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阿勃拉伐纳尔写的是本尼亚·克利克和敖德萨匪帮：幸灾乐祸者，匪徒，都是一些彪形大汉的类型。不是他同情这些暴徒——巴别尔也不是那样。而是他们对这些人感到敬畏。甚至他们被吓怕的时候，他们也感到敬畏。沉思的犹太人一听到这种不合教规的啃骨头的声音就有点儿迷恋。也就是巴别尔说的，敏感的犹太圣贤一心只想爬树。”

“‘我幼时过圣贤的生活，长大后开始爬树。’”

“对，就是这句，”我说。这不出我所料，但我仍很佩服。于是我就继续说。“瞧一下阿勃拉伐纳尔的《烫得正好》。电影巨头、工会巨头、骗局巨头、只靠她们的乳房才做了巨头的女人——甚至以前做过巨头如今落了魄的瘪三，说起话来也像落魄的巨头。这正是巴别尔对犹太巨头，对没有良心的哥萨克、对凡事都能随心所欲的人的那种迷恋。意志就是雄心。只不过是巴别尔自己并不这么可爱和庞大。这不是因为他怎样看待事物。他可以说是自我陶醉已被排除干净了的阿勃拉伐纳尔。如果你排除得够干净了，你最后就达到了洛诺夫的水平。”

“那么你呢？”

“我？”

“是的，你还没有说完。你也是巴别尔家在新世界的亲戚吗？根据你说的，祖克曼又是何许人呢？”

“什么也不是。我只出版了我送给你的四篇小说。我的亲戚关系不存在的。我想我现在仍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同我自己作品的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

我说完以后，就马上伸手去拿酒杯，想隐藏我不老实的脸，放一滴白兰地苦酒在我舌头上。但洛诺夫还是识破了我的打算，因为当我谈到巴别尔把那个犹太作家描写成为一个心如残秋、鼻架眼镜的人时，我一时受到启发，加了一句，“阴茎充血”，接着把这话当做一个挑战——当做把我的灵魂铁匠炉生起火来的代达罗斯式(19)的引火方法——记录下来。

“还有什么？”洛诺夫问道。“说呀，别害羞。这很好玩。请说下去。”

“关于——”

“你读过的书。”

“你的书包括在内还在外？”我问他。

“悉听尊便。”

我说：“我把你当做是逃脱成功的犹太人。”

“这样有用处吗？”

“这话有些道理，是不是？你从俄国和反犹屠杀中逃脱出来了。你从清洗中逃脱出来了——而巴别尔却没有。你从巴勒斯坦和故国逃脱出来了。你从布鲁克林和亲戚那里逃脱出来了。你从纽约逃脱出来了——”

“这一切记录在什么地方呢？在海达·霍帕(20)那里？”

“有些确实是从他那儿看来的。其他一些是我自己搜集到的。”

“为了什么目的？”

“你要是对一个作家感到钦佩，你就会感到好奇。你寻找他的秘密。他的谜的线索。”

“但是纽约——我二十多年以前在那里待过三个月。谁告诉你我从纽约逃脱出来？”

“一些犹太人，你逃脱了他们。”

“我在那里三个月，我想我只有一次有机会说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话，我已不记得了，但是忽然我就属于某一派系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离开的吗？”

“还有，那个姑娘，我爱上了她，同她结了婚。她那时不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

“同我一样。甚至在那时候那些人也是极其知识分子气的人。真正可以说是思想上的本尼亚·克利克，甚至在孩提时代。我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可以支持我在那里待一年。我的霍普更少。”

“因此你回到这里来了，你永远地逃脱了出来。”

“从犹太人那里？不完全是。猎场看守告诉我，在这些树林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个。不过你多少是对的。使农民头痛的是他们田里的鹿，不是他们在这里见到的我们少数几个穿长袍的人。但是秘密在哪里，内森？谜是什么？”

“离开所有犹太人，由你写的一篇小说，其中没有一个犹太人，那是不可想象的。鹿，农民，猎场看守——”

“不要忘记霍普和我们金发的孩子。”

“但是你写的仍全是犹太人。”

“这证明了什么？”

“这个，”我小心地说，“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他想了一会儿。“这证明为什么皮兹菲尔德的年轻的拉比(21)不能相信我不会‘积极’。”

我等他再说下去，但是白等了。

“你认识阿勃拉伐纳尔吗？”我问。

“内森，你现在一定了解情况了。”

