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竖起手指警告伊万，并轻轻发出一声：“嘘！”

伊万把腿从床上垂下来，定睛望过去。那人正从阳台上往屋里窥视。他的脸刮得挺干净，鼻子尖尖，眼神惊恐不安，头发是深色的，有一绺搭在前额上，三十七八岁的年纪。

神秘来客确信屋里只有伊万一个人，又侧耳听了听，这才放胆走了进来。这时伊万看见，来人身穿住院服内衣，披着一件棕色长袍，光脚穿着鞋子。

他向伊万挤了挤眼，把一串钥匙装进口袋里，悄声问道：“可以坐吗？”伊万点点头。他便在沙发椅上坐下来。

“您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伊万遵从那根干瘦手指头的警告，把声音压得很小。“阳台的栅栏不是上了锁吗？”

“栅栏是上了锁，”客人肯定道，“不过，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这个人可爱得很，也马虎得要命。一个月前我从她那儿偷了一串钥匙，所以我就能走上公共阳台，它是环绕整整一层楼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能探望一下邻居。”

“既然您能走上阳台，您就能从医院里逃走。是不是楼太高了？”伊万问道。

“不，”客人坚决地回答，“我不能从医院里逃走，倒不是因为楼太高，而是因为我无处可逃。”他停了停，说：“所以，我们只好坐在这儿？”

“只好坐在这儿，”伊万道，一面审视着来人那双惊恐不安的褐色眼睛。

“是啊……”客人忽然惊慌起来，“我想，您该不是狂躁型的吧？您不知道，我这个人受不了大吵大闹、使用暴力之类的事情。我最讨厌人的喊叫声，无论是痛苦的、愤怒的，还是别的什么喊叫声。您能让我放心吗？告诉我，您不是狂躁型的吧？”

“昨天我在餐厅里照一个家伙的狗脸上狠狠揍了一拳，”面貌一新的诗人勇敢承认道。

“什么理由？”客人严肃地问道。

“老实说，没有理由，”伊万难为情地说。

“不像话！”客人责怪伊万道。“您还说什么：照狗脸上揍了一拳？您不清楚人长的是狗脸还是人脸。我看还是一张人脸。所以，您要知道，用拳头……得了，您别这样干了，永远别这样干了。”

斥罢伊万，客人问道：

“您的职业？”

“诗人，”伊万有些勉强地说。

客人感到扫兴。

“唉，我真不走运！”客人大声道，自觉失言，忙道了歉，又问：“贵姓？”

“别兹多姆内[1]。”

“唉，唉……”客人皱眉叹息。

“怎么，您不喜欢我的诗？”伊万好奇地问。

“非常不喜欢。”

“您看过哪几首？”

“您的诗我一首也没看过！”来客急急地说。

“那您怎么这样说？”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客人答道，“难道我没看过别人的诗吗？……不过……莫非有例外？好吧，我可以相信您的话。您自己说说，您的诗好不好？”

“糟透了！”伊万忽然大胆坦白道。

“请您以后别再写了！”来客恳求他。

“我不写了，发誓不再写了！”伊万庄严宣布。

两人握手以坚此誓。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嘘！”客人悄声道，忙跳到阳台上，随手关上了栅栏。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进房来察看。她问伊万有哪儿不舒服，睡觉要不要关灯。伊万请她别关灯。她向病人道声晚安就走了。周围又静下来。客人又回来了。

他悄悄告诉伊万，一百十九号病房送来了新病人，是个红脸胖子，老在嘟哝什么通风管道里有钞票，还赌咒发誓说他们花园街的屋子里住进了妖怪。

“那个人破口大骂普希金，还一个劲地喊：‘库罗列索夫，再来一个！’”客人说着，不安地扭了扭身子，后来他镇定下来，又坐到椅子上，继续跟伊万聊天。“算了，甭管那个人了。那么，您为什么会到这儿来？”

“我是因为本丢·彼拉多，”伊万郁闷地望着地板说。

“什么？！”客人忘乎所以地叫起来，连忙自己捂住了嘴。“多么惊人的巧合！求求您，求求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不知为什么，伊万觉得这个陌生人可以信任，就向他讲起昨天在牧首塘发生的事情，起先有些胆怯和讷讷，后来便大胆畅谈起来。是啊，这位神秘的偷钥匙者竟成了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知音！他没有把伊万当成疯子，对其所述之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欣喜之情终于不能自已。他不时发出一声惊叹，催促道：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讲下去，讲下去，求您了！看在上帝分上，千万别漏掉什么！”

伊万原原本本，毫无遗漏，讲得轻松自如。他讲到了本丢·彼拉多身穿猩红里子白斗篷走上阳台。这时客人祈祷似的双手合十，低声说：

“啊，我猜到了！啊，我全都猜到了！”

