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火红光中，长剑在小吃部主任眼前一闪。阿扎泽洛把一块咝咝冒油的烤肉放入金盘子，浇上些柠檬汁，递给他一把二齿金餐叉。

“非常……我……”

“不，不，请尝尝吧！”

小吃部主任出于礼貌，把一小块肉放进嘴里，顿觉肉质非常新鲜，尤其是味道好极了。不料他嚼着鲜嫩喷香的肉块时，差一点被噎住而再次摔倒。从隔壁房间突然飞出来一只黑色大鸟，鸟翅轻轻刮过他的秃顶。大鸟落在座钟旁的壁炉搁架上，原来是只猫头鹰。安德烈·福基奇跟所有小吃部主任一样容易神经紧张，他想：“我的上帝啊！这房子真够戗！”

“来杯葡萄酒好吗？白的还是红的？在白天这个时候您喜欢喝哪国的酒？”

“非常……我从不喝酒……”

“这又何必！要不玩一盘掷骰子吧？也许您爱玩别的？多米诺骨牌？纸牌？”

“我不爱玩，”小吃部主任回答，他已感到疲惫。

“很糟糕，”主人下结论道。“随您的便。男人不喝酒，不打牌，不结交漂亮女人，不喜欢桌边聊天，他身上必定隐藏着某种不好的东西。这种人不是身患重病，就是对周围的人怀恨在心。当然，也有例外。跟我一起宴饮作乐的那些人里面，有时也能碰到卑鄙透顶的家伙！好了，您说吧，您有何贵干？”

“昨天您变了魔术……”

“我？”魔法家诧异道。“哪能呢！这跟我的身份有些不相称！”

“请原谅，”小吃部主任着了慌，“是叫魔法表演……”

“噢，对了，对了！亲爱的！我向您公开一个秘密：我根本不是什么演员，我只是想看看莫斯科的市民大众，这事在剧院里最方便，所以我的随从人员，”他朝黑猫那边点了点头，“就安排了一场表演。我不过坐在旁边望着那些莫斯科人。您别愁眉苦脸，告诉我，您上这儿来跟那场表演有什么关系？”

“您瞧，表演的节目里有一套天花板上落钞票，”小吃部主任压低了声音，不好意思地回头望望，“大家都抢到了那些钞票。然后有一位年轻人到我的小吃部来，给了一张十卢布票子，我找回他八卢布五十戈比……后来又来了一位。”

“还是年轻人？”

“不，是上了年纪的。第三位，第四位。我都找了钱。今天清点现金一看，钱都变成了一张张纸片。小吃部亏损了一百零九卢布。”

“哎呀呀！”演员叹道。“难道他们以为那是真钱吗？我不认为他们是故意那样做的。”

小吃部主任哭笑不得，回头望了望，没有说话。

“难道他们都是骗子？”魔法家担心地问客人。“难道莫斯科人里面还有骗子？”

小吃部主任答以苦笑，于是毫无疑问了：莫斯科人里面确有骗子。

“真卑鄙！”沃兰德愤怒了。“您是个穷人……您是穷人吗？”

小吃部主任缩起了脑袋，那样子看起来就是穷人。

“您共有多少存款？”

这个问题是用关切的口气提出来的，但这样问毕竟是不礼貌的。小吃部主任不知道说什么好。

“共有二十四万九千卢布分别存在五家储蓄所，”从隔壁房间传来一个发颤的嗓音，“家里地板底下还有两千金卢布。”

小吃部主任好像在凳子上粘住了。

“当然，这是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兰德宽容大度地对客人说，“这笔钱其实您也用不着了。您什么时候死？”

小吃部主任真的火了。

“这谁知道！也不关谁的事！”他回答。

“怎么不知道呢，”还是那个可恶的嗓音在书房里说，“又不是计算牛顿的二项式！这个人将在九个月后，也就是明年二月死于肝癌，死亡地点是莫斯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号病房。”

小吃部主任的脸黄了。

“九个月，”沃兰德沉吟道，“二十四万九千……算整数，每月平均两万七千卢布？是少了点，不过粗茶淡饭的日子也够了。还有那些金币呢。”

