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台上的那个女人叫做丽贝卡·亚当斯（Rebecca Adams）。她被用皮带固定在手术台上，一个电休克治疗仪的电极附在她的前额上。有人打开了发电机开关，迸发出一股电流使亚当斯一阵痉挛，皮带因此剧烈绷起，她立马失去了意识。弗里曼移开了电极。

弗里曼拿起了起他的碎冰锥。

这并没有用多长时间。

他拉起丽贝卡的一只眼睑，将碎冰锥从她眼球上方刺进去，来回滑动直到受到眶骨的阻抗才停下。他用小锤把碎冰锥敲进去，将其推进到额叶里大概3寸的样子。一旦其达到那个深度，他便快速地来回挫动碎冰锥，在一个略低于其颅骨的平面上进行着。然后他又将碎冰锥拉回到原来的位置，照原路退了出来。他将冰锥擦拭干净，又重复在亚当斯的另一只眼睛如此操作。正如他早些时候开创的标准额叶切除术，这个手术也有先天性的不精确，因为他并不能看到他想要斩断的连接，只能仅仅期待冰锥在大脑中旋转便可以切断它们。而精确本就不是他的目标。经眶额叶切除术（transorbital lobotomy），正如他对手术的命名一样，其目的就是快速、简易。他相信，之所以神经外科不受主流大众的认可，就是因为它包含着一种重要且昂贵的医学技术，需要神经外科医生和一众医务人员的参与。相比之下，经眶额叶切除术可以由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执行。弗里曼认为，他可以对任何有能力的精神病医生进行培训，用一个下午教会他们如何做碎冰锥额叶切除术。他设想未来某天，或许患者治愈精神疾病会比拔一颗坏牙还要简单。

整个手术，从放上电极到取出碎冰锥，不会超过15分钟。很快，丽贝卡·亚当斯开始颤动。暗色的瘀伤在她眼睛下面形成，不过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至少在生理上是没什么变化的。

当我透过那积满灰尘的外科日志和旧信件回顾那漫长的一天时，我很想问问，疗养院的管理者是否和里面的患者一样疯狂。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那些外科医生、精神病医生和管理者，他们所有人都在无法无天地、疯狂地践踏他人大脑中那脆弱的领地。

但是你无法召唤出鬼魂来对质。此外，疯狂往往意味着真实的崩溃，意味着理性的丧失。不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那些在手术室里的人，和看台上观察的人一样，都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通情达理、睿智、理智的人。他们的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简单而直接。

那儿有瓦尔特·弗里曼，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的儿子，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伟大的人。那儿还有查尔斯·柏林盖姆，一位因创新疗法而著名的疗养院负责人，为其信念耗费了一生。那儿有诸多观众，集合了外科医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有的在观看治疗的前景，有的在亲历科学的潜力，也有人两者兼具。

而那儿也有我的外祖父。

他的动机或许比大多数人要更复杂。首先，他对医学研究的热情往往等同于他对纯粹的治疗艺术的兴趣。他那实验性的好奇心连贯成了一条线，从他早期对侏儒的肾上腺素失调的痴迷，到后期对疗养院的患者额叶的攻克，你可以一直追溯这条线索。到1948年，他作为一位医生和一位科学家之间的工作界限变得模糊了。比如，在那天手术对决的前几周，他正在为一篇向全世界宣布他手术的论文做最后的润色。论文的标题是《作为人类前额叶功能矫正与研究的选择性眼眶环切术》（Selective Orbital Undercutting as a Means of Modifying and Studying Frontal Lobe Functionin Man），文章完美地诠释了我外祖父心目中医学实践与医学研究的奇怪重叠方式。他对额叶切除术更为精准的手术方法，为他对大脑的任意转变打开了一幅全新的前景，同时他也希望这套新方法能够为病人带来裨益，他还深知这种方法为阐明大脑的功能提供了一种诱人而新颖的契机。而就在不久前，实验性的手段还只局限在动物身上。

在他那个时代，大量的神经外科医生也逾越了实践与研究的界限，只不过没人有我外祖父那样，对神经外科迸发出强烈的热情。到1948年，他已经成为史上最多产的额叶切除者之一，仅次于瓦尔特·弗里曼。虽然外祖父还在神经外科的其他分支学科上投入了他的研发热情，比如脊柱创伤的治疗、肿瘤切除、动脉瘤夹闭……但精神外科已经成为他最主要的兴趣所在。

他从不提及这种热诚的来源，起码不会公开谈论。我能意识到的明确透露只有一次，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私密讨论会上，他写给我舅舅彼得，即他二儿子的一张便笺上透露了一次。彼得跟外祖父的关系一度很差，这个便笺很明显是写于一些争吵之后。“我不断地对你蛮横，只希望让你强大起来，这样你以后可以不依靠我或其他人的庇护而独立了。我不会在旧事重提了。”外祖父写道。他们的争论点显然与我外祖母有关，在信中外祖父称她为“E”，那是“艾米丽”的简称。

