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没再同奥古斯塔斯联系。“碎奖杯之夜”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所以，按照传统来说，轮到他给我打了。但他没打。当然，我可不至于身穿特别的黄色连衣裙，整天把电话握在汗津津的手心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它，耐心地等着我那位“来电的绅士”不辜负他的美名。我的生活照常进行：某天下午同凯特琳和她的男朋友（很可爱但坦白地说完全不是奥古斯塔斯那型的）喝了咖啡；按时吞下每日推荐剂量的法兰昔弗；一周三个早上去MCC上课；每天晚上，都坐下来和爸爸妈妈共进晚餐。

星期天晚上，我们吃青椒西兰花比萨。我的电话欢唱起来的时候，我们正围坐在厨房里的小圆桌旁，但我不能去接，因为我们家有严格的规矩：吃饭时不碰电话。

于是我吃得很少，而爸妈正在讨论巴布亚新几内亚刚发生的一场地震。他们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和平队相识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那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是可怕的坏事，他们就好像突然摇身一变，从身形庞大不爱活动的生物变回了当年那两个满怀理想主义、独立强健的年轻人。他们谈得如痴如醉，都顾不上往我这边瞟一眼，而我吃得前所未有的快，飞速将食物从盘子里转移到嘴里，其穷凶极恶程度导致我上气不接下气，这当然让我有点儿担心：我的肺是不是又开始泡在日益增多的积液里了？我尽量把这个念头摒除掉。我已经预约了PET扫描，就在几周之后。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也会很快发现的。忧虑过甚没有任何好处。

可我还是忍不住担忧。我喜欢活着。我想要继续活下去。忧虑是死亡的另一个副作用。

我终于完事，说：“我吃好了，能离开了吗？”他们正沉浸于几内亚基础设施之优缺点的畅谈中，停都没停。我从放在料理台上的包里拿出电话，查看最近的未接来电。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打来的。

我溜出后门，在暮色中，可以看到秋千架，我想了想要不要走到那儿去，跟他说话的时候还可以荡荡秋千，但它似乎太远了，因为吃饭让我很累。

于是我在露台边缘的草地上躺下，仰望着猎户座——我认得的唯一一个星座，然后给他打电话。

“海蓁·格蕾丝。”他说。

“嗨，”我说，“你好吗？”

“好极了，”他说，“我想给你打电话的次数大概可以按分钟计算，不过我忍住了，一直等到能就《无比美妙的痛苦》一书理出一个连贯的想法。”（他用拉丁文说的“就”——“in re”，真这么说的。这男孩！）

“洗耳恭听。”

“我觉得这本书，好像，读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好像，就好像，呃。”

“好像什么？”我打趣地问。

“好像它是件礼物？”他不太肯定地说，“好像你给了我什么重要的东西。”

“哦。”我轻声说。

“这么说太文艺腔了，”他说，“对不起。”

“不，”我说，“别。不用道歉。”

“但它没完。”

“对。”我说。

“折磨。我百分之百明白，我明白安娜多半死了。”

“对，我猜是这样。”我说。

“好吧，合情合理，可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存在一种不成文的契约的，我觉得一本书没有结局怎么说也违反契约了。”

“我不知道，”我说，感觉自己有点儿为彼得·范·豪滕辩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它真实地描绘了死亡。死亡会突然降临。也许你的人生刚进行到中途，也许句子刚写到一半。可我的确——天，我的的确确真的想知道其他人都怎么样了。我在信里问他的就是这个。可他，嗯，他从来没回过信。”

“对了，你说他离群索居？”

“正确。”

“无迹可寻。”

“正确。”

“彻头彻尾遥不可及。”奥古斯塔斯说。

“很不幸，是的。”

“亲爱的沃特斯先生，”他回答，“你四月六日从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弗里根塔芙特女士转发之电子来函收悉，十分感谢。在我们这个耀武扬威的数字化天下大同之时代，仍有地理概念存焉，可喜可贺。”

“奥古斯塔斯，搞什么鬼？”

