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电影业的人纷纷来到蒙特勒我下榻的旅馆——敏锐的头脑、灵活的手段。我也确实想要写，或帮助写一部能反映《爱达》的电影剧本。
<b>在您近来的几部小说中，您一些最有趣的议论是关于驾驶和道路问题的（包括作者对速度和杂物箱中物品的摸索）。您开车吗？喜欢驾车旅行吗？经常旅行吗？喜欢什么交通工具？明年有旅行计划吗？</b>
1915年夏季，在俄国北方，作为一个喜欢冒险的十六岁男孩，有一天，我注意到我们的司机将家里那辆敞篷汽车停在了车库前（那是我们乡村别墅马厩的一部分），马达响着，人却不见了；接下来便是我开着它，一路歪歪扭扭地开到了最近的沟里。那是我第一次开车。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三十五年后，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我妻子让我开一会儿车，我几乎撞上停车场上唯一的一辆车，停车场很宽敞，那辆车还停在了远处。1949至1959年之间，她开车十五万英里，带我游遍了北美——只是为了捕捉蝴蝶。
<b>似乎只有塞林格和厄普代克是您称赞的美国作家。这张名单上您还会加上什么作家吗？您读过诺曼·梅勒最近的政治和社会报道（《夜间的军队》）吗？如果读过，您欣赏吗？您是否特别欣赏哪位美国诗人？</b>
这倒提醒了我：你知道，这听上去有些荒唐，但去年我和另外几个作家被邀请去报道芝加哥的那场政治集会，我自然没有去，现在还相信这多半是《老爷》杂志开的一个玩笑——邀请一个连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分不清的人。再说，我讨厌公众集会和游行示威。
<b>您对俄国作家有什么看法？如索尔仁尼琴、亚布拉姆·特尔茨(3)、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4)，近几年这些作家在美国很受读者欢迎。</b>
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我可以谈论同行，就你提到的这些勇敢的俄国作家来说，对他们的优缺点进行专业的考察是必需的。我不认为这种客观性会是公正的，因为这些勇敢的俄国人承受着政治迫害。
<b>您经常见您的儿子吗？你们怎样合作翻译您的作品？你们从一个项目的开始就一起工作还是您只是一个校订者或顾问？</b>
我们选择住在中欧，是不想离我们的儿子德米特里太远，他住在靠近米兰的地方。我们并不如我们所愿地经常见到他，因为他的歌剧职业（他有一副出色的男低音）要求他到各个国家去旅行。这多少有违于我们居住欧洲的初衷。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像过去那样贡献更多的时间来合作翻译我的旧作。
<b>在《爱达》中，凡说，一个丧失记忆的人在天堂会和吉他手，而不是和一个大作家，甚至一个平庸的作家同居一室。您愿意谁做您的天堂室友呢？</b>
这会很有趣：听到莎士比亚放声大笑，当他知道了弗洛伊德对他剧本的所作所为时。这会满足一个人的正义感，当他看到H. G. 威尔斯比假模假样的康拉德更多地应邀参加柏树下的聚会时。我也想要从普希金那儿得知他和雷列耶夫(5)的决斗是否真的发生在巴托沃公园（后来成了我祖母的产业），这个问题是1964年我第一个提出来的。
<b>您愿意简单说一下20年代、30年代的流亡生活吗？比如，您在哪儿做网球教练？您教哪些人打网球？阿佩尔先生提到，他认为您给侨民团体作过演讲。如果这是真的，您演讲的题目是什么？看起来您肯定经常旅游，是这样吗？</b>
我给同一批人或他们的朋友上网球课，1921年以来，我就教他们英语和法语，那时我仍然来往于剑桥和柏林之间，我父亲是柏林一家侨民《俄语日报》的主编之一，1922年我父亲去世后，我差不多就定居在那儿了。30年代，我经常受侨民组织的邀请当众朗读我的散文和诗歌作品。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中，我旅行到过巴黎、布拉格、布鲁塞尔和伦敦，后来，1939年的一个蒙恩的日子，阿尔达诺夫，一个同行和好朋友，对我说：“你瞧，明年夏天或秋天，我被邀请去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讲课，但我去不了，所以，你能代替我去吗？”我生活中的第三个阶段就这样开始了。
<b>您何时何地遇到了您的妻子？你们何时何地结婚的？您能简单说一下她的家庭背景和少女时代吗？您在哪个城市或国家向她求婚的？如果我没说错，她也是俄国人，您或您的兄弟姐妹小时候见到过她吗？</b>
我是在柏林的一次侨民慈善舞会上遇到我妻子薇拉·斯洛尼姆的，在这样的舞会上，年轻女士们通常会出售潘趣酒、书籍、鲜花和玩具。她父亲是圣彼得堡的一个法学家和企业家，革命毁了他的企业。我们先前在圣彼得堡的聚会上见过，那儿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我和薇拉于1925年结婚，开始的时候生活很拮据。
