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和平(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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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韦斯特波特

“你知道,宝贝,如果出现我的名字,杂志会卖得更好,杂志社的老板一定要这样做。如果我和你一起签名,他就多给500美元。”我不假思索,我信任他——我想我爱他,爱得那么天真,以至于“爱”这个字眼今天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用来指我们之间那么缺乏爱的关系——我也想要钱啊,但不想报复,不像他,想到自己曾是个穷孩子,混迹在富人当中,心里就酸酸的。他父亲是个窝囊废,甚至连卖肥皂都不合格,被那个庸俗的洗涤商当做是一条狗。(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俩走到了一起,使我们那么渴望快乐和征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我们的父辈太让我们蒙耻了。那个法官太老了,太烦人了,太缺乏魅力和能力。每天晚上7点半就睡觉,一年到头天天如此。我的朋友和向我求爱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直以为他们在背后嘲笑我。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乞求什么,希望什么,他是否有遗憾,有什么小小的愿望,有掩饰起来的伤口,甚至连那种秘密也不能使他吸引我。)

我最初的小说将以我们两人的名字在报刊上发表:

《我们的影后》

现代故事

司各特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著

后来,有人悄悄地忘了——可这迟早会发生——在文章底下署上我的名字。“2000美元,我的宝贝,我无法拒绝。我很难发表这个故事,你知道。只有《芝加哥周日报》的那些混蛋愿意……条件是,我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们不再给他们任何东西了,好不好?”他们说这是父爱。Let’s father the story on him.[33]根据神权,写作是男人的权利。母爱这个词的意思无非是生育和抚养后代,打他们的屁股,在他们的作品不足以传世的情况下,让他们的后代来继承他们的姓氏。

继《芝加哥周日报》的那帮混蛋之后,还有《星期六晚邮报》的那帮无能者:问题出在编辑部的秘书身上,那家伙可能是初出茅庐,愚蠢地把泽尔达改成了弗朗西斯·司各特。“天哪,这是天大的谎言。”司各特也承认。我说:“这是出版史上最幼稚的行为,最惊人的改动。不是吗?”他说:“啊,宝贝,别这样看着我,坐下,喝一杯,今晚我可不想吵架。行行好,宝贝。”我没有吵架,只是停止跟他说话。我沉默了两年。但愿我能把我的笔记本藏起来。侵占者感到自己被侵占了。(啊!他可能一直在到处寻找:藏东西的地方每个星期都换,正如法官所说,我很会藏东西。)

但今天晚上,已经为时太晚,尽管他喝醉了酒糊里糊涂,但他知道了这一点:我的小说会出版的,他无法再像12年前那样加以制止了。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他不让纳唐出版社在我喜欢的《时髦人士》杂志发表日记。我本来很想知道他是否喜欢我的文章。然而,当他抛弃了我的身体的时候——性不是他擅长的项目——我的私人日记通过联姻成了他的肉,他毫不留情地啮咬它:没有那些笔记本,他的第二本小说会是一个空信封。

在分配心理寓言的角色时,他们这样要求我:“你来扮演妒忌。”但现在妒忌的是他,我英俊的丈夫,我的吸血鬼,他看到我用自己的翅膀飞翔,气愤极了。我很快就要靠自己的钱生活了。我的一个中篇明天就要发表在克里姆林宫杂志上(我又想起了过去那个玩笑,人们把它叫做“斯克里布纳的杂志”[34]),拿到1253个美元。小说的题目叫做《愚蠢鸳鸯》。司各特对此一无所知。问题是:我要等他酒醒的时候把报纸塞到他的鼻子底下,还是乘他醉酒的时候加剧他的仇恨,让他也失败一回?答案是:你什么都不会做,你会把杂志藏起来——甚至在读过之后把它扔了。那就行行好,让大家和平一阵吧!

在写以上这段话的时候,我又回想起自己当少女的时候,曾在妈妈写的一个芭蕾中跳一个女疯子的角色。蒙哥马利大剧场的舞台上张起了黄色和黑色的华盖。明尼替我改了一件衣服,绣着黑色和金色的花边,下面缝着小小的钟状花。《蒙哥马利导报》认为我演得非常出色。那是在我成功的时候。我就是蝾螈。铃声已经发出了警告

我说这些,是为了笑一笑。笑一两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