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梅利莎上纽约购物。她和邻居格特伍德·本德一起站在月台上，等候上午中间的一班火车。当火车在弯道停下来时，站台伙计从一辆车里推出一个搬运棺材的黄色木箱子。生活中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让梅利莎原本快乐的情绪变得沮丧起来。“一定是格特伍德·洛克哈特，”她的朋友轻声地说，“他们要把她送回印第安纳去。”

“我不知道她死了。”梅利莎说。

“她在车库里上吊死了。”她的朋友仍然轻声轻气地说。然后她们上了车。

说在普罗克西米尔庄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并不真实的，事实是在这社区中，变故总是沿着一条如此奇怪的曲线发生，真是不可思议。梅利莎之所以不知道格特伍德·洛克哈特的死亡事件并不是因为她小心谨慎，而是因为这种事在还没有细细琢磨之前就被淡忘了。她一直在揣度她那广为人知的放荡名声，一个绝无仅有的迷人女人，羸弱，敏捷，有一点儿神经质。她的皮肤异常白皙。但这并不是一种美、一种撩拨人心的苍白。她只是碰巧拥有了雪白的肌肤而已。她的头发是淡褐色的，但已失去了光泽。一对眼睛明亮，细小，黑色，长得特别靠近。耳朵太大了，这使她看起来显得非常轻佻。在她上的第四、第五个寄宿学校，她以“放荡格特”的绰号而闻名。她嫁给了彼特·洛克哈特，婚姻很幸福，养育着三个小孩。她并不是因为那种绵亘的欲望而毁灭的，而是在一个异乎寻常的寒冷冬天，从她家引向化粪池的地下通道冻结了。厕所的秽物倒流进浴盆和水槽里。脏水无法冲走。她丈夫出去干活了。孩子们上校车走了。八点半钟，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而这个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停止运作。她的家并不奢华，看上去却相当优雅，它所提供的舒适似乎远比让她在木桶里解手要好得多。在九点钟，她喝了一杯威士忌，开始给帕塞尼亚村管道工打电话。一共有七名管道工，都很忙。她不断地申述她这儿的活儿太紧迫了。一个公司出于一种特别的善意动用了一位业已退休的管道工。不久，一个老人开着一辆老掉牙的车来到她的家门。他阴郁地瞧了一眼灌满秽物的浴盆和水槽，告诉她他是一名管道工，不是挖泄水沟的，她必须找一个人来挖条泄水沟，然后，他才能来修下水管道。她又喝了一杯酒，涂上口红，开车前往帕塞尼亚村。

她先来到州雇用办公室，十八到二十个男子正在那儿找工作，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开挖一条沟。作为她生活和时间中的一个事实，她看出自尊的标准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去挖一个洞了。她前往卖烈酒的店买了些威士忌，对店员讲了她的问题。他说，他能找到个人帮忙。他打了电话。“我给你找到人了，”他说，“他并不像他说话时那么坏。给他一小时两美元，再让他喝这些威士忌就足够了。他的老丈人几星期之前将他赶出了屋，他正在流浪呢，但他是一个挺好的人。”她回到家，又喝了一杯酒。过了不久，门铃响了。她指望见到一个颤巍巍的老头儿，却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穿着紧身牛仔裤，一件深色的套头衫，站在门阶上，双手塞在屁股兜里，胸口怪异地向前挺着，仿佛那是一种骄傲、友情和调笑的姿势。他的肤色很黑，嘴角处深深的皱纹，就像靴子上的接缝，眼睛是深褐色的。他挂着的那一丝笑容纯粹是在勾引人。他只会这种笑容，但她不知道这一点。他会调情般地向铲子微笑，调情般地向威士忌酒杯微笑，调情般地向他挖的洞微笑。该回家的时候，他会向他车里的点火开关微笑。她请他喝一些威士忌，但是他说等一会儿。她带他去看工具放在哪儿，他便挖了起来。

他干了两个小时，打开并清理了冻结的下水道。她自己可以清理浴盆和水槽。当他将工具放了回去，她请他进屋喝杯威士忌。那时，她自己已经醉醺醺的了。他给自己倒了一水杯的威士忌，一仰脖就喝完了。“我真正需要的，”他说，“是洗个澡。我住在一个备有家具的出租房里。你必须轮着洗澡。”她说他可以在这儿洗个澡，心中很明白将可能发生什么。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她带引他上楼，打开浴室的门。“我要把这些玩意儿全脱光。”他说道，一下子就卸掉套头衫和牛仔裤。

