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勒塔回到屋里，在黑暗阴凉的前厅站住了，她慢慢举起双手捂着脸。她在呜咽，但没有眼泪，因为她的泪水已干枯。她捂着嘴轻轻地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离开这儿，我受不了了。”
曾被亨德里克称作朋友的人们，现在散居在各国的许多城镇里。其中有些人日子过得还很不错。例如“教授”就生活得很好，他的世界声誉是享受不尽的。他可以住在用巴洛克式家具和哥白林双面挂毯布置起来的宫殿里，或是住在一流国际饭店的豪华套房里，度过他的后半生。在演戏方面，柏林不让他来参与，难道这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原因吗？好吧，反正这对柏林人来说更为不利。“教授”的舌头依然神气十足地在嘴里来回动。有一阵子他大发雷霆，嘴里叽里咕噜地发牢骚。后来，他冷静思考，也就不去理睬这些。他想，自己本来就忙得不亦乐乎，让柏林人去演他的戏吧！让“这个亨德里克”去尽情地为他的“元首”演出喜剧吧。演出旺季，“教授”要去巴黎导演一出轻歌剧，去罗马和威尼斯导演两出莎士比亚的喜剧，去伦敦导演一出宗教歌舞剧。此外，他还要率领剧团去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演出《阴谋与爱情》和《蝙蝠》。与此同时，他还要与好莱坞签订一项大规模拍片合同。春天一到，他得赶快到那里去。
“教授”设在维也纳的两家剧院，由伯恩哈德小姐和卡茨先生代为经营管理，对这两家剧院的健康有序发展“教授”可以完全放心。卡茨先生有时会伤感地回顾有趣的往事：他曾自称为西班牙医生，撰写了深不可测的剧本《罪孽》，这出戏曾把柏林观众给蒙蔽住了。“这可是开了个高级的玩笑啊！”卡茨一边说，一边模仿他的主人和师傅，舌头也神气十足地在嘴里来回动。现在，他再也不提复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了。卡茨先生最终被迫上演低级的戏。
伯恩哈德小姐也开始有点儿伤感。她想到了选帝侯大街，特别是想到了亨德里克。“他那双凶狠的眼睛多媚人！”她梦幻似的回忆往事，“我的亨德里克，我可舍不得把他白白送给纳粹分子，他们真的不配占有这样出色的名流。”不过，现在在维也纳有一个花花公子取代了亨德里克。他可以称呼伯恩哈德为“罗泽”，也可以在她的下巴上摸一摸。他是个年轻的风骚演员，虽没有亨德里克那种疯狂劲，却也显得温文尔雅、朴素大方。
多拉·马丁在伦敦和纽约焕发了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艺术青春。她的新成就是她过去在柏林所望尘莫及的。她以小学生的好胜心奋发学习英语，如同冒险家那样准备去征服一个异国。过去，她曾以独特的夸张手法，使柏林的观众如痴似醉，惊叹不已。现在，她用新的语言，新的表演手法去夺取异国的观众。在演出中她时而温柔亲切地说话，时而发出呻吟般的悲叹声，有时止不住地咯咯笑，还有的时候因高兴而欢呼，她还能婉转地歌唱。她仿佛仍然是个腼腆而又笨拙的年轻男孩，或是轻松愉快、异想天开的小姑娘。表面上看，她演得似乎无忧无虑、任性倔强，实际上，她以她的才智对表演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做了精细入微的处理，使着了迷的观众又悲伤又欢笑。她聪明机灵，善解人意，她了解英国和美国人民的喜好。她知道，她表演的角色要比在德国表演时稍稍伤感一些，要更具有女性的特点，更加温柔一些，才能适合观众的口味。她很少粗声粗气地说话。她往往睁大眼睛以天真无邪、无可奈何的目光来感动人们。
她自己也承认：“我把本人的形象稍稍作了些改进。”这时她会耸耸肩，缩缩头，做些妩媚的动作，“我改进得不多，而改的都是必要的，以便让英美观众开心微笑。”多拉·马丁来往于伦敦与纽约之间。在这两个大城市里上演同一出戏，达数百场之多。她晚上演戏，白天拍电影。她的身体居然能支持得住，着实令人吃惊。她瘦削、纤小的身体从不知疲倦，似乎蕴藏着魔力。英美的报纸称赞她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台艺术家。每次演出以后，她会到萨沃依饭店小憩片刻。一进门，乐队便为她奏起了迎宾曲，人们起立欢迎她。美国和英国的这两座大都市，对这位被柏林当局赶出国境的犹太女演员表示了敬意。英国女王接见了她，威尔士亲王把一束玫瑰花送到她的化装室，美国的年轻诗人专为她写剧本。时而有从维也纳或布达佩斯来的记者采访她，问她是否还想回到德国演戏，多拉·马丁回答说：“不想，我已经不是德国演员了。”不过，她常想：不知柏林对我的新成就有何评价？他们知道我的成就吗？当然应该知道。希望我现在的成就能让他们感到后悔、嫉妒和愤怒。在那里不会有人对我的成就感到高兴的。有十万观众表示，他们热爱我，我就至少可以气气他们，这样就使他们不要忘记我。
