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她奇怪地说，我跟她到起居室里，一起坐在壁炉旁的安乐椅中。她坐的是洛诺夫的椅子，我坐在另外一张。她生气地脱了帽。

“他对我很客气，”我解释，“这次访问真有意思。对我而言，”我补了一句。

“他是个客气的人。”

“他帮你来美国。”

“是的。”

“从英国。”

她捡起我头天晚上洛诺夫去接电话时翻看的一本杂志。

我说：“对不起，我老缠着你……”

她模糊地向我微笑一下，继续翻看。

“只有——你有点像安妮·弗兰克。”

她回答时我全身冷了半截，“以前已有人告诉过我了。”

“已有人？”

“但是，”她说，她的聪明的眼光直盯着我，“只是我不是她。”

沉默。

“但是，你总读过她的书吧。”

“没有怎么读，”她说，“我翻了一下。”

“唉，那可是本好书。”

“是吗？”

“是呀。她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作家。她才十三岁，真不容易。这就像看一部加速的影片，一个胎儿迸出了一张脸，看着她长大懂事。你一定要读。突然她发现了思索，突然有性格刻画、人物速写，突然有一件错综复杂的曲折事件，叙述得那么动人，好像改了十几稿一样。而没有那种有意要引人兴趣或故作严肃的有害想法。她就是那样。”为了要压缩我的思想在洛诺夫回来使我不敢开口之前一下子向她说完，我全身汗湿了。“她的热情，她的精神——总是在动，总是在开始做什么事情，不论是自己感到无聊还是使人感到无聊，她都无法忍受——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作家。而且是个极其令人心疼的孩子。我在想，”——当然，这想法是因在一个可能是安妮·弗兰克的人面前赞扬她而感动狂喜中刚刚想到的——“她有点像卡夫卡的一个热情的小妹妹，他的丢失的小女儿——甚至在脸上也可以看出血缘。我想。卡夫卡的堡垒、密室，他们提出起诉书的秘密阁楼，隐藏的门——他在布拉格所梦想到的一切东西，在阿姆斯特丹对她都是真实的。他创造的，她吃了苦。你记得《审判》中的第一句话吗？我们昨天晚上还谈到，洛诺夫先生和我。还可以做她的书的墓志铭。‘有人一定诬告了安妮·弗兰克，因为有一天早晨她没有做什么错事就给逮捕了。’”

但是，尽管我如此热情，艾米的心在别的地方。不过话得说回来，我的心也在别的地方，真的——在新泽西州，我度过幸福童年的地方。我想，要想办法同你结婚，你是我的打不倒的拥护者，我的攻不破的盟友，我的抵御他们攻击我背叛和张扬家丑的盾牌！唉，嫁给我吧，安妮·弗兰克，在我的生气的长者面前洗清这荒谬的罪状！不尊重犹太人的感情？不关心犹太人的生存？不在乎他们的幸福？谁敢控告安妮·弗兰克的丈夫犯了这样不可想象的罪！

但是，天啊，我无法把她从她的神圣的书中提出来，使她成为这个世界中的一个人物。相反，我的面前是艾米·贝莱特（不管她可能是谁），在翻看洛诺夫的杂志，一边品味着他划的每一道线，一边在等待他是否会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他的生活，因此而改变她的生活。其余都是虚构，是我准备向瓦普特夫妇的问题表提出的无可指责的答复。不但不是无可指责的，不但不能卸掉他们对我的指责，恢复我珍惜的无可非议的名誉，这种虚构在他们看来当然比他们已经读到的污辱更加可恶。

霍普从楼梯上下来，穿着外出的衣服，一件带帽的绿色华达呢大衣，雪靴套在毛料裤上。她一手紧紧地捏着扶手，以防跌倒，一手带着一只带换洗用品在外过夜的小包。

洛诺夫在楼梯顶上向她说：“这不行，”他温和地说，“这纯粹是——”

“让我们各人要各人的，好不好。”她说，头也不回；她在感情激动的状态下，艰难地下了楼梯。

“这一点也不是你想要的。”

她停住了——“这是我多年想要的”——然后再一次继续做离家的动作。

“上来。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就是害怕，”她说，话是从牙缝中迸出来的，“失掉惹你讨厌的人。”

“我听不懂，霍普。”

这个小女人现在已安全地走到了楼梯下，转过身来向楼梯上望去。“你就是担心，没有我在惹你讨厌，你怎么写作，怎么读书，怎么想心事。那么好吧，现在换个人惹你讨厌吧！让别的人不成负担吧！”

“请你回来。”

她不听他的，拎起了包，进了居室。只有我站起身接她。

“脱掉你的大衣，”她对艾米说，“现在你可以这么过三十五年了！”说完她抽噎起来，全身哆嗦。

洛诺夫这时小心地走下了楼梯。“霍普，你这是在演戏。纯粹是放纵自己。”

“我走了，”她告诉他。

“你哪儿也别走。放下包。”

