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林斯基女士回答道：“我明白单独抚养三个孩子很困难，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她把一张写着自己电话号码的纸片放在咖啡桌上。

“谢谢，我会的。”当然，母亲永远不会打这个电话。

“很高兴认识你，布兰卡。你女儿是个很聪明的好学生，我和其他老师都很喜欢她。我们会一直多关注她，确保她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帮助。”母亲再一次感谢了索林斯基女士，并且送她出门。我听着索林斯基女士说的话，觉得自己某个部分正在保存着她说的那些话。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与弗兰克说过话或者跟着他去什么地方。他消失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在人多的公众场合或者公交车上，我会越来越疏离人群。即便我希望弗兰克是唯一一个发现我软弱可欺的性侵害者，但是这样的事在我的中学期间发生过好几次。值得庆幸的是，利兹和我的老师们让我参加一些社团或者小组活动，还会给我留一些作业，这会让那些人少有机会靠近我。

在老师和利兹的鼓励下，我的运动和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同时，我也擅长演讲和新闻写作。这些人不仅仅是在我知道的情况下照顾我，同时也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在索林斯基女士的鼓动下，几个老师为我提交了州立大学全额奖学金的申请。

我也是年级八百人之中选出来的三个代表毕业生演讲的人之一，虽然母亲和哥哥们没有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但是利兹那天请假来学校坐在我家长的位置上。我演讲的内容是关于梦想、希望以及未来要面对的挑战，对于未来，我有太多的期许。那个秋天，我拿到州立大学全额奖学金，开始了大学生涯。

我依然每天回家与母亲住在一起。那时艾利克斯已经在入伍名单上，麦克住在学校宿舍，所以在家时，我觉得稍好一些，不再那么焦虑。母亲明明知道哥哥们整个中学时期一直侵害我，但是她没有保护我，这时我发展出一个部分，里面充满了对母亲的憎恨、愤怒，并且对她的态度变得生硬冰冷起来。我从小被教育，成年的子女对已经老去的父母有照顾的责任，显然母亲也是如此期望。但我每天在家和学校之间往来，对母亲毫无感觉。我尽量不在家，在外面做了两份兼职。

大学的第一天是注册日，混乱拥挤的场景险些让我失控。我跟随着学生们的长队走进一个巨大的楼里，所有的人都在兴奋地说笑着。注册课程让我不知所措，各种想法迅速流动着，让我困顿迷惑，进而变得平静麻木，我的脑袋里像塞满了棉花，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思考甚至说不清楚话了。

这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利兹回到学校攻读另一个学位。她拉着我的手臂站在队伍里，我混乱的感受稍好了一些。麻木渐渐退去，我感激利兹给我的友情，我爱她，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

注册桌后面的女士告诉我，我申请的英语系的一门课程名额已经满了，我需要到教授那里申请额外的名额，我崩溃地说：“算了吧，这太难了，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栋楼。”我觉得很挫败，“或许本来这就是一个错误。”

“这种事总是发生。”利兹说，桌子后面的女士也点头同意，“我和你一起去，没事的，你一会儿就知道了。”我慢慢平静下来，觉得有一点儿适应环境了，但是我还是因为脑子里混乱的想法而感到疲惫。我们到达英语系后，教授把我的名字写进名单，我可以参加她的课程了，一切很顺利。

那年，麦克经常回家。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他带着他的朋友哈罗德（Harold）一起来到家里，他跟母亲说他们饿了，母亲很快给他们做了多米尼加黑豆和白米饭，还有洋葱蒜香牛排。这是我们经常吃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吃饭。那天晚上麦克和哈罗德住了下来，我回到房间学习，但是即便是大声读出来，我的头脑还是一直模糊不清，我决定洗澡睡觉。我赤裸地走进浴室，我一直有种害怕和焦虑的感觉。洗澡间的门忽然打开，麦克冲了进来，我大叫让他出去，但是他没有，麦克指挥着哈罗德一起来浴室，我开始感到恐惧，然后离开了身体，我听见母亲把电视音量调高。那晚他们在浴室里强奸了我，他们结束后穿上衣服走掉了。我听见他向母亲道谢，母亲回答说很高兴见到哈罗德。