英国拍摄的一部电影在柏林上映，其中担任主角的就是多拉·马丁。但几天后影片就停演了，因为这对德国来说就是一桩丑闻。影片上映时，宣传部长下命令：对此，在电影放映时，观众要表示出一种“自发的愤怒”。于是党卫军队员们身穿便服，被派进电影院。银幕上一出现多拉·马丁的特写镜头，遍布在全场的党卫军士兵就吹口哨，喝倒彩，扔臭气弹，并且大喊大叫：“不准在德国的电影院放映由该死的犹太女人主演的影片！”那些化装成观众的流氓捣乱、起哄，所以影院不得不打开电灯，停止放映。前来看电影的勇敢、好奇的观众，在一片惊慌混乱中离开了电影院。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就是为了来看多拉·马丁的。他们在逃离电影院时，要是被冲锋队员认出是犹太人，就会立即被抓住，遭到一顿毒打。
宣传部在伦敦表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政府同意放映这部影片，但是柏林的观众不同意，他们表示直接和强烈的抗议，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此宣告，从现在起，在德国，凡由多拉·马丁主演的影片都在禁映之列。
被迫离开德国的人们，散居在许多城镇里。他们在许多国家寻求避难。克罗格由于在新德国已经无法找到栖息之地，所以他暂且定居在布拉格。其实他既非犹太人，也非共产党，他是文学先驱，他把剧场当作进行道德教育的机构，他永恒的理想是实现正义和自由。他的希望多次落空，却仍然不放弃自己天真而又乐观的激情。克罗格决心发扬法兰克福鼎盛时期的优良传统，为此他刚到布拉格，就积极物色合适的人选，期望有人为他提供几千捷克克朗的资助，为在布拉格郊区的地下室创办文学剧院而奔波。他终于寻觅到了资助者，但他们资助的经费少得可怜。他选择了一个大谈特谈“人类”和“美好时代的曙光”的剧本。在地下室和几个年轻演员合作，终于使这个剧上演了。克罗格的忠实朋友施密茨，仍然为他管理财务，而克罗格这个坚强的理想主义者执着地追求着真善美，出淤泥而不染地留在了纯艺术的象牙塔里。
然而，施密茨决不能让他永远待在那里：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克罗格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经济上虽也有拮据的时候，却尚未经历过真正的贫困，因此他压根儿不懂，凭少得可怜的经费只能办极简陋的剧院。日子尚且过得去，他们除经济拮据外，还遭到政治压力。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对流亡异国的汉堡艺术剧院院长的和平主义倾向感到极端反感，使馆派人同布拉格当局进行交涉，反对克罗格。而克罗格和施密茨则奋起反抗，坚强不屈，斗争使他们消瘦和苍老了。施密茨已不那样乐观了，他粉红色的面颊已经苍白，略显力不从心。克罗格的前额和嘴角也增添了许多皱纹。
在许多国家和城市里……
朱丽叶（曾被称作刚果国王女儿的特巴布公主）在巴黎蒙马特区的一个小酒吧间找到了工作：从午夜至凌晨三点给美国人（自从美元跌价以来，在巴黎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一些寻欢作乐的法国乡间绅士和妓院老板展示其美丽的身段和表演精彩的踢踏舞。她几乎是裸体登上舞台。微型的乳罩上挂着一串串绿色的玻璃珠子，穿一条绿色丝绸小三角裤，屁股上插着许多绿色的鸵鸟羽毛，以此表示她是只小鸟。同时，嘴里反复说着：“我是一只小鸟，飞越大海来到这里，要在蒙马特区筑窝。”
实际上，她怎么可能是只小鸟呢？她在烈士街的那间可怜的屋子，连窝都不如。屋内漆黑一片，往窗外望到的是肮脏的小院子。污渍斑斑而又光秃秃的墙上，唯一的装饰物是挂着的一幅亨德里克·赫夫根的相片。在一次愤怒而痛苦的大发作时，朱丽叶把这张照片撕碎了，后来又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拼在一起。亨德里克的嘴从此歪斜了，这给他的脸增添上了阴险毒辣的表情。一道胶水痕迹，像条伤疤越过他的前额。除了这点以外，他的美貌已复原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了。