“他有个助理，”奥古斯塔斯说，“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我找到了她，给她发了电邮，她转给了范·豪滕。他老人家从助理的邮箱账户回复的。”

“好的，好的，快接着读。”

“秉承先辈的光辉传统，我的回函是以纸笔写就的，后由弗里根塔芙特女士转录为一系列1与0的排列组合，再通过近年来将全人类一网打尽的乏味网络传送出去，因此我要为可能导致的错漏之处提前致歉。

“对你们这一代的年轻男女而言，娱乐业的狂欢盛宴处处唾手可得，因此不管是谁，不管身处何处，若愿意花好几个小时去读我这本小书，我对他们都十分感激。但我尤其想对你，先生，致以衷心谢忱，一方面是因为你对《无比美妙的痛苦》的慷慨盛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不辞辛苦地写信告诉我这本书——请容我在此引用你的原话——对你‘意义重大’。

“然而，这一评论令我陷入思索：你用‘意义’一词是何意思？考虑到我们的挣扎最终皆为徒然，艺术给予我们的转瞬即逝的意义之冲击究竟有无价值？抑或，价值仅存在于尽可能舒适地消遣度日？一个故事，究竟应扮演何种角色，奥古斯塔斯？警世钟声？战斗号角？还是一剂吗啡？当然，就像宇宙中的所有疑问一样，这一通质疑也必将引导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借用一句为烦扰所累的十六岁孩子们常说的而你势必不以为然的话：‘这一切到底有无意义？’

“我的朋友，我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将来若能接触到我的作品，你也不会从中得到多少鼓舞。不过该回答你的问题了：不，我没有任何别的作品，今后也不会再写。我觉得将我的想法继续与读者分享不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无甚裨益。承蒙盛意赐函，再次感谢。

“顺祝近祺，彼得·范·豪滕，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转达。”

“哇噢，”我说，“这不是你编的吧？”

“海蓁·格蕾丝，试问，你觉得以我贫乏的才智，能编出彼得·范·豪滕的信吗？满纸‘我们这个耀武扬威的数字化天下大同之时代’之类的话？”

“不可能，”我表示赞同，“能不能，能不能给我邮件地址？”

“当然。”奥古斯塔斯说，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对我来说有生以来最棒的礼物。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给彼得·范·豪滕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似乎我每次重写都比前次写得更差劲，但我情不自禁。

亲爱的彼得·范·豪滕先生：

（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转交）

我叫海蓁·格蕾丝·兰卡斯特。我的朋友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在我的推荐下读了《无比美妙的痛苦》，他刚收到您发自这个地址的电子邮件。我希望您不会介意奥古斯塔斯给我看了那封邮件。

范·豪滕先生，我从您给奥古斯塔斯的邮件中得知，您不打算再出版任何作品。我多少有点儿失望，但也觉得松了一口气：我再也不用担心您的下一部书是否能不负原作的辉煌完美了。我是四期癌症患者，确诊后已经侥幸活了三年，我可以告诉您，在《无比美妙的痛苦》中，您把一切都写得恰如其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您的书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它好像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感受，并将其付诸文字。我已经反复读了好几十遍。

但我还想问您，是否介意回答几个问题，是关于故事完结后的事。我明白在这本书的结尾，安娜死了或者病得太重，无法继续写下去，所以就那么结束了。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安娜的妈妈怎么样了——她和荷兰郁金香老爹结婚了吗？她后来有没有再生孩子？是不是一直住在坦普尔西街917号？诸如此类。还有，荷兰郁金香老爹是骗子还是真心爱着她们母女俩？安娜的朋友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克莱尔和杰克，他们还一直在一起吗？最后一个问题——我意识到这正是您一直希望读者会问的那种深刻问题——仓鼠西西弗斯后来怎么样了？这些问题已经纠缠我好几年了，而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去等待答案。

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文学问题，而您的书里充满了重要的文学问题，但我真的真的很想知道。