讲到别尔利奥兹惨死时，听故事人插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并且他的眼中冒出了怒火：

“只可惜这个别尔利奥兹不是批评家拉通斯基，也不是文学家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他怒不可遏地悄声喊道：“接着讲！”

讲到大公猫拿钱向售票员买票时，客人简直给乐坏了，他轻声笑着，差点喘不过气来。伊万讲得如此精彩，自己也非常兴奋，就学那公猫把银角子举到胡须边的样子，蹲在地板上跳了几下。

最后，伊万讲了格里鲍耶陀夫之家发生的事情，便愁容满面地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我就是这样来到此地的。”

客人同情地把一只手搭在可怜的诗人肩膀上，说：

“不幸的诗人！不过，亲爱的，这都是您自己不好。您不该对他那么放肆无礼，甚至还有些厚脸皮。您为此付出了代价。谢天谢地，这个代价还不算高呢。”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伊万激动得挥着拳头问道。

“您听了不会惊慌失措吧？我们这儿的人都靠不住……该不会叫医生来，又是打针、吵闹什么的？”

“不会，不会！”伊万大声说。“告诉我，他是什么人？”

“好吧，”客人答道，就字字清晰有力地说：“昨天您在牧首塘遇见的人就是撒旦[2]。”

伊万如他答应的那样没有惊慌失措，但还是受了很大的震撼。

“这不可能！撒旦是不存在的。”

“得了吧！别人这么说，您可不能这么说。看来，您是属于第一批吃了他苦头的人。您自己清楚，您已经进了精神病医院，却还要说撒旦不存在。这真是怪事！”

伊万给搞糊涂了，便不作声。

“您刚一讲到他，”客人接着说，“我马上就猜到，昨天您有幸交谈的那个人是谁。别尔利奥兹真让我感到奇怪！您这个人当然有些幼稚，”客人又道了声歉，“可是别尔利奥兹，据我所闻，他还是读过不少书的！那位教授的头几句话就打消了我的所有疑问。我的朋友，你们怎么会认不出他来！不过，您……还得恕我直言，我没看错的话，您这个人是不是不学无术？”

“确实如此，”洗心革面的伊万同意道。

“您瞧……就连那张脸，您所描述的……两只眼睛不一样，还有眉毛！对不起，顺便问问，您也许连歌剧《浮士德》也没听说过吧？”

伊万窘得无地自容，面红耳赤地嘟哝起来，开始讲什么去雅尔塔疗养院的事……

“是这样，是这样……这不奇怪！可是我还要说，别尔利奥兹太让我惊奇了。他不但满腹经纶，为人也很机灵。不过也该为他说一句话：即使比他更机灵的人，也免不了被沃兰德蒙住眼睛。”

“您说什么？！”轮到伊万惊呼了。

“小点声！”

伊万使劲拍了一下脑门，嘶哑地说：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所以他的名片上第一个字母是‘W’。哎呀呀，原来如此！”

伊万有些心慌意乱，他凝望着栅外当空的明月，半晌无语。后来他开口了：“这么说，他确实可能到本丢·彼拉多那儿去？当时他已经降生了，不是吗？而他们却说我是疯子！”他指着门外，怒形于色。

客人嘴角上出现了痛苦的皱纹。

“让我们正视现实吧，”客人转过脸，望着在云中穿行的那一轮明月，说，“您和我都是疯子，何必抵赖！您瞧，他摇晃您一下，您就疯了，显然您本来就有疯根。不过您讲的那些事无疑都是真的，只是太不寻常了，所以就连斯特拉文斯基这样天才的精神病专家也不相信您。他给您看过病吗？（伊万点点头。）您的那位交谈者去过彼拉多那儿，又和康德共进了早餐，现在他来访问莫斯科了。”

“鬼知道他在这儿会闹出什么事来！得想法子抓住他不是？”没有被彻底打垮的老伊万又在新伊万身上蠢蠢欲动地抬起头来。

“您已经试过了，就算了吧，”客人揶揄道，“我也不劝别人去试。他会闹出什么事，您就只管放心吧。唉，唉！跟他见面的是您而不是我，这太遗憾了！虽然我的一切都付之一炬化成了灰烬，我还要发誓：若能见到他，我宁可交出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钥匙串。我拿不出别的东西了。我已经一贫如洗！”

“您为什么要见他？”

客人愁眉苦脸半天没说话，不时抽搐一下，后来才开口道：

“您瞧，这事多奇怪，我待在这儿跟您一样，也是因为本丢·彼拉多。”客人胆怯地四下看了看，说：“因为我一年前写了一部关于彼拉多的长篇小说。”