“什么情况？”

“我谁也不认识。我把句子颠来倒去，如此而已。为什么阿勃拉伐纳尔要认识我？我叫他打瞌睡。他去年春节在阿默斯特进学。送来了请帖，我们就开车去听讲。不过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开始讲学之前他到会场上我坐的地方，向我进行了自我介绍。他很奉承我。我的这位毕恭毕敬的年轻同行。会后我们同他和他的女演员一起喝了一杯酒。一个很文雅的人。在你看到即兴喜剧(22)演员的侧面之前，你是见不到这个讽刺作家的真面目的。这就是可笑的地方。从正面来看，他是个大情人。乌黑眼睛，如此等等。他的年轻的以色列妻子像火山熔岩。外教人梦想中的乳房肥大的犹太女人。又粗又黑的一头卷发——他的头发留长后的女性化。你可以用它来擦亮锅子。他们告诉我，她在拍关于《圣经》的那部巨片时，抢了创世主的戏。这样一边是他们两位，一边是我和霍普。由此，”他说，再一次轻轻地把双手放在肚子上。“我知道他在朋友面前滑稽地模仿过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巴黎碰到他。他刚刚在巴黎大学讲了一次学，听众座无虚席。据说他听到我的名字时说我是‘完人——给人的印象同他对别人的印象一样平常’。”

“你不怎么喜欢他。”

“我不是搞这一行当的。‘喜欢人’常常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行当。但是你对他写的书评价很高，这是对的。也许不合我的胃口，这种种面对面的虚荣。但是他写作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一匹慧骃(23)拍打马蹄来显示他的优越。而是像约翰逊博士(24)吃鸦片——他的一生的病使阿勃拉伐纳尔飞翔。说实话，我钦佩这个人。我钦佩他坚强的神经系统。我钦佩他对第一排座位的热衷。美丽的妻子，美丽的情妇，赡养费高得像国债，北极探险，前线报道，与名人为友，与名人为敌，精神崩溃，公开讲学，每隔三年出一本五百页厚的小说，而且就像你说的，仍有时间和精力来用于自我陶醉。他小说中的彪形大汉必须那么魁梧，才能使他有什么东西可以考虑考虑来与自己竞争。喜欢他？不。但是印象深刻，是的。绝对的。在自我领域里，那可不是去野餐。我不知道那个人什么时候睡觉，不知道他究竟睡不睡觉，除了他与我一起喝那杯酒时的几分钟以外。”

屋子外面，像个默片摄影棚，他们把床垫里的棉花喂到一只鼓风机里去，人工制造出一场大雪来。大片的雪花飘过玻璃窗，我甚至能听到雪片撞击玻璃的声音——还有什么人在厨房忙忙碌碌的声音——我记起了洛诺夫的妻子要求把她遗弃，心里就想，要是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春日，这个请求会不会这么彻底。“我想我该去叫出租汽车了，”我指一指手表，“还赶得上末班公共汽车回去。”

当然，我想的是永远留下不走。不错，霍普在饭桌上大发作时，我一时的确想过回到夸赛自己的小屋里去；但是现在，这场危机似乎已自行解决了，这只增加了我对洛诺夫的敬畏，特别是因为他毫不脸红地称为我自己的那种勇气的东西。要是贝齐发作的时候我能想到采取他的态度那就好了；我应该闭上嘴巴，等她骂够了我，然后打扫掉破杯子，坐下来读另外一本书！为什么我不那样做呢？因为我才二十三，他已五十六？还是因为我有罪，他清白？是的，他的权威，还有家庭生活中的理智和秩序的迅速恢复，很可能是由于这一点。“要了她！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事情！”霍普这么叫道，而洛诺夫的轻易胜利似乎是在于他从来没有想要胜利。

我因为艾米·贝莱特而不愿叫出租汽车，我有点发疯地在希望，她与大学图书馆主任吃完饭回来后，会表示愿意冒风雪开车送我上汽车站。早先洛诺夫在斟白兰地酒时——他全神贯注，像个在洛斯阿拉莫斯(25)用可裂变的五分之一加仑瓶训练出来的酒吧侍者一样——我问过她上哪儿去了。我没有勇气问她的难民身份。但是在饭桌上他说过她是以难民身份到阿西纳学院来的，使我想起了我们幼时住在新泽西州吃饭时常常听到的“欧洲挨饿的儿童”。如果艾米是其中之一，那么我在她身上看到的发育不全的现象就不言自明了，尽管她的成熟是很显眼的，她的美貌有些冷厉。我心里在想，这个有个怪名字贝莱特的黑发难民姑娘很可能是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到的苦难要比挨饿苦得多。

