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个角落，地板上也躺着一个赤裸的人。他的脸贴在地上，我看不出他们把他弄成了什么样子。他明显也失去了知觉。我永远忘不了那房间的凝滞气氛。里面有三四个士兵——士兵！当然是专事严刑拷打的神经变态的施虐狂。有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根长铁棍。电炉火焰熊熊。他们中间有三个人系着皮围裙，和铁匠的围裙一样，以免弄脏了他们的衣服。屋里有一股浓烈的粪尿臭味。

“还有一个人被捆在角落的椅子上，嘴巴被堵起来。那人块头很大，有一只手臂受了重伤，但显然还没有受过酷刑。温梅尔先拿那些最容易攻破的人下手。

“我在电影中——像罗西里尼的影片——看到过好人面临这种场景时的反应，对法西斯怪物怒目而视，发出简短有力、义正词严的谴责。他为历史说话，为人类说话，把他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我承认，当时我的感情立即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恐惧。你知道，尼古拉斯，我在考虑，温梅尔还给了我好长时间考虑，我大概也逃脱不了严刑拷打的厄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我动刑。但是当时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人类竟然可以如此自相残杀……

“我转身望着温梅尔。令人惊讶的是他俨然成了房间里最有人性的人。他的表情既厌倦又愤怒，甚至有点憎恶，为自己的部下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而感到羞愧。

“他用英语说：‘这些人以此为乐，我不是这样。在他们对那个凶手动刑之前，我希望你劝劝他。’

“我说：‘我该说什么呢？’

“‘我需要他的朋友的名单，我需要帮助他的人的名单。我需要他们藏身的地点和藏武器的地方。如果他把这些都给我，我保证用体面的军人方式处决他。’

“我说：‘他们对你讲的还不够吗？’

“温梅尔说：‘他们知道的全说了。但是他知道的更多。我早就想和他见面了。他的朋友们没有办法让他说话。我认为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也许你行。你应该对他说实话，你不喜欢我们德国人。你是受过教育的人。你只想制止这一套……传统手段。你应该劝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出来。他现在被捕了，把情况说出来，说不上是犯罪。你明白吗？跟我来。’

“我们走进隔壁的另一个空房间。过了一会儿，受伤的人被拖进来了，仍然捆在椅子上，连人带椅被放在房间中央。他们给我搬来一张椅子，让我坐在他对面。校官坐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挥手让施刑者出去。我开始说话。

“我严格按照校官的旨意行事。也就是说，我请求那个人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说出来。你也许会说我这样做实在很不光彩，因为你考虑到，他一招供，别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要遭殃。但是那天晚上，我的生存空间就只有那两个房间。他们是唯一的实在。外面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我强烈感到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对人类智慧的粗暴践踏。那位克里特人过分执着，坚强不屈，似乎对这种践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了这种践踏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告诉他我不是通敌者，我是医生，人类的苦难是我的敌人。当我说如果他现在招供，上帝会宽恕他的时候，我是在为希腊说话——他的朋友们已经受够了苦。人忍受痛苦是有限度的，如此等等。凡是能想到的理由我都说了。

“但是他的表情始终不变，对我充满敌意，充满仇恨。我怀疑他是否认真听我说的话。他一定认为我是通敌者，我对他说的一切全是谎言。

“最后，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只好回过头来望着校官。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失败，我无法隐藏这一事实。他一定是给外面的卫兵发了信号，因为有一个人进来了，走到克里特人背后，把堵住的嘴松开。他立即喉部青筋暴起，声嘶力竭地喊出一个字：自由。听不出他的喊声中有什么高尚的成分，纯粹是一个野蛮行为，仿佛把一罐点着的汽油泼在我们身上。卫兵又粗暴地重新把他的嘴堵起来，并且固定好。

“这个字眼对他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理想。它只是他最后的武器，他把它当武器来用。

“校官说，‘把他送回去，等候我的命令。’那人再次被拖回那个凶多吉少的房间。校官走到关着的百叶窗前，打开它，在窗前对着漆黑的夜站了一分钟，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我为什么必须那样说话。’

“我说：‘我什么都不明白了。’温梅尔回答说：‘也许我应该让你看一看我手下的人和那畜生是怎样对话的。’我说：‘我求你别这样做。’他问我是不是认为他看到这种场面特别开心。我没有回答。他接着说：‘只要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批阅文件，欣赏美妙的古典音乐，别的什么也不必做，我就感到非常的幸福了。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认为我是施虐狂，其实我不是，我是现实主义者。’

