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让我想起安娜。”

“我让很多人想起很多人。”我答道，“我真的得走了。”

“那就开车吧。”他说。

“你下车。”

“不下。你让我想起了安娜。”他又说一遍。一秒钟之后，我开始倒车。我赶不走他，那也不必硬赶。我要开车去格斯家，格斯的爸妈会把他赶走的。

“想必，”范·豪滕说，“你应当很熟悉安童涅塔·缪吧。”

“嗯，不熟。”我说着打开音响，闹哄哄的瑞典嘻哈乐响了起来，但范·豪滕并不放弃，用压过音乐的高声嚷嚷道：

“她是教会追封的真福者，可能很快就要被教宗封为圣人——那她就是非殉道者里被封圣品的年纪最小的一个了。她得的癌和年轻的沃特斯先生是同一种，骨肉瘤，右腿截肢了。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早慧的安童涅塔·缪六岁时死于这种极度痛苦的癌症，临死之前她对父亲说：‘痛苦就像布，来得扎实才有用。’这是真的吗，海蓁？”

我没有直接看他，而是通过反光镜看着他的身影。“不，”我在音乐声中大吼，“那些全是胡扯。”

“可难道你不希望这是真的？”他跟我对吼，我关了音乐。“我很抱歉毁了你们的阿姆斯特丹之行。你们太年轻了，你们——”他说不下去了，好像他理所应当地有权为格斯痛哭一场似的。范·豪滕不过是无数根本不了解他的哀悼者之一，他的纪念墙上又一首来得太迟的挽歌。

“你没有毁掉我们的旅行，你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家伙。我们的旅行棒极了。”

“我尽力了，”他说，“我尽力了，我发誓。”直到这时候，我才约莫觉察到：可能彼得·范·豪滕自己也经历过亲人过世的折磨。我想起了他写到得癌的孩子时那种坦诚。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根本没法跟我说话，除了问我一句我是不是故意打扮得跟安娜一样。他在我和奥古斯塔斯面前活脱脱是个浑蛋，他刚才那个疼痛的问题——极端的痛苦与其价值的关系。他坐在后排喝酒，一个喝了许多年的老人。我想起一个统计数据——我倒宁可自己不知道为好：半数的婚姻在孩子死亡后一年内终结。我回头看看范·豪滕。这会儿我们正路过大学，我把车靠向路边，在一排停着的车后面停下，问道：“你曾有孩子过世？”

“我女儿。”他说，“她那时八岁。出色地经受了痛苦，不过永远不会被教会封为真福者。”

“她得的是白血病？”我问，他点点头，“跟安娜一样。”

“跟安娜非常相像，的确。”

“你结婚了？”

“没有。嗯，她死的那个时候我没结婚。那时我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讨厌鬼——我们失去她之前。伤痛不会改变一个人，海蓁。它只会让人显出本性。”

“你和她住在一起吗？”

“不，原本没住一起。不过最后，我们带她去了纽约，我当时住的地方，去经受一系列实验的折磨，那些实验增加了她生活的痛苦，却没能延长她活着的时间。”

一秒钟后，我说：“那么，可以这么说，你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让她有机会长大，活到十几岁。”

“我想这应当是个公道的评价。”他说，然后飞快地补充，“我猜你知道菲利帕·富特的‘电车难题’思想实验吧？”

“然后我出现在你家，打扮得就像你希望她能活着长大后的样子，于是你，怎么说呢，被惊呆了。”

“有一辆失控的电车沿着轨道飞速行驶。”他说。

“我对你那愚蠢的思想实验一点儿不感兴趣。”我说。

“事实上，是菲利帕·富特的实验。”

“嗯，同样不感兴趣。”

“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不得不告诉她，她活不长了。来我们家帮助她的社工说，我必须告诉她实话，我必须告诉她，她快死了，所以我告诉她了，我说她会去天堂。她问我我去不去，我说我去不了，现在还去不了。但最终会去吧？她问。于是我向她保证，没错，当然，很快就去。我告诉她，在我去之前，我们为她找了一个非常棒的家庭，会在天上照顾她。她问我，我什么时候去，我说很快——二十二年前的事了。”

“我很难过。”

“我也是。”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妈妈后来怎么样了？”

他微笑起来：“你还在寻找续集吧，你这个小滑头。”

我也报以微笑。“你应该回家去，”我跟他说，“清醒清醒，再写一部小说。做你擅长的事。不是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幸运，能这么擅长做一件事的。”

