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看看，导致我后来发生那个事件的这种事是怎么开始和何时开始的吧。这种事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六岁。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我的哥哥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当时，我还没有同女人发生过关系，但是正如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不幸的孩子们一样，我已经不是一个纯洁的孩子了：我被别的男孩子带坏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女人，不是某一个女人，而是作为某种甜蜜的东西的女人，任何一个女人，女人的裸体，已经在折磨着我了。我的独身生活并不纯洁。我跟我们这个圈子里百分之九十九的男孩们一样，被苦恼折磨着。我害怕，我痛苦，我祷告，但还是堕落了。我已经在头脑里和行动上都变坏了，但是我还没有迈出最后一步。我在独自走上毁灭之路，但是我还没有用我的手碰过别人的肉体。然而有一次，我哥哥的一个同学，一个大学生，一个爱说笑逗乐的人，一个所谓好心肠的小伙子，也就是那个教会我们喝酒和打牌的最大的坏蛋，在一次狂饮之后，怂恿我们到那种地方去。我们去了。当时，我哥哥也还是一个童贞的少年，他也是在那天夜里堕落的。我，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玷污了自己，也参与玷污了一个女人，但却根本不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要知道，我还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个大人说过我所做的那种事是不好的。即使现在也不会有人听到这种话。诚然，“十诫”[4]里有，但是“十诫”只有在考试中回答神父的问题时才有用，而且也并不十分有用，远不如在拉丁文的假定句里要使用ut这条规则更有用。[5]
“是这样，我从来没听见那些大人（我是很尊重他们的意见的）说过，这种事有什么不好。相反，我倒听见我所敬重的那些人说过，这是好的。我听说，做过这种事以后，内心的斗争和痛苦就会平静下来，我非但听说过，而且还在书上读到过这样的话，我还听见大人们说，这对健康有好处。我又听见同学们说，干这种事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敢做敢为的表现。所以，总的说来，在这种事中，除了好处以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东西。那么染上脏病的危险呢？可是连这一点也是被预见到了的，关心一切的政府关心着这个问题。它监督着妓院的正常活动，保证中学生们可以放心地去淫乱。有一批拿着薪俸的医生在监督这件事。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淫乱有益于健康，因此他们也就制定出了一套规范、细致的淫乱的办法。我认识一些母亲，她们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来关心儿子们的健康的，而且科学也怂恿他们去妓院。”
“干吗要把科学也扯上？”我说。
“医生是什么人？他们是科学的祭司。是谁断言这有益于健康而使年轻人去淫乱的？是他们。然后他们又道貌岸然地给人家治疗梅毒。”
“治疗梅毒有什么不对呢？”
“因为如果把用于治疗梅毒的精力的百分之一用来根除淫乱的话，那么淫乱早就绝迹了。然而，人们的精力不是用来根除淫乱，而是去鼓励它，并确保进行淫乱是安全的。不过，问题并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不仅是我，甚至百分之九十的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不仅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而且所有的人，甚至农民，都发生过这一类可怕的事。我之所以堕落，并不是因为我受到某个女人的美貌的自然的诱惑。不，任何女人都诱惑不了我，我之所以堕落，是因为在我周围，有些人把这种堕落看成最合法和最有益于健康的行为，还有些人则把它看成年轻人的一种最自然合理的游戏，不仅可以原谅，而且没有什么过错。我当时根本不懂得这就是堕落，我只是开始沉湎于这种半是快乐半是需要的事情之中，有人告诉我，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有这种需要，于是，就像我开始喝酒、抽烟一样，我开始沉湎于淫乱之中。然而在我的第一次堕落中毕竟还有某种特别的、触动了我的东西。我记得，在那里我还没有走出房间就立刻感到非常伤心，我真想痛哭一场，痛哭自己的童贞的毁灭，痛哭我那被永远毁坏了的对女人的关系。是的，我对女人的那种自然的、淳朴的关系被永远毁坏了。从那时起，我对女人的纯洁的关系没有了，也不可能再有了。我成了一个所谓的淫棍。而一个淫棍是一种生理状态，就像吸毒者、酒鬼和烟鬼一样。一个吸毒者、一个酒鬼、一个烟鬼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同样，一个为了自己欲望的满足而与几个女人发生关系的男人，也已经不是正常的人了，而是一个永远被毁坏了的人——一个淫棍。正如一个酒鬼和一个吸毒者，从他们的脸色和举止立刻就可以认出来一样，一个淫棍也是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一个淫棍可以有所节制，也可能内心有所斗争，但是对女人的那种朴素的、明朗的、纯洁的关系，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有了。从他如何打量和端详一个年轻女人的神态就可以立刻认出他是一个淫棍。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淫棍，一直不能自拔，正是这一点毁了我。”
五
“是的，正是这样。我后来就越走越远，犯了各种各样的罪孽。我的上帝！一想到我在这方面的所有卑鄙的行为，我就感到害怕。我所记得的我的过去就是如此，可当时朋友们还嘲笑我的所谓天真无邪呢。而你听到的那些花花公子、那些军官、那些巴黎人又是怎样的呢！所有这些先生们，还有我，当我们这些对女人犯过数百件形形色色的可怕罪行的三十岁左右的淫棍们，脸洗得干干净净，刮了胡子，洒了香水，穿着雪白的衬衣，身着燕尾服或者军服，走进客厅或者去参加舞会的时候——真是纯洁的象征啊，多么迷人！
“您不妨想一想事情应该怎样，而事实上又是怎样的吧。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在社交场合有这么一位先生要来接近我的妹妹或是我的女儿，而我是了解他的生活的，我就应当走上前去，把他叫到一边，低声对他说：‘亲爱的先生，我知道你是怎样生活的，知道你怎样过夜和同谁一起过夜的。这儿没有你待的地方。这里都是纯洁无瑕的姑娘，你走吧！’本来应该是这样，可实际上却是：当这样一位先生出现了，搂着我的妹妹或者我的女儿跳舞的时候，只要他有钱和有各种关系，我们就会兴高采烈。也许他在看上了某个舞星之后会垂青我的女儿吧。即使他身上还留有一些病根，还有些不健康，那也没关系。现在什么病都能治好。可不是吗，我就知道有几位上流社会的姑娘，由父母做主，高高兴兴地嫁给了有梅毒的人。哦，哦，多么卑鄙无耻啊！总有一天这种卑鄙和虚伪会被揭露出来的！”
接着，他又好几次发出他的那种怪声，端起了茶杯。茶太浓了，又没有水可以把它冲淡些，我喝了两杯以后感到特别兴奋。大概，茶对他也起了作用，因为他变得越来越亢奋了。他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悦耳，越来越富有表情了。他不断地变换着姿势，一会儿脱下帽子，一会儿又戴上，他的脸色在车厢朦胧的光线中奇怪地变化着。
“唉，我就这样活到了三十岁，但是我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结婚的念头，我想为自己安排一种最高尚、最纯洁的家庭生活，于是我就抱着这个目的到处物色适合于这一目标的姑娘，”他继续说，“我一面过着糜烂的淫乱生活，一面又在到处物色就其纯洁性来说配得上我的姑娘。许多姑娘我都看不中，就是因为她们在我看来还不够纯洁。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我认为配得上我的姑娘，她是奔萨省的一个从前很富有而如今败落了的地主家的两位小姐之一。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月光下泛舟出游，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她身旁，欣赏着她那裹着针织衫的苗条身材和她的卷发，这时我突然决定，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她，那天晚上，我觉得，我感到和想到的一切她都懂得，而我所感到和所想到的乃是一些最崇高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那件针织衫特别适合她的脸型罢了，还有她的卷发。于是在那天跟她亲近之后，我就想跟她更加亲近。
“真是怪事，认为美就是善，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一个漂亮的女人说了一句蠢话，你听了会不觉得蠢，反而觉得很聪明。她出言粗俗，你却觉得颇为可爱。而当她既不说蠢话，出言也不粗俗，只是显得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立刻相信，她是惊人的聪明和贤淑。
“我兴奋地回到家里，认定她是一个最贤淑完美的女人，所以她配得上做我的妻子，于是我就在第二天提出了求婚。