我站在浴室全身冰冷地颤抖着，我要洗澡。这样的想法在我脑中一遍一遍地转动着，即便我刚刚洗完，这样的想法却一直持续不断。我一直赤裸地坐在那里，直到热水重新出来。再一次洗澡时，我分裂出了许多部分保存着这次被伤害的记忆，我想那应该是“18岁的奥尔加”。我擦干自己却一直处于茫然的状态中，我找到了一瓶不用处方也可以随处买到的止痛药，我拿着药瓶，手分裂成了两个，这时候另一个部分形成了，这部分让我远离生活中的许多恐怖和孤独。就像其他许多部分一样，这个部分也有自杀的计划，我觉得这样的绝望无法停止、无法摆脱，自杀是唯一的选择。我把瓶子里所有的药片都倒了出来，希望这些够用了。

但是当这部分的工作完成了，它就马上关上门，我记不起要吞药的事情了，我变得生硬漠然，一个新的保护壳产生了，它可以让我不再想起麦克说过的那些会保护我、照顾我的话，我不要再关注他。我穿好衣服上床睡觉，半夜会醒来呕吐，我想：我一定是得了流感，我没有吃任何奇怪的东西啊。这时另一个想法突然跳出来：去死吧！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已经没有了关于被侵犯和吞药的记忆了，但是我开始担心自己的课程和与利兹的友谊，然后我穿好衣服直接去了学校。我尽量避免在家里，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学习，利兹很高兴与我一起在图书馆过夜。我说太累了不想回家时，其他的朋友会让我住在她们的宿舍里。

我的阅读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每天都有不同思想家的著作需要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大声读出来；有人在身边的话，我会像索林斯基女士教我的那样在心里大声读出来。两种办法速度都很慢，这些工作和要面对的挑战让我感到很气馁，我一直在为自我怀疑而痛苦。我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完成大学学业？我甚至不能阅读。我看了看图书馆，周遭是各式各样聪明的学生，越来越肯定自己不属于这里。我这么笨，我做不到，我正在浪费公家的钱。这样的想法又快又剧烈，我觉得胸前一紧，头晕目眩，就快要跳出自己的身体了，我只是呆滞地望着自己的作业。

我发现利兹正在桌子对面看着我，她在这儿会让我感到一阵轻松，我把头抵在桌子上放松。利兹来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艰难地集中精神，并且组织语言，我回答道：“我做不了这些，我读不懂正在看的东西，我很笨。”

利兹很惊讶，她从没听我说过对于学业的担心，并且她知道我中学成绩很好。“大学是不一样的，奥尔加。他们会让你读更多书，但是你可以做到的，我知道你很聪明。”我从茫然中抬起头，“你只是需要找到你的方法。”这些话在我心中徘徊：我只是需要找到我的方法。几分钟后，利兹说：“等我们搞定以后，我知道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厅，我们可以去吃点东西。”我高兴起来，她的话让我感到安慰，想着用派和冰淇淋来结束这艰难的一天。

接下来的几周，我一直用利兹的话鼓励自己。为了弥补阅读上的困难，我更加注重教授讲的东西，我的大脑已经创造出一个通过听、说、看来学习的部分，如果有哪里不懂，我就会去教授的办公室弄清楚它的意思。考试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记得哪天讨论了哪些问题，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讲课内容上，我的大脑仿佛就能听到讨论的内容，并且看到板书上的字，就像电影片段一样，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讽刺的是，我能读完中学和大学都有赖于这种超强的记忆能力。我可以在考试的时候重播那些讨论和板书内容，是由于这么多年来保存那些被虐待的画面和声音的碎片导致的。尽管这些记忆被锁在我无法接近的地方，但把画面和过程保存在头脑里的能力成为一种优势。我养成了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和讨论中的习惯，并且一直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磨炼自己的记忆力。

当然，再好的回忆能力也无法在我没有注意听讲或者根本就没去上课的情况下帮我解决问题。州立大学的课程实在太多，有时候我力不从心。从停车场穿过操场来到学校，已经让我很焦虑了，每当我来到教室时，同学们通常都在喧闹，所以我经常逃课。我前两年的大学平均分只有2.5，利兹很惊讶我的分数这么低。我下定决心更加努力，在我大三大四的时候，我每堂课都到，并且总是坐在前排确保自己可以集中精力。这样最后我以平均分3.5左右的成绩完成了学士学位。

尽管艾利克斯很少回家，但是我仍然避免待在家里。母亲白天工作，周六去见托马斯，大多数傍晚以后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朋友，开始想到我。虽然等待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得到了母亲的关注，但是我已经不需要了。我总是用冰冷和防御性的姿态面对母亲，但是看到她的悲伤、孤独和恐惧，我心里那个当父亲靠近她就要保护她的部分就会浮上来，那些“我要照顾她”的房间门会被打开，她总是能把这些部分拉出来。

