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我们开了个癌症治疗组会议。每隔一段时间，一拨医生、社工还有理疗师之类的有关人员就会在会议室碰头，围着一张大圆桌讨论我的情况（不是关于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的情况，也不是关于阿姆斯特丹的情况，是癌症情况）。

玛丽亚医生主持会议。我到那儿的时候她拥抱了我，她特喜欢拥抱。

我感觉好一点儿了，我猜。整晚戴着BiPAP呼吸机睡觉让我觉得我的肺几乎跟正常无异了，不过，当然，我其实已经不记得用正常肺呼吸是什么感觉了。

人到齐了之后，大家都煞有介事地关掉手机呼机什么的，一心一意关心我。然后玛丽亚医生说：“好消息是，法兰昔弗依然有效地控制着肿瘤生长，但很明显，我们还有个严重的难题，就是胸腔积液。所以现在问题是：下一步如何继续？”

然后她就只看着我，好像在等我回答似的。“呃，”我说，“我好像不是房间里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她微笑起来：“没错，我在等西蒙斯医生的意见。西蒙斯医生，您看呢？”那是另一位很有能耐的肿瘤医生。

“嗯，我们从其他病例得知，大部分病人的肿瘤最终会有办法克服法兰昔弗的药效而得以生长。不过如果是那种情况，扫描结果上就应该能看到癌细胞扩散，而我们没看到，所以还没到那一步。”

还没到，我想。

西蒙斯医生用食指“笃笃”轻敲桌面。“我的想法是，有可能是法兰昔弗加剧了积水，但是如果停掉法兰昔弗，我们可能要面对更严重的问题。”

玛丽亚医生补充：“我们对法兰昔弗的长期效果还不清楚。用这种药的时间像你一样长的病人非常少。”

“所以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打算维持现有治疗方案。”玛丽亚医生说，“但我们得多费点儿力气防止胸腔积液。”不知为什么我感觉有点儿恶心，好像要吐了似的。总体而言我讨厌所有的癌症小组会议，这一次尤为讨厌。“你的肿瘤没有消失，海蓁。但是我们见过跟你同等程度的肿瘤病人，也有存活时间很长的。”（我没有问很长时间到底是多长，那个错误我以前就犯过了。）“我知道刚从ICU出来感觉很不好受，但你的胸腔积液问题，至少目前来看，是可控的。”

“我不能做个肺移植手术什么的吗？”我问。

玛丽亚医生抿紧了嘴：“很不幸，你不会被评估为移植手术的有力人选。”我懂了：把健康的肺浪费在毫无希望的病人身上没有用。我点点头，努力不露出受伤的神情。爸爸开始流眼泪。我没有看他，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说话，于是他压抑的抽泣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声音。

我决不愿他受到伤害。大部分时候，我可以忘记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也许他们有我在身边的确高兴，但我却是我父母全部痛苦折磨的源头。

就在我的奇迹发生之前，我在ICU里看起来危在旦夕那一次，妈妈告诉我，放手也可以，我也想放手，但我的肺始终在寻求空气，妈妈扑在爸爸怀里泣不成声地说了句话，我真希望自己没听到，也希望她永不知道我听见了。她说：“我再也不是一个母亲了。”这话让我非常难受，仿佛摧心剖肝，五内俱焚。

在整个癌症治疗组会议期间，我不停地想起那句话。我没法把当时的情景从脑海中赶走，她说那句话时的语气，仿佛自己再也好不起来了，而这很可能是真的。

无论如何，最终我们决定维持原样，只不过要更频繁地为我排出积液。结束之前，我问大家我能不能去阿姆斯特丹，西蒙斯医生笑了，是真的笑出了声。随后玛丽亚医生说：“有何不可？”西蒙斯满腹狐疑地问：“有何不可？”玛丽亚医生说：“是啊，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去，反正飞机上都有供氧装置。”西蒙斯医生说：“他们会让呼吸机过安检门吗？”玛丽亚说：“嗯，要不然也可以在飞机上为她准备一台。”

“海蓁是接受法兰昔弗治疗最有前途的存活者，起码是其中之一——让这样一个病人飞八小时，其间无法与最熟悉她病情的仅有几位医生联系，在我看来这是灾难性的处方。”

玛丽亚医生耸耸肩。“会增加一些风险，”她承认，但随后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不过这是你的人生。”

可惜这人生并非真由我说了算。开车回家的路上，爸妈达成一致：我不能去阿姆斯特丹，除非医生认可此行毫无危险。

奥古斯塔斯那天晚饭后打电话给我。我已经上床了——目前晚饭后等同于我的上床时间。我背靠无数枕头，小蓝依偎在身边，膝头放着电脑。

我接了电话，说：“坏消息。”他说：“靠，什么？”

“我不能去阿姆斯特丹了，我的一个医生觉得这不靠谱。”

他一秒钟没出声。“天，”他说，“我早该自己掏钱买票，应该那天带你直接从《时髦骨骸》雕塑出发去阿姆斯特丹。”

“那么一来我很可能在阿姆斯特丹缺氧丢掉小命，我的尸体只好用飞机货舱运回来。”我说。

“哎，嗯，”他说，“不过在此之前，我高贵的情圣姿态绝对已经打动了你，让我得逞了。”