“您是个作家？”诗人感兴趣地问。

客人怫然作色，还晃了晃拳头吓唬伊万，说：

“我是大师！”他变得十分严肃，并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一顶油迹斑斑的黑色小帽，上面用黄丝线绣着一个字母“М”[3]。他戴上小帽，让伊万看了正面和侧面的样子，以证明他就是大师本人，然后神秘地说：“这是她亲手为我做的。”

“您贵姓？”

“我不再有姓氏了，”奇怪的客人的回答里带着忧伤和轻蔑，“我放弃了姓氏，也放弃了生活中的一切。忘掉我的姓吧。”

“那就谈谈您的小说也好，”伊万委婉地请求道。

“好吧。我的生活经历，应该说，是不太寻常的，”客人开始讲述。

……他学历史专业，两年前还在莫斯科一家博物馆工作，并从事翻译。

“您翻译哪种语言？”伊万好奇地问。

“除了本族语，我懂五种语言，”客人答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还能阅读一点意大利语。”

“真有你的！”伊万小声羡慕地说。

这位历史学家孑然一身，无亲无故，在莫斯科几乎没有熟人。可是万万不曾想到，有一天他居然中奖得了十万卢布！

“您想象一下，我是多么惊喜！”戴小黑帽的客人低语道。“我把手伸进放脏衣服的筐子里，看见那上面的号码和报上公布的完全相同！我是说脏衣服兜里的那张债券，”他解释道，“是博物馆发给我的。”

伊万的神秘客人赢得十万卢布后，即采取了以下行动：买书，放弃在肉铺街的原住房……

“哼，那个偏僻的鬼地方！”他恨恨地说。

……从建房主那儿租了两间地下室住房，是在阿尔巴特街附近一个胡同花园的小楼里。他丢下博物馆的公职，着手写作关于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

“啊，那真是黄金时代！”讲述者轻声叹道，两眼闪闪放光。“独门独户的住房还带前室，前室里还有个盥洗盆，”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得意地强调这一点，“两个小窗户紧挨着底下通向花园小门的人行道。对面四五步远就是围墙，那儿长着丁香、椴树和槭树。啊，啊！冬天的小窗外，很少看到黑色的人腿及听到吱吱的踩雪声。我家的火炉总是烧得旺旺的！然而春天突然来到了。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我看见丁香树丛由光秃而渐渐披上绿装。就在去年春天的此时，发生了一件比中奖十万卢布更大更大的喜事。您知道，十万卢布可是个大数目！”

“是个大数目，”洗耳恭听的伊万同意道。

“我打开了窗户，坐在第二个，就是很小很小的那个房间里，”客人用手比划起来，“是这样……这边是沙发，对面是另一张沙发，当中的小桌上放着一盏漂亮的照夜灯，靠近窗口摆着书和小写字台。第一个房间很大，有十四平方米，里面满是书和一个火炉。啊，多么好的工作环境！丁香花散发着异香！身体虽然疲劳，头脑却变得越发轻灵。彼拉多的故事迅速接近尾声……”

“白斗篷，猩红里子！我知道！”伊万激动地说。

“正是这样！彼拉多的故事就要写完了，就要结束了。我已经知道，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这时候，我自然想出门去散散步。十万卢布是一笔巨款，我买了漂亮的西服。我可以去廉价的餐馆吃午饭。阿尔巴特街上有一家极好的餐馆，不知道如今是否还在。”

这时，客人的眼睛睁得很大，他望着月亮，继续低声讲述：

“她手里拿着一束黄花，那颜色很讨厌，令人心烦意乱。鬼知道那叫什么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莫斯科最早见到这种花。她穿着黑色春大衣，衬托得那束花格外显眼。她居然拿着黄色的花！难看的颜色。她从特维尔大街拐进一条胡同时，回头望了一眼。您知道特维尔大街吧？那儿的行人成千上万。但我向您保证，她只看见了我一个人，她不安地，甚至像是痛苦地看了我一眼。她有惊人的美貌，而更使我吃惊的是她那样的眼神，其中流露出内心异常的孤独，是谁也不曾见过的！

“我追随黄色的标记，跟着她走进了胡同。在这条弯曲又冷清的胡同里，我俩各沿一边，默默无语地走着。您想想，整条胡同里竟然不见一个人影。我很苦恼，因为我觉得必须跟她说话，但又担心自己话未出口她就飘然离去，从此永无再见之日。

“您想不到，竟是她突然开了口：

“‘您喜欢我的花吗？’

“我清楚记得，她的声音相当低沉，有些喑哑。我甚至傻乎乎地觉得，像是胡同里发出的回声，碰到肮脏的黄色墙壁上又弹了回来。我快步走到她那边，到了她面前，答道：

“‘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