如果我在家学习，她总是希望我陪她看电视或者买东西。她想我陪她看电影，但却不是那些我感兴趣的电影，像是《日瓦格医生》（Dr.Zhivago）一类。她希望能和利兹或者我的其他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我回绝了她，内心有一种憎恨和苦涩的感觉。

整个大学期间以及工作的第一年间，我都与母亲住在一起。做地方参议员工作时，我决定正式参政，所以我必须去学法律。我被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录取，我告诉母亲要搬走的消息，这很艰难，我依然很爱她，某部分的我依然想要照顾她。母亲哭了，她觉得被抛弃并且很愤怒，然后变得冷漠起来。

告诉她这个消息之后，只要在她身边，我就会头晕目眩，无法思考，我总是想着她，憎恨她和防备她的部分正在与想要照顾她的部分冲突。我艰难地下定决心离开，虽然我无数次听见心里的声音在说：妈妈，对不起，我会留下来的。但是我还是没有说出口。

读法学院的第一年，我全职做参议员，兼职做药房工作和劳动法律师，晚上上课。周末我会学习到非常晚，这里的学生众多并且课业繁重，我没有太多时间睡觉。前几节课时，每个老师发一张座位表，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对应的座位位置上写上名字，老师会宣布：“这是你们这个课程的固定位置，确定你喜欢现在这个位置，以后就不可以变动了。”我马上向前面的位置移动，我知道坐得太远会让我分散注意力。座位表可以让教授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让其回答问题，每天晚上我们都有阅读作业，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同学面前被叫起来回答问题，并且有些教授会将这个过程弄得很尴尬。

这对每个新生而言都很艰难，尤其是我，我害怕不可预测的东西，并且有可能因此而被羞辱。第一天教授跟我们解释这些程序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他会在所有人面前伤害你，我们必须离开这。另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爆发：你不够聪明，是什么让你觉得你可以做到的？许多年来，时常会有许多不同部分同时跟我说话，我已经习惯了。

除了最初的一些挑战以外，其他都很好，比起与母亲住在一起，我更平静了。即便如此，我依然每天与母亲打电话，我不再害怕在她身边会受到伤害，除了忙乱的日程，我觉得放松了许多，也不会经常觉得头晕了。

但是我总是在深夜大汗淋漓地醒过来，我总是做一些奇怪但清晰的梦，我梦见我与不同的男人做爱，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我觉得很困惑，因为那时的我只记得自己还是个处女，我在中学甚至大学期间都没有约会过，我很疑惑自己为什么总是一遍一遍做这样的梦，但是不久之后，这件事被新的困扰，诸如学业和经济问题取代。我担心自己不够聪明，担心教授觉得我来法学院是个错误，担心挂科，担心没钱，担心被开除或者搬回去跟母亲住。为了读书，我办了助学贷款，我欠了这么多钱，这让我很担忧。

同时我内心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担忧，总能有一些想法在脑中飘过：我不知道要去哪，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去陌生的地方不安全，在地铁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可能会有人伤害我。以前我无法抓住这些想法，但是现在我可以思考一下这些想法的意义了。我依然在逃避这些想法，捕捉到这些深层次的担心时，我可能简短地思考一下，但是关于学业和经济上的担忧马上就会浮上来。

上课的第一周，我正在寻找上101法案的教室，法学院的楼道很狭窄，来来往往喧闹的学生让我很不舒服。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开放空间是学生休息室，有一些学生正在等待着晚上的课。从狭窄拥挤的走廊走过来让我很惊慌，但是在学生休息室的感觉会变得不一样。他们看上去都很温和，我喜欢学生休息室的氛围。

我提起勇气去问坐在桌边的人是否知道101法案在哪里上课，其中一个黑发黑眼睛的人温和地笑着告诉我：“在大厅地下，但是现在还在上课，你不能进去。”然后他伸出手自我介绍，“嗨，我叫雷蒙德（Raymond），这是大卫（David）。”他边说边指着身边的人，大卫有些害羞地看着我，他头发是棕色的，发际线有点高，他的眼睛是我见过最亮的眼睛，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原来雷蒙德和大卫也要去上101法案课，我并不知道他就是我要嫁的人，这个男人教会我如何学习，也是我遇到的最温柔的人。