“金币兑不成现钞了，”那嗓音又插话道，小吃部主任的心都凉了，“安德烈·福基奇死后，他家房子马上被拆掉，金币送交国家银行。”

“我倒劝您别住进医院，”演员继续说，“听着病房里那些不可救药的病人痛苦呻吟，死在那种地方多没意思。您不如拿出两万七千卢布大摆筵席，服点毒药，让醉醺醺的美女和豪爽的朋友们簇拥着您，在弦歌声中心驰神往，岂不是更好吗？”

小吃部主任一动不动坐着，他的样子苍老了许多：眼睛四周出现了黑圈，脸颊皮肉下垂，下颌耷拉下来。

“啊，我们有些想入非非了，”主人道，“言归正传吧。把您的那些纸片拿出来看看。”

小吃部主任慌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一看却傻了眼。报纸里好好的包着一沓钞票。

“亲爱的，您的身体确实不大好，”沃兰德耸耸肩膀说。

小吃部主任腼腆地笑着，从凳子上站起来。

“可是，”他结结巴巴地说，“如果再……”

“嗯……”演员沉吟道，“那就再来找我吧。欢迎光临！认识您很高兴。”

这时科罗维约夫从书房里跑过来，一把抓住小吃部主任的胳膊使劲摇晃，一定要安德烈·福基奇代他向大伙致意问好。小吃部主任懵懵懂懂向前室走去。

“格拉，送客！”科罗维约夫喊道。

前室里又是那个红发裸女！小吃部主任侧身走到门口，吱吱地说了声“再见！”醉汉似的出了门。他往下走了一段，停下来，坐在楼梯上，掏出那包钱又看了看，钞票还是好好的。

这时，四楼的一家走出来一个拿绿色手提包的女人。她看见一个人坐在楼梯上呆呆地望着钱，不禁一笑，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这幢楼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一大早就醉醺醺的。楼梯玻璃又一次被人砸碎了。”她定睛望望小吃部主任，说：“公民，您的钱太多了，分一点给我不好吗？”

“别烦我，看在基督的分上，”小吃部主任吓坏了，忙把钱收起来。女人大笑道：

“见鬼去吧，你这守财奴！我不过开句玩笑。”说罢径自下楼去了。

小吃部主任慢慢站起来，举手扶扶帽子，才发现草帽没戴在头上。他实在不想回去拿，但又心疼那顶帽子，犹豫再三，还是回到五楼，再次按响了门铃。

“您还有什么事？”可恶的格拉开门问道。

“我把帽子忘了，”小吃部主任指着自己的秃顶小声说。格拉转身进去，他暗暗啐了一口，闭上了眼睛。当他睁开眼时，格拉拿来了草帽和一把黑柄的剑。

“这不是我的，”他推开剑小声说，赶快戴上帽子。

“您没带剑来吗？”格拉奇怪道。

小吃部主任嘟囔了一句，连忙快步下楼。他觉得头上不大舒服，帽子里热烘烘的。他取下帽子，不禁吓了一跳，轻声尖叫起来。他手里竟是一顶插着烂鸡毛的天鹅绒贝雷帽。小吃部主任画了个十字。那帽子突然喵呜一声，变成一只黑猫崽，蹿回到他头上，四爪紧紧抠住了他的秃顶。小吃部主任惨叫一声，奔下楼去。那猫崽从头上跳下来，一溜烟跑到楼上去了。

安德烈·福基奇冲到院子里，奔向大门外，从此永别了三〇二号乙幢魔鬼之楼。

他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很清楚。跑出大门后，他鬼鬼祟祟回头张望，像在寻找什么。一分钟后，他来到街对面的药房里，刚开口说“请问……”柜台后面的女人就嚷了起来：

“公民！您头上全是伤口！……”