“不！我到波士顿去！可是不用担心——她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这里实际上已是她的家了。不会损失什么宝贵的时间的。她可以把衣服挂回到壁柜里去，我一出了门就可以开始惹你讨厌了。你甚至不会发觉有什么不同。”

艾米看不下去了，低头看自己的双膝，这时霍普说：“唉，她不那样想。当然不那样想。我看到过她爱护地抚摸过每一篇小说的每一张原稿。她以为有了她在这里，这一切都要成为艺术的宗教。唉，但愿会这样！让她来想法讨好你，曼尼！让她来做思想的三十五年的后盾。让她看一看到二十七稿时你是多么崇高，英勇。让她为你烧好吃的饭，点晚餐桌子的蜡烛。让她为你准备一切，使你快活，然后到你晚上坐到餐桌上来的时候看你铁青的脸色。晚餐桌上的一件令人意外的高兴的事？亲爱的姑娘，这不过是他一天写作不顺遂以后分内应得的。这也不能叫他开腔。至于旧锡台上的蜡烛？这么多年后还点蜡烛？他想，她真有意思，真庸俗，完全是昨天茶室里一个令人怀念的纪念品。是的，让她一天两次为你洗热水澡烫背，然后一星期不同她说话——更不用说在床上碰一下了。上了床问他，‘怎么啦，亲爱的，怎么回事？’当然你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搂你，他为什么甚至连你在那里也不知道。第五十稿！”

“够了，”洛诺夫说，“够透彻的了，非常准确，而且足够了。”

“抚摸你的这些原稿！唉，她有一天会明白！我在一九三五年两个月内在上下班的地铁中被陌生人抚摸的次数比过去二十年中在这里还多！脱掉你的大衣，艾米——你留下。课堂上的白日梦实现了。你得到了创作家——我得走了！”

“留下的不是她，”洛诺夫再次轻声说，“留下的是你。”

“为了再过三十五年这样的生活，我可不！”

“唉，霍普。”他伸出一只手来摸她的脸，她脸上仍在掉泪。

“我要去波士顿！我要去欧洲！现在摸我太晚了！我要游历全世界，永远不回来！而你，”她低头看坐在椅中的艾米，“你哪儿也不去。你什么也不会看到。如果你出去吃饭，即使在六个月内你有一次使他接受邀请到别人家去，那只有更坏——在赴宴以前一小时，你就会因为他抱怨那些人发表他们的看法的时候会怎样怎样而弄得十分扫兴，要是你要换个胡椒研钵，他就会问怎么回事，旧的那个怎么啦？要过三个月他才能适应新牌子的香皂。换了香皂，他就要满屋子走来走去地嗅闻，好像洗澡间水池子中死了什么东西似的，而不是换了块棕榈橄榄皂。什么都不能碰，什么都不能换，人人都得安安静静，孩子们不许说话，小朋友们四点钟以前不能来——这就是他的艺术宗教，我年轻的继承人：不要生活！他就是从不要生活中产生他的动人的小说的！你现在就要做这个他不要一起生活的人了！”

艾米从椅子中站了起来，戴上了流苏上挂着毛球的稚气的帽子。她不看霍普对洛诺夫说：“我走了。”

“要走的是我。”霍普哭道。

艾米对我说：“我马上就走，你要搭车进城就一起走。”

“我马上就走，”霍普对她说，“把这顶难看的帽子摘下吧，毕业了！你已二十七岁了！这里已正式是你的房子了！”

“这不是，霍普，”艾米说，终于也哭了，“这是你的。”

她在那屈服的一刹那看上去是那么的伤心和悲哀，但是当然，昨天晚上不是她第一次蜷在他腿上——但是当然，他以前也看到过她脱光衣服。他们一直是恋人！但是我无法想象E.I.洛诺夫脱掉了他的整套衣服，躺在床上，赤裸的艾米跨骑在他的肚子上，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儿子都无法想象。

要是我在学校里教这样漂亮、聪明、迷人的姑娘，我想我是要心猿意马的。

那么你就别教。

唉，父亲，你是这个年龄只有你一半的痴恋你的、崇拜你的、无家可归的女儿的恋人吗？明知你永远不会抛弃霍普，你也屈服了？这可能吗？你？

床？我有床。

现在我确信这不是如此——没有人，没有人真正有床。但是我还是不放弃相信这是如此。

“你按我说的去做！”霍普又命令艾米说，“你留下，照顾他！他不能一个人待在这里！”

“但我不会是一个人，”洛诺夫向她解释，“你知道我不会是一个人。够了，已经够了，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也够了。这只是因为我们有了客人。这只是因为有个新来的客人过夜。有客人做伴，一起吃了早饭，你就激动起来。现在大家都要走了——你就受不住了，你觉得孤独。你觉得害怕，大家都理解。”

“我说，曼尼，她才是孩子——你别把我当孩子对待！如今她才是这里的小媳妇——”