“我仍旧默不作声地坐着。他站在我面前说：‘你将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我会让他们给你送吃的喝的。就像一个文明人对待另一个文明人那样，我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和隔壁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你当然不会成为人质。’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既震惊又感激。

“他说：‘请你记住，我跟任何别的军官一样，一生只有一个最高目标，德国的历史性目标——结束欧洲的混乱，建立良好秩序。这个目标一达到，我们就可以唱抒情歌曲了。’

“我无法告诉你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说假话。认为纳粹掌权是因为他们用秩序整治混乱，这实在是我们时代的一大荒唐事。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用混乱来破坏秩序。他们破坏各种戒律，否定‘超我’，为所欲为。他们说：‘你们可以迫害少数民族，你们可以杀人，你们可以严刑拷打，你们可以没有爱情乱交乱生孩子。’他们对人类提供的巨大诱惑应有尽有。世上没有真理，可以胡作非为。

“我认为温梅尔和大多数德国人不同，他一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自己在干什么，还知道他在耍我。起初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他最后看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我听见他在对把我押来的一名卫兵说话。我被带到另一层楼的一个房间，他们给我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瓶德国啤酒。我的感触很多，最重要的是我将幸免于难。我还可以看到灿烂的阳光，可以呼吸，可以吃面包，可以击钢琴键盘。

“这一夜过去了。早晨给我送来了咖啡，还允许我洗脸。十点半，他们让我出去。我发现其他所有的人质都在等着。他们没吃没喝，我被禁止跟他们说话。没有见到温梅尔或安东的影子。

“我们被押到港口去。整个村子的人都在那里，大约有四五百人，穿着黑色的、灰色的和已褪色的蓝色衣服的人，全都挤在几个码头上，有一队‘乌鸦’兵监视着。村里的牧师、女人，甚至很小的男孩女孩，也都被赶到这里来了。他们看见我们来了就发出尖叫，像某种不规则的原生质，想打破界限，可又不能。

“我们继续朝前走。来到一幢大房子前，巨大的雅典式支柱面对港口——你知道这房子吗？——当时楼下有一家小餐馆。我看见温梅尔在上面的阳台上，安东在他背后，两旁是端着冲锋枪的军人。他们把我从队伍中拉出来，叫我靠墙站在阳台下面的桌椅中间。人质的队伍继续往前走，进入一条街道消失了。

“天气很热。是一个令人极端沮丧的日子。村民们从码头被赶到小餐馆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有古炮。大家挤成一团，一张张棕色的脸在阳光下仰望着，女人的黑色头巾在微风中飘动。我看不到阳台，但是校官就在上面，用他的存在和沉默镇住大家。人群逐渐安静下来，静得出奇，只看见一排排充满期待的面孔。燕子和圣马丁鸟在天空中飞翔，像一群孩子在玩耍，全然不知道家里的大人正在经历某种悲剧。真是堪称奇观，这么多希腊人……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小鸟平静的叫声。

“温梅尔开始说话。通敌者为他翻译。

“‘现在要让你们看一看那些……德国的敌人的下场……为德国的敌人提供帮助的人的下场……根据德国统帅部军事法庭昨天晚上发布的命令……有三个人已经被处决……还有两个现在就要处决……’

“所有棕色的手一下子全举起来，在胸前点了四下画十字。温梅尔停住了。德国人制造死亡，希腊人举行宗教仪式，再合适不过了。

“‘此外……还有八十名人质……因涉嫌与德国武装部队四名无辜成员……被残暴杀害有关……根据占领法予以逮捕……’他再次停顿……‘将被处决。’

“翻译译完最后一句话，人群中发出了轻轻的痛苦呻吟声，似乎他们的腹部全都挨了重击。许多女人，还有一些男人，一起跪在地上，对着阳台哀求。人渴望得到保护神的怜悯，可是这种怜悯是根本不存在的。温梅尔一定是缩进去了，因为哀求声变成了恸哭声。

“此时我从墙根被硬推出来，跟在人质后面。奥地利士兵站在港口的每一个入口处，把村民挡回去。令我大为惊骇的是，这些奥地利人竟然帮助起‘乌鸦’兵来了，竟然服从温梅尔的命令，可以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粗暴地把我认识的人挡回去。一两天以前，他们对村民还是挺友好的。