五分钟后，小吃部主任裹好了纱布，他并且打听到，最好的肝病专家要数别尔纳茨基和库兹明两位教授。他问哪一位住得近些，听说库兹明的独幢小白楼几乎只有一院之隔，真是不胜之喜。两分钟后，他来到了小白楼。小楼虽然古旧，但里面非常舒适。小吃部主任记得，第一个来迎接他的是老保姆，她是来接他的帽子，见他没戴帽子，就努努瘪嘴巴走开了。

随后在一个大镜子边，好像是拱门下面，出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她当即对他说：十九日以前的号挂完了。小吃部主任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用失神的眼睛看了看拱门后面——那里显然是前厅，正坐着三个候诊的病人——悄声说：

“我病得快要死了……”

那女的疑惑地看看他缠满纱布的头，犹豫了一下，说：

“那……好吧……”就放他进了拱门。

这时对面的房门打开了，内有金边夹鼻眼镜的闪光，一个穿白衫的女人说：

“公民们，这位病人优先就诊。”

转眼间小吃部主任已进了库兹明教授的诊室。这个长方形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庄严可怖的医院气氛。

“您怎么啦？”库兹明教授用悦耳的声音问道，有些担心地看看他包扎的头。

“我刚才得到可靠消息，”小吃部主任答道，对一个玻璃框里的集体照片痴痴地望了几眼，“我将在明年二月死于肝癌。求求您救我一命。”

库兹明教授朝皮椅的哥特式高背上一靠。

“对不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您看过医生了？为什么头上缠着绷带？”

“什么医生？……您可没见过那样的医生！……”他的牙齿突然打起战来。“别看我的脑袋，跟脑袋没关系，甭管它，不关脑袋的事。是肝癌，求您救命。”

“等一等，这是谁对您说的？”

“请您相信他，”小吃部主任热切地说，“他真的知道。”

“我一点也不明白，”教授耸耸肩膀，脚一蹬，连同椅子从桌边移开。“他怎么会知道您的死期？何况他还不是医生！”

“死在四号病房，”小吃部主任说。

教授望望这位病人，望望他的头和湿漉漉的裤子，心里想：“岂有此理！来了个疯子！”就问：

“您喝伏特加吗？”

“我滴酒不沾，”小吃部主任回答。

一分钟后他脱去衣服，躺在冰凉的漆布卧榻上，让教授按揉腹部。小吃部主任好不喜欢，因为教授绝对肯定地说，至少目前他没有任何肝癌症状。不过既然……病人被江湖骗子惊吓，心里很害怕，那就作一次全面的化验检查……教授很快开出化验单，告诉他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化验。此外还写了张便条介绍他去找神经病学家布列教授，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完全紊乱了。

“教授，该付给您多少钱？”小吃部主任掏出鼓鼓的钱夹，用柔和发颤的嗓音问道。

“您随便，”教授冷淡、生硬地说。

小吃部主任拿出三张十卢布钞票放到桌上，突然用猫爪般柔软的动作又加上一个小报纸卷儿，里面发出轻微的铮铮声。

“这是什么？”库兹明捻着小胡子问道。

“请别嫌少，教授公民，”小吃部主任悄悄说，“求求您别让我长癌！”

“马上把您的金子拿走，”教授傲然地说，“您要控制好自己的神经。明天就送小便去化验，不要多喝茶，完全不能吃盐。”

“喝汤也不放盐？”他问。

“吃什么都不能放盐，”库兹明吩咐。

“唉！……”小吃部主任苦闷地叹了口气，用感激涕零的目光望着教授，收起桌上的金币，倒退着朝门口走去。

那天傍晚教授的病人不算多。黄昏时最后一个患者也走了。教授脱长衫时看了一眼小吃部主任放钱的地方，发现十卢布的钞票不见了，桌上只有三张阿布劳久尔索葡萄酒的酒瓶标签。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库兹明喃喃地说，在地上曳着脱掉一半的长衫，伸手摸了摸那几张纸片。“他不但有精神病，原来还是个骗子！我真不明白，他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一张验尿单吗？啊！他偷了我的大衣！”教授忙向前厅奔去，胳膊上还套着长袍的一只袖子，他在门口就尖叫起来：“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看看大衣还在吗？”