"E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原发性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并不是环境所致的，”外祖父写道。“我不想讨论这个，但你得相信我，我都在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手术上花了20年了，就是希望能够为治愈这种疾病做点儿贡献，而这是因为E的缘故。”

那一天之内，又有两个女人被推进手术展示室。瓦尔特·弗里曼执行了另一个经眶额叶切除术，而我外祖父也做了最后一例眼眶环切术。到下午两点，最后一个病人被推了出去，人们起身准备离开疗养院。不久之后，他们汇集在哈特福德市中心的校友俱乐部共进晚餐并展开讨论。

那天的精神外科会议，跟生活研究所举办的手术观摩一样，表面上的理由是回顾和评估康涅狄格州额叶切除术联合研究的初步成果。其中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在之前两年，该研究项目得到赞助，为康涅狄格的大大小小疗养院的550名男女进行了额叶切除术。用某些标准来衡量，这些额叶切除术的临床结果令人振奋：有的病人离开疗养院出院回家了，其他的至少变得更加稳定，更易于工作人员来管理。在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院长耶伯里于1948年所写的年度报告中的一篇记录里，他在指出其疗养院的现状仍是人员不足，疗养院的条件仍然“对病人及其家庭很不公平，并且依然是州里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之后，又接着抛出了与其对立的乐观态度。“而另一方面，这两年也有一些可喜的改观。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前额叶切除术的引进。”这份报告又接着列举了很多有趣的事实，来形容其疗养院对该手术的迅速采纳，包括谈到过去一年中接受额叶切除的病人比装假牙的还多。

然而，传统额叶切除术的缺陷已经愈发为人所知，因此人们更加渴望一种新的治疗取向。精神外科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而我外祖父与瓦尔特·弗里曼，演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外祖父的“部分额叶切除术”有更强的技术性，更加复杂而精确，需要一位熟练的神经外科医生及其灵敏的双手。而弗里曼的手术则相反：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毕竟，弗里曼自己就没有接受过任何一种外科训练。实际上他刚刚执行的手术，在技术层面是非法的。因为他在康涅狄格州（或者说任何其他的地方）没有从事外科手术的资质。

晚宴的争论是如何展开的并没有相关记录。不过，从外祖父和弗里曼后续的文章中可以找到有关于他们争论的交锋点的一些相关线索。“尽管它极端简单朴素，”外祖父写道，弗里曼的经眶额叶切除术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完全缺乏精确度。”他还尖锐地补充道，即使这样一种额叶切除术成为可行性选择，它“也该由外科医生而不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来执行”。而瓦尔特·弗里曼的观点，鉴于自己的方法根本上的盲目性和粗糙性，就显得多少有点儿怪诞。他批评我外祖父在使用眼眶环切术时使用吸导管就不如手术刀那么精确，还嘲讽说那就像是“在用一个真空吸尘器去吸浴缸里的意大利面”。

毫无疑问，在那天那个主要面向神经外科医生的比拼中，我外祖父略胜一筹。归根结底，弗里曼的方法等于直接要抢他们的饭碗，因为他将这手术的执行权从神经外科向外行扩大了。而且，暂且不说在额叶切除过程中，使用碎冰锥这种盲目而极具破坏力的工具所带来的问题，手术的速度和简易性也难以服众，许多人跟弗里曼那日渐疏远的搭档詹姆斯·瓦特一样，也从内心深处对经眶额叶切除术感到恐惧。约翰·富尔顿在写给弗里曼的信件中，精准地把握了大众对其新方法的观点，“你怎么不用猎枪呢？那不是更快些。”尽管疗养院向整个美国引入了额叶切除术，但自那天以后，弗里曼感觉自己被排除在了神经外科派系的核心地带之外。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两方又都是赢家。弗里曼或许不能够战胜神经外科医生，但他也并不需要战胜他们。他和诸多着急的精神病医生同事很快就举起了碎冰锥疗法的大旗。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弗里曼在一辆他称之为“流动额叶切除术”的野营车里，巡回于全国的疗养院。他执行了2400多个经眶额叶切除手术，有时候一天要做25个之多。

外祖父的眼眶环切术，一方面迅速取代了旧的弗里曼-瓦茨法，成为神经外科领域最受欢迎的额叶切除手术。不过我们同样要清楚的是，选择性额叶切除术第一种形态仅仅是一个开始。事实上在那天以后，不论我外祖父何时做一次眼眶环切术，撬起前额叶去获取下面的神经，他都不仅仅关注额叶里他的目标神经束，还会顺带瞥一眼它们之外的更深层结构。特别是那神秘莫测的内侧颞叶区域及其复杂的网状结构，它们的用途至今未知，其中包括沟回、杏仁核、内嗅皮层，以及海马。

一位与我外祖父私交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跟他说，“比尔，我对你唯一的诟病就是，你从不做两次相同的手术。”外祖父以多面手的形象著称，是手术室里不知疲倦的探险家。他从不会满足于现存的技术与方法，即使那是他自己发明的。

或许有一点是必然的，即他一旦发现了新的未知领域，他就会努力到达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