“小巷在房屋中间盘旋而上，直至学校旁边的广场。那是一个天然舞台，稍向北斜，越过低处的屋顶便是大海和大陆。上坡一边是学校的围墙，东边和西边有高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西边屋子花园里还有一棵很大的悬铃木树，树枝伸出墙外。我来到广场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枝。树上吊着三具尸体，在树荫之下呈惨白色，像戈雅[80]的蚀刻画一样可怕。一具是那个表哥的尸体，全身赤裸，裆下的伤口十分可怕。另两具是姑娘的裸尸。她们已经被开膛取出内脏。一刀从胸骨划到阴毛处，肠子被拉了出来。被掏去一半肚肠的尸体在中午的微风中轻轻摇摆。

“透过这三具毛骨悚然的尸体，我看见了人质。他们被赶到学校旁边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个圈子里。后面的人正好在围墙的阴影之中，前面的人在阳光下。他们一看见我立即开始喊叫起来。有明显辱骂我的，也有混杂在一起的各种请求声——仿佛当时不论我说什么话，都能打动校官似的。他当时也在场，在广场中央，和安东在一起，还有大约二十个‘乌鸦’兵。广场的第三面，也就是东面，是一堵长墙。你知道那儿吗，中间有个门，是铁格栅的。两个幸存的游击队员被绑在铁条上，不是用绳子，而是用有刺的铁丝。

“我走到两排男人背后时被喝令停住，距温梅尔站立的地方大约有二十码。安东没看我一眼，温梅尔只扭了一下头。安东举目遥望太空，似乎已经对自己施了催眠术，坚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甚至他自己也已不复存在。校官招呼通敌者过去。我猜他是想知道人质在喊些什么。他看上去考虑了一下，然后朝他们走去，他们顿时安静下来。他们当然不知道他已经宣布了对他们的判决。通敌者把他的话翻译给他们听。他说什么我没听见，但是村民们听了他的话之后静下来了，肯定不是判他们死刑。校官向我走过来。

“他说：‘我对这些农民提出一个处理办法。’我望着他的脸，那脸上既没有一丝紧张，也没有一点兴奋，他是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人。他接着说：‘我可以不处决他们，让他们到劳动营去，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这个村长必须当着他们的面亲手处决这两名凶手。’

“我说：‘我不是死刑执行人。’

“村民们开始疯狂地对着我喊叫。

“他看了一下表说：‘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无法思考的。脑子完全失去了条理。你应该记住这一点：从这一时刻起，我的行为已经没有理性，不受理性支配。

“我说：‘我别无选择。’

“他走到我前面一列士兵的末尾，从一个士兵肩下取下一支冲锋枪，似乎还检查了子弹上膛无误，然后端着枪走回来，双手把枪交给我，仿佛那是我得到的奖品。人质响起一片欢呼声，在胸前画十字，然后安静下来。校官注视着我。我想到孤注一掷，掉转枪口对准他。但如果这样做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全村人都会被杀光。

“我朝着用带刺铁丝绑在铁门上的那两个人走去。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德国人控制的报纸可以对此广泛进行宣传，他们会绝口不提对我施加的压力，而把我描绘成一个与德国人通力合作的希腊人。这对别的村长是一个告诫，对每个地方受惊吓的其他希腊人也是一个榜样。但是那八十个人——我怎么能说他们有罪呢？

“我走到距两名游击队员大约十五英尺的地方，之所以靠得这么近，是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开过一枪了。出于某种原因，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敢看他们的脸。我看高墙和它的瓦片屋顶，看大门两边柱子顶端粗俗的装饰，看墙外胡椒树的叶子。但此时我不能不看他们了。年纪较小的游击队员好像已经死了，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他们对他的双手动过刑，我看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手指头上都是血。其实他没死，我听见他在呻吟，嘴里咕哝着什么。他神志不清了。

“再说另一个。他的嘴不是被打过就是被踢过。嘴唇严重挫伤，红肿得怕人。当我站在那里举起枪时，他红肿的嘴唇缩了一下。他的牙齿全被打碎了。他的口腔内部像一个被弄脏的阴门。我不顾一切想弄清真正的原因。他的手指也被压坏了，指甲被抽了，我看出他身上有多处烧伤。但是德国人有一个严重的失误，他们没有把他的眼睛挖掉。

“我盲目地举起枪，扣动扳机。什么也没发生。咔嗒一声，我又扣了一次扳机。枪还是没响。

“我回过头。温梅尔和押送我的两名士兵站在大约三十英尺之外观望。人质们突然大声喊叫起来。他们以为我没有勇气开枪。我转过身又打了一次。还是不响。我转向校官，用枪比划着，表示打不响。我在烈日下感到一阵眩晕、恶心，但是没昏过去。

“他说：‘出了什么毛病？’