“真是乱弹琴！不仅在我们这个阶层，而且不幸的是也在老百姓中，一千个结婚的男子里，未必有一个不是在正式结婚以前就已经结过十次婚的，甚至是像唐·璜一样，结过上百次、上千次婚的。（不错，我听到过，也看到过，现在有一些纯洁的年轻人，他们感到和懂得这事不是开玩笑，而是一件大事。愿上帝保佑他们！但是在我那个时代，一万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但都装作不知道。所有的小说里都细致入微地描写男主人公们的感情，描写他们漫步经过的池塘和花丛，但是在描写他们对某一位少女的伟大的爱时，却只字不提这些漂亮的男主人公们的过去：只字不提他们出入于妓院，只字不提那些女仆、厨娘和别人的妻子。即使有这样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那也决不会让它们落到姑娘们的手中，尤其是那些最需要知道这些情况的姑娘们的手中。在这些姑娘们面前，人们先是装出这样一副样子，仿佛那充斥于我们的城市甚至农村的半个天地的淫乱根本就不存在。后来，人们对这种弄虚作假逐渐习惯了，最后，就像英国人那样，自己也开始真心诚意地相信，我们都是一些生活在君子国里的正人君子。于是姑娘们，那些可怜的人，也就对此深信不疑。我那不幸的妻子就是这样深信不疑的。我记得，当时我已经是她的未婚夫了，我把我的日记拿给她看，从这本日记中，她多少可以知道一点我的过去，主要是我最近的一次私情，这时她可能已经从别人那儿听说过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她。我记得，当她知道了并且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她是多么恐惧、绝望和不知所措啊。我看到，她那时想要抛弃我，她为什么不干脆把我抛弃了呢？”
他又发出他那种独特的声音，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喝了一口茶。
六
“不，话说回来，还是这样好，还是这样好！”他大声地说，“这是我的报应！但问题不在这儿。我想说，要知道，在这种事情里，受骗上当的只是那些不幸的姑娘。她们的母亲是知道这一点的，尤其是那些受过自己丈夫熏染的母亲，对这一点更是了解得一清二楚。她们装作对男人们的纯洁深信不疑，可实际上她们的做法却完全不是这样。她们知道，为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女儿，下什么样的钓饵才能使男人上钩。
“只有我们男人才不知道，而我们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不想知道，可是女人们却很知道，我们的所谓最崇高和最富有诗意的爱情，并不取决于对方的道德品质，而是取决于双方肉体上的接近，同时也取决于对方的发型、衣服的颜色和式样。您试问一个以勾引男人为己任、精于此道、专爱卖弄风情的女人，她情愿冒哪一种风险：情愿当着被她勾引的男人的面被揭露为撒谎、残忍甚至荒淫放荡呢，还是情愿穿着缝工粗糙、式样难看的衣服出现在他的面前？无论哪一个女人都宁愿选择前者。她知道，我们这帮哥儿们总是胡扯什么高尚的情操，而实际上我们需要的只是她们的肉体，因此我们会原谅一切卑鄙的行为，就是不能饶恕服装的样式丑陋平庸，品位低级。一个专爱卖弄风情的女人是自觉地知道这一点的，而任何一个天真的少女也像动物出于本能一样，不自觉地知道这一点。
“因此就出现了那些叫人作呕的紧身衫，那些假臀部，那些裸露的肩膀、胳膊甚至胸脯。女人，尤其是那些被男人调教过的女人，知道得很清楚，那些关于崇高目标的高谈阔论不过是空谈罢了，男人们需要的是肉体，以及使肉体显得最富有诱惑力的一切。于是女人们就投其所好。我们对这种不成体统的事已经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如果我们抛弃这种习惯，看一看我们这些上层阶级的生活，看看它的卑鄙无耻的真面目，就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一所大妓院罢了。您不同意吗？对不起，我会加以证明的。”他打断我的话，说道，“您说，我们上流社会的妇女与那些妓女的趣味完全不同，可是我说不，我这就来证明给您看。如果人们的生活目的不同，生活的内容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就必定会反映到外表上来，外表也会不同。但是请您看一看那些不幸的、被人瞧不起的女人，再看一看那些最上层社会的太太们吧：同样的装束，同样的款式，同样的香水，同样地裸露着胳膊、肩膀和胸脯，同样地把突出的臀部裹得紧紧的，同样热衷于各种钻石，各种贵重的、亮光闪闪的装饰品，同样地寻欢作乐、跳舞、听音乐和唱歌。那些女人不择手段地勾引男人，这些太太也同样如此，毫无区别。如果要做一个严格的判定的话，只能说：短期的妓女通常被人瞧不起，而长期的妓女却受人尊敬。”
七
“是啊，于是这些针织衫呀，卷发呀，假臀部呀，就把我给逮住了。要逮住我是很容易的，因为我受的就是这种环境的熏染，我们这些自作多情的青年男子，就像温室里的黄瓜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被催熟了。要知道，我们不做任何一点体力劳动，我们富于刺激性的过量的食物别无他用，只会不断地燃起我们的情欲。您惊讶也罢，不惊讶也罢，事实就是如此。要知道，直到不久前，我对于这一点还一无所知，现在才恍然大悟。因此我感到痛苦，我痛苦的是谁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像刚才那位太太那样，净说一些这样的蠢话。
“可不是吗，今年春天，有些农民在我家附近修筑铁路路基。一个农民小伙子，平常的食物是面包、格瓦斯[6]和大葱，他活泼、健康、强壮，平时只干一些地里的轻活。可是他一上铁路，他的伙食就变成干饭和一磅肉。但是他要干十六小时的活，推三十普特[7]重的小车，也就把这一磅肉消耗完了。他也觉得正合适。可是我们每天要吃两磅肉，还有野味以及各种各样增加热量的丰盛食物和饮料，这些东西消耗到哪儿去了呢？只好用于发泄肉欲。如果需要的时候那个安全阀是开着的，便一切平安无事。但是如果您试图关掉阀门，就像我当时把它暂时关闭一样，就会立刻引起冲动，这种冲动在我们矫揉造作的生活的影响下，就会表现为一种地地道道的自作多情，有时甚至还会表现为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于是我就像其他人一样也堕入了情网。因为一切都已具备：又是狂喜，又是感动，又是诗情画意。其实，我的这场恋爱，一方面是她的妈妈和几个女裁缝操劳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结果。如果一方面没有泛舟出游，又没有专门缝制细腰衣服的裁缝等等，而我的妻子又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宽大长衫，独自坐在家里，另一方面，假如我又处在一个人的正常的情况下，只吃用于工作所需要的那么多食物，假如我的那个安全阀又是开着的（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它偶然地被关上了），那我也就不会堕入情网了，而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
八
“戏就这么开场了：我的心情很好，她的服装漂亮，泛舟出游又是那么成功。二十次都失败了，这次却成功了。简直像个圈套。我不是开玩笑。要知道，现在的婚姻就是这样做成的，就像故意设下的圈套。那么什么才是自然的呢？一个姑娘长大了，必须把她嫁出去。如果这个姑娘不是个残废，又有男人愿意娶她，这就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从前就是这么办的。一个姑娘成年了，父母就为她张罗婚事。过去是这么办的，现在，所有的人：中国人、印度人、伊斯兰教徒，以及我国的老百姓，也都是这么办的。全人类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这么办的。只有百分之一，或者不到百分之一的我们这些淫棍，才认为这样不好，于是便想出新花样。新在哪儿呢？新就新在叫姑娘们都坐着，让男人们像逛市场似的任意挑选。而姑娘们等啊，想啊，但就是不敢说出来：‘先生，选我吧！不，选我。不要选她，选我：您瞧，我的肩膀和其他地方多么漂亮呀。’于是我们这些男人们便走来走去，左顾右盼，扬扬得意。我们心想：‘我知道，我才不上当呢。’我们走来走去，东张西望，扬扬得意，因为这一切都是为我们安排的。可你瞧，我一不小心啪的一下，给逮住啦！”
“那又该怎么办呢？”我说，“难道应该让女人提出求婚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讲平等，那就应该彻底平等。如果人们认为说媒求亲有损女性的尊严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是一千倍地有损尊严。过去，权利和机会是均等的；可现在，女人就像一个陈列在市场上的女奴，或是陷阱中的一块诱饵。您试试对随便哪一位母亲或姑娘本人说句真话，说她孜孜以求的就是想逮住一个未婚夫。上帝啊，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可是要知道，她们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这个吗？而且除此以外，她们也无事可做。要知道，当你看到做着这种事情的有时是非常年轻、可怜、纯洁无瑕的姑娘的时候，多么叫人不寒而栗啊！再者，如果公开地这样做倒也罢了，可实际上一切都是骗局。‘哎呀，物种起源，这多么有意思啊！哎呀，丽莎可喜欢绘画啦！您要去参观画展吗？太有教育意义啦！坐马车去，去看戏，去听交响乐吗？哎呀，这太好啦！我的丽莎对音乐可着迷啦。您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观点呢？坐船去吧！……’而脑子里想的却只是：‘你就要了吧，要了我吧，要我的丽莎吧！不，要我！哎呀，你哪怕试一试呢！……’哦，多么卑鄙无耻啊！虚伪透了！”他说道，他把最后一点茶喝完，接着便开始收拾茶具。
九
“您是知道那种所谓女人统治的，”他把茶具和白糖放进提包，又开始说道，“世界吃尽了女人统治的苦头，这一切也是由于女人统治而产生的。”
“怎么是女人统治呢？”我说，“权利、优先权不都在男人一边吗？”