每个月的一号，朱丽叶到一所她不知道主人是谁的房子的门房那儿领取亨德里克寄给她的一点点钱。在蒙马特咖啡馆演出的报酬，加上柏林寄来的钱，使朱丽叶可以勉强生活下去，而不必去当站街女。在这里她见不到熟人，更没有情人。她对任何人都不谈及她在柏林的冒险生涯。其中原因之一是，她害怕丧命，至少害怕会失掉每月的小额生活费；原因之二是，她不愿给亨德里克制造麻烦，她心里依然眷恋着他。她什么也没有忘却，什么也没有宽恕。
朱丽叶每天至少有一次要怀着仇恨，并令她毛骨悚然地去回忆在德国的那间昏暗的牢房，在那里她遭到了太大的苦难。她想复仇，而且要以大规模的、甜蜜的方式复仇，决不用卑鄙、残忍的手段。白天，特巴布公主朱丽叶躺在她那张肮脏的床上做着美梦：她回到了非洲，把全体黑人团结在自己身边，她成了皇后和军队统帅，率领人民起义，并对欧洲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白人世界已经烂透，早该灭亡。朱丽叶自从同柏林的盖世太保打过交道后，很清楚这点。一定要消灭白人世界，特巴布公主朱丽叶要率领她的黑人兄弟姐妹胜利地开进欧洲各大城市，要以空前的血腥屠杀来洗刷白人世界强加的耻辱。那些狂妄的主子，必须充当自己的奴隶。在梦幻中，国王的女儿见到她心爱的奴隶亨德里克，他匍匐在她脚下。啊！她怎样去折磨他呢？啊！她该怎样去溺爱他呢？她要把花冠戴在他光秃秃的额上，但他必须跪在地上接受她赐给他的花冠。这个既是无耻之徒又是情侣的人，作为最宝贵的战利品，必须穿着盛装跟在她身后行走。
这是“黑色维纳斯”朱丽叶的美梦。她那粗糙有力的手指，玩弄着那用红色皮条编成的鞭子。
一天晚上，朱丽叶在街上散步，人群从马德兰教堂向协和广场走去，巴尔巴拉从她的身旁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亨德里克夫人是朱丽叶嫉妒和同情的对象，现在她低头沉思着，从自己身边匆匆走过去。朱丽叶轻轻拉了一下巴尔巴拉的袖子，用法语说道：“夫人，您好！”巴尔巴拉微微颔首，惊奇地抬头看时，黑女人朱丽叶已走远了。巴尔巴拉见她那宽宽的背影迅速地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尼科勒塔（即尼科勒塔·马德尔）又回到了柏林。一天，她提着布满裂纹、破烂不堪的红帽箱出现在帝国总理广场亨德里克·赫夫根的住宅里。“我来了。”她说话时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我在那里实在受不了啦！马德尔是个了不起的天才，我比任何时候都爱他。可是，他已置身于时代和现实之外，成了一个梦幻者，一个帕西发尔，我可受不了。我实在受不了啦，亨德里克，你能理解我吗？”
亨德里克理解这点，他坚决反对梦幻者。他认为，任何人都要与时代和现实保持密切的接触，这完全是必要的。
“流亡是弱者的行为，”他严厉地说，“待在法国里维埃拉的那些人，自以为是殉道者，实际上是逃兵。在这里，我们站在前线，他们却躲在营地，修身养性。”
“我一定要重新登上舞台！”尼科勒塔说，为此她离开了丈夫。
亨德里克认为，要安排尼科勒塔演戏，不会有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乐意，在国家剧院我什么都能办到。不过，眼下穆克还是院长。总理不喜欢此人，宣传部长是出于面子才支持他的。现在，到处都在议论，认为穆克是个糟糕的剧院院长。他制定的剧目单十分乏味，他总想上演自己的剧本。他对演员也缺乏了解。他唯一的本领就是让剧院不停地赔大钱。”
尼科勒塔遨游归来，她指望国家剧院的聘请，亨德里克则要求她同自己先去汉堡客串，演一出只有两个人登台的戏。其实，在同巴尔巴拉结婚的前夕，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早在北海海滨浴场演出过这出戏。如今，亨德里克已名满天下，又是当权派的朋友，汉堡艺术剧院以能欢迎这样一个老演员回来演出而深感自豪。继克罗格出任新院长的是个名叫巴杜尔·冯·托滕巴赫的先生，他到车站迎接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托滕巴赫先生当过军官，他的脸上留下了几道剑伤的疤痕。他有一对像穆克那样的发蓝色的眼睛，说话也带着撒克逊土音。他大声喊道：“赫夫根同志，欢迎您！”这喊声似乎告诉人们，亨德里克也有一段当军官的光荣历史，而不是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和托滕巴赫先生一起到车站欢迎的人，也大声喊道，“欢迎！”其中有莫茨小姐。一见面，她拥抱了亨德里克，老友重逢，激动得她热泪盈眶。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位诚实的女人大声说，嘴里的金牙闪闪发亮，“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了！”尼科勒塔和亨德里克很快就了解到她已有了一个孩子，是个小姑娘，这是她同惯演父辈角色的彼得森多年关系的果实。不过，这果实结得晚了一点儿，而且出人意料。“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姑娘，”莫茨说，“我们给她取了个名字，叫瓦普加。”
