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演奏小提琴？”

“是的，参议员，我演奏小提琴。”

他打开小提琴盒子，拿出那把琴，用松香擦拭琴弦，调试了一下音，拉了一首巴赫的曲子。那是初学者的练习曲，他演奏得并不比任何孩子好多少。但是，当他演奏完了，响起了一阵掌声。他将小提琴放在一边。

“谢谢你，卡梅伦博士，谢谢你，”是老人的声音，他现在又一次站起来了，“你的音乐非常美妙，让我想起我常常享受的幻梦。在这幻梦中，有个曾经看见过我们地球的来自其他星球的男人对他的朋友们说：‘来啊，来啊，让我们赶快奔向地球。那地球形状如一个鸡蛋，由富饶的海洋和大陆覆盖，由太阳温暖和照亮。它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教堂，教堂与谁也没有见过的上帝相连，城市里遥远的屋顶和烟囱会让你怦然心动，人们在礼堂里聆听最严肃的音乐，成千的博物馆，在博物馆里人类的生命力被记录和保存下来。啊，让我们赶快去见识那个世界吧！他们发明了乐器以刺激出最美妙的灵感。他们发明了游戏以吸引年轻人的心。他们发明了礼仪以崇扬男女的爱情。啊，让我们赶快去见识那个世界吧！’”他坐下去了。

“卡梅伦博士，”这是刚刚走进来的参议员的声音，“你有一个儿子？”

“我曾经有过一个儿子。”博士说。他的嗓音中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感。

“你是说你的儿子死了？”

“我的儿子在医院里。他患有不治之症。”

“他生的是什么病？”

“他得的是多腺体缺陷综合征。”

“他住的医院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

“是宾夕法尼亚州疯人院吗？”

博士脸红了，他似乎受到了震动。有一会儿，他处于防御的地位。很快他反击了。

“我不记得了。”

“在讨论你儿子的病情时，你们是否谈到了你是怎么对待他的这样一个话题？”

“不幸的是，所有关于我儿子病情的讨论内容，”博士有力地回答道，“都保留在精神病学家手里。我并不赞同这些讨论，因为精神病学并不是一门科学。我儿子生的病是多腺体缺陷综合征，庸人自扰地去调查他过去的生活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你能回忆当你的儿子四岁的时候，你用一根棍子揍他这样一件事吗？”

“我不记得我曾经做过的具体的事。很可能我惩罚过这孩子。”

“你承认你惩罚过这孩子？”

“当然。我的生活是高度受纪律约束的。我不能容忍在我的组织、下属和我自己身上有任何拂逆或者不可靠的行为。我的人生，我的工作牵涉星球的安全。如果我在这一点上松懈，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你如此残酷地用一根棍子揍他，他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这是真的吗？”

“正如我刚才说的，我的生活是高度受纪律约束的。如果我松弛我的纪律，那我该得到惩罚。我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周围的人。”

他颇有尊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同时给人抓到了把柄。

“卡梅伦博士。”参议员问道。

“是的，先生。”

“你还记得你雇佣过一个名叫米尔德丽德·海宁的管家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将一只手放在眼睛上，“我很可能雇佣过这个女人。”

“海宁夫人，请进来。”

一个年老的、一头白发的女人穿着悼念的衣服，从门口走了进来。当惯常的确定身份环节走完后，她被要求作证。她的嗓音沙哑而孱弱。“我在加利福尼亚为他工作了六年，”她说，“到最后，我所做的事就是竭力保护菲利普那孩子。他总是揍他。有时候，他看上去就像想要杀死他。”

“海宁夫人，请叙述一下你早先跟我们讲的那件事吧。”

