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布伦达·米尔纳1950年踏进“神经”的大门时，研究所已经成了世界领先的跨学科大脑研究中心。潘菲尔德的雄心被以文字的形式雕刻在石头上。踏上大厅的台阶，米尔纳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巨型的自然之母大理石雕塑，她羞怯地拉开自己的长袍，赤身裸体象征着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展示给科学。这个雕像跟大厅里其他部分一样，由潘菲尔德亲自与一位建筑师合作设计，而米尔纳环顾四周，她的目光被房间里许多精妙的隐藏信息所吸引，而只有对大脑的语言非常熟稔，才能解读这些秘密。天花板上的装饰所呈现的东西，细看才发现那是小脑细胞的艺术化表现，而天花板的中央是研究所的徽标，那是被奇特符号围绕的一只公羊的徽章。只有少数进到这里的人会联想起白羊座，在占星学上，公羊就是大脑的统治者。而更没什么人会想起那些奇怪的符号，它们是在埃德温·史密斯纸莎草卷轴（Edwin Smith Papyrus）中选取的象形文字，那是第一个可以考证的代表“大脑”一词的文字符号。

米尔纳的学位顾问唐纳德·赫布在她到来之前，给了她两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尽可能变得有所帮助。第二个指示是别挡了任何人的路。如果她到那儿的头几周就违反指示而“碰了壁”，那她就会被召回。不过最终，她渐渐明白两个指示根本不能同时兼顾，要取其一就要舍去其二，所以她开始直言不讳地一往无前。这可并不容易。1950年，潘菲尔德已经59岁，但若是说他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任性而令人生畏。他依然高大且身材健壮（就像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橄榄球队初次亮相时那样），潘菲尔德实实在在地主导着“神经”。他每个星期会在三楼会议室召开一个内部会议，来讨论研究所的病人和研究的境况。数十名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学家和脑电图绘制者齐聚那里，不过潘菲尔德只将四五个人视为有资格跟他一起上桌的成员；而其余的只能坐在房间边沿围着一圈的椅子上。每当有人的发言令他不满，潘菲尔德就会推推眼镜，死死盯着那人。他的下属已经条件反射式地、自发地对他的眼神感到害怕。但对于潘菲尔德偶尔的强横行为，他们还是表示尊崇，因为这些行为都是不带偏见、开诚布公的。若是你与他意见相左，且可以用可靠的事实和观点来支持自己，那他会让步的。而布伦达·米尔纳有着比例匀称的身形，温柔而带有剑桥腔的口音。她在外形上好似温柔无害，但在思想上很快显露出了锋利的爪牙。潘菲尔德一直十分犹豫要不要请一个心理学家来他的研究所（他认为这个痴迷于性问题的弗洛伊德所主导的领域，总有些空泛而缺乏科学性）。但在米尔纳到来之后不久，他就让她加入到了会议桌上。

而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下来过。

对米尔纳来说，研究所是个充满归属感的地方。她那自幼就浓厚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找到了一片能够生根发芽的地方，这里有着极难的谜题和令人振奋的冒险在等着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每日的工作都很有诗意，有时候她甚至付不起钱来购买工作中最基本的心理测试和手册，以至于她必须向其他研究机构的大方的研究者们耍一点儿花招，给他们写一点哭穷的书信。最终，重要的只是她能做什么工作。而她所能做的，就是她所梦想的一切。

她在这儿的基本任务是，判定潘菲尔德的癫痫手术是不是会对病人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她的关注点在于精神运动型患者，他们的发作常常表现为瞬时性的注意分散、奇怪行为以及短期的失忆。通过进行电击刺激，潘菲尔德阐释并证实了这种特别的癫痫可以在手术台上进行再现，这种手术的方法是在大脑的内侧额叶区域进行电击。另外，研究所的前沿脑电图设备可以让研究者们监测到大脑的电脉冲并且进行实时的无创伤输出，而不再需要打开病人的颅骨。这些仪器也表明，精神运动型癫痫时常发源于大脑的内侧颞叶。所以在1949年，潘菲尔德开始对这些案例制定投入实施的外科手术方案，在他看来，这种手术疗效显著。如果他能够确定病人的精神运动性癫痫起源于特定的脑半球，他就会打开他们那一侧的颅骨，进行“单侧颞叶部分切除术”，也就是切除他们那一侧脑半球的内侧颞叶。潘菲尔德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可以负责其同伴所留下的残局。不过，要切除一个自己还没搞清楚功能的部位，即使是单侧，即使这样做的确有它的治疗裨益，但这还是困扰着潘菲尔德。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要唐纳德·赫布派一个神经心理学家给他。布伦达·米尔纳的任务是确定潘菲尔德的这些切除是否对他的病人有所影响。如果有，那么这些影响具体又是什么。

在最公认的定义中，“颞”意味着“与时间有关”。而至于颞叶，这个词只是个解剖学的导向，表明颞叶位于头部的后侧，而这个部分被称为颞部。“内侧”的意思是“在中间”，所以内侧颞叶也就只是表示这个颞部的中心区域。