我们一起等待着教室开放，聊了起来。“夜校对我来说很有意义，”雷蒙德说，“日间班竞争太激烈了，夜间班的所有学生都有工作，所以你更有可能在这里拿到比较好的成绩。我想从这开始，拿到前10%的成绩，然后复习法律，转到日间班去。”我对自己很不自信，我想：我要打三份工，我永远不能跟雷蒙德这样的人竞争。在别人看来，我或许有点心不在焉或者茫然，但是我的内心正在努力地想要集中精力。

大卫用温和的声音问起：“你要怎么度过你在乔治·华盛顿夜间班的学习？”我看着他，沉醉在他蓝色的眼睛里。

“我想从政，从政必须要读法律，这是我能读的法学最好的大学。”大卫看着我，认真地听着我说，他看上去对我说的话是真的感兴趣。

“你呢？”我问他。

“我在农场长大，父亲希望我比他好。我学的是化学工程，做了几年工程师，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来读法律。我申请了几家纽约的大学，但是华盛顿似乎更适合。”我认真地听着他的每句话，大卫很有想法，他看上去乐观又精力充沛，对未来的事情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教室开放后，我跟在雷蒙德和大卫后面走进教室，我想和他们坐在一起，但是另外四个朋友来找他们了，我不想看上去很急迫地要挤进他们的群体，所以我坐在他们六个后面。我在人多嘈杂的大课上很容易心烦，但与大卫和雷蒙德简短的谈话之后，我安下心来。从第一节课开始，接下来整年的课程里，我一直与他们坐在一起。

法学院的课程比我之前所有的学习经历都更有挑战性，之前的成功主要来自大量的回忆某个词语在哪一页以及讲课的片段。法律却是我没有涉猎过的领域，讲课内容也不能完全覆盖考试的内容，而我们大多数课程只有一次考试，最后的成绩都由这一次考试决定，我必须努力适应这样的学习环境。

第一周里，我完全不知所措，阅读无法跟上进度，即使我可以读，但依然有许多词汇不懂，因为法律词典很贵，所以我还没有买，只是从图书馆复印一些资料，或者从文中猜测词汇的含义。这是错误的做法，我落后了很多，就101法案这一门课程，每周有三堂课，每堂课就有一百多页东西要读。

开学的一个月后，雷蒙德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和大卫一起学习，我虽然答应了，但是心里却很不确定：我落后那么多，如果他们发现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怎么办？他们要是知道我这么笨，会不会不喜欢我了？我们坐在一起看书，我发现他们并不依赖教科书，他们更多的是在看“大纲”或者“梗概”一类的东西。我们讨论案例时，我只顾着做笔记却跟不上话题，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笨，笨到自己想哭，我脱口而出：“你们怎么已经都弄懂了？”

大卫提醒我，白天我工作时，他们是有时间学习的，然后他拿出自己的“大纲”和“梗概”说：“这里有这些案例的要点，如果你没有时间读完整个案例，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放松下来，问：“我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些书？”

大卫告诉我一家有优惠价格的书店，并且愿意带我一起去。那周，我们去了那家书店后，还去了他们住的地方看书吃披萨。雷蒙德想叫外卖，但是大卫想要省钱，而我根本没什么钱了，所以我们自己做披萨，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全新的体验。那个周末，我学会了怎么用索引、表格和新买的《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

我的大脑很快发展出一部分专用于应付法学院学习的技能，它们学习着集中于重要信息：大纲、梗概以及每个案例的重点。第一年，大卫和雷蒙德拿到了前10%的成绩，而我在后10%里。民事诉讼成绩出来那天，我正与雷蒙德在一起。我只拿到了D，我很尴尬，想法不停地转动着，充满了羞愧，我大声地对他们说：“我不属于这里，在我损失更多钱之前，我必须停下来。”

雷蒙德惊讶地对我说：“你看，你只是一科不好而已，其他科目都是不错的，你可以拿到优秀的成绩，成为一个好律师的，这只是意味着你可能不能在大律师事务所工作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了他。我和雷蒙德、大卫讨论并且制订了一个计划：我要找一份新的工作，然后辞掉兼职，我要搬到学校附近，这样可以避免在路上浪费时间。这个计划很有效，我要么与雷蒙德和大卫在家里一起学习，要么就是在图书馆，我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我们总能在一个学习小组里遇到我们班最聪明的学生，学习讨论中，我会把这些对话都记住，然后在考试时轻松地回忆起来，那年，我拿到了许多A.我们三个人一起庆祝时，雷蒙德还提起我当时想要放弃的事。我感觉从未有过地安心，远离了曾经的家庭，这让我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