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只头彩蛋，给我一只头彩蛋，要不我就自己动手啦。”

哈扎德夫人的说话声惊醒了隔壁的老克莱默夫人。她一下子清醒了，装上假牙，穿上拖鞋，走到窗户跟前。她立即明白了外面的情景意味着什么。她走向电话，给女儿海伦·平切尔打电话，海伦住在三个街区之外的米尔伍德街上。海伦从熟睡中被吵醒，将电话铃声误认为闹钟声了。她设法拨断这闹钟，死命摇晃它，最终打开电灯，明白了那是电话铃声。“海伦，是妈妈，”这老女人说，“他们正在藏复活节鸡蛋呢。就在我家门口。我可以在窗户看到它们。快来！”

电话铃声倒没有惊醒平切尔先生，但灯光和最后那些话却把他惊醒了。他看见他妻子放下电话，从房间里跑了出去。在过往的一两个月中，平切尔先生总是为妻子的行为感到惊异。她在银行透支三次，在一星期内耗完了三次汽油，参加格里帕斯尔家的结婚典礼忘了穿长筒丝袜，丢了蛇链手镯，把他昂贵的狩猎皮夹克放在洗衣机里洗。每一次她都说：“我准是昏了头了。”当他听见脚步声，从窗户瞧见她穿着睡衣在前面的人行道上奔跑，他认准她一定疯了。他赶忙穿上浴袍，但找不到任何拖鞋的影子，便光着脚冲出房子，走在她后面。她大约领先他一个街区的距离，他大声喊着：“海伦，海伦，回来，亲爱的。回家去，亲爱的。”他吵醒了巴恩斯塔波尔一家，梅尔克一家，菲兹洛一家，还有德霍文一家。

埃米尔回到他的车里。哈扎德夫人想把另一扇门打开，坐进去，但车门锁着。他想启动汽车，但是，他太紧张了，车老熄火。从车前灯光中跑来了海伦·平切尔。她的睡衣是透明的，头发上的卷发器就像一顶皇冠。她母亲在窗户那儿给她打气。“鸡蛋就在那儿，海伦，就在那儿！”在她后面，她丈夫在大喊，“回家去，亲爱的，回家去，我的宝贝。”

当海伦抵达的时候，埃米尔正巧启动了汽车，她把脑袋伸进车里。“我想要去巴黎的那枚头彩蛋。”她说。

埃米尔缓缓地松开离合器，挂上挡。平切尔先生冲了过来，大声说道：“别开车，你这该死的混蛋。她病了。”这时，埃米尔在车前灯光中看见十几个穿着睡衣的女人在向他奔来。她们都似乎戴着皇冠。他继续开车缓缓前行，有几个女人就站在他的车跟前，他不得不停下两次车，以免伤害了她们。在一次停车时，德霍文夫人将他的后轮胎放了气。

埃米尔感觉汽车往下沉了。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仍然将车缓缓往前开去。放了气的胎心紧贴在橡皮轮胎上，他无法加速了，但他琢磨他还是有可能摆脱他的追逐者的。那儿的阿尔伯特街大约有半英里是一段陡峭的山坡路。左边是一大片空地。业主（老克莱默夫人）要价一英亩一万美元，这块地就这么荒着。地上长出了长长的荒草和灌木丛，在每一棵野樱桃树和漆树上钉着置地代理商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牌子。埃米尔想，如果他开到德罗斯苏克尔，他就能摆脱她们了。在下坡时，他加速了，但是，当他抵达德罗斯苏克尔时，他看见车前灯光中出现了三四十个雷姆森派克的家庭主妇，她们中的大部分人穿着长袍，戴着看上去似乎是硕大的皇冠的玩意儿。他猛然将车往左拐，冲过了路缘和人行道，闯进还没有卖掉的住宅区，一直开到地产的边上。他像是掉进了陷阱，但他还有时间。他关上了引擎和车灯，跑到车后面去，打开后备箱，将鸡蛋藏到茂密的草丛中。他的胳膊力气很大，将鸡蛋远远地飞抛出去，这样，他可以将正在往前冲的女人转移到另外的方向去。用不了多久，他的胳膊酸疼，他干脆将一箱箱鸡蛋倒进深草丛中。当这些女人奔到他那儿时，除了一只鸡蛋以外，他已经处理了所有的鸡蛋。他挺直了身子瞧着她们—她们太像穿着睡衣的天使了，他倾听着她们那充满期盼的柔软又激动的呼喊声。他兜里装着那唯一的一颗鸡蛋—那头彩蛋—穿过灌木丛走开了。