大衣一件不少。教授又回到桌边，终于脱掉了长袍。他忽然两眼直愣愣盯住桌面，一动不动好像在地板上生了根。就在刚才发现酒瓶标签的地方，他看见一只可怜巴巴的小黑猫，正蹲在一小盘牛奶边喵喵地叫。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可以？！这也太……”教授觉得后脑勺都凉了。

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听见教授轻声哀叫，连忙走进来。她马上说，猫崽定是病人悄悄扔下的，教授们家里常遇到这种事。她的话让教授完全放了心。

“这种人大概因为日子过得穷苦，”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解释道，“而我们这里，当然……”

于是他们猜想扔小猫的人是谁。最后怀疑到那个患胃溃疡的老太婆。

“准是她，”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说，“她一定这样想：我反正快要死了，这只猫崽多可怜。”

“可是不对！”库兹明叫起来。“牛奶是怎么回事？！也是她带来的？还有小盘子呢？！”

“牛奶是装在小瓶子里带来的，然后在这儿倒在小盘子里，”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如此解释。

“不管怎么说，把猫和盘子都弄走吧，”库兹明道，并亲自把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送到了门外。当他回到室内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他正往衣钩上挂长袍，忽听见院子里有人哈哈大笑，探头一看，顿时惊呆了。一位女士只穿一件内衣，正经过院子朝对面的侧屋跑去。教授甚至知道她的姓名：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发出笑声的是个男孩子。

“这像话吗？”教授鄙夷地说。

这时在隔壁他女儿的房间里，留声机奏起了狐步舞曲《哈利路亚》。同时他听见背后有麻雀的啾唧声。他回过头，只见一只很大的麻雀在他的办公桌上跳来跳去。

“嗯……别慌……”教授想，“是我离开窗口时飞进来的。一切都正常。”教授这样嘱咐自己，但他确实感到一切都不正常了，不用说，主要是这只麻雀闹的。他仔细看看桌上的麻雀，知道它不是寻常的麻雀。这只下流雀子装模作样地瘸着左脚，一颠一颠踏出切分音的节拍，总之，它就像柜台前的醉汉，在留声机的伴奏下跳着狐步舞。它丑态百出，还恬不知耻朝教授瞟了几眼。库兹明手按电话机，想打电话问问他的老同学布列教授：人到六十岁看到这种麻雀，还出现突然晕眩的症状，是什么道理？

这当儿麻雀突然跳到别人馈赠给教授的大墨水瓶上，向瓶里排了一泡粪（我不是说笑话！），然后振翅飞起，停在空中，突然冲向墙壁，用钢铁般的雀喙猛啄一八九四届医大全体毕业生合影的玻璃相框，它把玻璃啄得粉碎，就从窗口飞走了。教授不再给布列打电话，而是拨通了水蛭供应所，告诉对方他就是库兹明教授本人，请他们立即送些医用水蛭到家里来。

教授放下话筒，转身回到桌边去，突然吓得大叫起来。办公桌边坐着一个女人，头戴三角护士巾，手里的小口袋上写着“水蛭”两个字。教授看清楚了她的嘴巴，所以才吓得大叫。那是一张男人的嘴，嘴角咧到耳根，露出一颗獠牙。那护士的眼睛犹如死人的一般。

“我把这些钱收回去，”护士的嗓音是男低音，“放在这儿也没有用。”说罢伸出一只鸟爪，搂起那些酒瓶标签，她的身体渐渐在空中化去。

两小时后，库兹明教授坐在卧室的床上，他的太阳穴、耳后和脖子上贴满了水蛭。花白小胡子的布列教授坐在他脚边的绸面子绗被上，同情地望着他，安慰他说这一切全都是无稽之谈。窗外已是夜晚。

那一夜莫斯科还发生了什么稀奇古怪之事，我们不得而知，当然，也不去刨根问底了。我们该转入这个真实故事的第二部分了。读者，随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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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特为俄国重量单位，等于16.38公斤。

[2] 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