“是的。在这里，我记着日子。我总得给县卫生官员打电话，所以，所有的日子我都有。那是五月十九日。他，这位博士，留下了一些零钱，一些银币，放在五斗橱上。这孩子拿了一枚两角五分的银币。你不能怪他。他从来没有一分零花钱。那天晚上，当博士回家来，他清数了钱。他是非常有条不紊的。当他发现钱短缺了，他就去问孩子是否拿了钱。唉，他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好孩子，他马上就承认了。于是，博士一把揪住他，拎着他到他的房间—孩子在屋后有一间房间，那房间有一个衣柜—他叫孩子走进衣柜里去。他到浴室去，倒了一杯水，他将水给孩子，便将衣柜的门锁上了。那时大约六点三刻。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想帮助这孩子。我知道如果我多嘴，对于孩子来说，只会更糟糕。我不动声色地伺候博士吃晚饭。我静静地听着，等待着，不走近可怜的孩子在黑暗中被关着的衣柜。我后来光着脚，细声地对孩子说话，但他只是哭泣。他是这么凄惨，除了哭泣什么也做不了。我告诉他别发愁，我将一晚上躺在衣柜外面的地板上，我真的那么做了。我在那儿一直睡到天亮，我轻声跟孩子道别，去做早饭了。好了，博士八点去基地，我设法将锁打开。那锁真结实，屋子里的所有钥匙都无法打开它。那孩子还在哭泣，说不了什么话。他把水喝光了，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但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给他送水和食物。当我做完家务，我便拿了一把椅子，坐在门边，跟他聊天，一直到六点半博士回家。我想他或许会让孩子出来，但是他没去屋后，像没发生任何事似的吃他的晚餐。唉，我只能等待，等呀等，直到他准备上床睡觉。我于是打电话给警察局。他叫我滚出屋子去，说把我辞退了。当警察来时，他竭力想怂恿警察把我赶出去，我让警察把衣柜门打开，那可怜的小家伙—唉，他病得不轻—走了出来，我必须得离开了，虽然把他一个人留下让我心疼。自那以后，在今天之前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博士。”

“你记得这件事吗，卡梅伦博士？”

“难道你认为，像我这样负有重大责任的人，能有时间和精力记得这类事吗？”

“你不记得惩罚孩子了？”

“如果我惩罚了他的话，我的原意就是教育他分清是非。”他的嗓音仍然是尖厉的，调门很高，但他没有说服任何人。

“你不记得你将你的儿子锁在衣柜里，关了两天，不给他吃喝？”

“我给他水了。”

“那么你记得这件事了？”

“我只是想教育他分清是非。”

“你去探望过你的儿子吗？”

“时不时地。”有什么力量仍然在支撑着他。他微笑了。

“你还记得你最后一次探望他吗？”

“我记不得了。”

“那是不是十年以前？”

“我记不得了。”

“你还认识你的儿子吗？”

“当然。”

“爸爸。爸爸。”

在开着的门前说话的那男子看上去似乎比他的父亲还要老。他的头发一片雪白，脸庞发肿。他在哭泣，穿过整个听证会房间，跪在他父亲坐着的地方。他将脑袋枕在他父亲的膝盖上，有点儿尴尬，因为他已经不是小孩儿了。“爸爸，”他哭喊道，“哦，爸爸。外面在下雨。”

“是的，亲爱的。”这是他说过的最雄辩的话。他不再瞧这听证会房间或者那些起诉他的人。他似乎沉浸在爱与疑虑平衡的一种人性的、非常人性的感情之中，仿佛这感情是一场带有旋风中心的风暴，而他就处于这静止的旋风中心。“外面在下雨，爸爸，”这男子说，“跟我待在一起吧。别走到外面雨中去。只要一次，跟我待在一起。人们告诉我你曾经揍过我，但我并不相信他们。我爱你，爸爸，但是你从来不回我的信。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爸爸？你为什么从来就不回我的信？”

“我不回你的信是因为我为那些信感到羞耻。”博士沙哑地说，但是他的口气并不是在和一个孩子气的或者疯癫的人说话，而是在跟一个和他平起平坐的人，他的儿子说话。“我给你寄了你需要的一切。我给你寄了一些非常精致的文具，但你给我写信却写在包装纸上，写在洗衣店清单上，甚至写在手纸上。”他的嗓音在愤懑中升高，声音在大理石墙间回响。“你用该死的手纸写信，你还指望我回复？收到这些信我都感到羞耻，看见它们，我都感到羞耻。它们勾起我对于生活中一切我讨厌的东西的记忆。”

“爸爸，爸爸。”这男子哭泣起来。

“我们要走了，菲利普。我们必须走了。”有一个护工跟他待在一起，护工挽起他病人的胳膊。

“不，我想跟爸爸待在一起。外面在下雨，我想跟爸爸待在一起。”

“走吧，菲利普。”

“爸爸，爸爸。”他一路走到门边哭喊道。当门关上了，人们仍然可以听见他的哭声，就像多年前海宁夫人听见他在衣柜里的哭声一样。

“我提议，”老人说，“如果那是在我们的权力范围之中的话，我提议中止对卡梅伦博士的安全认可。”他们似乎有权提出这样的提议。动议得到通过，听证会便休会了。卡梅伦继续坐在证人席上，科弗利随大伙儿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