<b>阿佩尔夫妇和其他人说，康奈尔文学课的学生对您的小说课程不怎么欣赏，他们对男、女生联谊会的姑娘小伙和运动员更感兴趣。您意识到了吗？如果上述说法属实，那么原因是：您是一个“爱炫耀的、滑稽的讲师”。这一看法似乎同您作为一个散淡的教师的自画像有所不符。您能就作为一个教师的生活经历略微多谈一些吗？因为这是封面故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时，您对学生有什么看法？他们把那门大课称为“肮脏的文学”。您认为这是您还是英国小说名著让他们感到震惊？还是他们对什么事情都会大惊小怪？您对当今盛行激进主义、示威抗争的大学教学怎么看？</b>
在我十七年的教学生涯中，不同学期的课程是有所变化的。我记得我的教学方法和原则使有些文学课学生（还有他们的教授）感到恼怒或困惑，因为他们习惯了“严肃”的课程，这些课程充满了“趋势”、“学派”、“神话”、“象征”、“社会批评”，还有称为“思潮”的极其可怕的东西。实际上，这些“严肃”课程是相当简单的，学生所要求知道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关于这些作品的东西。在我的课上，阅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观念。“肮脏的文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笑话：说的是我前任的课程，他是一个忧伤、彬彬有礼和好酒的人，他对作家的性生活比对他们的作品更感兴趣。近十年的激进主义、示威抗议的学生，我想，要么听了一两次我的课后就放弃了，要么期末因答不出这样的试题而不及格，如论述两对做梦者：斯蒂芬·D—布卢姆、渥伦斯基—安娜的双梦主题。我的考试题目没有一个会迎合那种时髦的阐释或批评观，而那正是一个教师希望加以鼓励的。我所有的试题只为一个目标：不惜任何代价去发现学生是否完全吸收和消化了我课上讲的那些小说。
<b>我现在明白您即使不认同凡的“忧心忡忡”，您也难免会这样的。您像他一样夜不能寐吗？</b>
我在《说吧，记忆》中叙述了我童年时期的失眠症。它现在仍然一夜又一夜地困扰着我。药物确实有效，但我害怕服药。我讨厌药品。我惯常的幻觉能力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感谢冥王哈迪斯。客观地说，我从未见过比我狂乱的大脑更清晰、更孤独、更平衡的了。
<b>紧接着上述引文，凡警告说要提防“刺客的双关语”。您显然是一个杰出的、乐此不疲的双关语好手，这似乎尤其合适，如果您为《时代》杂志简要地讨论一下双关语，因为天晓得，《时代》杂志成了一个特别笨拙但坚定的刺客的目标。</b>
在一首论述诗歌的诗里，魏尔伦警告诗人慎用la pointe assassine(6)，即在诗的结尾引入一个警句或道德观点，从而将诗谋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point”的双关，在禁止的同时形成了意义双关。
<b>您是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爱好者。您什么时候失去了对神秘小说的兴趣？</b>
除了极少数例外，神秘小说是一种拼贴艺术，将多少有些创造性的神秘事件同常见的、平庸的艺术表现混杂在一起。
<b>您为什么不喜欢小说中的对话？</b>
对话如果有戏剧性或喜剧性风格，并与叙述文字艺术性地融合，这是令人愉快的；换句话说，它是特定作品中风格和结构的一个特征。反之，对话就只是自动打字机，通篇是毫无形式感的胡言乱语，一眼望去就像飞碟掠过尘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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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地界（antiterra），纳博科夫小说《爱达》中虚构的一个星球，作者称之为demonia。
(2) 《旅行的邀请》（L'invitation au voyage）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诗作《恶之花》中第五十六首诗，中译为《遨游》。
(3) Abram Tertz，俄国作家安德烈·辛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 1925—1997）的笔名。
(4) Andrey Voznesenski（1933—2010），俄国作家。
(5) Fedorovich Ryleev（1795—1826），俄国诗人，因参与十二党人起义而被处绞刑。普希金也因参与起义而被流放。1837年，普希金死于与法国流亡贵族丹特士的一次决斗。
(6) 法语，<b>杀手锏</b>。