我哈哈大笑，笑得太厉害，让我感觉到之前插胸管的地方隐隐作痛。

“你笑是因为我说准了。”他说。

我又笑起来。

“我说对了，是不是？”

“多半不是。”我说，然后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不过世事难料。”

他苦恼地呻吟一声。“我到死都是处了。”他说。

“你是处？”我惊讶地问。

“海蓁·格蕾丝，”他说，“你手边有纸和笔吗？”我说有。“好，请画一个圆圈。”我照办。“现在在那个圆圈里画个小圆圈。”我照办。“大圆圈是天下处男处女，小圆圈是所有十七岁的独腿少年。”

我又笑起来，然后对他说，大部分社会交往都发生在儿童医院，同样也无助于滥交。然后我们聊起彼得·范·豪滕才华超群的绝妙评论，时间如荡妇。尽管我在床上，他在自家地下室，感觉却好像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自行存在的第三空间，那真是一处我喜欢和他一起驻足的好地方。

然后，我挂了电话，爸妈跑到我房间来了。老实讲我的床不够躺三个人的，但他们还是一左一右挤在我身边，一起在我的小电视上看《全美超模大赛》。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女孩赛琳娜被淘汰了，不知为什么，这让我高兴异常。后来，妈妈帮我安好呼吸机，掖好被子，爸爸在我额头上留下一个满是胡茬感的吻，然后我合上眼睛。

呼吸机基本上完全接手控制了我的呼吸，这种感觉令人相当不快，但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声音。我吸气，它就隆隆作响；我呼气，它又发出呼呼声。我一直想，它的声音就像一只龙在跟着我的节奏呼吸，好像我有一只宠物龙，它蜷在我的床旁边，对我无比依恋，以至于连呼吸节奏都要跟我一致。我就这么想着，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晚了。我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查了电子邮件，然后，我开始炮制一封给彼得·范·豪滕的电邮，告诉他我没法去阿姆斯特丹，但我可以拿我母亲的生命起誓，我绝不会把关于角色的任何信息透露给任何人，还有，我根本也不想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极端自私。还有，拜托他可不可以就告诉我荷兰郁金香老爹到底是不是真的，安娜的妈妈有没有嫁给他，还有仓鼠西西弗斯怎么样了。

但我没有寄出这封邮件。就连我自己看了也觉得太可悲了。

三点左右，我猜奥古斯塔斯应该已经放学回家了，就跑去后院给他打电话。我一边听电话铃响，一边坐在草地上，草地上杂草丛生，到处都是蒲公英。秋千架还在那儿，我小时候为了荡得高，在地上蹬出了小沟，现在小沟已经长满野草。我还记得爸爸从玩具反斗城把这套秋千买回家，请邻居一起帮忙在后院安装的事。他坚持要第一个坐上去测试一下，那玩意差点儿被他压垮。

天空灰沉沉的，充满了雨的湿气，但还没下雨。我听到电话转到奥古斯塔斯的语音信箱，就挂了，把电话放到身边的地上。我一直盯着秋千架看，心想，我愿意拿余生所有生病的时间交换几天健康的日子。我努力告诉自己，本来还可能更糟，告诉自己世界不是个批量满足心愿的大工厂，还有，我和癌症和平共处而不是被它逼至绝路，我不能在它弄死我之前就放弃生命。然后，我开始喃喃地一个劲儿说“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没完没了，直到意义与声音脱节。直到他回我电话。

“嗨。”我说。

“海蓁·格蕾丝。”他说。

“嗨。”我又说。

“你在哭吗，海蓁·格蕾丝？”

“也许吧。”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我想去阿姆斯特丹，我想让他告诉我故事结束后的事，还有，我就是不想要我的人生。还有，天空让我沮丧。还有，这儿有一套旧秋千架，我小时候爸爸帮我搭的。”

“我得立即看一看这座泪之秋千架，”他说，“我二十分钟后到。”

我待在后院没进屋，因为我一哭妈妈就关心过头，让我透不过气来。因为我不常哭，我知道她一定会想跟我“谈谈”，讨论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考虑调整治疗方案什么的，一想到那全套谈话我就有点反胃。

倒不是因为我记忆里有什么特别辛酸、清晰如昨的画面：健康的爸爸推着健康的孩子，孩子喊着“再高点再高点”，或诸如此类带有隐喻性回响的时刻。并非如此。秋千架就伫立在那儿，被抛弃了，两个小秋千一动不动，悲伤地悬在灰沉沉的木架子上，秋千座的轮廓就像小孩涂鸦画出来的微笑。

我听到身后的推拉玻璃门打开的声音，扭过头，是奥古斯塔斯。他穿着卡其色裤子，纽扣领短袖格子衬衫。我用袖子擦擦脸，对他露出一个微笑，说：“嗨。”

他花了一秒钟在我身边坐下，相当不雅地一屁股落地，同时皱了皱眉。最终他说：“嗨。”我看着他。他望向我身后，目光投到后院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用一只胳膊环住我的肩说，“那他妈的确实是座悲伤的秋千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