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时报》 (1969)(2 / 2)

<b>作为一个作家,您感到孤独吗?</b>

20、30年代我结识的大部分作家是俄国侨民。我和美国小说家并没有真正的接触。在英国,我曾经和格雷厄姆·格林(3)共进午餐。我和乔伊斯吃过饭,和罗伯—格里耶喝过茶。孤独意味着自由和发现。沙漠孤岛可能比一座城市更激动人心,但我的孤单,总的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这是特殊环境——遇难的旧船、不测的风浪——的结果,而与性情无关。私下里,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热情、开朗、坦率、直言不讳、拒绝伪艺术。我不在乎自己的创作被批评或遭冷落,因而,想到那些与文学无关的人会因我发现D. H. 劳伦斯的作品很糟糕或认为H. G. 威尔斯是一个比康拉德更伟大的艺术家而心烦意乱就忍俊不禁。

<b>您怎样看待所谓的“学生革命”?</b>

惹是生非的人从来就不是革命者,他们多半是反动分子。正是在年轻人中间,我们可以发现为数众多的循规蹈矩的人和平庸的人,如成群结队、蓄着胡子的嬉皮士。美国大学里的示威者很少关心教育,如同砸坏英国地铁车站的足球迷们不关心足球一样。这些愚蠢的流氓属于一个家族——他们中间有头脑的人不多。

<b>您的写作方式是什么?</b>

没什么特别的。三十年前,我习惯在床上写作,墨水瓶就在床边,或者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间里,我在头脑里进行构思。当麻雀醒来,我却进入梦乡。现在我上午站在小讲台前用铅笔在卡片上写作,但每当阴沉的日子,我在乡间长时间散步,蝴蝶也不来干扰时,我仍然在脑海里构思很多东西。下面是一个失意的鳞翅目昆虫学家的小诗:

在岩石上——

久久地攀登;

来对了地方,

却错了时辰。

<b>您写日记或保存档案材料吗?</b>

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差但热衷于记忆的人;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回想起景色、姿势、语调,以及无数的具体的细节,但记不住姓名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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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物浦、利沃诺或维尔诺分别为英国、意大利和波兰城市。

(2) 阿普葛留姆(Alp Grum)和恩加丁(Engadine)是瑞士的两个地名。

(3) 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