“是的，是的，正是这个问题。”他打断了我的话，“我要对您说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就是要对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加以解释。一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妇女被贬低到最屈辱的地位上；另一方面，她又统治着一切。这和犹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他们用自己的金钱势力来报复自己所受到的压迫，女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啊，你们只许我们做买卖。好哇，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就来控制你们。’犹太人说。‘啊，你们只许我们做你们发泄肉欲的对象，好哇，我们这些发泄肉欲的对象就来奴役你们。’女人们说。女人的无权并不在于她不能在议会中表决或者不能当法官——做这些事并不表明具有任何权利，而在于必须在性关系上与男子平等，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利用男人或者不理会男人，有权随心所欲地挑选男人，而不是被他们所挑选。您会说这太不像话了吧。好吧，那么男人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利。现在是男人有的权利女人却没有。于是为了获得补偿，女人就在男人的肉欲上下工夫，通过肉欲来征服男人，使男人仅仅在形式上挑选女人，而实际上则是女人在挑选男人。而女人一旦掌握了这种手段，就滥用起来，取得了驾驭人们的可怕的权力。”
“可是这种特殊的权力表现在哪儿呢？”我问。
“这种权力表现在哪儿吗？到处可见，无处不在。您到每个大城市的商店里去走一走。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人们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简直无法计算，可是您再看一看，在百分之九十的这样的商店里有什么可供男人使用的东西？生活中的一切奢侈品都是女人所需要的，为她们而制造的。您再计算一下所有的工厂，这些工厂的绝大部分都是为女人制造毫无用处的装饰品、马车、家具和消遣品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奴隶们，都在工厂里这类苦役般的劳动中被毁灭了，而这仅仅是为了满足女人们的任性的要求。女人们像女王一样，把百分之九十的人类都束缚在受奴役和繁重劳动的罗网里。而这一切是由于人们使她们受到了屈辱，剥夺了她们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于是她们就利用对我们的肉欲所具有的影响，把我们捕捉到她们的罗网中来实行报复。是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对男人的肉欲具有影响的工具，以致使男人不能平静地与女人相处。男人只要一走近女人，就会被她麻醉，失去理智。过去，每当我看到一位太太穿着跳舞服，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就感到别扭，感到可怕，可现在我简直感到恐惧，因为我看到的简直是某种对人们有危险的东西，我真想把警察喊来，请求他们保护人们免受这种危险，要求他们取缔和消灭这类危险品。
“瞧，您在笑，”他对我嚷道，“可是这根本不是开玩笑。我坚信，有朝一日，也许很快，人们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并且会感到惊讶：一个容忍这类破坏社会安定的行为的社会居然能够存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居然会容忍妇女穿戴着直接引起肉欲的服饰。要知道，这无异于在游园会的各条小路上设置形形色色的陷阱，甚至比这还要糟糕！为什么赌博要禁止，而女人们穿戴各种妓女一般的、引起肉欲的服饰就不加以禁止呢？它们比赌博可要危险一千倍呀！”
十
“我就这样被逮住了，我真是所谓堕入了情网。我不仅把她看作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而且在我当未婚夫的那段时期，我把自己也看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男人。要知道，任何一个坏蛋，只要他去找，总能找到一些在某个方面比他还要坏的坏蛋，因此他总能找到一些足以自豪的理由，因而自满自足。我也是这样：我结婚并不是为了钱——完全无利可图。我结婚并不像我的大多数朋友那样，是为了钱或为了建立某种关系——因为我富有而她贫穷。这是第一。其次，我引以为豪的是，别人结婚是打算婚后仍像婚前那样继续过一夫多妻制的生活；而我却决心在婚后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为此，我的那份自豪啊，简直无边无际。是的，我是一头奇蠢无比的猪，可是我却自以为是天使。
“我当未婚夫的时间并不长。现在，每当我想起我当未婚夫的那段时期，就不能不感到羞耻！多么讨厌啊！要知道，爱情意味着精神，而不是肉欲。好吧，如果爱情是精神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交往，那么这种精神上的交往就应当表现在言语和交谈之中。可是我们却完全不是这样。每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谈话简直困难极了。就像是西西弗斯的苦役[8]。挖空心思想说些什么，可是话说出来以后，又是相对无言，又要去搜肠刮肚，简直无话可说。可以说的一切，关于未来的生活，关于各种安排和计划，都已经说完了，再说什么呢？如果我们俩是动物，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根本无须说话。可眼下恰好相反，必须说话，却又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并不是用谈话可以解决的。可与此同时，还有那些岂有此理的风俗：糖果啦、甜食啦、大吃大喝啦，还有那一切讨厌的婚礼准备工作：讨论住宅、卧室、被褥、便服、睡衣、衬衣、梳妆台等等。您要明白，如果像那个老头儿所说的那样，按照《治家格言》去结婚的话，那么羽绒垫被啦、嫁妆啦、床单啦——这一切不过是伴随圣礼的一些细节罢了。可是我们，十个结婚的人中未必会有一个是过去没有结过婚的，五十个人中未必会有一个人事先不准备一有适当的机会就对自己的妻子不忠诚。大多数人都把到教堂去只看成占有某个女人的特殊条件，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切繁琐的事情具有多么可怕的意义啊。事情的全部本质就在这里。这就像在做买卖。把一位纯洁无瑕的姑娘卖给一个淫棍，并为这笔买卖履行某种正式的手续。”
十一
“大家都是这么结婚的，我也这么结婚了，接着便开始了闹哄哄的所谓蜜月。要知道，光是这个名字就显得多么下流啊！”他恶狠狠地嘀咕道。“有一次，我在巴黎观光，观看各种游艺杂耍，我在广告牌上看到一个长胡子的女人和一只水狗，进去一看，原来只不过是一个穿着袒胸露臂的女人服装的男人，和一只裹着海象皮在浴缸里游泳的狗而已。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是当我走出来时，马戏团的老板却恭恭敬敬地把我送了出来，并且指着我对入口处的观众说：‘你们问问这位先生，是不是值得一看？请进吧，请进吧，每人一个法郎！’我不好意思说不值得一看，马戏团的老板大概也估计到这一点。那些体验到蜜月的下流肮脏、但又不忍心使别人扫兴的人，大概也是这样。我也不忍心去扫任何人的兴，但是现在我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不说真话。我现在甚至认为，必须把这个真相说出来。别扭、羞耻、恶心、惋惜，而主要是无聊，无聊透顶！这就与我刚学抽烟时的感觉一样，当时我真想吐，唾沫都流出来了，但我把唾沫咽了下去，装作很快乐的样子。抽烟的乐趣，就同夫妻间的乐趣一样。如果真有什么乐趣的话，那也是以后的事：夫妻双方必须都使自己养成这种纵欲放荡的品行，才能得到其中的乐趣。”
“怎么是纵欲放荡呢？”我说，“要知道，您讲的可是人类最自然的属性呀。”
“自然的？”他说，“自然的？不，我的意见与您完全相反，我坚信，这不是自然的。是的，完全不是……自然的。您不妨去问问孩子们，问问那些还没有变得放荡的姑娘们。我妹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一个淫棍。我记得，在新婚之夜，我们简直诧异极了，看见她脸色发白，流着眼泪，从他那儿逃出来，浑身发抖，她说，她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她甚至说不出口他要求她干什么。
“您还说：这是自然的！吃是自然的。吃是快乐的、轻松的、愉快的，而且从一开始就不使人感到羞耻；可是这件事却是使人厌恶的，可耻和痛苦的。不，这是不自然的！我坚信，一个还没有学坏的姑娘从来都是憎恶这种行为的。”
“那么，人类怎么传宗接代呢？”
“是啊，人类可别绝种啊！”他带着一种恶毒的、嘲讽的口吻说道，好像早就料到我会提出这个他所熟悉的、言不由衷的反对意见似的，“为了英国的勋爵们能够大吃大喝而宣传节制生育，这是可以的。为了能够更多地寻欢作乐而宣传节制生育，这也是可以的。可是你稍一提到为了道德而节制生育，我的天哪，就一片大呼小叫：可不能因为一二十个人不愿做猪一样的东西，使人类绝种呀。不过，对不起。我不喜欢这灯光，可以把它挡住吗？”他指着过道里的那盏灯说道。
我说，我无所谓，于是他就像做其他事情那样，急急忙忙地站到座椅上，用呢窗帘把灯光挡住了。
“反正，”我说，“如果大家都把您所说的当成行为的法则，那人类是可能绝种的。”
他没有立刻回答。
“您倒说说，人类将怎样传宗接代呢？”他说，又坐到我的对面，叉开两腿，弯下腰，把胳膊肘撑在大腿上。“人类又干吗要传宗接代呢？”他说。
“怎么干吗？否则，我们不是也就不存在了吗？”
“我们干吗要存在？”
“怎么干吗？就为了活着呀。”
“活着又干吗呢？如果没有任何目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活而活着，那就用不着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叔本华[9]呀，哈特曼[10]呀，以及所有的佛教徒呀，就是完全正确的了。好吧，假定活着是有目的的，那么目的达到以后，生命就应该结束，这是很清楚的。结论就是这样。”他带着明显的激动说道，分明十分重视自己的这个想法，“结论就是这样。请注意：如果人类的目的是幸福、善良和爱，您爱说什么都成；如果人类的目的就是像神启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人将被爱合而为一，他们将化干戈为玉帛，等等，可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呢？是情欲在阻碍我们，而各种情欲中最强烈、最凶恶、最顽固的一种，就是性欲，肉体的爱。因此，如果灭绝了各种情欲，也灭绝了它们之中最坏和最强烈的一种性欲，那么神启就会实现，人类就将大同，人类的目的就将达到，而人类也就无须再活下去了。只要人类还活着，人类的面前就会有理想，当然不是兔子或者猪那种尽可能多地繁殖后代的理想，也不是猴子或者巴黎人那种尽可能精巧地享受性欲快感的理想，而是一种通过节欲和贞节而达到的善的理想。人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追求这个理想。请看，结果是什么呢？
