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医生在座位上前倾身体，肯定地说：“这对我来说可以理解，不用害怕。”

“你可以理解？”我问。他能理解让我觉得安慰，如果他能明白，我就不孤独了。

“是的。”

我们又静默了一会儿：“这没什么可怕的吗？”我问，我正在等待着再一次确定的答案。

“是的。”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萨默医生说：“我们谈谈今天早上吧，在你惊恐发作之前有什么感觉？”

“我看到我被父亲强奸时，就会惊恐发作。”我跟他说话时，可以感觉到自己突然变得平静而疏离。

“你是不是正在分裂中？”

“是的，但是我很难回去，萨默医生，那里又可怕又痛苦。”

“让我们试着压制这些记忆，直到下次会面。如果你觉得安全了，我会让你深呼吸，闭上眼睛，然后我们用催眠在你脑中创造一个容器，把你的那些记忆、感受、情绪和想法放在里面，直到下一次会面，这样可以吗？”

虽然我没有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同意了。我信任他，我想远离那些痛苦，我想变得快乐起来。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跟随萨默医生的指令：“闭上你的眼睛，你感到眼睛越来越沉，关于这次事件的感受、情绪和想法都集中在一起，它们集合完毕后，说好了。”

我可以感到头脑中被强奸的画面、想法和情绪变成了彩色的，我可以感觉到它们都集中在意识的中心，我轻轻地说：“好了。”

“很好，我们现在想象出一个容器：一个又大又圆的容器，它大到足够容纳所有的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你看到它了吗？”

“是的。”我想象着一个大大的黄色工业垃圾桶，上面贴着“危险物品”的标志，还有锁链和挂锁可以锁住它。

“我们打开它，然后把那些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都放进去，放好后，说好了让我知道。”

我头脑中想象着3岁的奥尔加把黑色的垃圾袋放进那个容器里，它们都装进去之后，我温和地说：“好了。”

“好的，把所有的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都放在里面后，盖上盖子，然后把容器锁上。做完就说好了。”

我看见奥尔加关上盖子，跳到容器上面确定它是否盖上了，然后锁上挂锁，说：“好了。”

“很好，这些容器里的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会在我们下次面对面前五分钟才能开启。当我从三数到一时，你就回来，我说睁开眼睛时，你就像平常一样醒来。三，二，一，睁开眼睛。”

我睁开眼睛时觉得稍微好了一些，虽然疲惫，但是轻松了不少，无法诉之于口的压力和情绪带来的沉重伴随我几个星期了。我现在说出来了，觉得轻松一些，我挣扎了几分钟，告诉萨默医生我可以回去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然后表示同意。我与他握手并且向他道谢，我记得他温暖的手掌，带着理解的微笑，说：“今天要好好照顾自己。”

回到家里，我换上运动服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可以让我分散注意力，让我远离关于工作和大卫的那些担忧。我不再想今天的咨询，大卫回家后做好了晚餐，我开始告诉他这次咨询中我记得的事。他认真听着并且提出一些问题，我也努力回答他。

我和大卫在沙发上吃了晚餐，之后他洗了碟子，我整夜都坐在沙发上。我们应该好几个月没有回卧房睡觉了，回房间和大卫也无事可做。咨询开始后，只要在床上，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自己房间被伤害的场景。那些画面会冲上意识让我失控，我会惊慌地醒过来，所以我睡在沙发上，大卫不想我一个人，他睡在客厅的地板上。如果我被回忆惊醒，他总会马上出现安慰我的那些恐惧与疼痛，提醒我现在是1994年。我记不清我们像这样在客厅里睡了多久，至少有半年的时间了。

几周时间过去，我学习着分辨分裂状态。我知道那些是我的回忆，我让自己接受那个被虐待的人就是我，恐惧依然会浮上来。我依然对帮我从童年中生存下来的复杂的处理系统知之甚少。我的意识并没有强大到让我拼凑起所有的部分，我知道得很浅显，我并非完全清醒，我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我需要慢下来，就像萨默医生的口头禅那样：慢慢来。

我的某些部分已经准备好出来说出发生的事情，但是另一些部分甚至不想让我知道它们的存在。我明白如果某些部分之间发生冲突或者不喜欢我做的事情时，我就会疼痛惊慌。萨默医生鼓励我注意那些部分并且解决她们带来的问题，但是也要控制她们，尽量做好自己的日常工作。

理智上我都明白，就像我明白地球是圆的，重力是正常现象一样。但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能理解萨默医生之前告诉我许多次的话：“为了从暴力的童年中生存下来，你创造了不同的部分保存那些信息，让暴力远离你。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些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有许多不同的你自己。”

我总是问怎么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这么多事，他回答道：“你的大脑在保护你，你可以富有创造力又聪明，并且有很强大的适应力。”萨默医生很擅长重新解构事实，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用诊断术语，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疯了或者残疾了，我只以为自己聪明又强大，我那些了不起的部分让我发展成了一个合格的人，能够交朋友，学业成绩和体育都还不错。

这一次，我了解到了自己的症状，萨默医生告诉我：“因为你经受的暴力和创伤，你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以前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DID是一组分裂性疾病，你创造出不同部分，在严重的创伤中保护你。从你的立场来讲，你可以有一个中心的‘你’，这个中心的你可以察觉到你不同的部分，你不同的部分也可以知道其他部分，并且相互交流，这被称为并行意识。”他给我看了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

那些诊断并没有让我很吃惊，关于我的症状，我们已经讨论了许久。我觉得有一堆人在我的身体里，每个人都在说话：一个人想让我去看电影，另一个人想让我待在家里。用“一部分”这种词让我觉得还算正常，我知道我分裂出的各个部分让我看上去有些不同，我知道自己的意识并不是完整的，也知道某些用西班牙语表达的想法跳出脑海不太正常，我知道大多数人不会在安全的情况下觉得害怕或者呼吸困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称这些症状为DID.

萨默医生说到以前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时，我既震惊又害怕，像女巫一样吗？我像是《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of Eve）里的女主角一样吗？我有些头晕，我的身体里到底有什么？一个疯子？我是什么？我很害怕，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有心理疾病。听到这个诊断时，我不再认为自己又聪明又有创造力了，虽然萨默医生一直努力想让我明白，我发展出了惊人的适应力和存活技巧，但我已经不再那么想了。

我很害怕，也很羞愧，“多重人格障碍”在我脑中回荡着，我想着人们会以各种方式嘲笑和排斥患多重人格障碍的人：他们被锁在精神病院，他们是真正的病人。我不要成为别人的笑料，我是一个律师，我在美国司法部工作。我想得越多，就越绝望，如果我的领导知道了怎么办？他们会对我进行安全调查，我会失去一切。我的领导可以看到我的医疗记录，为了申请美国残疾人福利，我已经提交了所有医疗记录，无论如何，他们最后都会发现的。他们会怎么做？工作上的同事看上去很尊重我，我在这个位置上太年轻了，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们现在会怎么对我？

我的朋友们现在会不会不理我了？我已经被官方证实为“疯子”。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会伤害他们的小孩？这个念头让我崩溃，我被各种各样的恐惧震慑住了，它们通通都浮了上来：大卫会怎么做？他会怕我吗？他会离开我吗？我不可以没有大卫。我很害怕失去我努力得来的一切，那些让我觉得舒适安全的东西。这不是我的人生，这不是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