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疗室里，发生了如下这些事。助理人员把外祖母带到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仔细检查她有没有携带眼镜、发簪或首饰等尖锐物品。如果她戴着假牙（当然她并没有），助理会把它们都给拿掉。如果她系着一条腰带，助理也会将其放松一点。皮带也是一样的。负责治疗室的护士再三检查了助理的工作之后，助理领着外祖母上了一张床。外祖母躺在那个松垮垮铺着床单的床垫上，助理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乳胶枕头放置在其肩胛骨上方。助理要求外祖母将手臂放在身体两侧，伸直双腿。床单裹在她自己身上，盖住了她的手脚。只有头还露在外边。之后，助理把一个口塞放到她嘴里，摁住她的肩膀，而另一个助理则摁住了她的臀部。她得尽可能地被牢牢固定住，这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治疗可能会令她肌肉剧烈收缩，若是四肢不被固定，任由它们踢打，很可能导致骨折。
管事的护士又全部检查了一遍，确保一切就绪，她将我外祖母额前散落的几缕头发拢好，然后向她的皮肤施以电击。
威廉·B.斯科维尔夫人的临床记录
（记录者：艾米莉）
1944年4月5日：斯科维尔夫人开始接受电击治疗。
1944年4月12日：电击治疗开始起效。斯科维尔夫人的行为有了些改善，相对清醒的状态可以持续更长时间了。不过，她还是时常会在大厅里唱歌跳舞，或是尖笑；大声捶打钢琴键盘，那声音让其他主顾不胜其烦。她能够认出来探望的亲属。不过……对此的兴趣转瞬即逝，很快她的行为举止又会变得漫无条理，她会不停地摇头。她还会说自己经历过的审判，并且认为自那以后她一直在监牢里。
1944年4月19日：自上次的记录后，斯科维尔夫人一直在接受电击治疗。她的改善体现在变得更安静，不再常打扰他人。然而，她精神病态意念的变化不大。她仍然会提到那次审判及其之后的牢狱之灾；她（缺失词语）的改变；以及她儿子对她说话的方式；还有灵魂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转移。
（5到6月的临床记录遗失了，只能找到三个月以后，也就是7月份的了）
1944年7月12日：斯科维尔夫人的情况显示了持续的改善。她仍对电击疗法感到有些害怕。
在疗养院里，外祖母并不是唯一一个害怕电击疗法的人。这种恐惧十分普遍，甚至在病人群体中导致了严重的失调和恐慌，于是柏林盖姆发起了一场运动来消除它。
不过，并不是消除电击疗法。而是消除恐惧。
这场收容所内运动的大意被刊登在《话匣子》里一个叫做“人物新闻”（Personews）的员工内部板块，于1944年8月连载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零恐惧精神病学》（Fear-Free Psychiatry）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恐惧带来的破坏力”，伯林盖姆写道，“给那些试图给病人建立自信的精神病学家们，带来一个特殊的难题，因此，为了建立起信心，研究者们要对恐惧心理学非常熟悉，这样才对治疗有所帮助而非阻碍。”他建议护士和助理“不要和病人讨论治疗，若是谈话触及到了这点而且无法避开时，就要极力推崇治疗的积极一面。将这些治疗的惩戒本质暴露出来，从来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通过对“消除病人思想中的恐惧”做出的努力，伯林盖姆认为疗养院里的工作人员将会“激励那些离开医院的人，并促进当前治疗的进展，恐惧会让我们一事无成，因为它会阻碍病人的好转，从而击溃我们。牢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行动，如此你就可以实现而非阻碍我们共同的目标——帮助病人康复。”
刊载在下一期人物新闻板块的第二篇文章，柏林盖姆提出了他所用的一个特殊而简单的措施，用以消除在机构中蔓延的恐惧。这篇文章题为《是“睡眠”，而不是“休克”》（“Sleep”——Not“Shock”)，其中指出，疗养院中实施过三种休克疗法：胰岛素休克、强心剂休克以及电击。首先是胰岛素休克，就是要对病人注射大量胰岛素，破坏他们的血糖水平直至崩溃，他们会随即陷入一种低血糖昏迷状态（胰岛素休克的基本原理是很模糊的。没有人对为什么人为导致的意识丧失可以减轻，至少是暂时减轻精神病症状发表过什么清晰的见解。他们只是声称，这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判定这些治疗可以继续使用）。一到两小时后，再想办法让病人恢复意识，一般的手段包括人工呼吸或者是注射肾上腺素。正如伯林盖姆自己发表在1938年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胰岛素治疗是危险的，是一种“与死亡的巧妙周旋，几分钟的忽视、走神或者懈怠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二种治疗，叫强心剂休克，需要为主顾注射一种名为强心剂的化合物，它主要会导致病人产生一瞬间的原始恐慌，而后陷入长达一天的昏迷。第三种就是电击疗法，它是三者中最近才被疗养院采用的，其通过反复的高压电击来使病人的大脑丧失意识。
柏林盖姆将三种疗法都阐释为一种复仇，他之前的总结报告中，有一段完美地体现了他的机构中的奇怪双面性——乡村俱乐部外表下隐藏的秘密：“室内游泳池疗法”的成功研制，促使了去年春天机构内的室外游泳池的落成。这看起来似乎与精神病医院的形象背道而驰，然而仅仅过去一个季度，其价值和效用就显现出来了，它成为常规治疗的一个重要特色。基于休克疗法的后续发展和重要意义，需要为这种治疗建造一个具备特殊空调装置治疗室，里面有25个床位，其建成后就立刻投入了使用。
然而现在，我外祖母以及其他许多病人愈发害怕这些休克疗法，因此就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伯林盖姆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的恐惧更多集中在治疗方法上，而不是在治疗本身上。简而言之，就是个表现层面的问题，无关治疗的本质。于是他下令进行改变。
“非常不幸，”他写道，“误导性术语——‘休克’被用在了心因和精神疾病的治疗中，这些本来是常规剂量的胰岛素、强心剂和电击治疗就成为无端恐惧的根源。由于这三种疗法都能使病人进入类似于正常睡眠的无意识状态，它们就应该改为‘胰岛素睡眠、强心剂睡眠和电击睡眠’——在三种疗法中用‘睡眠’来代替‘休克’……由于事实说明这些治疗的确是收效甚佳，我们应该对这些治疗采用更加准确的表述——胰岛素睡眠、强心剂睡眠和电击睡眠。并从我们的精神病词汇中删除曾被误用的‘休克’一词，以此证明生活研究所不能在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道路上，受到传统和道义的束缚。”
在外祖母入院之前，她很可能跟柏林盖姆有过交集，只是彼此都没意识到。在他负责生活研究所很久之前，柏林盖姆在我外祖母的家族企业供职。切尼兄弟丝绸制造公司遇到1915年的劳工问题时，公司雇他来进行问题评估并提出解决方案。他为公司全职工作了两年，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工业心理学家”。他会在工厂观察劳工的日常活动，征集工人们的抱怨并为他们提出补救措施、调整规章制度来减少劳资之间的冲突。他在厂区转悠的时候，很可能看到我年轻的外祖母蹬着她的单车穿梭其间。
但这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伯林盖姆见过我的外祖父。在我外祖母入院的三年前，在收容所1941年7月1日的年度报告开头，就写着威廉·比彻·斯科维尔医生成为本院“顾问团”的成员。为什么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会成为精神病收容院的顾问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我那孤独而恐惧的外祖母这个话题上停下，转到向北几百英里之外的华盛顿特区，去到几年之前那儿的一个万圣节的早晨。
<hr/>
【注释】
[1] 1英亩等于4046.8564224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