“是的，”洛诺夫说，“你最好叫一辆出租汽车。”

我不是很痛快地站起来准备走。

“要不然，你要是愿意，”他说，“你可以在这里过夜，睡在书房里。”

“不了，我想我真的该走了，”我一边说，一边诅咒自己所受的教养，因为它叫我不要贪吃第二次添菜。要是我是穷人家出身就好了！只是，要是穷人家出身，我，怎么有可能到这里来呢？

“悉听尊便，”洛诺夫对我说。

“我不愿给你太太添麻烦。”

“你一定要走比你留下来更会使她不安。她可能认为全是她的缘故。她一定会那样。”

我假装刚在月亮上吃过晚饭。“为什么？”

“坐下。明天吃了早饭再走，内森。”

“最好不要那样。我不应该。”

“你知道吉米·杜兰特(26)是谁吗？”

“当然知道。”

“你知道杜兰特的一支老歌叫‘你有没有这样的念头，一边想走，一边又想留下’吗？”

“知道。”

“那么坐下。”

我坐了下来——悉听我便，像他说的那样。

“此外，”他对我说，“你要是现在走，你的白兰地酒就都剩下了。”

“我要是走，你的也会剩下。”

“可是，逃脱的犹太人并没有完全脱身。”他对我微笑说。“你不必因为留下来就非把它喝完不可。这可不是条件。”

“不，不，但是我想喝完它，”我说，啜了那天晚上最大的一口酒。他向我举杯，照样画葫芦。

“霍普会非常高兴，”他说，“她喜欢有人做伴儿。她想念她的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在我把她带回到这里来之前，她到波士顿去上艺术学校，最近的火车站要走十六俄里(27)。曼哈顿叫她害怕，但是波士顿是她的莫斯科，要是能搬，她明天就会搬到那里去。她以为我在剑桥会过得很好。但是那些晚宴就够叫我厌烦的了。我宁可同马谈天。”

“你养马吗？”

“没有。”

我喜欢他！是的，对这个没有幻想的人，我的感情是不折不扣的喜欢。我喜欢他的直率、审慎、严格、冷淡；喜欢他毫不留情地筛掉孩子气的、炫耀自己的、永不知足的自我；喜欢他的艺术家的执拗脾气和对几乎一切其他东西的怀疑；喜欢他被掩藏的魅力，这魅力就在他刚给我的匆匆一瞥中。是的，洛诺夫需要说的只是，他甚至没有马可以谈天，但光是这句话就行了，这正在我的心中激起了一个儿子对这个有很高德行和成就的人的女儿式的喜爱，这个人了解生活。了解儿子，而且表示称许。

我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大约三年以前，在费里克斯·阿勃拉伐纳尔面前待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也一样折倒。但是，如果说我没有马上拜倒在他的脚下的话，那是因为，即使是像我那样崇拜作家的大学四年级学生也可以看出，在阿勃拉伐纳尔身上，这种无限的崇敬——至少是一个年轻的男性崇拜者所表示的——是注定得不到回报的。他的一些书是在阳光绚烂的加利福尼亚峡谷的寂静中写作的，洋溢着奔放和大胆的纯真热情，但是这似乎同作家本人很少有关系，他在峡谷中对这个堕落的世界，态度是那么热情，可是一旦他从峡谷里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态度又是那么冷淡。这个作家对于一切形迹可疑、足以致命的角色都感到无法抗拒，其中也包括男女两性的骗子，他们践踏了他笔下乐观的、上当的主人公的宽容的心；这个作家能够在美国的最狡猾的追求私利的人身上找到催眠的神经，使他用自己的生动的话，透露他埋在深处的狡猾的灵魂；这位作家专心致志于揭露“人类的大倾轧”，他的每一段话都可自成一部小说，每一页都像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紧凑，充满了关于疯狂、诱惑、激情、梦想的最新消息，整个人类都燃烧着感情——可是，就是这位作家，你见到他血肉之躯时，给你的印象却是出去吃午饭。