那使弗理力先生晕倒的一击所造成的疼痛感使他苏醒了过来。他感觉脑袋开了花。他发现自己被用电线绑在地窖的一根柱子上。他冷得发抖，看见自己除了内裤之外身上什么也没有。他起初以为自己疯了，但是，集中在脑袋里的疼痛让他十分清晰地意识到他所处的实实在在的境况。他是一个魁梧的人，身上长满了人到中年棕色的毛。捆绑他的电线深深地嵌进他肥胖手臂的肉里，他的双手麻木了。他突然吼叫着救命，但没有人回应他。他被人抢劫了，揍了，他现在无助地被关在看来像是地底下的一个地方。这残暴的情景和恐慌使他感觉脑袋快要裂开来了。他一发抖，电线便更加深地掐进皮里去。他听见地面上的脚步声，人声，混混们的说话声。他们一个一个地走来地窖。还是那三个人。一个头儿，一个胖脸小子，一个蓄长发、脸瘦瘦的苍白家伙。

“懦夫。”头儿说，死盯着他。

“你们还想要我的什么呢？”弗理力先生说，“你们已经拿了我的钱。是不是因为那高中的姑娘？”

“我压根不知道什么该死的高中姑娘，”头儿说，“我只是不喜欢你的样子，懦夫，就这么回事。怎么回事，懦夫？你颤抖得这么厉害？你怕我们用火柴伤害你吗？”他擦亮一根火柴，将火柴放在弗理力先生的皮肤跟前，但没有去烧他的皮。“瞧这懦夫。这懦夫怕得要死。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你的样子，懦夫。天哪，听听懦夫的吼叫声呀。”

弗理力先生吼叫起来。地板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地倾斜起来，他又失去知觉了。他感觉有人在触摸他。他在被宰割。他能感觉电线被松开来了，血一下子奔涌进手臂里。他会一下子倒在地上，但有人一把扶住了他。是那个脸色苍白、留一头油腻腻长发的小子。他引导弗理力先生到地窖角落里，那儿有一张旧的车椅子。他一头倒了进去。

“其他人呢？”他问道。

“溜了，”这小子说，“你昏了过去，他们怕死了。”

“你呢？”

“我一直怕得要死。”

“你想要什么？”

“什么也不要。正如他说的。他不喜欢你的样子。你想要喝水吗？”

“是的。”

这小子取来水，将玻璃杯放在他的嘴唇边。

“我什么时候能走？”

“走吧，”这小子说，“你的外套在楼上。谁都穿不了。哈里拿了你的手表。我什么也没有拿。再见。”

他大摇大摆地从门口走了出去，弗理力先生听见他轻巧地爬上楼梯。他摸了摸脑袋上的伤口，然后又摸了摸手臂和大腿。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他孱弱地爬上了楼梯。他的外套就在门口。当他走到外面，他发现自己在小镇边上一间被遗弃的路边旅馆里。

弗理力先生走回家去。埃米尔也走回家去，但他们走的是不同的路。埃米尔从一些后园抄近路来到特纳街，爬上了小山坡。那情景仿佛是世界末日似的。他可以听见被遗弃的孩子在空屋里哭泣。晨光熹微中，大部分的房门都开着，仿佛加百列天使 [40] 吹响了他那长长的喇叭。在特纳街的高处，他走进高尔夫球场，爬上最高的平坦球道，坐了下来，等着天亮。他感觉疲惫，幸福，愉悦，摆脱了责任，摆脱了一个更加沉重的负担。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了。就像每一个读报的人那样，他在心中存有一份恐惧，生怕有一天一个烂醉如泥的下士会把这星球焚烧掉，而在他心中的另一个部分，他又充满激情地期盼他这一代人可以过上和平的生活。尽管他很年轻，他已经知道了所谓普遍疾病这样一个概念。他有时候似乎在倾听地球心脏的脉动，仿佛地球是一个忧郁的、过分担忧自己健康的人。它拥有巨大的力量和美丽，却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对突然而来又毫无意义的死亡的预感。现在危险的时刻似乎是过去了，他快乐地感觉到人类辉煌灿烂的、和平的业绩将永远继续下去。他无法描述他的感情，他无法描述这黎明的时刻，他甚至无法描述他听见的远处火车的汽笛声，或者他坐在其下面的大树的形状。他只能望着，只能欣赏美丽的日光充溢夜空的每一个角落，鸟儿在树上鸣啼，犹如一队天使在对着自己的猎犬吹口哨。

回家的路上，他在梅利莎家门前停下脚步，将那颗罗马头彩蛋放在她家的草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