霍普还没有进一步详细形容她，艾米已经擦过她的身子走到大门外去了。

“唉，这个小贱货！”霍普哭道。

“霍普，”洛诺夫说，“别这样。别又来这一套。”

但是她也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手里拎着包，他却没有去阻拦她。

我说：“你要我——做什么事情吗？”

“不，不要。听其自然吧。”

“好吧。”

“别着急，内森。我们就会一个个地安定下来的。”

这时我们听到了霍普的尖叫。

我跟他到前窗去瞧，以为会看到白雪上的鲜血。结果看到的却是霍普在雪中坐在离房子几步的地方，一边艾米的汽车已慢慢地从车棚中退了出来。除了排出来的滚滚浓烟以外，户外什么东西都是亮晶晶的。仿佛那天早上出了不止一个太阳，而是两个太阳。

霍普望着，我们望着。汽车拐到车道上来。接着车就开上了大路不见了。

“洛诺夫太太跌倒在地上了。”

“我看见了，”他悲哀地说。

我们看着她挣扎着站了起来。洛诺夫用指节敲敲结霜的玻璃窗。霍普也不回头看一眼，就从小径上捡回了小包，迈着小步，小心地走向车房，进了洛诺夫的福特汽车。她发动了汽车，但车子只呻吟了一声；一次又一次的发动，结果只产生了令人极为丧气的冬天的声音。

“电瓶。”他解释道。

“也许溢油了。”

她又试了一下，结果仍是一样。

“不是，是电瓶，”他说，“一个月来一直这样。你充了电，也没有用。”

“也许要换一个新的了。”我说，因为这是他要谈的题目。

“我不应该换。车子几乎是全新的。除了去城里还去哪儿？”

我们等着，最后霍普下了车。

“有一辆蹩脚货也好。”我说。

“也许。”他到门厅去开了前门。我仍在窗口望着。

“霍普，”他叫道，“现在进来吧。就这样行了。”

“不！”

“那么留下我一个人怎么生活？”

“这个男孩子可以同你一起生活。”

“别胡说八道。这孩子要走了。现在进来吧。要是你滑跤，要跌伤的。亲爱的，路很滑，又冷得要命——”

“我到波士顿去。”

“你怎么去？”

“不得已我就走着去。”

“霍普，现在是华氏二十度。快进来暖和暖和，安定一下。跟我一起喝杯茶。我们再谈去波士顿的事。”

听到这话，她用双手把过夜小包狠狠地扔在脚下的雪地上。“唉，曼尼，你连斯托克布里奇也不愿搬去，因为马路是柏油铺的，那么我怎么能使你去波士顿呢？而且到了波士顿又有什么两样？你还会是老样子，你会更厉害。你在波士顿有这么许多人围着你，你怎么能集中思想？那里甚至可能有人问你的作品的事！”

“那么，也许最好还是留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你也无法思考，如果我在厨房里烤面包片——我必须在发出脆声之前把面包取出来，否则就要妨碍你在书房工作！”

“唉，霍普，”他说，笑了一笑，“这有些过甚其辞了。在今后三十五年内你烤你的面包，不要管我。”

“我做不到。”

“那就学。”他严厉地说。

“不！”她捡起小包，转过身去，向车道走去。洛诺夫关上了门。我从窗口望去，只见她仍一步一步走着。昨晚铲雪车把雪堆得很高，她拐到大道上以后就马上给遮住瞧不见了。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她本来并不高大。

洛诺夫在门厅壁柜前，笨拙地在穿套鞋。

“你要我跟来帮忙吗？”我问。

“不，不。吃了那个鸡蛋，我需要活动活动。”他在地板上顿脚，想免得弯腰把鞋拉上。“你一定有东西要记下。我桌子上有纸。”

“用纸记什么？”

“你的狂热的笔记，”他从壁柜里取出一件黑色宽大的系腰带的大衣——不完全是长袍——我帮他穿上。他把一顶黑帽子扣在秃顶上，完全像个永远悲伤的大拉比、大主祭、大祭司。我把从大衣袖子掉出来落在地上的围巾给他。“你今天早上听了一个饱。”

我耸耸肩：“这比不上什么。”

“比不上什么，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那么他都知道我知道的事情吗？但是除了我能想象的以外我知道些什么？

“我很想知道我们将来会成什么样子。这可以写成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你在你的小说中并没有这么客气，这么好，”他说，“你判若两人。”

“是吗？”

“我希望如此。”接着，好像主持完了我的坚信礼，他郑重其事地握了一握我的手。“她朝大路哪一边走的？朝左边走？”

“是的，朝山下走的。”

他在口袋里找到了手套，很快地看了一下表，打开了大门。“这像嫁给了托尔斯泰。”他说，把我留在那里做我的狂热的笔记，他自己就开始去追那个逃走的妻子，她为了寻求一个不那么崇高的事业走上注定要失败的旅途已有五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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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表列种姓中最高一等，僧侣、学者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