这并不是说费里克斯·阿勃拉伐纳尔缺少魅力。相反，他的魅力像条护城河，河面这么宽，你甚至看不到当初挖河要保护的布满塔楼堞墙的大城堡。你甚至找不到吊桥。他像加利福尼亚本身——你要到那里去得坐飞机。阿勃拉伐纳尔在讲学时有时——那是在芝加哥，我大学里最后一年——得在讲桌前停下来，似乎是要把临时到了嘴边的话咽下去，这话大概是太俏皮了，他的听众恐怕接受不了。他这样做是对的。要是他表现得再狡猾、迷人、聪明一些，我们很可能冲上台去把他生吃了。可怜的了不起的阿勃拉伐纳尔（我说这话一点也不带讽刺意味）——甚至原来要守卫他的内在才华的圆花窗里的东西，本身也太美丽了，以致全世界没有才气的群众和艺术爱好者只觉得他更有引诱力。另一方面，也许他本来就是要那样。显然，要显得伟大，没有简单的办法，至少这是我开始发现的真理。

讲座结束后，我投在门下的那位教授请我去参加教员俱乐部的招待会。我们好不容易冲破了仰慕者的包围圈，教授把我介绍给了他，说我就是明天上午阿勃拉伐纳尔慨允参加的班上要讨论的小说的作者。从照片上来看，他的脸上有一种专横傲慢的神情，因此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样子是这么兢兢业业，也没有想到他的脑袋安在他六英尺高的魁梧的身躯上足足小了一号半。在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们中间，他使我想到了一座无线电铁塔，塔顶上亮着一盏小小的红灯，警告低飞的飞机不要挨近。他身穿一套价值五百元的丝质衣服，系着一条酱红色的绸领带，脚上穿着一双擦得亮晶晶的系着流苏的狭长黑便鞋，但是一切重要的东西，一切造就魅力、欢笑、他的著作和精神崩溃的东西，都紧紧地装在顶上——悬崖峭壁上。这个头部只有日本的技术人员用他们制造微型产品的本领，才会设计出来，然后交给犹太人去装上毛毯商人的逐渐稀薄的黑发，随时窥测形势的黑眼睛，热带鸟类的钩形鼻。上面是个完全闪族化的小半导体，下面是高级的衣服——而整个印象仍是某个人的替身。

我心里想，在小说里，似乎没有东西能够逃过他，那么怎么他到了这里，人又不在这里呢？也许因为他受到的进攻太多了，他不得不把自己对外界关闭百分之九十，为了避免爆炸。不过我又想，也许他只是出去吃中饭。

阿勃拉伐纳尔出于礼貌，握了一握我的手，正要转过身去，同样出于礼貌握另一个人的手时，教授又说了一遍我的名字。“当然，”阿勃拉伐纳尔说，“N.祖克曼。”他从西海岸来的飞机上读了我的小说的油印稿，安德丽亚也读了。“亲爱的，”他说，“这位就是祖克曼。”

唉，打从哪儿开始呢？安德丽亚也许只比我大五年，但这是很好地利用了的五年。她从萨拉·劳伦斯女子大学毕业后，显然在伊丽莎白·雅顿(28)和亨利·本德尔(29)那里继续受教育。我们大家都知道——她的名声先于她本人之前——安德丽亚的父亲曾经是罗斯福第一届政府里年俸只拿一元的人，母亲是卡拉·彼得森·朗博，俄勒冈州健谈的自由派国会议员。她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为《星期六晚邮报》杂志写了她的人物访谈《权势人物》中的第一篇，这个连载最后收了集子，成了她的一本畅销书。无疑（眼红的人很快就指出），家庭关系帮了她的大忙，但显然，是安德丽亚本人的在场，才使得这些忙碌的权势人物滔滔不绝地谈话，因为安德丽亚是个像水蜜桃一样的女人。的确，你觉得要是你挤一挤她，你就可以喝到满满一杯令人清脾爽胃的健康的安德丽亚汁当早饭。

当时，她同阿勃拉伐纳尔同居在他筑在太平洋边上帕利塞德斯山上的别墅里，离他的朋友和导师托马斯·曼(30)的家只有几里远。（“人类的大倾轧，”托马斯·曼在献给《烫得正好》德文版的赞不绝口的序言中这么称呼阿勃拉伐纳尔的主题。）在阿勃拉伐纳尔最近一次离婚（和谣传的感情崩溃）之后，安德丽亚来为《星期六晚邮报》的连载文章进行采访，据横贯大陆的文学界的传说，来了以后就没有离开过。还传说阿勃拉伐纳尔不仅是第一个被提名为美国的权势人物的文人，而且也是第一个使安德丽亚接受了他的追求的权势人物。我本人却想，安德丽亚会不会是第一个使阿勃拉伐纳尔接受了她的追求的记者。他看上去更像是个需要引诱才能成奸的人。