孩子们回家的时候，他们还在床上。她打开门，甜蜜地对着楼下说：“妈妈在休息。冰箱顶上有饼干。出去玩之前，别忘了吃维生素片。”当孩子们出外去玩的时候，她给了他十美元，跟他吻别，从后门将他送了出去。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老管道工修好了下水管道，周末，彼特将地沟填满了土。天气仍然凛冽非凡。一星期或者十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她被她丈夫激情的喘息声弄醒了。“没时间了，亲爱的。”她说。她披上一条披肩，下楼，试图打开一包火腿肉。这包装是为了保持火腿肉的烟熏风味而设计的，但她怎么也打不开。她的一个手指甲为此而折断了。那火腿肉的包装犹如她生活中永恒的透明状态一样，在她自己和她所应该得到的东西之间横亘着一层隐形的屏障。当她在使劲打开火腿包装时，彼特继续来进行他的攻击。他把她逼退到煤气炉前。当他快要成功得手时，他们听见孩子们在大厅轰隆隆从楼梯上下楼的脚步声。彼特带着混杂的、激情未酬的心情去搭乘通勤火车了。她给孩子们准备了早餐，在这样一个阴暗的冬日早晨，她看着一家人如此不同寻常地密集地聚在厨房餐桌旁吃早餐。当孩子们离去搭乘校车时，她打开温度自动调节器的开关。从锅炉房传来一声闷闷的声响。从地窖门飘起一缕恶臭的烟雾。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让神经镇静下来，去打开门。房间里充满了烟雾，但没有火苗。她给他们雇用的汽油燃烧器修理工打电话。“哦，查理不在，”他妻子快乐地说道，“他跟他的保龄球队到尤蒂卡去了。他们打进半决赛了。十天之内他不会回来。”她给电话簿中每一个汽油燃烧器修理工打电话，但是没有一个是有空的。“但是必须来一个人帮我一下忙，”她对一个回应她电话的女人说，“外面的气温是零度，家里没有一点儿热气。什么东西都要冻结起来的。”“哦，对不起，但是在星期四之前没有一个男工会有空，”这陌生人说，“你为什么不买一台电热器呢？你能用这玩意儿使你室内的气温升高。”她又喝了点威士忌，涂上口红，开车到帕塞尼亚村五金店买了一台大电热器。她将它跟厨房的电源接口接上，打开开关。屋子里所有的灯一下子都灭了。她又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开始哭泣起来。

她为她的不适而哭，她更加凄楚地为它们的短命而哭，为一份透明的火腿包装竟然会有这样一种神秘的作用、使她最美好的情绪化为乌有而哭，她为这个似乎没有法律和先知的世界而哭。她不断地哭泣，不断地喝酒。修理工来了，将汽油燃烧器修理好了。当孩子们从学校里回家，她已经失去知觉，躺在沙发上了。孩子们吃了维生素片，到外面去玩了。第二个星期，洗衣机坏了，将厨房灌满了水。她打电话的第一个修理工去迈阿密度假了。第二个在一星期之内不可能来。第三个去参加葬礼了。她自己动手在厨房拖地，足足等待了两个星期才来了一个修理工。同时，煤气炉也坏了，她不得不在电炉上做饭。她对家用电器的维修一窍不通，她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一种悲剧性的废退现象，当初看见帕塞尼亚村那些需要工作和钱的失业者不会挖一个洞时，她就有这样的感受。正是这种废退的感觉，驱使她酗酒和乱交，她两者兼而有之。

一天下午，酩酊大醉时，她张开双臂抱住送牛奶的。送牛奶的粗暴地将她推开了。“天哪，夫人，”他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哪？”作为一种讹诈性的幽默游戏，他将冰箱塞满了鸡蛋、牛奶、橘子汁、农家鲜干酪、蔬菜沙拉和蛋奶酒。她拿了一瓶威士忌上楼到卧房里去。四点钟，汽油燃烧器坏了。她又去打电话。三四天之内没有人能够来。外面寒冷极了，她以土著人一般的惊恐看着冬夜渐渐逼近她的房子。她可以感觉到一股股冷气弥漫在她的房间里。天黑下来之后，她前往车库，自缢了。