彼得森丝毫没有变。他的脸依然是光秃秃的，好像缺少了一大把船夫式的胡子。他那好色的性格说明，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坏习惯：挥霍自己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去追求年轻美貌的姑娘。也许，莫茨爱他胜过他爱莫茨。美男子博内蒂身着党卫队的黑色制服，神气活现。他吹嘘，观众给他写的情书纷至沓来。莫伦维茨已不在剧院工作了，因为“她有犹太血统”，莫茨正捂着嘴在窃窃私语，而后发坏地笑了起来，好像是在谈论一些私房话。对此，博内蒂流露出十分厌恶的表情，此刻也许他想到往日和莫伦维茨一起干了有辱于种族的事。有人告诉亨德里克，当这个妖艳的年轻姑娘听说自己的血统不纯时，曾企图自杀过，后来终于嫁给捷克的一个皮鞋厂的老板。“在国外，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说，她肯定过得不错。”莫茨带着轻蔑的口吻说。同时用大拇指从肩上指指背后，似乎“国外”就在她后背的方向，而且远得都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去描述。
剧院的新演员，都是些金发的青年男女。他们巧妙、恰当地将充满活力的愉快心情与严格的军事纪律结合在一起，既活泼又严肃。他们向伟大的亨德里克作了自我介绍，并向他表明了为艺术而奉献的决心。亨德里克是童话中的王子幻化而来的美男子，嫉妒和赞赏是他应得的贡品。今天他屈尊下凡，回到他发祥之地待一会儿。他和颜悦色地用胳膊搂着莫茨的肩。“啊，你还完全是老样子！”莫茨激动地说，紧紧握着亨德里克的手。彼得森说：“亨德里克始终是个优秀的同志。”这时，托滕巴赫先生疾言厉色地说：“在新德国，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大家都是同志。”
亨德里克转向克努尔先生，并表示问候。克努尔就是那个在西服领子背后藏“卐”字徽章的舞台看守。过去，亨德里克这个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每次走过看守室时，心里总感到提心吊胆。现在克努尔可要同总理的朋友和宠儿握手了，他这个纳粹党的老党员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吧？
可是，出乎亨德里克意料，克努尔对他却相当冷淡。而且看守室里再也见不到“元首”像了。这与当今不但允许挂像，而且提倡挂像的政治形势极不协调。当亨德里克关心地询问克努尔身体情况时，他嘟嘟囔囔地从齿缝里挤出一些不友好的声音，并以充满恶意的目光盯着亨德里克。不言而喻，克努尔先生与众人一样，感到“元首”这个民族的救星和民族主义的首领欺骗了他，因而他深感失望。此时此刻，要从舞台看守室走过，这对总理的宠儿亨德里克来说，也是相当难堪的。他同克努尔先生的关系依旧没有改善。
当亨德里克了解到，舞台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往昔，他喜欢手握铁拳，向他们致以赤色阵线的敬礼)，没有一个留在剧院时，他松了一口气。他不敢询问这些人的去向。他想：他们也许会被打死，也许会被投入监狱，也许流亡异国……
晚上的戏票销售一空，汉堡观众向他们喜欢的老演员喝彩。人们看到这个演员在柏林飞黄腾达，在“教授”的垂青下发迹，而后又受到胖总理的宠爱，真是青云直上。观众对尼科勒塔感到失望，认为她演得既呆板，又不够大方，甚至有些怪模怪样。她对演戏真的生疏了。她的姿势僵硬，她的声音令人感到空洞，说话怨声怨气，她的内心似乎僵死而又破碎。观众对她的大鼻子也感到反感。众人怀疑，她是否有犹太血统？人们在剧场里低声议论。一些人说，不会的，不然亨德里克怎么会同她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呢!