“终于见到你了，真是十分高兴，”安德丽亚说，精神抖擞地握了一握我的手。握手的精神抖擞同她丰腴柔嫩的外表适成反比，但讨人喜欢。她的脸是鹅蛋形的，表情温柔，但她的握手似乎在说，“请不要怀疑，我就是魅力无边的女人。”这点我毫无异议。这，我在看到她之前的一个月已经相信了，那是我们为了定旅馆房间交换信件的时候。我作为大学讲学委员会的学生代表，根据她的指示，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在附近最勉强够得上称为一家大饭店的温德米尔预定了一个房间。“阿勃拉伐纳尔先生和朗博小姐？”旅馆职员问。“他们是夫妇吗，先生？”这个问题，请注意，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问我的，所以当时我编了一个谎来回答他，免得我的英雄招来流言蜚语——“阿勃拉伐纳尔太太是位著名的记者，这个当然是她的职业上的名字”——那时我心里明白，朗博小姐的波希米亚式的大胆作风的最终结果，将是我没有得到学位就被大学开除。

“我喜欢你的小说，”她说，“很好玩。”

我板着脸感谢这个胸脯高耸的女人对我的睿智的恭维，她长着一张鹅蛋脸，肤色白皙，像个挤牛奶的女郎，握起手来却紧紧的像个年轻人一样自信。与此同时，阿勃拉伐纳尔把我传给安德丽亚去处理以后，自己就被我们的另一位教授介绍给一簇研究生了，他们怯生生地等在他们的教师旁边，想向作家提严肃的问题。“唉，”我听见他煞风景地轻笑一声，“我这些日子里没有工夫考虑‘影响’——安德丽亚叫我忙不过来。”“费里克斯，”她则在对我说，“对这小说也着了迷。你应该看到他在飞机上的那样子。他一直仰天大笑。你打算送到哪里去发表？也许费里克斯应该同——”她提到一个名字。这人是克内贝尔，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以前只在大学文学季刊上发表过小说的人来说，要是她说“酒会以后我要回旅馆酒吧里去采访铁托元帅——那时费里克斯就可以从休息厅里升到天堂去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讨论你那篇有趣的油印小说。我们是在西伯利亚认识的，那时费里克斯和我在访问监狱。”其效果也不会更加令人感到意外。我在背后什么地方听到阿勃拉伐纳尔在回答研究生的另一个严肃问题。“异化？哦，”他说，又是那么轻轻一笑，“让别人去异化吧。”就在这个时候，安德丽亚告诉我，“他明天晚上去纽约见赛——”（赛就是克内贝尔，就是我过去多年来如饥似渴地嗜读的纽约知识界季刊的二十年老编辑。）

第二天阿勃拉伐纳尔参观了我们的高级写作班，由作风大胆的安德丽亚陪同，这使那些只愿为艺术而生活的人们感到意外。她容光焕发、目中无人地坐在第一排中间（还有她的白色的毛衣，她的来自农村天堂的金色头发），使我想起了半辈子以前的十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像一个按捺不住的囚犯，坐在斜面的书桌面前练习书法，这时世界棒球联赛的实况正在向美国每一个加油站的破收音机广播。就是在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厌恶教室和教师、恨不得整个校舍着火烧光的顽皮的笨学生心里为什么会那么难熬。

阿勃拉伐纳尔双手插在裤兜里，随便地靠着教授的讲桌，用不是太露骨的钦佩口气，谈到我的小说，多半是用他的笑声来为它辩护，反驳那些正统福斯特派的批评，他们认为我的叙述者是“扁平的”，不像他们在《小说面面观》中读到的人物那样是“丰满的”。但是在那天，我对这种种吹毛求疵都没有听进去。只要那些笨蛋说到“丰满的”，我就想起安德丽亚。

