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们那栋房子里以前住过一个普鲁士王子，我想，父亲就是因为这个才要把那里当作他的指挥部。他不是最高指挥官，他是副手，那些人把他叫作政委，我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他有的时候会提到奥斯卡王子[3]，单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是杜撰的，但是他，那个伟大的政委，却非常严肃地宣称自己很想见见这个奥斯卡。他经常会喊‘霍亨索伦城堡的最后一个莫西干人’，我当时虽然小，但也已经觉得很奇怪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懂其中的含义吧。他其实还是懂一些历史的，也会提到其他一些在我们这个七号城里生活过的人的名字，其中总有兴登堡，奥鹏和奥斯卡。[4]我想，他很希望能让奥斯卡看看当年的果园变成了怎样一个宽敞漂亮的训练场，还有他们现在把到处都刷上了多么美丽的浅蓝色和俄罗斯绿，还有他亲自下令建造的桑拿室，就在奥斯卡的地下室里，还有我们的猪圈——当时我们还自己养了一头猪，就养在阳台上的隔板后面……我想，这些说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我父亲并不是真的痛恨德国人，他能懂那些人，我是说理解。

“因为我父母亲都是讲德语的，我想，他们也是红军里唯一讲德语的人，所以他们经常负责跟机构之间的谈判，或许这才是将军本来的工作。我想，去他办公室的人里真的有搞谍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学了六七年俄语，但还是说不出一个像样的句子，这让我父亲很生气，虽然他很喜欢展示自己漂亮的德语。他的母亲是德裔俄罗斯人，跟我母亲一样，他父亲是俄罗斯人。如果碰到问题，遇到困难，他们就来找他。他要调停，解释，还要道歉，以指挥部的名义，或是以军队的名义，或者直接以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这要根据事情的严重程度决定。总会不断有事，树林里发现了死人，有逃兵，有人被误击毙了，打死了，强奸了，抢劫了，被坦克轧了，这种事不断——当然，我当时小，并不太明白，但是他们在那儿，在将军办公室里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立刻用在我的壁炉里，用在辽阔的荒原上，之后还会翻腾出一些来编在一起。壁炉里什么都保存着，艾德，整个故事，真理壁炉，也许你会这样称呼它。

“有些人会试图回避那种兄弟般的亲吻，但我父亲不允许。我看见他把嘴唇紧贴在那些人的脸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这就已经败了。那些人鼓了半天的勇气才踏进俄罗斯城七号，现在这些勇气一下子都被他吸走了，最后就剩下军队内部的惩罚措施。等来访的人走了，事情的处理速度会很快。如果那个犯错的人在我们小城里，父亲会马上让人把他带过来。外面是行进中的皮靴的海洋，里面是我的父亲，他说‘萨哈林岛[5]三年’，或者‘鄂木斯克[6]十年’。我没有亲眼见过那一幕，宣判都是在奥斯卡朝向花园的那个大厅里进行的，在隔壁。但应该差不多是那样的。”

克鲁索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骑过荒原，遭遇各种各样的难题，只有真正的将军才能应付那一切，一个像这样的自称我父亲的将军，恐怕到今天他还是顶着这样的称呼，虽然……”克鲁索顿了顿，“他的情绪能够非常平静，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让我害怕，倒不是怕他，更多是害怕那个通向上面烟囱的黑色深渊。我把身子朝前俯一下，就能看见他，将军在怒吼，我把身体朝壁炉里面探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直到脸上感到那股气流，巨人的黑色大嘴张开，冒出一股酸气。有时，我还会设想未来，在未来，我在那里登上王位，在壁炉前，带着一本自己写的书，四百页上全是各种命令，我朗读那本书，声音轻而从容，仿佛那是一本小说，房间里全是将军，站满了善良、果敢的骑士。”

克鲁索站起身，把最后一点葡萄酒倒在艾德的酒杯里。艾德感到一阵纯粹的、温暖的感激之情。

“我想，我父亲的俄罗斯德语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本来军官过三四年就调回是很常见的，但我们一直没有被调回去。别人都走了，就我们留了下来。这是红军这个庞大体系中的特殊现象，似乎超出了它的词汇范围。我母亲是很想回国的，她想念自己的家人，他们的马戏场，在俄罗斯城七号，她从来就没有过家的感觉。”克鲁索哽咽了一下，但他又平复了自己的情绪，慢慢地把那首特拉克尔的诗叠起来，就好像这一部分的故事已经彻底结束了。

