一下他们的激情。最后是尘世的然而又总是圣徒般的小天使在嘹亮的军乐声伴奏下演唱国王之歌：《愿上帝赐福，愿上帝保佑》。歌声在站立的人群、行进的士兵、碎步慢行的战马和默默滚动的马车上空回响，在所有人的头顶上方飘荡，形成了一个回荡着乐曲的天空，一个黑黄色曲调的华盖。

少尉的心既平静安宁，同时又蠢蠢欲动，这种奇异的症状足以挑战医学的权威。节奏缓慢的圣歌中不时腾起一阵欢呼，就像大军旗中偶尔夹杂着一面小白旗。那匹灰白色的马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它具有皇家牧场驯养出来的那种名马的威严风采。跟在这匹领头马后面的是龙骑兵中队急骤的马蹄声，宛如在检阅场上奏出的优雅雷鸣。乌金色的头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响亮的军号送来了欢快的号令：请让开！请让开！皇帝陛下驾到！

皇帝真的来了！

八匹雪白的高头大马拉着他的圣车。身穿镶金边的黑色上衣，头戴白色假发的侍从官骑在马背上。他们看上去像天神，其实不过是装腔作势的奴仆。圣车两旁各站着两名匈牙利卫兵，肩上披着黄黑相间的豹皮。他们使人想起了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卫士。弗兰茨·约瑟夫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国王。皇帝穿的是人们在所有画像上常见到的那种雪白的上衣，宽大的帽子上饰有一束绿色的鹦鹉羽毛，在微风中轻轻飘拂。皇帝向四面八方微笑。那微笑就像他自创的一个小太阳一样安放在他那苍老的脸庞上。

圣·斯蒂芬大教堂传来了雄浑的钟声，这是罗马大教堂送给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皇帝的问候。老皇帝以受到过报纸广泛赞誉的富有弹性的步伐下了马车，像个普通人那样徒步走进教堂；他，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皇帝，正受到四周隆隆的钟声的迎候。

没有哪一位帝国皇家军队的少尉会无动于衷地观看这个庆典仪式的。卡尔·约瑟夫是内心最敏感的少尉之一。看着这金光闪闪的游行队伍走过，他并没有听见秃鹰阴郁的扑翅声。这群秃鹰已经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双头鹰n上空盘旋。秃鹰是它们的手足双头鹰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