课后阿勃拉伐纳尔邀我到附近的小饭馆去喝一杯咖啡，同去的还有安德丽亚、我的教授，和社会学系的一个成员，他是阿勃拉伐纳尔年轻时代的一个老朋友，一直等在教室门外要给阿勃拉伐纳尔一个重叙旧谊的拥抱（这位作家一边后退一边还是落落大方地接受了）。阿勃拉伐纳尔是亲自提出邀请的（我后来如此写信告诉我的父母），第一次说了一句听来像是真的很同情的话：“他们是帮不好惹的家伙，祖克曼。你还是来输一次血吧。”我以为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他要把我的小说拿到纽约去给赛摩·克内贝尔看。我有一百个理由感到飘飘然。当他告诉我去给我输血时，我记不得以前曾经感到过自己是这样一个丰满的人物。托马斯·曼为他做的事情，他现在要为我做了。文学史正在创造之中。安德丽亚也在那里，把这一切都记载下来传给后代，这真是件幸事。

但是在喝咖啡的时候，阿勃拉伐纳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只是把他长长的、消瘦的身躯靠在他的椅背上，穿着一身上课时穿的衣服：淡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浅紫色的套头毛衣，开司米粗呢上衣，质地看上去像一只猫一样的光滑，可以抚摸。他的双手和双腿都文雅地交叉着，让他的活泼的年轻伴侣代表他说话：大半是关于费里克斯的老父，洛杉矶一个油漆匠的生动、好笑的故事，还有他用两种语言混合起来讨她欢心的话。甚至那位社会学教授也给征服了，虽然根据校园里的传说，我知道他是阿勃拉伐纳尔好打官司的第一个妻子的好友，很不满意这位作家对她的态度，首先是在生活中，其次是在小说里。此外，据说他也不赞成阿勃拉伐纳尔对一般女人的态度，尤其是，他认为像他那样有声望的作家不应该让《星期六晚邮报》杂志发表关于自己的文章。但是现在这位社会学教授却提高嗓门想要安德丽亚听到他的讲话。他在小的时候也是费里克斯父亲怪话的崇拜者，他现在要大家都知道。“‘那个家伙，’”社会学家大声道，学着老阿勃拉伐纳尔的腔调，“‘他已经不在世了——可怜的家伙自死(31)。’”要是阿勃拉伐纳尔也认为那位退休的油漆匠一辈子讲怪腔怪调的英语这么令人难忘，他并没有表露出来。他在听安德丽亚讲故事的时候，态度表现得那么文雅、自信、有礼，使我对此有所怀疑。在外表上，阿勃拉伐纳尔怀念洛杉矶时代的感情并没有外露的痕迹，这种感情的流露他留给了他小说的读者，他们爱他儿童时代那个充满感情的世界，好像这是他们自己的世界一样。他本人似乎宁可从远处往下看我们，像只美洲驼或骆驼。

“祝你走运，”这是他们站起来去赶纽约火车时他对我说的话——安德丽亚说得更少。这一次，因为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了，她把我的手握在她五根柔软的手指里，但是神话里公主握手给我的感觉，与教员俱乐部酒会上的军人握手没有什么两样。我想，她已忘掉克内贝尔了。也许她已告诉了阿勃拉伐纳尔，以为他会处理这件事的，而他却已忘了。也许她告诉了他，而他却说：“别去管它。”看着她挽着阿勃拉伐纳尔的胳膊离开小饭馆——看着她到了街上为了要在他耳边说句话而踮起脚尖时头发擦到他的肩膀——我终于明白，在他们头天晚上回到温德米尔饭店以后，除了我的小说，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

这便是我为什么从夸赛把四篇已发表的小说邮寄给洛诺夫的原因。费里克斯·阿勃拉伐纳尔肯定不想要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

九点不到，洛诺夫看了一下他表上的时间，就喝干了最后一滴白兰地，这一滴酒留在杯底已有三十分钟了。他说他一定得告退了，但我仍可以留在起居室里听音乐，或者，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到他书房中去，那是我今晚睡觉的地方。在灯芯绒的床罩下，书房里的卧榻已经铺上了干净的床单。毛毯和枕头在壁柜的低层，干净的毛巾在楼下洗澡间的壁柜里——他请我不必客气，尽管用那斜条的毛巾，因为它们用的次数最少，洗淋浴后擦身最好——在壁柜里，在第二层靠里边的地方，不定期有一支塑料匣还没有启封的牙刷和一管新的伊巴那牌小管牙膏。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谢谢你，什么都不缺了。”

他站起来的时候咬了咬牙——腰部风湿痛，他解释道，那是因为那天句子颠来倒去得太多了——然后说，他晚上还要读一会儿书。任何一个作家的书他如果不是连续几天读，每次一口气读三小时以上，他就感到有点对不起这位作家。不是这样的话，尽管他做笔记、划线，他就接触不到那本书的内在生命，还不如不读。有时，他不可避免地中断一天，他就要回过头去，从头读起，否则他就老是忐忑不安，因为做了一件对不起一位严肃作家的事。