“我回答：‘枪打不响。’

“‘那是施迈瑟式冲锋枪，绝好的武器。’

“‘我已经试了三次了。’

“‘打不响是因为没上子弹。平民是不准拥有装弹药的武器的。’

“我看看他，又看看枪，还是不能理解。人质又静下来了。

“我很绝望地说：‘你叫我怎么杀死他们？’

“他笑了，那笑容像挥舞了一下军刀，瞬间消失。他说：‘我正等着呢。’“这下我理解了。我必须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与此同时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他的真实自我，他的真实地位。由此我看出他是个疯子，因此他是无辜的，因为一切疯子，无论他多残忍，都是无辜的。他是生活肆意塑造出来的人物，肉体和灵魂都极端丑陋。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刚愎自用，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神祇。在他的淫威中有某种超人的成分。因此在当时的情势下，真正的罪恶，真正的丑陋体现在其他德国人身上，体现在那些较少疯狂的尉官、下士、列兵身上，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一心灵间的对峙。

“我向他走过去。两名卫兵以为我要对他进行袭击，迅速举枪准备还击。但是他对他们说了点什么，仍然站在原地不动。我在距他大约六英尺处停下来。我们互相对视着。

“‘我以欧洲文明的名义请求你停止这种野蛮行为。’

“‘我命令你继续执行处决。’

“他眼都没眨一下又说：‘如果你拒不执行这一命令，你自己将被立即处决。’

“我走过干燥的地面，回到铁门旁。我站在那两个人面前，正想开口对其中一个人说话，他似乎能理解我别无选择，必须对他下手。但是我开不了这个口，这也许是因为我和他近在咫尺，已经看清他的嘴受了什么样的重创。它不仅被重击或猛踢，而且还被烧伤。我想起了那个手持铁棒的人，想起了电炉。他们打掉了他的牙齿，烙他的舌头，用滚烫的铁把他的舌头直烧到根部。他喊出那个字来，终于使他们再也无法容忍。那令人心惊肉跳的五秒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对这位游击队员的内心世界有了理解。我的意思是，我对他的理解比他自己还要深刻得多。是他帮助了我。他竭力向我探出头来，说出他已经说不出的那个字来。他发不出声音，只看见他的喉部在扭动，几个音节噎着发不出来。他想再次说出来的还是那个字，错不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得出，那个字就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生命中，完全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人所说的话很少出于同情、出于怜悯，甚至很少出于人性，但却深刻得多。他的内心世界和我完全相反。在我心目中，生命是无价的，它是那么宝贵，的确是无价之宝。而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样东西具有无价的品质，那就是自由。他是不可改变的，他是精英，超越理性，超越逻辑，超越文明，超越历史。他不是上帝，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我们能理解的上帝。但是他证明确实有一个我们永远不能理解的上帝。他有否定的最终权利，他有选择的自由。他，或者通过他显示出来的东西，甚至包括精神失常的温梅尔、可鄙的德国和奥地利部队。他享有一切自由，从最坏的到最好的。有在新沙佩勒战场上临阵脱逃的自由。有把农民姑娘抓来开膛剖肚的自由。有用铁丝剪阉割游击队员的自由。他超越道德规范，跳出事物的实质部分——包罗一切，享有做一切事情的自由，只反对一件事情——禁止做这一切。

“要对你讲清这一切，还真得费一番口舌。我还没跟你说过，我觉得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这种不团结的状态，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希腊的。也就是说，我终于具备了希腊人的特征。我所看到的一切是在几秒钟里看到的，也许根本就不是在时间里看到的。看到我在广场上是唯一一个有选择自由的人；宣告和保卫这种自由比常识更重要，比自我保存更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比八十名人质的生命更重要。从那以后，那八十个人经常在夜里出来指责我。你应该记住，当时我是知道自己肯定也得死的。但是面对他们痛苦严峻的面容，我能拿出来与之抗衡的唯有那几秒钟之内所得到的超然物外的认识，而且是在精神高度兴奋状态下所得到的认识。我的理性反复告诉我我错了，但是我的整个生命仍然对我说我是对的。

“我在那里可能站立了十五秒钟——我说不准确，在那种情况下时间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把枪扔下，站到游击队领袖身边。我看到校官在紧密地监视着我。我说出了游击队领袖说不出来的那个字，既是说给校官听的，也是说给我身边那位奄奄一息的人听的。

“我看见站在温梅尔后面的安东在挪动，迅速向他走过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校官下了命令，冲锋枪立即冒出火舌。第一串子弹击中了我，我立即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