“其结果是，肉体的爱成了一个救急阀。现在活着的这一代人没有达到目的，它之所以没有达到目的，就是因为它身上有各种情欲，而其中最强烈的一种就是性欲。而有性欲就有新的一代，因此也就有可能在下一代达到这个目的。如果在下一代还达不到，还有再下一代，这样一代又一代，直到目的达到了，神启实现了，人类大同了为止。否则，结果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假定上帝造人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把他们造成为一种或是会死而没有性欲的人，或是长生不老的人。如果他们会死，而且没有性欲，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他们活了一阵，没有达到目的，就死了；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上帝就必须创造另一种新的人。如果他们是长生不老的，那么我们可以假定（虽然由同一批人、而不是新的一代人来改正错误，并臻于完善，要困难些），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的努力之后，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但是那时还要他们干吗呢？把他们放到哪儿去呢？还是像现在这样最好……但是，也许您不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吧，也许您是一位进化论者吧？即便如此，结论也是这样。最高等的动物——人类，为了在与其他动物的斗争中不至于失败，就必须像一群蜜蜂那样团结起来，而不是无休止地生育繁殖；必须像蜜蜂那样，培育出一些无性的成员，也就是必须节欲，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煽动情欲，而现在我们的整个生活制度却是倾向于此的。”他沉默了一会儿，“人类的绝种？难道有什么人——不管他是怎样看待世界的——会怀疑这一点吗？要知道，这就像死亡一样是毫无疑义的。要知道，根据教会的教义，世界末日终有一天会来临，而根据各种科学的学说，同样的情形也不可避免。那么，根据道德的学说得出同样的结论，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说完这一席话以后，他沉默了好久，又喝了一杯茶，抽完了一支烟，接着又从提包里取出几支烟，把它们放进他那又旧又脏的烟盒里。
“我理解您的意思，”我说，“震颤派[11]教徒也有某种类似的观点。”
“是的，是的，他们是对的。”他说，“性欲，不管它怎样乔装打扮，也是一种恶，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可怕的恶，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去鼓励它。《福音书》上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他心里已经跟她犯奸淫了，这话不仅是对别人的妻子而言，实际上，这话主要是对自己的妻子说的。”
十二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里，情况恰好相反：如果说一个人在结婚以前还想到节欲，那么在结婚以后，任何人都认为，现在节欲已经不必要了。要知道，婚后的蜜月旅行，年轻夫妻得到父母同意单独居住，这不过是一种获得认可的纵欲而已。但是如果你破坏了道德的法则，它是要报复的。不管我如何费尽心机替自己安排这个蜜月，结果仍然一无所获。我自始至终都感到厌恶、羞耻和无聊。但是我很快就开始感到痛苦和难受。这种心情很快就开始了，好像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吧，我发现妻子百无聊赖，我就问她为什么，并且拥抱她，我以为她想要我做的无非就是这些罢了，可是她却推开我的手，哭了起来。为什么呢？她又说不出来。可是她觉得忧郁，难受。大概是她那备受折磨的神经告诉了她我们的性关系的卑劣本质，但是她又说不出来。我开始刨根问底地问她，她说什么离开了母亲心里觉得难受等等。我觉得，这不是她的真心话。于是我就开始劝她，但是没有提到她的母亲。当时我不明白她只是觉得难受，至于想母亲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但是，她立刻就生气了，因为我没有提到她的母亲，好像不相信她的话似的。她对我说，她看出来了，我不爱她。我责备她任性，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全变了，忧郁的表情不见了，脸上充满了怒气。她用最恶毒的语言责备我自私和残忍。我瞧了她一眼，她的脸冷若冰霜，充满了最大的敌意和几乎是对我的仇恨。我记得，我看到这种情形以后，简直大吃一惊。‘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我想。‘爱情是两个心灵的结合，可是现在却变成这副模样。这决不可能，这决不是她！’我试着软化她，可是却撞上了一堵冷冰冰的、充满了恶毒的敌意的坚不可摧的高墙，因此我立刻怒火中烧，接着我们便互相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这第一次争吵留下的影响是可怕的。我把它称之为争吵，其实这不是争吵，这只是实际上存在于我们俩之间的那个深渊的一次大暴露。我们俩之间的相互爱恋已被肉欲的满足消耗殆尽，剩下来的就只有存在于我们实际的相互关系中的互相敌对，也就是两个完全陌生的利己主义者，都希望通过对方使自己获得尽可能多的满足。我把我们俩之间发生的这些事称之为争吵，其实这不是争吵，这只不过是由于肉欲的暂时中止而暴露出来的我们之间的真实关系罢了。当时我还不懂，这种冷冰冰的敌对态度正是我们之间的正常关系，我之所以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因为这种敌对态度，在初期很快又被重新激起的经过升华的肉欲，也就是相互爱恋掩盖了。
“我原以为，我们俩吵了架又重归于好了，今后这类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但是就在这个蜜月中，很快，又一个彼此腻烦的时期来临了，我们又不再需要对方了，于是又发生了争吵。这第二次争吵比第一次争吵更使我感到震惊。由此可见，第一次争吵并不是偶然的，我想这是必然的，而且今后一定还会争吵。第二次争吵是由一个最不应该的原因引起的，因此格外使我感到震惊。因为钱而发生了争吵，我对钱从来不小气，妻子用钱更不会小气。我只记得，她胡搅蛮缠，硬说我的某句话表明我想用钱来管住她，硬说我想利用钱来确立一种似乎是自己的什么特权，确立某种叫人受不了的、愚蠢的、卑鄙的、无论是我还是她都不应该有的东西。我被激怒了，我开始责备她说话太伤害人，她也同样地责备我，于是又吵了起来。在她的言语以及脸部和眼睛的表情中，我又看到了曾使我大吃一惊的那种深深的、冷冰冰的敌意。我记得，我也曾跟我的兄弟、朋友、父亲争吵过，但是我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产生过像现在这种特别的、恶毒的怨恨。但是过了几天，这种彼此憎恨又被相互的爱恋，也就是肉欲掩盖了。我还用这样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这两次争吵只不过是一种误会，是可以纠正的。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三次、第四次争吵，于是我明白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今后将经常如此，我想到我将面临的未来，真是不寒而栗。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可怕的思想在折磨着我：只有我们夫妻俩的生活才过得这样糟，而不是像我从前所期望的那样，在别的夫妻的生活中是决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共同的命运，但是大家也都像我一样认为，这是他们特有的不幸，于是也就把自己的这种特有的、觉得羞于讲出口的不幸掩盖起来，不仅不让别人知道，甚至也不让自己知道，自己对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
“这种争吵从结婚初期就开始了，后来就一直继续下去，而且愈演愈烈。从最初几个星期起，我就在心灵深处感到，我上当了，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结婚不仅不是幸福，而且还是某种很痛苦的事，但是我也像大家一样，不肯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要不是最后发生那样的事，恐怕我到现在也不会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不仅瞒着别人，也瞒着我自己。现在我真感到奇怪，当时我怎么会看不出我的真正处境呢？这种处境本来是不难看出来的，因为争吵就是由它引起的，可是常常是吵完架以后，连到底是什么事情引起争吵都想不起来了。理性都来不及为经常存在于我们相互之间的敌意造出足够的理由。但更叫人吃惊的是，连重归于好也找不出借口。有时候还有言语、解释，甚至眼泪，但是有时候……唉！现在想起来都恶心，在互相说了那么多最难听的话以后，会突然无言地相视而笑，然后便接吻、拥抱……呸，多么恶心啊！我当时怎么就看不出这有多么肮脏呢？……”
十三
这时有两个旅客上车，他们在远处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在他们就座的时候，他不讲话，但是当他们刚一坐定，他又继续讲起来，显然他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自己思维的线索。