他把这些想法告诉我，其一丝不苟的口气，同他指点我找牙膏和毛巾的地方时一样：一个态度直率、言辞通俗、毫不夸张的洛诺夫似乎与一个讲究衣着的商场经理洛诺夫作为对没有文化的世界的正式代表轮番出现。

“我的妻子认为这是个严重的毛病，”他又说。“我不知道怎样休息。很快她就会叫我出去，痛痛快快玩一玩。”

“不会这么快，”我答道。

“别人把我当傻子，”他说，“完全是有理由的。但是我没有这样的福气。不这样，我怎么能够读一本真正有深度的书呢？为了‘消遣’？只是为了——叫我入睡？”疲倦地——从他疲倦的、暴躁的口气中，我觉得他是准备上床了，而不是再花一百八十分钟全神专注于一位严肃作家写的一本有深度的书的内在生命——他问道，“不这样我怎样安排我的生活呢？”

“你愿意怎样另外安排？”

唉，我终于做到了，我终于从发木的忸怩和愚蠢的过分认真中解脱出来——从偶尔企图学洛诺夫的方式讲一两句俏皮话中解脱出来——向他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十分希望听到的。

“我可能愿意怎样另外安排？”

看到他站在那里极其认真地考虑我的问题，我感到十分兴奋。“是的，如果可以照你的意思，你现在会怎样生活？”

他按摩一下他的后腰说：“我现在就会住在佛罗伦萨郊外的一幢别墅里。”

“是吗？同谁在一起？

“同一个女人，当然。”他毫不犹疑地回答，好像我是另外一个大人。

因此，我就像个大人似的又问他：“这个女人，她多大？”

他俯身向我微笑。“我们俩都喝得太多了。”

我给他看我的杯里还有足够的酒可以摇晃一下。

“为我们。”他说，这次也顾不上用手指提起裤腿上的折痕，就有点随便地落座在椅子中了。

“请便吧，”我说，“我并不是要留你在这里妨碍你读书。我一个人待在这里也很自在。”

“有时，”他说，“我很想有那么一天，我已读完了我要读的最后一本书。最后一次看了一眼我的手表。你以为她该多大？”他问。“在佛罗伦萨的女人。你作为一个作家，猜猜多大？”

“我以为你得在三十年后才要我猜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说三十五岁。你觉得怎样？”

“好吧，要是你这么说。”

“她三十五岁，她会使我的生活过得很美好。她会使我的生活过得又舒服，又美好，又新鲜。她会在下午开车送我到圣吉米尼亚诺去，到乌菲兹去，到锡耶纳去。在锡耶纳，我们去参观大教堂，在广场上喝咖啡。在早餐桌旁她在漂亮的晨袍下面穿着长长的充满女人味的睡衣。那是我在旧桥边一家铺子里给她买的。我将在一个阴凉的石块盖的屋子里工作，有法兰西式落地窗。花瓶里插着鲜花。是她剪好，放在那里的。如此等等，内森，大体上按这个情调。”

大多数人都想返老还童，或者做国王、后卫球员、亿万富翁，而洛诺夫似乎只要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和一年的国外生活。我想到阿勃拉伐纳尔、那个摘果子的工人和以色列女演员——“像火山熔岩”——她是阿勃拉伐纳尔的第三任妻子。想到那个丰满的角色安德丽亚·朗博。安德丽亚如今浮沉在谁的海洋中了？“要是就这么一些……”我说。

“说吧。我们是在醉后说胡话。”

“如果就这么一些，听起来并不太难安排。”我听见自己在这么告诉他。

“哦，是吗？你知道有哪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寻求一个五十六岁的秃顶老头儿，陪他到意大利去？”

“你并不是一个一般的五十六岁的秃顶老头儿。跟你到意大利去，同跟别人到意大利去不一样。”

“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为了一张屁股我得付七本书的代价吗？”

这突如其来的粗话倒使我一时觉得好像我才是个胸口插着鲜花的商场经理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这种事情常有，这种事情发生过……”

“是的，在纽约，你一定看到很多。”

“在纽约市，没有一个写了七本书的人会如此去交换一张屁股。那是你写了两行诗就可以换到的东西。”我说起来好像很懂行似的。“我的意思只是你并不是想弄个后宫。”