翌晨，亨德里克心血来潮，要去拜望门克贝格领事夫人，想在她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荣华富贵。她多年来以贵族门第自居，瞧不起亨德里克。过去，她邀请枢密顾问的千金小姐到她一楼的房内喝茶，而对他只是嘲讽地嫣然一笑。如今，他要坐着自己的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去登门拜访了。
亨德里克感到失望。他从别墅新主人那里得知，门克贝格领事夫人去世了。亨德里克心里诅咒：她就会干出这种事!为了逃脱这次难堪的见面，她竟然溜跑了。这类老式的高贵的国民——这些穷困潦倒的贵族，有煊赫的历史和超凡脱俗的美容。他们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吗？如今成为梅菲斯托的小市民和血腥暴政订了契约的人，难道不该有机会领略一番战胜他们的乐趣吗？
亨德里克很生气，因为他的突然行动失败了，他感到兴味索然。但除此之外，他对自己在汉堡的活动还是相当满意的。托滕巴赫先生临别时说：“赫夫根同志，我和剧院全体演员对您来我们这里客串感到自豪！”莫茨把瓦普加抱给亨德里克，急切地请他给正在哭的孩子祝福。“亨德里克，请您给她祝福吧！祝福我的瓦普加！”彼得森在一旁也竭力要求他的祝福。
亨德里克从汉堡回到了柏林。林登塔尔告诉他，最高领导层正对他能否担任国家剧院院长一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众所周知，总理——“我的新郎官”（洛特给他的新称呼）——对穆克不满。至于总理，他会选择谁来担任普鲁士国家剧院的新院长，目前还是个谜。然而总理最后抉择，选中了亨德里克·赫夫根。对此，宣传部长竭力反对，持反对态度的还有党内一批显要人物，他们思想激进，骄傲地自称为“百分之百的纳粹党人”，他们厌恶妥协，对文化领域事务的妥协尤其深恶痛绝。
宣传部长就自己的观点发表了如下声明：“不能把一个非党人放在如此有声望、有代表性的岗位上。而且此人过去曾在文化领域里搞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上有过污点。”
总理反驳说：“一个艺术家是不是党员，这都无所谓，关键在于他的禀赋。”这位总理虽然有权有势，不可一世，但在思想上却相当开明。“在亨德里克的领导下，普鲁士国家剧院一定会赚钱。穆克先生经营剧院对我国纳税人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造成的压力巨大。”一考虑到他宠儿的前程，这位将军甚至突然想起了纳税人，这实在是罕见的事。
宣传部长反对的理由是，穆克是“元首”的朋友和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不能就此轻率地一脚把他踢开。总理想出一条妙计，他建议让《塔嫩贝格》的作者（即穆克）去当诗歌学院的院长，“他到了那里以后再也不会妨碍谁了。”并提出在任命之前先派他出国美美地周游一番。宣传部长给正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休养的“元首”打电话，祈求他坚决阻止把一个虽有天赋和经验，但道德极端败坏的名优捧上国家剧院的最高宝座。没想到总理在两天前早已派人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送信了。“元首”一般情况下对这类事情的决定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任命这事他也不想做最后的决定。为此他传出话来，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他脑子里要考虑的是更重大的事，请有关同志自己协商解决。