“要知道，最可恶的主要是，”他开始说道，“在理论上规定，爱情是某种理想的、崇高的事，而在实际上爱情却是某种使人厌恶的、猪狗不如的事，连说起它和想起它来，都叫人觉得厌恶和可耻。要知道，自然之所以要把这件事造得使人厌恶和可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这是使人厌恶和可耻的，那就应当这样去理解它。可现在，恰恰相反，人们装腔作势地把使人厌恶和可耻的事当作美好的和崇高的。我的爱情的最初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兽性大发，不仅不感到羞耻，反而因自己的精力如此充沛而感到自豪。而且我不仅丝毫没有考虑到她的精神生活，甚至连她的身体状况也丝毫没有注意。我感到惊异，我们之间的怨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事情是一清二楚的：这种彼此怨恨不是别的，正是人性对于压抑它的兽性的一种抗议。
“我对我们彼此的憎恨感到惊讶。要知道，这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这种憎恨不过是两个同谋犯的互相憎恨而已——既恨对方的教唆，又恨自己的参与犯罪。她，这个可怜的人，在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月就怀孕了，可是我们那种猪狗般的关系还在继续着，这怎么不是犯罪呢？您以为我说话离题了吗？丝毫没有离题！我是在把我怎样杀死妻子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告诉您。在法庭上，他们问我，我是怎么杀死妻子的，用的是什么凶器。这帮傻瓜！他们还以为我是在那时候杀死她的，用刀，在十月五日。我不是在那时候杀死她的，要早得多。正如现在他们还在杀人一样，一直在杀……”
“那他们用什么凶器呢？”我问。
“这也是使人感到惊讶的，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知道如此清楚明白的事，医生是一定知道并且应当加以宣传的，可是他们却讳莫如深。要知道，这事是非常简单的。男人和女人被造得像动物一样，在性爱之后便开始怀孕，接着是哺乳。在这种情况下，性爱对于妇女以及婴儿都是同样有害的。女人和男人的数量相等。由此将得出什么结论呢？似乎，是很清楚的。并不需要什么大的智慧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动物也都是这么办的，那就是节制性欲。但是不然。科学已经发达到在血液里发现某种奔跑着的白血球，以及各种各样毫无用处的蠢东西，可是它却不懂得这个道理。至少我没有听到它说过这样的话。
“因此，女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把自己弄成畸形，根据需要的程度把自己身体中作为一个女人亦即母亲的机能暂时地消灭掉，或者不断地消灭掉，以便男人能够放心地、经常地享受。另一条出路甚至不能叫作出路，而是一种简单、粗暴、直接破坏自然法则的做法，而在一切所谓规规矩矩的家庭中都是这么做的。就是说，女人应该违反自己的天性，同时既怀孕，又喂奶，又做她的丈夫的情妇，也就是做一个连牲畜都不如的人。而且她的体力也不够，因此在我们的圈子里就出现了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而在老百姓中就有所谓‘中邪’。请注意，纯洁的姑娘们是不会中邪的，只有娘儿们，而且是跟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娘儿们，才会中邪。我国的情况是这样，欧洲也是如此。所有治疗歇斯底里症的患者的医院都住满了破坏自然法则的女人。要知道，这些所谓中了邪的女人，以及沙尔科[12]的女病人们，都是完全残废了的人；至于半残废的女人，更是充斥全世界。您只要想一想，一个女人十月怀胎，或者喂养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在她的身体内进行着一种多么伟大的工作啊。一个继续我们的生命、接替我们的东西在成长。而这种神圣的工作却被破坏了——被什么破坏了呢？想起来都觉得可怕！人们居然还在侈谈什么妇女的自由和权利。这无异于食人生番在喂肥一些人以供他们食用，同时却硬说，他们所关心的是这些人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话都是我从没听过的，它们使我感到十分震惊。
“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说，“对自己的妻子两年里就只能亲热一次了，而男人……”
“男人是需要女人的，”他接上我的话，“那些可爱的科学祭司们又在让人们相信这一点了。换了我，就要命令这些术士们去完成那些（按照他们的说法）男人们所需要的女人的职责，看他们那时还有什么可说的？您让一个人相信，说什么他需要伏特加、烟和鸦片，于是这些东西就真的变得需要了。如此说来，上帝不明白到底需要什么，他又没有向术士们请教，于是便把世界安排得很糟糕。请看，这件事就安排得不好。他们认定，一个男人需要满足而且必须满足自己的肉欲，可是这里却夹进了什么生育和喂奶，妨碍了这种需要的满足。那怎么办呢？去求教那些术士们吧，他们会安排妥当的。他们也果真想出了办法。唉，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术士们连同他们的骗术揭露出来，使他们声誉扫地呢？是时候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人们在发疯，在开枪自杀，而这一切都是由此而产生的。不如此又怎么办呢？牲畜都似乎知道，它们的幼崽是为它们传宗接代的，因而在这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只有人才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道理。他所关心的只是尽情享乐。人是什么呢？人是万物的灵长。请注意，牲畜只有在能够繁殖后代的时候才交配，可是这个下流的万物的灵长——却只要愿意随时都能行乐。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丑恶的行为吹嘘为造化的瑰宝，并美其名曰爱情。于是他就以这个爱情（实际上是无耻兽行）的名义毁坏着——难道不是吗？——人类的一半。女人本来应该是人类迈向真理与幸福的参与者，可是男人却为了自己的享乐把所有的女人都变成了仇敌，而不是助手。您再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处处阻碍着人类的前进？是女人。她们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的呢？无非是因为这个原因罢了。是的，是的。”他重复了好几遍，接着便开始动弹，掏出卷烟抽了起来，显然希望使自己能够稍许平静些。
十四
“我就这样过着猪狗般的生活，”他又用先前那种声调继续说道，“最糟糕的是，我一面过着卑鄙下流的生活，一面还认为：因为我并不迷恋别的女人，因此我过的是一种诚实的家庭生活，我是个正人君子，如果说我们经常发生争吵的话，我毫无过错，那是她的过错，她的脾气不好。
“不用说，错并不在她。她跟所有的人，跟大多数人都是一样的。她受过教育，正如我们这种阶级的妇女的地位所要求的那样，因此她也像富有阶级的所有妇女那样被教育成人，她们也不可能不受这样的教育。现在有人在侈谈什么新的妇女教育，这一切都是空谈：按照现有的、不是虚假的、而是真正普遍的对待妇女的观点，现在的妇女教育正好符合需要。
“妇女教育永远必须符合男人对于妇女的观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男人是怎么看待女人的：Wein,Weiber und Gesang。[13]诗人在诗歌中就是这么说的。请看所有的诗歌、所有的绘画和雕塑，从情诗以及裸体的维纳斯和弗林娜[14]这类雕塑开始，您可以看到，女人不过是供男人享乐的工具罢了；她在特鲁巴是如此，在格拉乔夫卡是如此[15]，在宫廷舞会上也是如此。请注意魔鬼的狡猾：好吧，你们去享乐吧，但你们就应该明确，这是享乐，女人不过是一块甜点心罢了。可是不然，先是骑士们硬说，他们非常崇拜女人（非常崇拜，但是仍旧把女人看成享乐的工具）。现在又有人硬说，他们尊重女人。有些人给女人让座，给女人拾手帕；另一些人则承认她有担任一切职务、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等等。所有这一切，他们都做了，而他们对女人的看法却依旧没变：她不过是一件供男人享乐的工具罢了，她的肉体是供男人享乐的手段。而且她也知道这一点。这无异于一种奴隶制。要知道，奴隶制无非是一些人占有许多人的被迫的劳动成果而已，因此，为了消灭奴隶制，就必须使人们不想占有他人的被迫的劳动，并认为这是一种罪恶和耻辱。然而人们取消了奴隶制的形式，规定从此不许买卖奴隶，于是他们便认为，并且也竭力使自己相信，奴隶制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奴隶制仍旧存在，因为人们同过去一样认为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是好的和合理的。既然他们认为这是好的，就总是能找到一些人，他们比别人强，也比别人狡猾，并且擅长于做这类事。妇女解放问题也是如此。要知道，女人之被奴役，仅仅是由于人们希望占有她，把她当作享乐的工具，而且认为这样做很好。他们解放了妇女，给了她与男子平等的一切权利，但是却继续把她看成享乐的工具，而且无论在童年时代，还是在社会舆论中，都是这样教育她的。于是她就仍旧是一个柔顺的、被人糟蹋的女奴，而男人也依然故我，仍旧是一个淫荡的奴隶主。
“人们只是在大学里和议会里大谈妇女解放，可是实际上却把女人看成享乐的对象。你们去教她吧，就像她在我们这儿所受过的教育那样，教她这样来看待自己吧，于是她就将永远是一个低等动物。要么她在那些混蛋医生的帮助下实行避孕，也就是说，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娼妓，堕落到了连牲畜都不如的程度，堕落到了一件东西的程度，要么她就像大多数女人那样，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歇斯底里的、不幸的女人，就像现在的女人们一样，失去在精神上发展的可能。