“就像那个胖太太说那件圆点衣服，‘这衣服很漂亮，但不是洛诺夫。’”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不是？”他有一点讥嘲地重复道。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能是？”

“为什么应该是？”

“因为——你要。”

他的回答：“不是个充分的理由。”

我没有勇气再问：“为什么不是？”要是醉了，仍不过是醉了的犹太人。我相信，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进了。结果我是对的。

“不，”他说，“你不能只因为在喝早餐的鲜果汁的时候要看到一张新面孔，就在三十五年以后把一个女人赶出去。”

一边想着他的小说，我不由得寻思，他恐怕从来没有向她吐露过，或者向他的孩子吐露过，据他先前告诉我，他的孩子在他们没有离家以前曾经使他散过心，给他的生活带来过一定的乐趣。在他的七本小说集中，我想不起有一个主人公不是一个单身汉、鳏夫、孤儿、弃儿，或者一个不是十分情愿的未婚夫。

“但还不仅仅是这个，”我说，“不仅仅是一张新面孔……是不是？”

“什么呢？床？我有床。我知道我的怪癖。”洛诺夫说，“和因此而得到的好处。”这时他突然结束了我们的醉话。“我还有书要读。我告辞以前，把怎样使用唱机告诉你。我们收藏的古典唱片很精彩。你知道怎样揩唱片吧？这里有块布——”

他颤抖着地站了起来，慢慢地，颤巍巍地，像一头大象。他的所有固执脾气似乎都消失了，不知是由于我们的交谈，还是由于他的背痛——还是由于他的怪癖而耗尽——我不知道。也许每天都是这样结束的。

“洛诺夫先生——曼尼，”我说，“在你去睡之前，没有旁人在场，我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吗——关于我的小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完全懂得了你所说的关于‘动荡’的话。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并不是想抓住一个词，但是出于你口中的任何一个词——我想一定要做到我是懂得的。你读过我的小说，我已是够高兴的了，我到现在还感到奇怪，你竟邀请我来做客，现在还要过夜——这一切本来都应该已经够了。的确是够了。还有你的敬酒”——我感到我的感情又冲动起来了，像以前在父母注视之下接受我的大学文凭的时候一样，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异——“我希望我能无愧于你的期望。我不是轻率地说这话的。但是关于这些小说本身，我想要知道的是，你觉得它们有什么毛病，你觉得我可以做些什么——能写得更好一些？”

他的笑容是多么慈祥！甚至是在揉腰的时候。“毛病？”

“是的。”

“你瞧，我今天早上告诉霍普：祖克曼的声音是我这些年来所听到的最有吸引力的声音，以一个初出道的人而言，肯定可以这样说。”

“我有那样的声音么？”

“我不是指文风——”他举起一只手指以示区别，“我是指声音：那是发自膝盖后部一直达到头顶上面的东西。别太担心‘毛病’。继续写下去。你会到那里的。”

那里。我想具体设想一下，可是想不出。到这里，已经费了我的大劲了。

我今天早上告诉霍普。

这时他扣上了上衣的扣子，整了整领带，看了一眼手表，那一眼是每星期天使他的妻子感到扫兴的一眼——然后着手日程上的最后一项。开电唱机。原来我的问话打断了他的思路。

“我要给你看，如果唱臂在唱片放完了以后不回到原地去该怎么办。”

“对，”我说，“的确需要。”

“这机器最近有点不听使唤，没有人能把它拾掇好。过一阵子它自己好了，过一阵子不知怎地又坏了。”

我跟着他到电唱机前，想的不是他收藏的古典唱片，而是我膝盖后部发出来的声音。

“这是音量，当然。这是开，这是关，你一推——”

我这时明白了，就是这种极其审慎的作风，这种令人恼火的、一丝不苟的对每一个细节的注意，使你成就伟大，使你继续前进，使你渡过难关，而如今却在拖你的后腿，在洛诺夫的电唱机的不听话的唱臂面前同他一起站着，我第一次懂得了这个著名人物：他这个人，他的命运，他的作品——都是一体的东西。多么了不起的一个胜利！

“还有，”他提醒我，“要是你记住先揩拭一遍，不论对唱片，还是对你自己的享受，都是最好的。”

唉，这样啰啰唆唆，这样婆婆妈妈！真是商场经理的化身。要从有这样的不幸的身上产生他那样的小说的幸事来——“胜利”一词是不足以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