人们在帕塞尼亚村的殡仪礼堂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葬礼。摆放她那纪念碑式棺材的房间亮着柔和的灯光，摆设就像是一间举行鸡尾酒会的客厅，而电子乐器演奏的音乐就像你在克利夫兰旅店酒吧里可能会听到的那种。原来，她在普罗克西米尔庄园没有任何朋友。她丈夫绞尽脑汁所能找到的友人只是一小撮他们在各种不同游轮上认识的几乎完全陌生的人。每年冬天，他们去搭乘即将航行两星期的加勒比海游轮。参加葬礼的有来自荷马号的罗宾逊一家，来自美国号的哈威德一家，来自格利帕肖特号的格拉夫里一家，来自卑尔根峡湾号的利昂纳德一家。一个牧师说了一些言辞犀利的话。（对她的死感到内疚的汽油燃烧器修理工、电工、机修工和管道工没有出席。）在牧师布道时，罗宾逊夫人（荷马号）号啕大哭起来，她呼号之激烈，之伤心，极其不合时宜。她大声地呻吟着，在椅子里摇动，歇斯底里地抽搐着。哈威德夫人和利昂纳德夫人，以及后来的男人们也抽泣和哭喊起来。他们并不是为了失去这个人而哭，他们几乎不认识这个人。他们哀叹她的一生是如此令人失望、悲哀。当然，那天上午当梅利莎搭乘着运送洛克哈特夫人棺木的回印第安纳的火车—他们回家的第一段路程—时，她不可能知道这些。

梅利莎和格特伍德·本德坐在一起。格特伍德·本德的头发染了银色，往后如此精确、如此熟练地挽成一个发髻，以致梅利莎心中一个劲儿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她穿着与头发颜色相配的银色皮衣，手上丁零当啷戴着六个手镯。她是一个漂亮却浅薄的女人，脸上的神色让人毫不犹豫地知道她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她的嗓门尖尖的，她谈论到她的女儿贝蒂。“她总担心她的家庭作业。我跟她说：‘贝蒂。’我对她说：‘别担心你的家庭作业。你知道我在学校学了什么让我走到今天的吗？修炼一个好的身段，学会使用刀叉。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梅利莎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年迈的太太，脑袋在缀满布玫瑰的帽子的重压下低垂着。一家人—母亲和三个孩子—占据着过道那边面对梅利莎的座位。他们是贫穷的。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便宜货，而且很破旧了。那女人的脸疲惫而困顿。一个孩子病了，躺在她的膝盖上，吮吸着他的大拇指。他两三岁的样子，但要猜想他的年龄是困难的，因为他是那么苍白、那么瘦削，额头上长着疮，瘦腿上也长着疮，嘴角的纹路就像一个成年男子脸上的皱纹一样深陷下去。他看上去病态又痛苦，却顽固而执着，仿佛在他拳头中掌握着获得一些令人困惑而又喜庆的东西的希望。尽管他病了，尽管火车上的环境异常陌生，他也不愿放弃这一希望。他咂巴咂巴地吮吸着他的大拇指，而且不愿改变他在生活中的位置。他母亲弓身俯在他身上。她在给他喂奶时，必须得这样做。当火车途经帕塞尼亚、盖茨布里奇、图克逊河谷和托金斯韦尔时，她给他唱催眠曲。

格特伍德说：“我真弄不懂这种女人，为什么她们让自己失去美貌，其实她们未必必须这样做。我是说，一个人度过一生，看上去总是像一只陈旧的洗衣袋，有什么意思？比方说莫利·辛格尔顿。星期六晚上，她戴着厚厚的深度近视的眼镜，穿着丑陋的衣服去俱乐部，心中还一个劲纳闷她为什么没有快乐的时光。如果你去参加聚会让所有的人都不痛快，就没意思了。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我明白，但我仍然有许多我想要的伴侣，我喜欢给男孩们一个震撼。我喜欢看见他们兴奋起来。看到你所能做到的，太神奇了。啊，有一个杂货店的伙计给我写了一封情书。我不会告诉查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这可怜的家伙有可能为此失去他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不时不时地制造一点儿刺激，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让梅利莎妒忌起来。她明白她所经受的那突发的、奔涌而至的妒忌纯粹是可笑的，然而，这并没有减少她的妒火。她甚至都不知道她让自己深信埃米尔崇拜她，而实际上他可能崇拜那儿所有的女人，她还可能在埃米尔崇拜者的名单上列在末尾。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她感到一阵震撼。这太荒唐了，但也太真实了。她似乎在他的形象周围重新建立了她的价值观，不由自主地听命于他的钦慕。她真正在意的是他的调情。一想到这儿，她感到痛苦，感到屈辱。这种痛苦一直延续了下去。

她在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离开纽约，回到家便去了内罗毕杂货店。她要了一片面包、大蒜盐和苣荬菜—这些东西她其实一样也不需要。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光景，他来了。

“你是埃米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