“中学和大学是不可能改变这一点的，要改变这一点，只有先改变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以及女人对自己的看法。只有当女人把处女的地位看作最高的地位，才能改变现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一个人最美好的状态看成耻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每个少女所受的教育如何，她的理想就仍将是把尽可能多的男人、尽可能多的好色之徒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以便从中挑选。
“至于某个女人对数学懂得多一点，另一个女人会弹竖琴，这都没用。一个女人只有把一个男人迷住了，她才能幸福，才能实现她所能希望的一切。因此，一个女人最主要的任务是要会迷住男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种状况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出嫁以后也仍然是这样。在少女时代，这是为了挑选未来的丈夫，而出嫁以后则是为了控制住自己的丈夫。
“唯一能够中止或者哪怕暂时遏制这种状况的就是孩子，那也必须是在这个女人不是成为畸形，也就是说在她亲自喂奶的时候才是这样。但是这时候医生又来了。
“我的妻子是愿意亲自喂奶的，而且以后的五个孩子也都是她喂的奶，可是在给第一个孩子喂奶的时候，她的身体不好。于是这些医生就恬不知耻地让她脱掉衣服，摸遍她的全身，为此，我还得感谢他们，付钱给他们，这些可爱的医生们认为她不应该喂奶，于是她在这个最初的阶段就被剥夺了可以使她避免卖弄风情的唯一手段。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奶妈喂奶的，也就是说，我们利用了一个无知女人的贫穷诱骗她撇下自己的孩子来给我们的孩子喂奶，而作为报酬，我们给她戴上一个镶有金银花边的盾形头饰。但是问题并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正在这时候，当她摆脱了怀孕和喂奶之后，过去沉睡在她心中的那种女性的卖弄风情就特别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与此相应的是，在我身上，妒忌的痛苦也特别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在我婚后生活的全部时间里，这种妒忌的痛苦不断地折磨着我，而这种痛苦也不能不折磨着那些像我这样不道德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的丈夫们。”
十五
“在我婚后生活的全部时间里，我一直不停地体验到这种妒忌的痛苦。但是有若干时期我的这种痛苦特别尖锐。其中有一个时期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医生禁止她喂奶的那段时候。在那个时期，我的妒忌心特别重，首先是因为我的妻子正经历着一种作为一个母亲所特有的烦躁不安，这是她的生活的正常轨道遭到毫无理由的破坏必然会引起的；其次是因为我看到她轻易地就抛弃了做一个母亲应尽的道德责任，我虽然是无意识地、但却是正确地得出了结论：如果要她抛弃夫妻之间的责任，想必也是同样轻而易举的，何况她十分健康，尽管那些可爱的医生们一再禁止，她还是亲自给以后的几个孩子喂了奶，而且喂得很好。”
“看来您是不喜欢医生的。”我发现每次只要一提到医生，他就流露出一种深恶痛绝的语气，便说道。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他们毁了我的生活，正像他们过去毁了、现在还在毁坏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一样，因此我不能不把结果和原因联系起来。我明白，他们和律师们以及其他人一样想赚钱，可是我情愿把我的收入的一半送给他们，每一个明白他们在干什么的人，也都会情愿把自己收入的一半送给他们的，只要他们不干预你们的家庭生活，从此不再接近你们。我没有去搜集材料，但是我知道几十个这样的事例（这样的事例真是比比皆是），在这些事例中，他们把婴儿杀死在母腹之中，却硬说母亲不能分娩，可是这位母亲后来却顺利地生了好几个孩子，要不，他们就借口施行什么手术，干脆把母亲杀死。要知道，谁也没有去统计过这些凶杀案，正像没有人会去统计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到底杀死了多少人一样，因为据说，这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他们所犯的罪行简直数不清。但是，所有这些罪行与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特别是通过女人）极端实利主义和道德沦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且不说如果照他们指点的去做，人类将不是走向大同，而是走向分裂：因为根据他们的学说，由于到处都有传染病，大家就应该分开坐，不应当把嘴里的喷雾器取下来（不过，他们已经发现连石碳酸也无济于事了）。这还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毒害在于他们使人们，特别是女人变得淫荡。
“现在已经不能说：‘如果你生活得不好，那你就应该好好地生活。’现在既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别人说这种话了。如果你生活得不好，那原因就在于你的神经功能不正常，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这就需要去看病，于是他们就给您开一帖在药房要付三十五戈比的药，那您就吃下去吧。您的病情恶化了，您就再吃药，再去看病。真是绝妙的把戏！
“但是问题不在这儿。我想说的仅仅是她亲自给孩子们喂奶喂得很好，正是她的怀孕和喂奶拯救了我，使我免受妒忌之苦。如果不是这些，一切还会发生得更早些。孩子们救了我和她。在八年中，她生了五个孩子，而且后来生的所有孩子都是她亲自喂奶的。”
“那么他们现在在哪儿呢，您的孩子们？”我问。
“孩子们吗？”他惊恐地反问道。
“请原谅我，您想起他们也许感到痛苦吧？”
“不，没有什么。我的孩子被她的姐姐和哥哥领走了。他们不肯把孩子给我。我把田产交给了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把孩子给我。要知道，我简直像个疯子。我现在就是从他们那儿来的。我看到了孩子们，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把孩子给我。否则，我会教育他们，使他们长大了不会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可是他们硬要这些孩子长大了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唉，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肯把孩子给我，他们不相信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教育好他们。我想我不能。我已是一具行尸走肉，一个废物。我身上只剩下一样东西：我知道的。是啊，这是确实的，我懂得了一些大家还不会很快懂得的道理。
“不错，孩子们还活着，而且正在成长为一些野蛮人，就像他们周围所有的人那样。我看到了他们，去看过三次。我对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我现在回南方老家去，我在那儿有一所小房子和一座小花园。
“是的，人们还不会很快明白我所懂得的道理。在太阳和其他星球上是否有很多铁，以及有何种金属这是可以很快弄清楚的；而要弄明白那些能够揭穿我们猪狗似的生活的道理，那就难了，太难了……
“您居然一直在听我讲这些话，真是不胜感激。”
十六
“您刚才提到了孩子。关于孩子，眼下又流行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谎言啊。孩子——是上帝的祝福，孩子——是快乐。要知道，这一切全是谎言。这一切从前有过，但现在这样的事根本就没有了。孩子是受罪，别无其他。大多数母亲都直接感到了这一点，有时她们在无意中也直言不讳地把这话说出来。您不妨去问一问我们这个不愁衣食的圈子里的大多数母亲，她们会告诉您，她们因为害怕她们的孩子生病和夭折，宁可不要孩子，如果孩子已经出生，为了不被他们拴住，不受罪，她们都不愿意喂奶。孩子的可爱所带给她们的快乐，抵不上她们所受的痛苦——且不说孩子生病或夭折，光是担心孩子可能生病和夭折，就已经够受的了。权衡利弊，还是得不偿失，所以她们不愿意有孩子。她们直言不讳地、大胆地说出了这一点，还自以为这是出于对孩子们的爱，是出于一种好的、值得称赞的、她们甚至引以自豪的感情。她们没有看到，她们的这种论调直接否定了爱，而仅仅肯定了她们的自私。对于她们来说，由于孩子的可爱而产生的快乐，抵不上为他担惊受怕而带来的痛苦，因此她们不要孩子，即使她们可能会很喜欢这些孩子。她们不是为了可爱的小东西而牺牲自己，而是为了自己而牺牲那些可爱的小东西。