潘菲尔德的手术集中于内侧颞叶的一个特殊部位，人们通常管这个地方叫做边缘叶。在这里，向全世界介绍叹先生的法国生理学家保罗·布洛卡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法文里，“Limbique”一词的意思是“卵形的”，而边缘叶从一侧看来就大致是个椭圆形，所以布洛卡对它如此命名。边缘叶中的其他结构，其名字也有简单明了的直观感受。质稠而紧凑的杏仁核，来自于拉丁词中的“almond”。钩回的末端是一个急转弯，源自拉丁语的“hook”。而在这大脑核心最中心地带的就是海马体，那是其中体积最大的一个结构。它有着宽大的吻状顶部和细而卷曲的尾部。海马体是来自希腊语里的“seahorse”。

边缘叶的功能几乎还是保持着全然的神秘。多年来，存在着一些比较流行的观点，这些观点基于一些嗅觉缺失患者相关研究，即对这些无法辨别气味的人进行研究，可以表明边缘叶的唯一功能就是使我们拥有嗅觉（事实上，边缘叶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嗅觉皮层）。然而早在米尔纳来到“神经”研究所的10年前，这个观点就开始改变了。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布西和海因里希·克里夫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的研究。服用了三甲氧苯乙胺的黑猩猩在切除双侧颞叶后的表现，表明这个区域有着远比嗅觉更加重要的功能。

怀尔德·潘菲尔德对于边缘叶，特别是其中心最大的器官海马体存在着一种感觉，感觉他们一定有着非常重要的用途。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美学上的归因：他发现自己难以相信，这样一个外形精巧，在他看来很漂亮的结构（在他看来，这个结构直接跟大脑中其他的主要结构有着最直接的神经束联结）一无所用。海马体看上去可不像一种残余的、次要而退化了的大脑的附庸。它坐落在我们头部的最中心的区域，它高深莫测却四通八达，看上去至关重要。

布伦达·米尔纳回顾了关于颞叶的现有文献。她对两件事十分清楚。

其一，海马体及其位于边缘叶区域中的同类组织依然保持着神秘。

其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她处在一个比任何人都要好的位置上。

她开始与潘菲尔德的病人一起工作。

她会在手术之前花时间与他们共处，来了解他们，她会进行长时间的采访，并且从他们的衣着风格到言语中的幽默，只要自己能得到的印象，她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她会把这种主观的感受的记录补充进一连串的测试中。她会测量他们的智力、记忆力、问题解决能力、他们的性情。

在手术那天，她会经常观察潘菲尔德的行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非要待在手术室里，只是觉得那很有意思。她会挤过一条通向第二手术室旁听席的狭窄走廊，第二手术室位于二楼，也就是潘菲尔德的首选展示台。旁听席很窄，一扇大玻璃窗前有三排木制长椅，从那里可以俯瞰到那个所谓的手术室。席间几乎总是挤满了病人和来访的医生，他们前来观摩大师的技法。这里还有一名叫赫伯特·雅斯佩尔（Herbert Jasper）的电生理学家，他的脑电图仪装置在听众席的正前面，用来接受潘菲尔德置于病人大脑表面的传感器信息。雅斯佩尔会将这些信号进行转译，再将转译后的内容响亮地传回给潘菲尔德，以帮助其操刀。此外，还有一个秘书转录着潘菲尔德的观察，以及病人所做的报告。而对米尔纳来说，这是最吸引人的环节。即观察和倾听病人对自己大脑手术的回应。

潘菲尔德迅速而灵巧地使用着电极，通过给病人激起的反应来作为手术的引导，因此他总是可以确定运动皮层和躯体感觉皮层分别的位置，以确保他不会无意中导致病人的瘫痪或是永久麻痹。他也会用类似的方法定位并辨别其他所有重要的目标，比如说听觉皮层，因此他也不会令病人醒来以后变聋或是产生其他什么缺陷。接着他继续深挖，去寻找自己直觉和电信号共同告知他的那些病人的致病区域，并且去摧毁掉它们。席上的观众往往会在手术结束时鼓掌，而后潘菲尔德会盥洗干净，而病人将由护士推去术后恢复室。

几天后，肿胀一消退，米尔纳就会再次面见病人，她打开笔记本并再次进行她的测试。

然而几个月来，她都一无所获。

她面见并且测试了几十个病人，亲自观看他们的手术，之后又进行再测试。手术几乎对一切都有改善。术前测试期间，米尔纳越来越对被病人发作打断感到习以为常，这些发作会表现为言语抽搐、身体乱动或者瞬时的眼神恍惚。手术之后这些症状会减少甚至几乎消失。至于潘菲尔德手术的其他变化（那些她来到“神经”想要发现的变化）却似乎太过微不足道，或是用她的方法并不可测量到。或者说，它们真的不存在吗？这真的可能吗？切除这样一个庞大的大脑中心区域，真的对病人毫无影响吗？