为了任命的事情，两个神一般的高官吵起了嘴架，事态最终发展成宣传部长与总理，即跛子和胖子两者之间争权力和面子的问题。亨德里克在耐心等待。他无法判断两神之争结局将会如何。一方面，当院长的前景大大激起了他的虚荣心和干劲儿。另一方面，他也有顾虑。他考虑到如果自己在国家剧院公开当官，那就完完全全永远成为了这个政权的一个成员，自己将与双手沾满鲜血的冒险家们同命运共患难。这是他需要的吗？这是他的奋斗目标吗？他内心不正蕴藏着某种声音在警告他不要走这一步吗？败坏的良心的声音不正和着胆战心惊的声音吗？
两神之争，总理得胜。总理立刻召见亨德里克，并正式任命他为国家剧院的院长。名优亨德里克此时此刻不是欣喜若狂，不是满腔热情，而是惊愕不已。总理见他这种反应立即火冒三丈。
“为了你我运用了我的全部影响力！你就别推三阻四了！”为了给亨德里克施加压力，总理继续骗他说，“再说‘元首’也十分赞成您当院长。”
亨德里克还是犹豫不决。一则是因为他良心上说不过去，再则他特别希望拿拿架子。“他们没我根本不行，”他得意地想，“前些日子我在国外几乎是个流浪汉。现如今当权者却要求我去拯救他们濒临衰亡的戏剧界。”他请求总理给他二十四小时的考虑时间，总理气得嘟嘟囔囔地打发他走了。
晚上，亨德里克同尼科勒塔商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唉声叹气，抱怨着，眼帘半闭，目光呆滞，一脸的迷茫，“我该担任，还是不该担任……真是进退两难啊！”他把头往后一沉，那疲劳过度、显得高贵的脸对着天花板。
“你当然应该担任喽！”尼科勒塔用又高调又甜美的声音劝亨德里克。“你自己心里明明知道，你是应该担任，而且必须担任的。这是你的胜利啊，亲爱的。”她撒娇地说，不仅嘴巴在扭动，而且全身都在扭动，“这是你的最后胜利啊！我早就知道，你胜利的一天总会到来的。”
亨德里克熠熠的目光始终冷冷地盯着天花板。他问道：“尼科勒塔，你能帮助我吗？”
尼科勒塔蹲伏在亨德里克面前，身体靠着沙发。她用她那双圆圆的、美丽明亮的眼睛激动地盯着他，字正腔圆地回答：“我将为你感到自豪。”
翌日，阳光妩媚。亨德里克决定从家里步行到总理府。这次酣畅的长距离散步非同一般，它突出了这天的节日气氛。亨德里克·赫夫根把他的天赋、他的名誉和他的人格统统卖给了沾满鲜血的政权，这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喜庆的日子吗？
尼科勒塔陪伴着他，这是一次愉快的散步。他俩兴高采烈。遗憾的是，故人重逢使他们大为扫兴。他们在动物园大街附近，遇到了一位老妇人，她挺直身体，秀美、白皙而又高傲的脸庞令人肃然起敬。她身穿一件剪裁得体的老式银灰色连衣裙，头戴闪亮的黑色三角帽，头发留到太阳穴以上，并梳理成紧密的卷发。老妇人的发式与十八世纪贵族的发式很相似。她缓慢而行，步履小而稳重。她那衰老、娇弱，但矍铄的形象折射出令人伤感的逝去时代的高贵与端庄。
尼科勒塔突然站住，带着敬畏的口吻低声说：“这是将军夫人。”她的脸上微微泛起红晕。亨德里克也脸红了，同时摘掉并举起自己灰色的轻便礼帽，向夫人深深弯腰致敬。将军夫人举起镶有蓝色宝石、用长银链挂在胸前的长腿眼镜，通过镜片她冷淡地、从容不迫地仔细打量着离她只有几步远的这对年轻人。这位雍容的老妇人的脸部还是毫无表情，她没有回应亨德里克和他女伴的问候。亨德里克猜想：难道夫人已经知道他俩要去何处？难道她还知道这个曾和巴尔巴拉结过婚的亨德里克在一小时内将要签订什么契约？也许她能估计到这点，因为她一直关注着他俩在事业上的发展。
将军夫人将长腿眼镜放回到原来的位置，眼睛在胸前叮当作响。老妇人从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面前转过身去，迈着有点儿疲惫的小步，径直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