“很清楚，这不是爱，而是自私。但是如果为这种自私而谴责她们，谴责这些富裕人家的母亲们——不免要想起她们为了孩子们的健康而受的种种痛苦（这又得感谢我们这种老爷式的生活中的那些医生们了），又于心不忍。甚至现在，只要我一想起最初那个阶段的生活状况，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三四个孩子，孩子们的事把妻子整个儿淹没了，一想起这些，我就不寒而栗。我们简直不是在过日子。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危险，刚从危险中得救，又面临危险，又死命挣扎，又得救——一直处于这种情况中，就像坐在一条即将下沉的船上似的。我有时候觉得，她这样做是故意的，她故意装作为孩子们寝食不安，目的是制服我。这是多么诱人啊，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并且对她有利。我有时候觉得，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她故意做出来和说出来的。但是不，她自己也非常痛苦，她经常为了孩子们，为了他们的健康和疾病受尽折磨。这对于她是一种苦刑，对于我也是如此。她不可能不痛苦。要知道，这种对于孩子的爱恋、哺育、爱抚和保护孩子们的动物性的本能，她是有的，正如大多数妇女都有这种动物性的本能一样，但是她却不像动物那样——动物是不会想象和思考的。一只母鸡不会担心它的小鸡会出什么事情，它也不知道小鸡可能得的所有疾病，更不知道人们自以为可以避免疾病和死亡的各种手段。对于母鸡来说，孩子并不是痛苦。它为自己的小鸡做着它所能够做的事，并且很快乐。孩子对它来说是快乐。当小鸡开始生病的时候，它需要做的事是明确的：它暖和它，喂它。当它做这些事的时候，它知道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必须做的。如果小鸡死了，它也不会问自己，它为什么死，它到哪儿去了，它咕咕咕地叫一阵，然后就不叫了，继续像过去一样生活下去。可是，对于我们这些不幸的女人以及我的妻子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姑且不谈疾病应该怎样治疗，就说怎么教育孩子和抚养孩子吧，她从各种不同的地方听到和读到形形色色的、经常变来变去的章法。应当这样来喂，喂这个；不，不是这样，也不是喂这个，而是应当照这个样子；穿衣呀，喝水呀，洗澡呀，让孩子睡觉呀，散步呀，新鲜空气呀，对于这一切，我们，主要是她，每星期都会了解到一些新的章法。好像人们从昨天起才开始生儿育女似的。结果因为没有这样喂奶，没有这样洗澡，做得不及时，于是孩子生病了。到头来，都是她的错，她没有做到她应该做的事。
“这还是健康的时候，就这样已经是在受罪了。要是一生病，那就完蛋了，简直痛苦极了。据说，病是可以医治的，有这样的科学和这样的人——医生，他们知道怎样治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知道，只有最高明的医生才知道。于是，孩子病了，就必须去找那位最高明的、能够救人性命的医生，这样孩子才能得救。如果没有抓住那位医生，或者你不住在那位医生所住的地方，孩子就算完了。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特有的信仰，而是她那个圈子里所有女人共同的信仰，她从四面八方所听到的就只有这么一类话：叶卡杰琳娜·谢苗诺夫娜的两个孩子死了，就因为没有及时去请伊凡·扎哈雷奇，可伊凡·扎哈雷奇却救活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大女儿；瞧彼得洛夫家，因为听从了医生的劝告，把孩子们及时分散到各个旅馆去住，孩子们就都活下来了，而那些没有分散居住的家庭呢，孩子就死了。还有一位太太，她的孩子身体弱，他们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到南方去住，这才救了孩子的命。她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动物般的爱恋，而这些孩子的性命又取决于她能否及时得知伊凡·扎哈雷奇对这个问题说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她怎能不始终提心吊胆，备受煎熬呢？至于伊凡·扎哈雷奇究竟会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自己更不知道，因为他心里一清二楚，他其实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忙也帮不了，他只不过是信口雌黄，闪烁其词，只要人们一直相信他知道些什么就行了。要知道，如果她完全是个动物，她也就不会痛苦了；如果她完全是个人，她就会相信上帝，她就会像那些相信上帝的乡下婆娘那样说，那样想了：‘上帝给的，上帝又拿走了，天命难违啊。’她就会想，她的孩子的生与死，也同所有的人一样，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听命于上帝，那时候她就不会痛苦了，不会由于自以为自己能防止孩子们的病与死、可是却没能做到这一点而感到痛苦了。否则，对于她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给了她一些最脆弱的、多灾多难的小东西，而她对这些小东西又感到一种热烈的、动物般的爱恋。此外，这些小东西又都托付给她了，可是与此同时，保全这些小东西的方法我们却一无所知，倒是那些与此毫不相干的人知道得一清二楚，而要得到这些人的帮助和劝告，就必须付很多钱，而且还不一定有效。
“有了孩子以后的整个生活，对于妻子，而且对于我也是，并不是快乐，而是痛苦。怎么能不痛苦呢？她就经常处在痛苦之中。常常，我们在一次因妒忌引起的风波或是普通的争吵之后刚刚平静下来，刚想过几天安静日子，读点书，想些问题，刚抓起了一件什么事情，突然又听说：瓦夏呕吐了，或是玛莎便血了，或是安德留沙出疹子了，于是一切都完了，没法过日子。赶快乘马车出去，可是上哪儿去呢？去请什么医生呢？又送到哪儿去隔离呢？于是又开始灌肠呀，量体温呀，喝药水呀，请医生呀。这件事还没完，另一件事又开始了。从来就不曾有过正常的、安定的家庭生活。有的只是，正如我刚才告诉您的，经常从想象的和真正的危险中被拯救出来。要知道，现在大多数家庭的情形都是这样。而在我家则特别严重。我的妻子是一个特别疼爱孩子的人，而且别人说什么她都相信。
“因此，有了孩子以后，不仅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融洽，反而把我们的生活毒害了。此外，孩子还成了我们发生争吵的新理由。自从有了孩子以后，随着他们越长越大，正是孩子们成为我们争吵不休的原因和对象。孩子不仅是我们争吵的对象，也是我们争斗的武器。我们似乎都利用孩子来相互进行争斗。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喜欢利用的孩子，把他作为争斗的武器。我多半利用大儿子瓦夏与她争吵，而她则利用丽莎。此外，孩子们逐渐长大以后，他们的性格也定型了，我们各自拉拢一两个，他们就成了我们各自的同盟军。这些可怜的孩子为此曾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我们在不停的战斗中根本无心去考虑他们。女孩是我的同盟军，而那个大男孩则像他的母亲，是她的宠儿，因此经常惹我憎恨。”
十七
“您瞧，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敌对。最后竟发展到不是分歧产生敌对，而是敌对产生分歧了：不管她说什么，我事先就认定了不赞成，她对我也是这样。
“在婚后的第四年，双方似乎都已认定，我们不可能相互了解，彼此也不可能取得一致，于是我们也就不再指望能谈得拢了。对于一些最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关于孩子们的事，我们总是各执己见。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坚持的那些意见，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重要，根本不到不能放弃的地步。但是因为她的意见与我的相反，如果我让步，就意味着对她让步，这正是我做不到的。她也是这样。她大概认为她在我面前从来都是完全正确的，而我内心也认为我在她面前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几乎必定是相对无言，或者说一些我相信连动物彼此之间也会说的话：‘几点啦？该睡觉了。今天午饭吃什么？坐车去哪儿？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去请医生吧。玛莎嗓子疼。’只要稍微超出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谈话范围，就会爆发冲突。为了咖啡、桌布、马车、打牌时出的一张牌，都会爆发冲突，恶语伤人，而这些小事，无论对哪一方都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性。至少在我的身上经常沸腾着对她的强烈的憎恨！有时候，我看着她怎样倒茶、晃腿，或者把汤匙举到嘴边，吧嗒着嘴唇喝汤，就恨她，因为这种举动太难看了。那时我没有发现，这些互相憎恨的时期在我身上是与我们称之为相亲相爱的时期非常有规律地交替出现的，紧接着相亲相爱的时期就是互相憎恨的时期。相亲相爱的时期越热烈，互相憎恨的时期就越长久。相亲相爱的表现越微弱，互相憎恨的时期就越短。那时候我们不懂，这种相亲相爱和互相憎恨不过是同一种动物感情的两个极端罢了。如果我们当时明白自己的状况，这样生活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既不明白，也看不到这种状况。如果一个人生活得不对头，他可以欺骗自己，对自己充满灾难的处境视而不见，——这对于那个人来说既是一条出路，也是一种惩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她极力想借紧张的、永远忙碌的家务来忘掉自己，布置房间呀，准备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呀，关心孩子们的学业和健康呀，等等。我也有自我陶醉的办法——沉湎于公务、打猎和打牌。我们两人经常很忙。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越忙，相互之间就越抱有敌意。‘你倒好，还做鬼脸，’我心里想，‘可你的无理取闹却折磨了我一夜，我还要去开会呢。’‘你倒好，’她不仅这样想，而且说了出来，‘可是我却守着孩子一夜都没合眼。’
“我们就这样过着日子，总是处在一团迷雾之中，看不清我们自己的处境。要不是发生了那件事，我也许会这样一直过到老，到死的时候还会认为这一辈子过得不错，即使不特别好，但也不算太坏，跟大家一样。我也许至今都不会明白我当时挣扎于其中的那种极端的不幸和使人恶心的虚伪。
“我们是拴在一根锁链上的两个彼此仇恨的囚犯，我们互相毒害对方的生活，而又极力对此视而不见。那时我还不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妻都像我一样过着这种精神上极端痛苦的生活，而且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但是那时候，无论是关于别人，还是关于自己，对这一点我都不了解。