当然，如果任何时候您决定写什么别的东西，即使不想发表，我也非常希望能读到。坦白地说，就算是日常购物单我也想读。

对您满怀倾慕的

海蓁·格蕾丝·兰卡斯特

（16岁）

我发出邮件之后，又给奥古斯塔斯打了电话，我们一直聊到很晚，谈《无比美妙的痛苦》，我给他读了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诗 [1] ，范·豪滕的书名就是从那首诗里来的。他说我有一副适合朗读的好嗓子，换行时候的停顿也不算太久，然后他告诉我《黎明的代价》系列里的第六本《以血证明》，开篇也引用了一首诗。他花了一分钟才找到那本书，但终于还是把引文念给我听了：“假如你的生活抛了锚。上一次醉心的吻/已是多年以前。”

“不坏，”我说，“但有点矫情。我相信麦克斯·梅翰会称之为‘娘娘腔的狗屎’。”

“没错，说的时候牙关紧咬，毫无疑问。老天，梅翰在这几本书里咬牙咬得太多了，绝对要得颞下颌关节综合征，如果经历这么多浴血奋战还能侥幸偷生的话。”一秒钟之后，格斯问，“你上一次醉心的吻是什么时候？”

我思考片刻。我的吻全是前癌症时代的事了，大都口水过多、令人不适，从某种程度上讲，那时接吻总觉得像小孩儿故作成熟装大人。当然，也已过去很久了。“几年前吧。”我最终说，“你呢？”

“我心醉地吻过几次前女友卡罗琳·玛瑟斯。”

“几年前？”

“最后一次是不到一年前。”

“出了什么事？”

“接吻的时候？”

“不，你和卡罗琳之间。”

“哦。”他说，然后顿了一秒钟，“卡罗琳已不再为尘世皮囊所苦了。”

“哦。”我说。

“嗯。”他说。

“我很抱歉。”我说。当然，如今已不在人世的人，我认识很多，但从没有和任何一个约会过。我连想象都无法想象，真的。

“不是你的错，海蓁·格蕾丝。我们都不过是副作用，不是吗？”

“紧紧攀附在意识这艘货柜船底的藤壶。”我引用《无比美妙的痛苦》中的话。

“好吧。”他说，“我得睡了，快一点了。”

“好吧。”我说。

“好吧。”他说。

我咯咯笑起来，又说“好吧”。然后，电话那头安静了，但并没挂断。我几乎觉得他仿佛就在房间里陪伴着我，但比那感觉更好，就好像我不在我的房间，他也不在他的房间，我们一起在某个看不见的、稀薄的第三空间，只有电话才能通向的处所。

“好吧。”过了永远那么久，他才说，“也许‘好吧’会成为我们的‘永远’。”

“好吧。”我说。

最终还是奥古斯塔斯先挂了电话。

彼得·范·豪滕在奥古斯塔斯发出电子邮件四个小时后就给他回了信，可这次，两天之后范·豪滕还没给我回邮件。奥古斯塔斯向我保证说，那是因为我的邮件写得更好，回复起来更需要深思熟虑。还有，范·豪滕正在忙着回答我的问题，而好的小说写起来是要花时间的。但我还是担心。

星期三，在上“傻瓜美国诗歌入门101”课的时候，我收到了奥古斯塔斯的短信：

艾萨克刚做完手术。一切顺利。他现在正式NEC了。

NEC的意思是癌细胞已根除。几秒钟后，第二条短信又进来了。

我是说，他失明了。所以挺不幸的。

那天下午，妈妈答应把车借给我，让我开车到纪念医院去看艾萨克。

我在五楼找到了他的病房。门开着，但我还是敲了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请进。”说话的是位护士，正在处理艾萨克眼睛上的绷带。“嗨，艾萨克。”我说。

他说：“莫？”

“哦，不是，抱歉。我是，呃，海蓁。呃，互助小组的海蓁，记得吗？碎奖杯之夜见过的。”

“哦，”他说，“嗯，大家都说我的其他感官会补偿性地变得更灵敏，不过很显然，还没到时候。互助小组的海蓁，你好。到这儿来，让我亲手感受一下你的脸，看到你的灵魂深处去——没瞎的人可做不到这个。”