“父母亲一直跟我们说两种语言，德语和俄语，有时甚至还说哈萨克语，好像跟房间有关，比如在厨房里就说俄语，所以我到今天都觉得厨师迈克应该是俄罗斯人，但那儿又有维奥拉，没完没了地播着德语节目……”

他停下来，好像在思考。

“找机会切断维奥拉的电源可能会比较好，它太吵了，在屋子里制造了太多的废话，大陆上的那种无聊话，跟我们上边这里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活……”

“那样会很可惜，”艾德小心翼翼地反驳道，“毕竟维奥莱塔，我是说维奥拉，是克劳斯纳最老的住户，而且它还有个女人名字，这个名字……我是说，你知道的，是《罪与罚》里的。”

克鲁索朝艾德这边呆呆地看了两秒钟，就好像不存在他这个人，然后他继续讲了起来。

“父亲认识母亲的时候，母亲在卡拉干达[7]的一个马戏团里做助理。那儿有很多住在俄罗斯的德国人，曾经的德裔俄罗斯人。那是个有固定演出场所的马戏团，在市中心，有一栋很大的建筑，她给我们看过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亮闪闪的浅色演出服，看上去很小，像个孩子，马戏团的孩子。我母亲很受大兵们的欢迎，她给所有的军团都表演过。玛莎，玛婕什卡，小吉祥物，走钢丝的，这种表演，高奏凯歌的苏联红军队伍里的每一名士兵这一辈子都至少得看上一次，你知道的，俄罗斯人热爱马戏表演。她还教会了我几样本事，几招小魔术，虽然我当时还太小，不那么灵巧。索尼娅不一样，她很快就学会了很多。

“生了我以后，我母亲身体就很不好，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登台。她不想再参加巡回演出，根本不想去了，这是后来索尼娅告诉我的，但她还是又复出了。我确信是因为将军，那个在我们面前扮演父亲角色的人说服了她，因为那对他有好处，有利于他在部队里的声望。由于不是每个部队都有高大的大厅，所以她的表演经常在露天地里，在训练场上，地上铺着沙子或者士兵们窄窄的床垫，安全起见，他们还拉起了防护网，就挂在训练场的路灯杆上。这些灯总是亮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军官们就像是参加节日或者检阅部队一样坐在主席台上，士兵们按照命令从不同方向入场，一个连接一个连……”克鲁索的声音变了，他现在换成了妈妈这个词。

“他们利用我妈妈表演的机会来宣布对军官和士兵的奖励，有的时候也宣布处罚决定。军官摊开手掌扇士兵的脸，左边，右边，其实也就是这些而已。有一次，我忘记是在哪儿了，妈妈突然也被叫到了前面。她看上去很意外，当然也很害怕，穿着白色芭蕾舞鞋的脚从士兵们臭气熏天的床垫上迈着碎步走过，看上去就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她被授予苏联军队的特殊贡献勋章，这本来是给士兵的荣誉。我们的将军父亲亲手给她挂上勋章，我还记得他把别针从缀着银色亮片的演出服上别进去费了多大的劲儿，也记得我对她的担心。他最后还是别上了，并且敬了一个军礼，在他穿着银色演出服的娇小妻子面前行军礼，后来还亲吻了她，结果碰歪了头上的军帽。整个演出过程中，帽子都那么歪着。那顶歪斜的军帽，他尴尬的微笑，还有四周成百上千的士兵，绽放在那些孩子气的脸上的喜悦，我想，她就是为了这些才做那一切的……

“我总是坐在最前面，第一排。司令员给我准备了糖果，包在蓝白纸里的米什卡巧克力。纸上有一幅小小的画，三个小熊宝宝和熊妈妈。有的时候还有冰激凌吃。从军装上散发出的大蒜味儿让我恶心，但那也可能是因为我的恐惧。我不太明白她为什么非要不断往那上面爬，爬到悬在高空中的那根钢丝上，为什么她总要去面对那种危险，当着我的面。我绝对不能有她会从上面掉下来的念头，因为那样她就真的会掉下来，肯定的。

“最好的替代方式是想她绝对不会掉下来，要不停地想，只想这个，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但那样做很困难，我从来坚持不了足够长的时间。坏东西不知从哪儿，总能一点点钻进来，那个坏的、不能有的想法必须用大炮和怪物联队消灭，为此，我虚构出整支的军队，还有大到不可能存在的武器，但那坏东西还是能找到漏洞钻进我的脑子里。

“第二好的替代形式就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把糖果的包装纸刮平，不停地弄，用手指甲。我试着不那么关注妈妈，但是却做不到，除非我彻底切断自己和她的联系，切断所有的情感，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就好像世界上除了我的手指甲和米什卡包装纸外再没有其他东西。