“说起来也怪，在正确的和甚至不正确的生活中，有着多少巧合的事啊！正当生活对于父母双方变得不堪忍受的时候，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却必须搬到城里去居住，于是就出现了搬到城里去的需要。”
说到这儿他停住了，发出一两下他特有的那种怪声。这种声音现在听起来简直就像一种强压下去的哭声。火车进站了。
“几点了？”他问。
我看了看表，已是半夜两点。
“您不累吗？”他问。
“不，倒是您累了吧。”
“我憋得慌。对不起，我出去走走，喝点水。”
于是他便跌跌撞撞地穿过车厢出去了。我独自坐着，反复琢磨着他对我说的一切，因为想得出了神，没有发觉他已经从车厢另一头回来了。
十八
“是的，我说话常常说个没完。”他又开始说道，“我反复地想了很多，现在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了，这一切我都想说一说。于是我们就在城里住了下来。不幸的人还是住在城里好些。在城里，一个人可以活到一百岁而没有发现自己早已死了，烂掉了。简直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总是在忙。事务呀，社交活动呀，健康呀，艺术呀，孩子的健康呀，他们的教育呀，等等。一会儿必须接待这个人和那个人，去拜访某某人和某某人。一会儿又必须去看看这位太太，听听这位先生或者这位太太的高论。要知道，在城里，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位，甚至一下子就有两三位无论如何也不能失之交臂的社会名流。一会儿必须给自己、给这个或者给那个看病，一会儿又是教师，家庭补习教师、家庭女教师，而生活却空虚得不能再空虚。您瞧，我们就这样生活着，由于两个人共同生活而产生的痛苦也感觉到少了些。此外，在最初一个阶段，事情特别多：在一个新城市里安顿下来，要布置新居，还有就是从城里到乡下，从乡下到城里来回奔波。
“我们过了一个冬天，可是在第二年冬天却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件事，起先谁都没有注意它，这事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它却导致后来发生的一切。她身体不好，于是那些混蛋医生就让她不要生育，并且教给了她方法。我对这事十分反感，我极力反对这样做，可是她却轻率而又顽固地坚持这样做，我只好屈服。为我们过的那种猪狗似的生活辩护的最后的理由——生儿育女——不存在了，于是生活就变得更加令人作呕了。
“一个农民，一个干活的人是需要孩子的，虽然抚养一个孩子很吃力，但他还是需要孩子。因此他保持夫妻关系还有道理可言。可是我们这些人，已经有了孩子，也不需要再有孩子了，他们只会使我们多操一份心，多添一笔开销，多增加一个遗产继承人，他们不过是累赘。因此，保持这种猪狗似的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道理可言。要不就是我们故意不要孩子，要不就是把孩子看成一种不幸，看成一种疏忽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更加丑恶了。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我们在道德上已经如此堕落，我们甚至看不到有为自己辩解的必要。如今受过教育的人中的大多数都沉湎于这种淫乱的生活而丝毫不受到良心的谴责。
“有什么好谴责的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根本没有良心了，除非是社会舆论和刑法的良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两种良心都没有违背：丝毫也不需要对社会感到羞愧，大家都这么干，玛丽亚·巴夫洛芙娜如此，伊凡·扎哈雷奇也是如此。何苦生下一群叫花子或者剥夺自己参加社交生活的可能性呢？在刑法面前无须感到羞愧，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有那些不成体统的大姑娘和大兵的老婆们才把婴儿扔到池塘里和井里。这种女人应当坐监牢，可是我们这里一切都做得又及时又干净。
“我们就这样又生活了两年。那些混蛋医生的方法显然开始奏效了，她的身体发胖了，人也变漂亮了，就像夏天最后开放的花朵。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便开始着意打扮。她身上出现了一种挑逗性的美，令人心荡神移。她才三十岁，已不再生育，身体丰腴，正是最富有魅力的时候。她的模样使男人想入非非。每当她从男人中间走过，她就把他们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她就像一匹久不拉车、膘肥体壮的牝马，笼头又被卸掉了。哪有什么笼头呀，就像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没有任何笼头一样。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觉得害怕。”
十九
突然，他站了起来，坐到紧挨着窗口的座位上。
“对不起，”他两眼凝视着窗外说道，然后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两三分钟。接着，他长叹了一声，又坐到我的对面。他的脸完全变了样，目光凄楚，他的嘴唇微微翘起，露出一种奇怪的、近乎微笑的神情。“我有点累了，但我要讲下去。时间还很多，还没天亮，是的。”他点起了一支烟，又开始说道，“自从她停止生育以后，她的体态变得丰满了，她的病——为了孩子的无休止的痛苦——也开始逐渐好转。不仅是逐渐好转，而且她仿佛从醉酒中清醒过来，醒过来以后看到了那充满欢乐的、她曾一度忘记了的大千世界。但是她过去不善于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她也根本不了解它。‘可别虚度光阴！流光易逝，时不再来！’在我的想象中她就是这么想的，或者不如说，她是这么感觉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和别的感觉：因为她受的教育是，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值得关注——那就是爱情。她出嫁了，从这种爱情中得到了一点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仅远不是别人曾许诺和她所期望的，而且还充满了失望和痛苦，接着又立刻来了一种她没有料到的磨难——孩子！这种磨难把她弄得筋疲力尽。幸亏那些热心帮忙的医生，她才懂得女人也可以不怀孩子。她高兴极了，尝试了一下那种方法，于是她又复活了，为了她所知道的唯一的东西——爱情。但是跟丈夫已经不可能有爱情了，因为丈夫已经被妒忌和形形色色的怨恨弄得对一切都厌烦了。她开始憧憬另一种纯洁而新鲜的爱情，至少我认为她是这样的。她开始左顾右盼，仿佛在期待什么似的。我看到了这种情形，不能不深感忧虑。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她大胆地（她总是借着与别人说话的机会把话说给我听）、半开玩笑地说，根本不顾她在一小时以前还说了完全相反的话，她说，母爱不过是一场骗局，当一个人还年轻，还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孩子们真是太不值得了。她照看孩子们变少了，也不像从前那样拼命了，她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自己和自己的外表来了（虽然她极力掩饰这一点），关心自己的快乐，甚至关心自己的提高，她又入迷地练起了她早就荒废了的钢琴。于是一切便由此开始了。”
他又把疲惫的目光转向窗外，但看来他立刻就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便又接下去说道：
“于是那个人就出现了。”他犹豫起来，用鼻子发出一两声他特有的那种声音。
我注意到，提起那个人，回忆起他，谈到他，都使他十分痛苦。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仿佛冲破了阻拦他的障碍，又毅然地继续说道：
“在我的眼里，照我的评价，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倒不是因为他对我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而是因为他的确很坏。话又说回来，他的坏只是一个证明，证明我的妻子多么缺乏自制力。没有他也会有别的人，这事早晚会发生。”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是的，这是一个音乐家，一个小提琴手。他并不是一个职业音乐家，而是一个半职业的、客串型的小提琴手。
“他父亲是地主，是家父的邻居。他父亲家道败落以后，三个男孩都得到了安置，只有这个最小的被送到巴黎，交给他的教母抚养。他在那里被送进了音乐学院，因为他有音乐才能，毕业后他成了一名小提琴手，常常在音乐会上演奏。他为人……”显然，他想说一些关于他的坏话，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只是很快地说了一句：“哦，至于他过去是怎样生活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那一年他回到了俄国，并且来看望了我。
“他有一双水汪汪的桃仁般的眼睛，红红的带笑的嘴唇，抹了发蜡的小胡子，最新、最时髦的发式，一张俗气而又漂亮的脸，他就是女人们称之为‘并不难看’的那种人。他的体格单薄，可是并不丑，他的臀部很发达，像女人，或者像戈吞托特人[16]。据说，戈吞托特人的臀部很发达，也都有音乐天赋。他喜欢对人故作亲热，但他又很敏感，别人稍有抵触，他就立刻止住。他总是保持着外表的尊严，他穿一双有纽扣的皮鞋，系一条颜色鲜艳的领带，穿戴一些外国人在巴黎都能学会穿戴的东西——这一切都带有一种别致的巴黎气派。这些东西由于其别致和新颖，对女人一向都有影响。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做作的、表面的风趣。您知道，他还有一种习惯，无论说什么都用暗示的方法，只说半句话，仿佛说：‘这一切您都是知道的，也是记得的，您自己去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