他从后视镜里久久地凝视着我。“好吧，”他说，“没错，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但就在说话的同时，他又掏出那个快见底的威士忌酒瓶，喝了一口，拧上瓶盖，打开车门，“再见，海蓁。”

“放心吧，范·豪滕。”

他在车后面的马路牙子上坐下来，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一点点变小，他又拿出酒瓶，有一秒钟似乎要把它放在路边了，但随即又喝了一大口。

这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炎热的下午，空气黏稠，仍然让人感觉身处一大团云朵中。对我来说这是最糟的一种天气，所以当我觉得从格斯家的车道走向大门的这段路程永无尽头时，我告诉自己这全是天气的原因。我按了门铃，格斯的妈妈来开门。

“哦，海蓁。”她说着，一把抱住我，哭了。

她让我和她还有格斯的爸爸一起吃了点茄子千层面，我猜有很多人给他们带食物什么的过来。“你好吗？”

“我想他。”

“是啊。”

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想去地下室找他写给我的东西。而且，房间里的寂静真的让我不安。我希望他们俩互相交谈，彼此安慰，或者把手握在一起什么的。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儿吃一丁点儿千层面，甚至都不互相看一眼。“天堂少一个天使。”他爸爸过了会儿说。

“我知道。”我说。然后他的两个姐姐带着一群孩子出现了，拥进厨房。我站起来跟两个姐姐都抱了抱，然后看孩子们围着厨房疯跑，吵吵闹闹、精力过剩——倒正是此刻所急需的。他们就像受激发的分子一样互相碰撞、来回弹跳，嚷着：“是你不是你不一开始是我但后来我捉了你你没捉我你搞错了好吧我现在来捉你了不对蠢蛋现在是暂停时间‘丹尼不许叫你弟弟蠢蛋’妈妈如果不让我说那个词那为什么你刚才说了那个词呢蠢蛋蠢蛋……”然后，异口同声地，“蠢蛋蠢蛋蠢蛋蠢蛋！”餐桌边，格斯的父母现在把手握到了一起，这让我感觉好受些了。

“艾萨克告诉我格斯前阵子在写东西，给我的。”我说。孩子们还在唱着蠢蛋歌。

“我们可以看看他电脑里有没有。”他妈妈说。

“最后几个星期，他电脑用得不多。”我说。

“那倒是。我甚至不确定有没有拿到楼上来。电脑还在地下室吗，马克？”

“不知道。”

“哦，”我说，“我能不能……”我指指地下室门的方向。

“我们还没打算整理他的遗物，”他爸爸说，“不过当然，没问题，海蓁，当然可以去。”

我走下楼梯，走过他没铺的床，走过他电视机跟前的游戏椅。他的电脑还开着。我点了一下鼠标，将电脑唤醒，然后搜索他最常编辑的文档。过去一个月里什么也没有。最近的东西是一篇关于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的作业论文。

也许他是手写的。我走到他的书架旁，寻找日记本或者笔记本。什么也没有。他也有《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我翻了一遍，上面连一个记号也没留。

接下来我又走到他床头桌边。《黎明的代价》第九本续集《无限的梅翰》放在桌面上，台灯旁边，第一百三十八页折了角。他没能看完这本书。“剧透警告：梅翰没死。”我大声地说了出来，说不定他真能听见呢。

然后，我爬上他的床，把自己裹在他的被子里，裹得像一只茧，周围环绕着他的气息。我取下鼻管，好闻得更清楚，把他吸进来，把他呼出去，就在我躺着的时候，他的气味也正在消退，我的胸口好像着了火，直到最终我的种种痛苦混为一体无法分别。

过了一会儿，我从床上坐起来，重新插上鼻管，呼吸了一会儿，然后才上楼去。他父母投来期盼的眼神，我只能摇摇头作答。孩子们从我身边争先恐后地跑过，格斯的一个姐姐——我分不清是哪一个——说：“妈，要不要我把他们带到公园或者什么地方去？”

“不，不，他们在这儿挺好。”

“他有没有可能把一本笔记本放在什么地方？比如放在病床边上之类的？”那张床已经不在了，由（晚期病人）安养院收回去了。

“海蓁，”他爸爸说，“那阵子你每天都在这儿，跟我们一道。你……他没多少时间独处，亲爱的。他不可能有时间写东西。我知道你想……我也想。但如今他留给我们的信息只有从天上来了，海蓁。”他指了指天花板，好像格斯就在屋顶上方某处盘旋似的。也许他真的在，我不知道。但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是啊。”我说，答应过几天再来看他们。

后来我再也没有像那样感受到他的气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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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通量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