“我六岁的时候，她掉下来了，就在我生日之后的那天。我听到一声闷响，那是有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啪’的一声闷响，就像是个口袋。她突然躺在我面前的地面上，一条腿拧在一旁，就好像那条腿不是她的，就像是有人把那条腿推到了她身边。这是她的魔术之一。她的头插在两个床垫中间，就像是想逃走，钻进去，消失……

“我当然什么都没懂，那是马戏表演，而我能做的只有大笑。我笑了。我深陷在第二好的那个替代形式里，跟妈妈没有任何实际的联系，你明白吗，艾德？”

克鲁索把精心折叠好的那张写着特拉克尔诗的纸插进裤兜，仿佛那是一张用了很久才抚平的巧克力包装纸一样，而他就像依然深陷在那个第二好的替代形式里，久久地盯着窗户。

“几个军官飞奔过去，朝她弯下腰。后来有一个人要我站起来。站起来，小伙子，他说话的声音很轻。我的手是湿的，怀里有一摊黏黏的液体，是融化了的冰激凌。那天是1967年6月3日。我六岁。六岁零一天。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苏联军队的死者开始用飞机运回国。我母亲是留在这里的最后一批死者之一。我确信她并不喜欢这样，因为她一直都想回家。她躺在敞着盖儿的棺材里，被人抬着在城里转，先顺着中央大街向上，然后又向下到铁城门那里，途中从我家门口经过两次，然后被抬到了为在战争中牺牲的情报人员修建的纪念碑那里。走在棺材前面的一名下士托着妈妈的特殊贡献勋章，勋章放在一个小小的软垫上。那个下士迈着正步，踢得很迈力，鞋跟在大街上发出响亮的声音，除了这个声音外就是一片寂静。我站在门前的台阶上，不能够上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看见了穿着红色盛装的她。成年人穿红色下葬，小孩儿穿白色，姐姐给我这样解释，她一直站在我旁边。

“在公墓门口，他们亲吻了妈妈，到墓前又亲吻了一次，这是惯例。在墓前大家行了军礼，就像是对待一位大官，那肯定是违反规定的。从公墓的门口开始，一个小乐队就开始演奏《忠诚的同志》，但没有人唱歌。我父亲下令鸣枪致意，枪声不断，因为大家都爱她。我也爱她，但却不能够亲吻她。我想就算亲了也不会有人怪罪我，除了我自己，我会感到不好意思。我试着不要笑，而是哭，但是做不到，我陷在那个第二好的替代形式里怎么也出不来。我姐姐在墓前表演了小魔术，都是她从妈妈那儿学到的，她一点都没有发抖。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姐姐是自己要依靠的那个人，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倒不是说我知道接下来的人生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得到，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实际上我们根本想不出接下来该怎么办，没有了妈妈。

“事情的后果接踵而至。将军之前恐怕树敌太多。听说有人发现那个钢丝杂技演员的表演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许可，从来没有，在哪儿都没有过，此外，这种马戏表演还会败坏道德和士兵的战斗意愿。结束了，我父亲被调回俄罗斯，但是因为部队需要他，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我不知道的原因，他很快就又回来了，非常奇怪。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在哪儿，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但是这也无所谓，艾德，完全无所谓。我如今想起妈妈，总是看见那张有三只熊的画。它们在一根树桩上玩，其中一只已经爬上去了，那是只勇敢的熊，我想成为那样的熊，它下面是那只胆小的，不敢往前走，第三只在最下面，它站在一旁，什么也没做，只是对着森林深处出神。画的前方是熊妈妈，大张着嘴，像只狼一样在吼叫。我一直在琢磨它为什么要这样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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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洛·埃米利奥·加达（Carlo Emilio Gadda，1893—1973），意大利作家。

[2] 即位于波茨坦（Potsdam）的苏联克格勃秘密监狱。

[3] 奥斯卡王子（Oskar Karl Gustav Adolf，1888—1958），普鲁士王子，属霍亨索伦王室。

[4] 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时期第二任总统。奥鹏家族为德国贵族，有多位成员曾在波茨坦生活，此处从时间上看应该是指曾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的少尉格奥尔格–西吉斯蒙德·冯·奥鹏（Georg-Sigismund von Oppen，1923—2008）之父。

[5] 即库页岛。

[6] 鄂木斯克州（Omsk）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其首府为鄂木斯克市。

[7] 卡拉干达（Karaganda），哈萨克斯坦中部城市，卡拉干达州首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