米尔纳认为，这里的难题之一就是潘菲尔德的手术是单侧的。也就是说，他只切除了病人一半的边缘叶。而另一半球毫无疑问地补偿了大部分的缺失，这也使得缺陷的发现更加具有挑战性。而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潘菲尔德并不会去对功能还未知的大脑结构进行双侧切除。他认为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就像在和病人玩俄罗斯赌盘。或许他们只会缺失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说嗅觉。但他可以证明这种风险的正当性吗？

如果他们失去了更加重要的东西呢？

米尔纳深谙这一点。她研究的是人类，不是实验小鼠或者黑猩猩，动物可以任意地被牺牲掉。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病人，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的使命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起来。严格来说，他们的次要角色才是作为研究对象，米尔纳深以为，即使科学的突破再诱人，也不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然而，这实在很令人挫败。一个个病人，一次次测试，一天天过去，却几乎没有明显的进展。这并不意味着病人都不关心和在乎他们自己的权利，也不意味着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哪怕很小的突破。其实是有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她在去了解他们的过程中获得了满足。譬如说，有一位来自安阿伯市（Ann Arbor）的23岁银行职员，在9年的慢性神经运动型癫痫过后，他的医生将他送到了蒙特利尔。他疾病的起源尚不清楚，不过可能跟他在10岁时染上麻疹有关系。他发作的模式很奇怪，他会突然停下手边的事，然后一直说“是是是”，根本没有任何预兆。他会慢慢把头向左转，脸也会朝左扭，而眼神是空洞的。“而接下来，”布伦达·米尔纳说，“他就开始出现舔舌的动作。”

在手术之前，米尔纳对银行职员进行了一整套测试，她又观察了手术，然后重新进行测试。手术后两天，病人患上了失语症，他不能讲话，一侧的脸向下耷拉着，好像他患有面瘫一样。在米尔纳的记录中，失语症和面瘫都只是一种“过渡”，他们和所有大脑手术之后的颅内肿胀都是一样的。这些负性症状很快就消失了，手术后三天，他似乎就恢复了大部分的能力。那天，她所做的其中一个测试，是让他凭着记忆再造她呈现给他的四个几何图形，早在六天以前，也就是手术的三天前，米尔纳就给他看过一次。他将其中三个都完美地复现出来了，这个完成度，即使对于不是刚刚做完“切除了左额叶前部沿侧表面5厘米，底部6.5厘米的区域”的手术的人，也是足以令人印象深刻。

米尔纳对潘菲尔德的病人研究了一年多以后，她跟病人P.B.，即接受了同样手术的土木工程师在一同坐着。米尔纳对他讲述了抢劫受害者安娜·汤普森，以及一艘邮轮渡海时遇险的故事，却发现他似乎立马就能把那些故事给忘记。她陷入了困惑中。为什么手术对他产生了影响，难道对其他人就没有？为什么手术令他好似失忆了一样，却让其他病人留下了完整的记忆系统，而他们做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术？

不久之后，她又坐在另一位病人跟前，那是28岁的病人F.C.，他的职业是工厂的铣刀工人。他很年轻时就患上了癫痫，在使用了好几年抗癫痫药物治疗后，他决定到“神经”研究所，接受潘菲尔德的手术。手术于1952年10月21日进行，米尔纳在几周以后对他进行了再测，那时肿胀已经消退，不过在他的头盖骨右侧有一个大到清晰可见的新月形红疤，红疤在他已经长出来的头发下面。米尔纳跟他说了第一个故事，那个关于南波士顿被抢劫者的故事，并要求他复述一遍。

“安娜·汤普森，”他试探性地说完，然后就用求助的眼神望着她。“她抢了15美元，她有四个孩子。”

在跟病人工作时，米尔纳会保持镇定，以免暴露任何她的所想，也不会给他们任何带有评价性或者会干扰他们回答的线索。她点了点头，做了一些笔记，然后又跟他说了下一个故事，她像往常一样，清晰而认真地读了出来。

“一艘美国的纽约号邮轮，”她读到，“周一晚上在利物浦附近撞到水雷。尽管受到令人眩目的暴风雪与黑暗夹击，船在汹涌的海面上颠簸得像个软木塞子，包括18名女性在内的60名乘客全都获救了。第二天他们乘着一艘英国邮轮进了港口。”

在米尔纳读完后，她让病人跟她复述一遍。

“他们乘着一艘轮船进了港口。”他说道，其实就是重复了他所听见的最后一句，然后就停止了，他根本无法再增加别的细节。

米尔纳让他回忆第一个故事。

“在我看来，你好像提到了安娜·汤普森，”他说，“她被带入了大海。”

她又写了一些笔记，还做了一些额外的测试。在病人离开之前的一个半小时，米尔纳再次让他回忆之前告诉他的两个故事，哪怕回忆出一点也可以。

这位病人茫然地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