“他在开玩笑。”护士说。

“是的，”我说，“我明白。”

我朝床那边走了几步，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握住他的手。“嗨。”我说。

他也回以“嗨”。然后有一阵子我们什么也没说。

“感觉如何？”我问。

“还好吧，”他说，“我不知道。”

“什么你不知道？”我问。我看着他的手，因为我不想看他被绷带蒙住眼睛的脸。艾萨克喜欢咬指甲，我可以看到他指甲边上一些倒刺根部有血迹。

“她甚至没来看我。”他说，“我是说，我们在一起十四个月了。十四个月是很长一段时间。天啊，好痛。”艾萨克放开我的手，摸索着找镇痛泵，将那东西按一下按键就可以把少量麻药注入身体。

护士换完绷带又转回来。“才过了一天，艾萨克。”她的语气隐隐有些故作亲切，“你得给自己一点儿时间恢复。还有，十四个月并不是那么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算长。你只是刚开始不适应，孩子。等着看吧。”

护士离开了。“她走了吗？”

我点点头，随后想起他看不到点头，于是说：“对。”

“让我等着‘看’？有没有搞错？她当真那么说？”

“好护士必备品质：开始。”我说。

“第一，不拿你的残疾说双关语。”艾萨克说。

“第二，取血必须一针见血。”我说。

“说正经的，这可要命。我是说，这他妈的到底是我的胳膊还是飞镖靶子啊？第三，不故作亲切。”

“今天怎么样啊，宝贝？”我嗲声嗲气地问，“现在我要用针扎你一下了哦。可能会有一点点疼哦。”

“我的小面团儿没精打采，生病了咩？”他接上。然后，过了片刻，他说：“其实她们大部分都挺好的。我只是想从这鬼地方出去。”

“这鬼地方指的是医院？”

“嗯，也算。”他说。他抿紧了嘴，我可以看到其中的痛苦。“坦白说，我对莫妮卡想得比我的眼睛多多了。这是不是疯了？真是疯了。”

“是有点儿疯。”我赞同。

“但我相信真爱，你知道吗？我不认为每个人都一定要双眼俱全或者永不生病什么的，但每个人都应该有真正的爱情，它持续的时间至少应当跟生命一样长。”

“嗯。”我说。

“有时候我真希望整件事从未发生过，癌症这事。”他说话慢了下来，药物开始起效了。

“我很抱歉。”我说。

“格斯早先在这儿。我醒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翘了课过来的。他……”他的头往一边偏了一点。“好些了。”他轻声说。

“痛得好些了？”我问。他轻轻点头。

“好。”我说。然后，我真讨厌听到自己问：“你刚才说格斯怎么了？”但他已经睡着了。

我去了楼下那间没有窗户的小礼品店，问坐在收银机后面板凳上的志愿者老太太，哪种花的气味最浓烈。

“所有花的气味都一样，全都喷了‘超级香氛’。”她说。

“真的？”

“是啊，全都喷上了。”

我打开她左手保存鲜花的冷柜，嗅了嗅一打玫瑰，然后又俯下身去闻康乃馨。一样的香味，而且很浓。康乃馨要便宜些，所以我搞了一打黄色康乃馨，花了十四美元。我回到病房里，他妈妈在那儿，握着他的手。她很年轻，非常漂亮。

“你是他的朋友？”她问，在我听来这个问题属于那种过于宽泛、难以回答的问题之一，虽然是无意的。

“呃，是啊，”我说，“我是互助小组的。这些花是给他的。”

她接过花，放在膝头。“你认识莫妮卡吗？”她问。

我摇摇头。

“哦，他在睡觉。”她说。

“嗯。我刚才跟他聊了会儿，正赶上他们在换绷带还是什么的。”

“我真不愿意把他一个人留下，但那会儿不能不去学校接格雷厄姆。”她说。

我宽慰她：“他还不错。”她点点头：“我应该让他睡会儿。”她又点点头。我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邮箱。

lidewij.vliegenthart@gmail.com终于回信了。

亲爱的兰卡斯特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